肯普卡命他向齐格大街缓缓驶去,这样,他的小组便可以在装甲车的保护下跟在后面。鲍曼和瑙曼走在一辆坦克的左侧,肯普卡走在他们后面几步远的地方。突然,苏联的反坦克炮与轻武器一齐开了火。肯普卡旁边的坦克爆炸了,一股巨大的火焰冲天而起。他看见鲍曼和瑙曼被炸到了一旁,确信他们都已经死了(4)。接着,他感觉到斯达姆普菲格撞在他身上,然后他便失去了知觉。
苏醒之后,肯普卡发现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他摸索着向前爬了大概四十码,然后撞到了什么东西上。他缓缓起身,摸索着沿着障碍往前走——那是一个路障。渐渐地,他的视觉恢复了。只见贝茨正头昏眼花地站在他面前,头皮被掀了起来,露出了颅骨。他们互相搀扶着,踉踉跄跄地朝上将官邸剧院的方向返回。走了几步,贝茨说他走不动了。肯普卡四下望去,看见了豪赛尔曼夫人,她是希特勒的牙医布拉斯克教授的助手。她答应把贝茨带到她家去。
对于肯普卡来说,显然已不可能把他的小组平安地带出柏林了。他命令他们解散,想方设法逃出去。肯普卡本人则沿着一座人行桥跑过了施普雷河,与四个奴工一起躲进了一座铁路部门的房子。奴工中一个漂亮的南斯拉夫姑娘领肯普卡来到阁楼,给了他一件满是污垢的连裤工作服。肯普卡的右臂负了伤,但他累极了,顾不得包扎,径自躺在了地板上。
此时,冯·杜夫芬上校已经平安地抵达了红军的防线,并谈妥了投降一事。俄国人给周围的德军部队发去信息,要求他们立即投降:“我们答应体面地对待你们。每个军官都可以保留他们的随身武器。每名将士都可以随身携带他们的背包。”
浓烟滚滚的城市里,各处的德军士兵开始举着白旗走出地下室和小型掩体。魏德林本人的投降没有发生意外。他沿着吊桥跨过地方部队守卫的战壕,然后向一个苏联师投降了。他被带到了崔可夫的司令部。在那里,他亲笔起草了一封电报,命令他的部下立即放下武器。(5)
黎明前夕,大雾弥漫。韦勒曼上校佩戴着他所有的勋章走出了防空塔,身后紧跟着他的部下。突然,德军机枪从公园里开了火,子弹打在塔上又弹跳开去。但是,苏联谈判代表非常冷静,阻止自己的人进行回击。韦勒曼高声喝令,德国人停止了射击。他的两千名部下排成一列长队,穿过公园,跨过倒下的树木朝北面走去,一直走到了东—西轴心大街。接近蒂尔加藤公园的高架铁路时,雾散去了一些,韦勒曼看见数百辆苏军坦克沿着这条往常希特勒阅兵的大街,像接受检阅一样停在那里。这一景象令人心生惧意但又印象深刻。
一看到前来投降的德国人,俄国人便纷纷跳下坦克,把香烟递给他们。“战争结束了!”他们叫道,“战争结束了!”
他们这种坦率的同志情谊让韦勒曼鼓起勇气,用手指向二十名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并且大声问道:“他们可以回家吗?”
“回家吧!”苏联代表大声答道。
韦勒曼把双手拢在嘴边,高声喊道:“小伙子们,你们可以回家了!”
年轻人们兴奋地尖叫着,四散而去,奔赴自由。而年长的德国兵则对俄国人这种出乎意料的同情之举心怀感激,由衷地欢喜。
肯普卡被一阵俄国人的喧闹声吵醒了。他从阁楼里向外望去,看到红军战士正亲热地捶打着奴工们。那个南斯拉夫姑娘向他招手,肯普卡不安地走了下来。年轻姑娘微笑着把他带到一位苏联政委面前,政委怀疑地看着他。姑娘说:“这是我丈夫。”于是政委拥抱了肯普卡,并且喊道:“同志,柏林完了,希特勒完了!斯大林是我们的英雄!”
俄国人拿出了食物和伏特加,黎明来临之际,他们开始了喧闹的狂欢。
<h4>5</h4>
除了一些负隅顽抗的德军的零星枪声外,柏林战役已经结束,守城者都已顺从地投降了。
然而,地下掩体以西仅仅六十五空英里的地方,数千名德国士兵和百姓正挤在易北河东岸的唐格明德,伺机向西逃亡。大桥已被炸毁,但德国工兵们在桥的残骸上搭起了一座只能步行通过的便桥。在美国人的观望下,每天都有将近一万八千名德国士兵与百姓到达西岸。还有几千人分别乘坐木筏、橡皮船和小船,从其他地方渡过易北河。
5月2日上午,俄国人突破了温克的左翼。温克的参谋长建议立即开始与美国人谈判。温克说他愿意投降,但希望再拖延一个星期,这样,易北河东岸的百姓就可以继续西逃。
马克斯·冯·埃德尔斯海姆将军作为谈判代表被派过河了。美国人同意让德国部队从三处渡过易北河,但是拒绝再让百姓过河。
在柏林北面,曼托菲尔的军队——几乎是维斯瓦河集团军群仅余的全部军队——正在撤退,竭力想在罗科索夫斯基追上他们之前,抵达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战线。不过,罗科索夫斯基对波罗的海重要港口卢贝克湾的兴趣已远远超过了收拾俘虏。艾森豪威尔催蒙哥马利加快向波罗的海进军的步伐,好在俄国人夺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甚至丹麦之前,便抵达那里。
蒙哥马利非常尖刻地答道,他很清楚该怎么做;辛普森的军队从他手下调走之后,他进攻的速度自然放慢了。艾森豪威尔回应道,他会把李奇微的第二十八空降军的四个师暂时拨给他。
隔在蒙哥马利与波罗的海之间的,只有勃鲁门特里特那筋疲力尽的部队。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勃鲁门特里特与英国人进行了一场绅士的战役,在尽量避免伤亡的情况下且战且退。自4月中旬以来,敌对双方一直保持着非正式的联系。这天早晨,英国第二集团军的一名联络官非正式地拜会了勃鲁门特里特,并对他说,鉴于俄国人即将包围卢贝克,陛下的军队想知道,德国人是否允许他们在俄国人之前占领这个波罗的海港口。
勃鲁门特里特也不愿让卢贝克落在俄国人手里,于是,他当即下令,停止对正在前进的英国人进行射击。
英国第七装甲师立刻迅速向北推进,而德国难民则继续西逃。他们的行动非常协调。傍晚时分,几千名难民安全到达了易北河入海口的西岸,而英国人也在俄国人之前进入了卢贝克。
<h4>6</h4>
那一天,汉娜·莱契和格莱姆走出海军元帅邓尼茨的指挥所时,遇到了希姆莱。
“等一等,党卫军全国领袖先生。”汉娜说道,“您能不能抽出点儿时间?我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当然可以。”他似乎心情不错。
“党卫军全国领袖先生,听说,在没有得到希特勒命令的情况下,您就同盟军进行了接触,并且提出了和平建议,这是真的吗?”
“对,怎么了?”
“您在最困难的时刻背叛了您的元首和人民。这是叛国罪,党卫军全国领袖先生!”
希姆莱也许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攻击,因为他的反应更多的是歉意而非气恼。他解释道,希特勒“痴迷于自豪与光荣”,实际上,他已经疯了,“早就应该被制止”。
“疯了?我不到三十六个小时前刚从他那里来。他已为他所信仰的事业牺牲了。他勇敢地死了,他的死充满了您所说的那种‘光荣’,而您、戈林和其他人现在得作为打了烙印的叛徒和懦夫活下去!”
“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德国流血,是为了拯救我们国家残留的东西。”
“您说流血吗,党卫军全国领袖先生?现在您谈到了它?多年前您就应该想一想了,在人们还没把那些无谓的流血与您等同起来之前。”
争论被一阵机枪的嗒嗒声打断了:盟国的飞机从头顶低低掠过,正在扫射这一区域。
在基尔附近的新指挥部里,希姆莱接见了由于希特勒的死讯而哀恸不已的莱昂·德格雷勒。这个比利时人说,他打算先去丹麦,然后再去挪威,在那里,他要继续与布尔什维主义斗争到底。他问希姆莱有什么计划。
希姆莱从嘴里取出一颗氰化物胶囊,这让人不禁毛骨悚然。接着,他又几近狂喜地说,他认为还可以跟邓尼茨政府做些交易:“我们必须赢得六个月的时间!到那时,美国人就会跟俄国人开战了。”
“党卫军全国领袖先生,”德格雷勒冷冷地说道,“我认为这需要六年。”
薄暮时分,邓尼茨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在基尔附近的一座桥上会见了海军上将冯·弗雷德堡。弗雷德堡就是被选去和蒙哥马利谈判的那个人。邓尼茨指示他提出率整个德国北部投降,但同时还要强调试图逃往英国人战线的德国难民与士兵们的可怕处境。
随后,邓尼茨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驱车来到了弗伦斯堡,他们的新指挥部。弗伦斯堡位于德国的最北端,紧邻丹麦边境。途中,邓尼茨通过了新任外交部长起草的一篇政治演说;这位海军元帅希望尽快将其广播出去。
抵达弗伦斯堡之后,施维林·冯·克罗西克马上来到了广播站。“女士们,先生们,”他开口说道,他告诉他们,惊慌失措的人们正如潮水般试图逃向西方,“东方的铁幕日益逼近;在铁幕后面,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所有落入布尔什维克魔爪中的人民都将受到摧残。”他说,旧金山会议将努力草拟一部宪法,以保证战争的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可能到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将会使用可怕的新武器,“导致整个人类的死亡和毁灭”。然而,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欧洲,他预言说,将成为向苏联人二十五年来系统计划的世界革命迈出的第一步。“因此,我们不知道惴惴不安的人类对旧金山(会议)有何期望。而且,我们还认为,必须颁布一部世界宪法,这不仅是为了阻止未来的战争,也是为了把发动战争的火药桶挪走。但是,如果红色纵火犯插手其中的话,这部宪法就不可能诞生。”
“今天,世界必须做出一项对于人类历史来说至关重要的决定。这项决定关系到是骚乱还是安定,是战争还是和平,是死还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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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阿图尔·赛斯G英夸特(Arthur Seyss GInquart,1892—1946),奥地利纳粹党代表人物,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末代总理,在其仅五天的任期内完成德奥合并,并成为德国东部边疆区(即奥地利)总督。二战期间历任波兰南部行政长官、波兰副总督、荷兰总督。在希特勒的政治遗嘱中,他被委任为德国外交部长,但并未到任,后于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绞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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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尼茨认为希特勒死于一次空袭。他最近说:“我现在庆幸自己当时不知道希特勒是自杀的,因为那样的话,我就必须把这个情况告诉广大人民,而许多士兵就会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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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1824—1896),奥地利作曲家、管风琴家、浪漫乐派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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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过维尔纳·瑙曼活了下来——到现在还活着。他、鲍曼和其他四个人继续走到了莱特尔站,然后在那里分了手。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阿瑟·阿克斯曼声称,当晚晚些时候,他看见了鲍曼的尸体。但他的说法没有得到证实。当晚逃离地下掩体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活着出去了。在所有的纳粹头子中,马丁·鲍曼可以说最有可能不被抓获,因为,即使在德国,认识他的人也很少。他是一个无名之人,很容易藏匿起来。一位党卫军权威人士最近证实,有人在南美洲见过鲍曼。如果真有高级纳粹分子逃脱了的话,那就是鲍曼;他是一个天生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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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月9日,魏德林、杜夫芬、五位将军、三名上校和唯一的一个一等兵坐上一架飞机,被带到了莫斯科。这个一等兵是来自波茨坦的一位中年烟商,名字叫杜鲁门。在他被俘后,人们问他是否是杜鲁门总统的亲戚。他猜有可能是,因为他的一位叔祖移居到了美国。因此,他被重兵看守。在莫斯科,杜鲁门与杜夫芬同住一间牢房。在受到俄国秘密警察多次审问后,有一天,他告诉杜夫芬:“政委刚才告诉我,我与美国总统没有任何关系,我得向所有人说明这件事。”三个月后,他被带离了这间牢房,而杜夫芬再也没见过他。杜夫芬最终在1955年12月回到了西德,而魏德林则于同年11月死在了一所苏联监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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