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

杜鲁门从莫斯科召回了哈里曼，要跟他私下谈谈。4月20日中午，两人会面了。总统急切地想知道大使对于俄国人的直接印象。

在哈里曼看来，苏联认为可以同时成功地奉行两种政策：与美英合作，同时通过独立行动，扩大苏联对其邻国的控制。斯大林的一些顾问误认为，美国的宽宏大量以及合作的愿望是软弱的表现。“我认为，苏联政府并不想与美国决裂，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来进行重建。”他说。因此，他推断，美国可以在重要的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而不会招致严重的危险。

接着，哈里曼指出了一些具体的困难，但被杜鲁门打断了。“我不怕俄国人。”杜鲁门说，他打算表现得强硬些，但是会公正处事，“无论如何，俄国人需要我们多于我们需要他们。”

“我认为，我们正面临着欧洲遭到野蛮入侵的局面，”哈里曼警告说，“我们必须决定该以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些令人不快的事实。”他说，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是悲观主义者。还是能够跟俄国人找到一个可操作的共同行动基础的。“但这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在处理国际事务的问题上，苏联政府不会按照世界其他地区所奉行的原则行事，必须放弃任何此类幻想。”

杜鲁门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交易。他不会期盼斯大林把他所要求的东西百分之百地都给他，“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得到百分之八十。”

哈里曼问道，与旧金山会议以及美国参加联合国的问题相比，总统认为波兰问题有多重要。杜鲁门当即回答说，除非波兰问题能够按照雅尔塔会议上确定的方式得到解决，否则，参议院决不会批准美国参加任何所谓联合国之类的组织。“我就打算这样告诉莫洛托夫，”他加重语气说道，“我准备在与苏联政府打交道时采取强硬态度。”

会晤结束时，哈里曼推心置腹地说道，他急于回华盛顿的原因之一，是担心杜鲁门不像罗斯福那样了解，斯大林正在破坏他们达成的协议，“我更怕您抽不出时间来读最近的电报。不过，我必须说，当我发现您已经全部读过了，并且我们对形势的看法完全一致时，我感到非常欣慰。”

<h4>3</h4>

与此同时，正像原来预计的那样，欧洲的战斗到了白热化阶段。4月17日早晨，莫德尔的独特计划开始实施。他大笔一挥，B集团军群的余部便不复存在。鲁尔袋形阵地的战斗结束了。这位骁勇善战的小个子元帅转向他的参谋长，说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为了证明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我们是否已做了所有应该做的事？作为一名战败的指挥官，给他剩下的还有些什么呢？”他停顿了一会儿，他接下来的话不仅回答了这一问题，也暗示了他本人的命运，“古时候，他们都会服毒自杀。”

关于温克，莫德尔的想法是对的。新成立的第十二集团军不可能突破敌人防线，抵达鲁尔地区。事实上，温克根本就没有发动这一毫无希望的攻势。他尽全力坚守着易北河战线，而他的左翼已经受到了霍奇斯的稳步前进的威胁。温克命令马克斯·冯·埃德尔斯海姆将军坚守哈雷和莱比锡，以保护其左翼。然而，4月17日，霍奇斯攻下了哈雷，并将莱比锡孤立了起来。

莱比锡是一座历史名城，同时也是德国最为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正是在这里，马丁·路德在宏伟的圣托马斯教堂第一次布道；也正是在这座教堂里，巴赫演奏了整整二十七年的管风琴，并且最后就葬在此地；而瓦格纳也是在这里受洗的。这里还有德国最令人敬重的纪念碑之一——民族大会战纪念碑。这座纪念碑高达三百英尺，是为了纪念1813年击败拿破仑一战中死亡的将士而立。德国统计学家曾仔细地作过计算，认为要修建这样一座纪念碑，所需要的石头和水泥如果用货车来运，车队将长达三十四英里。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座堡垒而不是纪念碑，事实上，几天后它就会成为一座堡垒。

该城那可怜的防守部队由汉斯·冯·庞塞特指挥，其中包括第一〇七摩托化步兵团的七百五十人，以及作为后备力量的一个摩托化营的二百五十人。除此之外，还有第十四防空师的几支部队、人民冲锋队的几个营和该城的警察局长，威廉·冯·格罗尔曼中将（相当于美国的少将）手下的三千四百名警察。

格罗尔曼是一名警察，而不是一个军事指挥官。他坚决反对把人民冲锋队的年轻人投入一场无望的战争。他说，这等于是屠杀儿童。“警察归我指挥。”他告诉庞塞特。而他不打算把他们交给其他机构去干其他事情。“我们自己的部队太薄弱了，不能进行真正的抵抗，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没有重武器了。”他争辩道，因此，为保卫城市而做出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只会愚蠢地将七十五万居民暴露在危险之中。

在霍奇斯指挥第二和第六十九美国步兵师包围该城时，格罗尔曼和庞塞特却继续各行其是。庞塞特上校指挥他的主力部队在市政厅区域设立了路障，接着又派三百名最精干的手下秘密占领了那座庞大的纪念碑；而与此同时，格罗尔曼却在准备投降。

4月18日，格罗尔曼通过广播宣布他已接管了指挥权，并将尽其所能代表广大市民的利益。下午四点，他设法与第二师的瓦尔特·罗伯逊少将通了电话，提出愿将莱比锡拱手相让。

罗伯逊说，格罗尔曼应诱使冯·庞塞特放下武器。接着，他通过无线电将此事告知他的指挥官，第五军的克拉伦斯·许布纳。许布纳随即又打电话给霍奇斯，告诉他自己将就莱比锡投降的问题去进行谈判。霍奇斯回答说，他只接受无条件投降。这时，格罗尔曼终于打通了庞塞特的电话。庞塞特与他的部下正驻扎在纪念碑里，不过格罗尔曼对此全然不知。“我根本不打算投降。”说着，庞塞特挂了电话。

不过，格罗尔曼还是派自己手下的一名军官前往最近的美国军队驻地，再一次提出有条件投降。黄昏时分，这名军官被带到了查尔斯·B.麦克唐纳上尉的指挥所。麦克唐纳只有二十二岁，是第二师第二十三团G连连长。

“他知道我只是一个上尉吗？”麦克唐纳问翻译，“他要向一个上尉投降？”

对方的回答热情洋溢：“愿意！很好！”一个小时后，麦克唐纳的吉普车行驶在了莱比锡的街道上。一路上，震惊的市民们要么纳闷地盯着看，要么就兴奋地向他挥手。在警察局里，麦克唐纳遇到三名打扮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的德国军官。他抓了抓自己浓密的短胡子，突然意识到已经两天没洗过了。他在心中暗暗思忖，是否应该行礼？为了安全着想，他举手行了礼，然后学着德国人的样子将两个脚跟咔嗒一靠。

麦克唐纳被带到了格罗尔曼的办公室。将军迎上前来，向麦克唐纳伸出手。他一只眼睛上戴着单片眼镜，红润的圆脸庞容光焕发。在麦克唐纳看来，他和好莱坞电影中那些高级纳粹党人一模一样。喝了一杯法国白兰地之后，两人开始会谈。格罗尔曼说，他将高兴地率领全部警察部队投降。但是，当麦克唐纳要求所有的武装部队同样放下武器时，他遗憾地摇了摇头，说道：“我根本控制不了冯·庞塞特上校，我甚至不知道他的指挥所设在哪里。”不过，他认为，大部分武装部队已经离开了该城，庞塞特不会惹什么麻烦。然而，美国第六十九师的发现却完全相反。这个师刚刚从东南方向进了城，充当其先锋部队的是兹威博尔中校的装甲特遣部队。

当兹威博尔特遣部队接近纪念碑时，藏在里面的庞塞特手下开火了。兹威博尔的坦克本来正以十迈的速度前进，此刻连忙开足马力，以三倍于此的速度在通往市政厅的大街上急驰，几乎每次转弯时都有步兵从坦克上摔下来。来到市政厅前的最后一条街上时，兹威博尔从一个意大利难民口中得知，这个地区至少有三百名党卫军士兵。他带领剩下的六十五名步兵——大约有一百六十人不是在疾驰中从坦克上掉了下去，就是被敌人的炮火击中——明智地挖下了战壕，准备躲过这一夜。

黎明时分，第六十九师的一个步兵连试图攻打华而不实的市政厅大楼，但很快便被打了回来。于是，兹威博尔调遣他的几辆坦克和反坦克炮去支援他们。

当兹威博尔特遣部队驶近一个十字路口时，加布里埃尔·赫尔贝纳和她的一个女性朋友正站在那里。她们以为这些装甲车都是德国的。这时，一辆坦克放慢了速度，里面的一个人叫道：“停一下，小伙子们！”

一名坦克手从炮塔探出头来，说道：“到掩体或地下室里去吧。市政厅就在广场尽头，我们不得不进攻了。”他笑了笑，然后缩了进去。很快，他拿了些糖果又出来了。他把糖果扔给两个姑娘。两个姑娘不知所措，连忙钻进了一个掩体。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敌人呢？

兹威博尔把部队分成两路纵队，和步兵连一起对市政厅发动进攻。然而，美国人又一次被德军的“铁拳”、机枪和步枪拦住了。九点左右，在另外两次进攻被打退之后，灰心丧气的兹威博尔决定智取而非强攻。他说服了一名德国消防队长，如果他能把最后通牒送进市政厅，就可以挽救许多人的生命。最后通牒内容如下：除非指挥官立即投降，否则，二十分钟后，美国人便会用重炮、火焰喷射器和一整个师的步兵发起进攻。

几分钟后，一百五十名德国人高举双手拥出了大门。美国人在楼里发现了弗赖堡市长、他的副手，以及他们家人的尸体。他们都自杀了。

现在，莱比锡余下的唯一顽强抵抗就是纪念碑那里了。此时，庞塞特已经擒获了十七名美国战俘。八英寸的炮弹对这座建筑轰炸的效果甚微，有些甚至一接触到花岗岩就弹跳了开来。这似乎将是一场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围攻。第二七三团的审讯员汉斯·特雷弗斯上尉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告诉团长C.M.亚当斯上校，他认为自己可以说服庞塞特投降。特雷弗斯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36年与他的父母一起逃到美国，六年后作为优等生毕业于纽约城市大学。

下午三点，特雷弗斯在该团主任参谋乔治·奈特中校和一名手持白旗的德国战俘陪同下，爬上了纪念碑后部纪念品商店门前的台阶。庞塞特和另外两名德国军官走了出来，与这几个谈判者见面。

特雷弗斯告诉庞塞特，抵抗是愚蠢的，“你们不可能打赢。战争已经输掉了。聪明的话，最好立刻投降，这样可以避免更多的伤亡。”

“我本人接到了元首下达的命令，不准投降。”庞塞特回答说。他还拒绝释放那十七名美国俘虏，也拒绝用他们来交换德国俘虏。不过，双方同意停火两小时以撤退伤员。

美军医务人员开始转移十几名伤员，特雷弗斯则继续与庞塞特在纪念品商店前争论着。五点左右，他终于说服了庞塞特，允许自己到纪念碑里去继续谈判。

在莱比锡的其他地方，战斗已告结束，只是偶尔会有人放几下冷枪。美国部队从城中蜂拥而过。大兵们乘着吉普车或卡车在街道上来回奔驰，手里挥舞着纳粹的旗帜。一个美国大兵站在卡车车厢里，用一把黑梳子把胡子梳成希特勒的样式，同时还高唱着《霍斯特·威塞尔之歌》(4)。见此，就连德国人都哄笑了起来。对于其中一些人来说，这应该是多年来第一次放声大笑。

午夜时分，特雷弗斯和庞塞特还在争论。“如果你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庞塞特说，“那我根本就不会跟你谈话。四年之后，我们会在西伯利亚见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特雷弗斯说，“现在牺牲这些可以用来对付俄国人的士兵不是很可惜吗？”

“是的，但我接到了不准投降的命令。”

“我相信你肯定熟知洪堡亲王的故事，”特雷弗斯提到了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5)的一出戏，“他没有服从命令，却因而为选帝侯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过了一会儿，特雷弗斯告诉庞塞特及其军官们，师部刚才做出了一个决定：如果庞塞特自己走出纪念碑投降，就允许他的部下一个接一个地跟在他后面走出来。庞塞特接受了。4月20日凌晨两点，他大步走出了纪念碑大门。纪念碑的战斗结束了。

但是，正当特雷弗斯准备释放其他的德国人时，奈特上校说，这里面有一点误解。师指挥官埃米尔·F.莱因哈特只允许释放庞塞特，其他的德国人应该暂时被关在纪念碑里。特雷弗斯回到其他德国军官面前，试图说服他们接受新的条件。他劝诱说，如果他们答应不逃跑，他将为他们争取在莱比锡的四十八小时行动自由。只有一名德国军官坚持原来的条件，特雷弗斯很快就放了他。不管上级有何命令，特雷弗斯觉得自己不能食言。接着，他劝说奈特批准四十八小时的行动自由。“但是，”奈特说，“那样我们就必须在不让莱因哈特知道的前提下，让这些人进出纪念碑。”

德国士兵被解除了武装。与此同时，特雷弗斯鼓励大约十五名德国军官离开纪念碑回家。四十八小时后，他回来接他们，所有人都在那里等候。只有一名军官没来，但是留下了一封表示歉意的信。

整条西线上，此类奇怪的投降方式遍地开花。比如很多时候，一个美国人简单地拿起电话，便和下一座城市的市长安排好了该城的和平投降。

事实上，西线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是凯塞林认为，他仍旧应该尽全力守住首都前沿的易北河一线，这样，希特勒就可以将柏林的全部兵力投入与布尔什维克的最后一搏。

然而，防守这一战线的指挥官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在没有接到命令，甚至没有请示元首总部的情况下，瓦尔特·温克将军便命令他的第十二集团军掉头后退。他的手下转身背对美国人，开始向布尔什维克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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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obert Edward Lee，1807—1870，美国军事家，南北战争时期任南方邦联的总司令，多次取得著名战役的胜利。1865年，他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向敌军投降，从而结束了内战。——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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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六天后，比德尔·史密斯在巴黎斯克里布酒店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柏林“已不再重要了”。一个记者问，艾森豪威尔是否因为同俄国人达成了某种协议，所以才在易北河停止了前进。“不，”史密斯回答，“我们同俄国人达成的唯一协议，是关于在什么地方与他们会师的协议。在不久前我们的来往信件中——应该说，是六到八周以前——我们同俄国人一致同意，将在莱比锡一德累斯顿地区会师。”第二天，德鲁·皮尔森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4月13日，星期五，即总统逝世的第二天，美国先头巡逻队已经到了波茨坦——该城之于柏林相当于布朗克斯之于纽约——虽然官方可能会否认，但这的确是确凿的事实……但是，第二天，这些部队却撤出了柏林郊区，退到了南面约五十英里处的易北河。之所以下令进行这一撤退，主要是因为事先已同俄国人达成了让他们攻占柏林的协议，同时也是因为俄国人坚持应该遵守这一协议。”哈里·霍普金斯愤慨地作了回答。德鲁·皮尔森的说法并不正确。在雅尔塔会议上，并未达成任何应让俄国人先进入柏林的协议。事实上，我们甚至都没提过这件事。盟军参谋长们同俄国参谋长们以及斯大林，只是就总的战略达成了协议，双方都将以全力推进。这是实情。但霍普金斯接下来的话，透露出他根本不知道易北河真正的情况。同样，说布雷德利将军在易北河停步是应俄国人的要求而为，这样他们就可以率先进入柏林，这也不正确。布雷德利的确已经派一个师进入了波茨坦，但它离主力部队很远，后勤供应不够充足。任何了解这一情况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能够攻占柏林的话，就一定会攻占它。那将是我军的骄傲。但是，德鲁·皮尔森现在说总统曾同意由俄国攻占柏林，这纯属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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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丘吉尔还最后一次请求攻占柏林，但杜鲁门的反应和罗斯福之前的反应一样——他完全支持艾森豪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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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纳粹党歌。——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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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einrich VonKleist，1777—1811，德国伟大的剧作家、小说家、诗人，《洪堡亲王》是其代表剧作之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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