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上校就是东部这种战斗精神的化身。他是一个“斯图卡”式轰炸机大队的指挥官，身材中等，却极富活力，这给人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他不是走路，而是跳跃；不是说话，而是滔滔不绝地高声往外喷词。他长着一头浅棕色的鬈发，一双浅橄榄绿的眼睛，面部轮廓非常清晰，简直像是用石头雕刻而成的。他毫无保留地信任希特勒，却比任何人都更加坦率地批评党员们及军事首脑们的错误。六年间，他执行战斗任务近两千五百次，战功显赫，已成传奇。他击沉过一艘苏联战舰，还摧毁了大约五百辆坦克。
2月8日，鲁德尔的部下在屈斯特林和法兰克福之间，沿着奥得河，与已经穿过希姆莱集团军群防线的朱可夫先头部队作战。事实上，除了奥得河这道天然障碍，分散在河岸上的几支分队，以及鲁德尔的“斯图卡”式轰炸机——每架飞机都相应地装饰着一个六百年前东征的条顿骑士团的徽章——希姆莱并无其他手段去阻止俄国人。“斯图卡”已不再是空中的威胁，它速度缓慢，行动笨拙，俯冲投弹时很容易被击中。鲁德尔本人就被击落过十多次，左腿被机枪子弹打伤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在过去的两周里，他的部下沿着奥得河飞来飞去，像紧急消防队一样，试图阻止势如破竹的红军坦克队伍。他们炸毁了数百辆坦克，但是又有几千辆不屈不挠地向奥得河两岸冲来。
在阿登战役中，鲁德尔被召到元首在西线的司令部，接受一枚特别勋章。
“你已经飞得够多了，”希特勒紧紧抓住他的手，盯着他的眼睛说道，“我们德国的青年人可以从你的经历中获益匪浅，你应该为此而珍惜生命。”
对于鲁德尔来说，没有比让他停飞更糟糕的事了。他说：“元首，如果不允许我继续率领我的大队飞行，我就不能接受这枚勋章。”
希特勒仍然紧握着鲁德尔的右手，仍然凝视着他的眼睛。他用左手拿出一个天鹅绒衬里的黑色盒子。盒子里面，钻石的光芒熠熠生辉。那是他亲自为鲁德尔特别设计的一枚勋章。希特勒严肃的表情缓和了下来，他微笑着说道：“好吧，你可以继续飞行。”不过几周之后，他改变了主意，命令鲁德尔停飞。鲁德尔非常生气，打电话给帝国元帅戈林，但戈林出去了。他又想找凯特尔，但凯特尔在开会。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直接打给希特勒本人。当他要求接通元首的电话时，一个怀疑的声音询问他的军衔。
“下士。”他开玩笑说，接着听到了一阵赞赏的笑声。过了一会儿，希特勒的副官尼古拉斯·冯·布洛上校接过了电话。布洛说道：“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请求你不要激怒元首。”
鲁德尔决定亲自去找戈林求助。此时，戈林正在卡林霍尔乡下的家里。帝国元帅身穿一件鲜艳的长袍，宽松的袖子像大蝴蝶的翅膀一样扇动着。“一周前，我特意为你的事去见了元首，”戈林告诉他，“元首这么说：‘当着鲁德尔的面，我不忍心告诉他必须停飞；我就是办不到。不过你这个空军的头儿是干什么用的？你可以告诉他，我不能。像我这么一个喜欢看见鲁德尔的人，在他服从我的意愿之前，我不想再见到他。’这是元首的原话，我不想再对这个问题多加讨论了。我很清楚你的意见，很清楚你会反对。”
于是，鲁德尔没再争辩，而是返回了前线。他决心像从前一样继续飞行。他的确继续飞行了，不过是偷偷的，直到一份战报中称赞他在一天之内炸毁了十一辆坦克。命令随之传来，让他立刻去卡林霍尔报到。
戈林怒不可遏。“元首知道了你还在飞，”他说，“他让我警告你，必须马上放弃飞行。你不要逼他对你做出违抗军令的惩处。另外，他也不愿对一个因英勇战斗而获得德国最高勋章的人采取这种行动。我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
如今，两周后的2月8日，鲁德尔仍旧在飞。晚上，阿尔伯特·施佩尔到访。他是希特勒最为聪明能干的一位部长，掌管着军备和军工生产部。“元首计划袭击乌拉尔军火工业使用的水坝。”施佩尔开口说道，“他希望能够中断敌人的武器生产，尤其是坦克生产，至少要中断一年。”这次行动将由鲁德尔来组织，“但是你不能亲自去飞；元首特意强调了这一点。”
鲁德尔提出了抗议。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这项任务，他对于俯冲轰炸的经验非常丰富。他逐条列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可施佩尔只是回答道：“这是元首的意思。”然后他说，他将送来乌拉尔计划的详细方案。临别时，他对鲁德尔吐露道，德国工业所遭受的巨大破坏让他对未来很是悲观，然而，他希望西方能够看清形势，不要让欧洲落入俄国人手中。接着，他叹了口气，说道：“不过，我相信，元首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人选。”
<h4>5</h4>
2月9日的每日元首会议之前，陆军总参谋长、东线总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带着一种彻底的挫败感，正在研究形势报告。他不擅防守，也没有能力指挥这种层面上的战斗。基本上来说，他只是一个童子军领袖，一名直率坦诚、热血沸腾、生性开朗的战士。正因他一直凭着这些能力与热忱投身战斗，他的部下——从军官到士兵——才都虔诚地追随于他。在普鲁士军事学院学习了四年之后，他参加了他父亲指挥的步兵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历任信号官、第四步兵师参谋，最后任总参谋部参谋。
他对坦克的兴趣日益浓厚。英国人和法国人认为，坦克的优势在于它的超强火力和防护能力。而古德里安则声称，这两点使坦克不得不限制自己的行军速度，以使步兵跟上其步伐。在他看来，装甲战的精髓在于速度和灵活性，其次是火力，最后才是防护能力。对于他来说，一个装甲师不是简单的一群坦克，而是一支完全独立的特遣部队，它包括高射炮、反坦克炮、摩托化步兵和工兵。应该将几个这样的师组编为协同作战的装甲部队，那才是一支行动神速、威力无比的力量。
然而德国总参谋部与英法专家意见一致。直到希特勒上台后，古德里安的梦想才得以实现，因为发动闪电战的可能性让希特勒激动不已。古德里安的理论最终在波兰付诸了实践。如果在坦克部队横穿比利时境内时，希特勒没有突然下令停止进攻，他很有可能及时赶到英吉利海峡，阻止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发生。
1941年夏对俄国发动进攻后取得的最初战绩，同样主要归功于古德里安的原理。然而，开始下雪之后，他恳求希特勒让他破釜沉舟地打到莫斯科去，元首却拒绝了，并命令他包围并占领基辅。他照办了，但这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于是，他便要求元首允许他等到春天再占领莫斯科。希特勒再次拒绝。对俄国首都的进攻立即发动了，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灾难。其后，希特勒剥夺了古德里安的指挥权，直到两年后的斯大林格勒大溃败，才将他重新起用。尽管将军被晋升为陆军总参谋长，但他与元首之间的裂痕只是从表面上似乎得到了弥补。而每次会议之后，这一裂痕都威胁着要重新裂开，以至于古德里安的副官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男爵很为他上司的性命担心。
为了参加2月9日的元首会议，古德里安离开了措森，前往北面的柏林。在这二十英里的路上，他一直烦躁不安，怒气冲冲。有些事情必须要做了，他说。往北很远的地方，库尔兰集团军群的十二个师被阻断在了拉脱维亚海岸，远离了战争，因为希特勒不愿让他们从海路撤退。沿海岸往南一百二十五英里，北方集团军群也被困在了柯尼斯堡地区。和北面的战友一样，他们全靠空运和海运提供给养。这两个集团军群都没有对德国的这场战争做出任何贡献。还有希姆莱的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和从前一样，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在阻止朱可夫向柏林进攻的问题上，几乎无所作为。尽管首都正受到朱可夫的直接威胁，希特勒却仍向南部的匈牙利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真是太可笑了，古德里安喃喃自语。然后，他又说道，今天就要和元首最后摊牌。
和往常一样，在允许他们进入希特勒的办公室之前，党卫军的卫兵仔细搜查了他们贴身的制服，彻底得简直让人觉得饱受侮辱。会议刚一开始，古德里安就突然要求希特勒推迟进攻匈牙利，立即对朱可夫逼近柏林的先头部队进行大反攻。朱可夫已经断了给养，对他先头部队的两翼同时发起进攻，就可将其拦腰截断。
希特勒耐心地听着。接着，古德里安提出了进行这一反攻的必要条件：立即撤出库尔兰、巴尔干、意大利和挪威的所有驻军。希特勒粗鲁地拒绝了。古德里安只能继续争辩说：“你必须相信我，我并不是出于固执才坚持从库尔兰撤军。除此之外，我看不到什么其他方式可以保卫首都。我向你保证，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德国的利益。”
希特勒站起来，左半身颤抖着，高声喊道：“你怎敢这样对我说话！你难道认为我不是在为德国而战吗？我这一生都在为德国无止境地奋斗！”戈林走到古德里安身边，拽过他的胳膊，把他拉进了隔壁房间。两人喝着咖啡，想让古德里安尽量控制一下自己的怒火。可刚一回到会议室，他便再次要求从库尔兰撤军，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希特勒怒火冲天地挣扎着站了起来，拖着脚走到古德里安面前，而古德里安也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两人相对而立，死死地盯着对方。希特勒甚至都挥舞起了拳头，但古德里安还是拒绝退让。最后，古德里安手下的一个参谋，沃尔夫冈·托马勒将军抓住古德里安的衣角，把他拽了回来。
这时，希特勒已经控制住了自己。让大家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平静地同意了让古德里安发动反攻。他补充说，当然，反攻的规模不能像将军希望的那么大，因为不可能从库尔兰撤军——然后，他简单描述了自己的想法：动用目前希姆莱用于保卫波美拉尼亚的军队，从北部发动一次极为有限的进攻。
古德里安打算反驳，不过，他最终决定，小规模的进攻总比压根不进攻强。至少，他可以挽救波美拉尼亚，并打开一条通向东普鲁士的道路。
朱可夫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反攻的可能性，继续将他的先头部队向德国内陆推进。在屈斯特林和法兰克福之间的奥得河西岸，他已经建起了一座桥头堡，现在正准备以此为跳板攻向柏林。
2月9日早晨，德国空军司令部通知鲁德尔，俄国坦克刚刚从桥头堡过了河。最高统帅部无法及时调来重炮部队，阻止不了这些坦克向柏林全速推进。只有“斯图卡”能阻止它们。几分钟后，鲁德尔和能召集到的所有飞行员飞上了天空，向冰封的奥得河飞去。他命令一个中队去攻击法兰克福附近的一座浮桥，然后亲自率领反坦克小队突袭西岸。
他看见雪地上有很多车辙。是坦克还是防空拖车？他冒着密集的高射炮火，降低高度，向雷布斯村飞去。这时，他发现了十几辆精心伪装的坦克。接着，高射炮火砰的一声击中了他的机翼，他连忙将飞机急速向上拉升。他可以看到，下面至少有八门防空炮。他意识到，在这样一片既没有高大树木也没有建筑物的平原上，追逐坦克就等于自杀。若是平时，他自然会选择一个更好的目标，但今天，柏林正处于危险之中。于是，他用无线电通知大家，由他和他的机枪手恩斯特·加德曼上尉单独前去攻击坦克。其他人原地守候，待看到高射炮的火光后，再设法将其炸毁。
鲁德尔观察了一番地形，终于看见一队T-34坦克正从树林中潜出。“这一次，我就全靠运气了。”他对自己说。然后，他掉转机头，向下俯冲。炮火在机身两侧呼啸而过，但他仍继续俯冲。在离地面大约五百英尺处，他微微将飞机向上拉升，然后突然旋身，向一辆正在隆隆前进的坦克冲去。他不想从一个过陡的角度进攻，那样有可能会脱靶。他的两门炮同时开了火，坦克顿时浓烟滚滚。随即，第二辆T-34进入了他的瞄准器。他对准坦克尾部开了火，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又炸掉了两辆坦克。然后，他飞回基地补充弹药，之后再次返回发动第二次攻击。又干掉几辆坦克之后，他勉强飞回了基地。他的两翼和机身都被炮火炸出了裂痕，不得不换架飞机继续战斗。
到第四次出击时，他已经击毁了十二辆坦克，只剩下一辆体形巨大的“斯大林”式。他拉升飞机，一直飞到高射炮的射程以外，然后突然翻转机身，从斜刺里呼啸着向下疾冲，同时不断地左右剧烈摇摆，以避开迎头的炮火。靠近坦克时，他将“斯图卡”拉平，开火，然后呈“之”字形迅速飞离，直到飞出炮火的射程，这时就可以安全地再次向上拉升了。他向下望去，只见“斯大林”式坦克已冒起了浓烟，却仍在前进。他太阳穴处的血管怦怦地跳动着。他知道，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每飞过去一次，被击中的可能性就增加一分。但是，那最后一辆坦克上的某种东西激怒了他。他必须摧毁它。这时，他注意到飞机上一门炮的红色指示灯开始闪烁不停——后膛被堵住了！而另一门炮只剩下了一发炮弹。他又飞到两千五百英尺的高度，心里激烈地斗争着。为什么要拿一发炮弹冒险呢？但回答是：也许正需要这一发炮弹，就可以阻止那辆坦克碾过德国的土地。“太夸张了吧！”他对自己说，“即使你炸掉这辆坦克，还会有更多的坦克碾过德国的土地——但你还是会炸掉它，你得相信这一点。”
他呼啸着俯冲下去。在操纵飞机翻滚扭动的同时，他看见地面的数门大炮喷出了火舌。他猛地拉平机身，开了火。“斯大林”式坦克顿时火光冲天。鲁德尔欢喜地一掠而过，然后开始盘旋上升。突然，咔嚓一声，像是有把火红滚烫的铁器刺进了他的右腿。他的眼前顿时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了。他急促地呼吸着，努力控制住了飞机。
“恩斯特，”他气喘吁吁地通过对讲机对他的机枪手说，“我的右腿断了。”
“不会的。”加德曼平静地说，“如果真断了，你就讲不了话了。”他的职业是名医生，而副业则是名天生的战士。在医学院上学时，他就进行过好几场决斗。正因为如此酷爱战斗，他才当上了机枪手。“左翼着火了。”他镇静地说，“你必须马上降落。我们被高射炮打中了两次。”
“告诉我在哪儿紧急着陆！”鲁德尔仍旧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快点把我拉出去，不然我就会被活活烧死。”
加德曼指挥着失去视觉的飞行员。“降落！”他喊道。
有树或者电话线吗？鲁德尔心想。还有，机翼什么时候会折断？此刻，腿部的疼痛超过了一切，他只能机械地应着喊声操作。
“降落！”加德曼又一次吼道。
这话像是一盆冷水泼在他的脸上。“地形怎么样？”他问道。
“很差……是一片小丘。”
他随时都有可能昏倒。现在，他只知道自己必须降落。他感觉到飞机歪了一下，连忙踢向左方向舵。左脚顿时一阵灼痛，他不禁尖叫起来。不是右腿受了伤吗？他心想。他忘了，自己的左腿本来就打着石膏。
鲁德尔轻轻拉起机头，好让飞机平坠着陆。这时，飞机已经着了火。他感觉到飞机震动着撞上地面，然后歪向一侧，接着听到了刺耳的滑行声，随后是突如其来的寂静。他如释重负，昏了过去；一波疼痛的巨浪袭来，他苏醒过来，随即又昏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奥得河西岸几英里处的一个急救站的手术台上。“腿没有了？”他虚弱地问道。
身旁的外科医生低头看看他，点了点头。鲁德尔想，再不能滑雪、跳水了，也再不能撑竿跳高了，可是，有很多战友伤得更为严重，所以有没有腿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能够为拯救祖国略尽绵薄之力，丢掉一条腿又算什么呢？
外科医生正在道歉：“……只剩下了少量肌肉碎片和一些纤维组织，别的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过了一会儿，戈林的私人医生来了。他说，帝国元帅希望将鲁德尔送往位于柏林动物园的地下医院。他还告诉鲁德尔，戈林已将此事报告了希特勒。在对这位德国最伟大的英雄能够幸免于难表示庆幸之后，希特勒说：“当然，初生牛犊不怕虎。”
如果说鲁德尔是希特勒理想的武士，那么，四十七岁的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就是他理想的知识分子。七岁时的一次手术，使戈培尔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三英寸。上学之后，他更执着于智力方面的追求。二十多岁时，他曾在业余先后写过小说、戏剧、电影——而每一次都最终落败。他在很多方面都有点小天赋，却饱受挫折。最后，他成了希特勒思想的狂热鼓吹者。
马丁·鲍曼和戈培尔一样，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二人可能是希特勒最忠实的追随者。两人都愿意为元首肝脑涂地；两人都不信任希姆莱，也不被后者所信任。虽然有这么多相似之处，但两人的区别却更为鲜明。鲍曼身材矮胖，脖子粗得像个摔跤手。他的圆脸宽鼻使他更显得粗壮，让他看上去很残忍，简直像头牲口。他这人乏味无趣，不爱说话，因此更喜欢躲在幕后。而戈培尔则相对瘦小，爱冲动，像个男明星一样喜欢炫耀。在聚光灯下抛头露面，是他最快乐的事情。他秉性幽默，不论是面对很多听众，还是仅有一个倾听者，都能凭他的魅力和睿智深深影响对方。鲍曼总是单调乏味、孜孜不倦地追求精确的细节，而戈培尔则富有想象力。用施佩尔的话说，他拥有一个拉丁人的思想，而不是德国人的。这对于他最后成为一位大演说家和一位宣传大师不无裨益。
可能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对教会的谴责，其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其为个人发展提供的机遇，鲍曼才对其如此笃信。过去，作为鲁道夫·赫斯的助手，他一直只是个小卒；即便现在，他已经是帝国总理府的首脑，却仍然在德国默默无闻。他成了希特勒忠实的影子，随时待命，准备去做最琐细或最艰难的工作——元首只是随口一说，他便立即行动。有一次，在贝希特斯加登山上的贝格霍夫别墅，希特勒从巨大的观景窗望出去，发现附近的一栋村舍实在刺眼，便说，在那所房子的老主人去世之后，他希望将它拆掉。几天之后，希特勒发现他的眼中钉不见了。言听计从的鲍曼简单地拆掉了那栋房子，让它的主人搬到了一座虽然更好，但他们并不喜欢的房子里去。
他是国家社会主义领袖中最为神秘的人物。他拒绝勋章和公开的荣誉。事实上，他避免一切抛头露面的机会。他的照片很少见，所以没有几个德国人能认出他。他最为希望的是，能成为一个希特勒离不开的人。
1943年4月，鲍曼被正式任命为元首秘书。这个身份，让他掌握了惊人的权力。希特勒该见谁，该读哪份文件，全都由他来决定。不仅如此，几乎每次会见，鲍曼都要出席。
“七·二〇”谋杀事件之后，希特勒变得越来越依赖少数几个他认为可以绝对信任的人。而在这些人之中，只有鲍曼能够将各种意见和计划简化为清晰、简单的建议。有一次，希特勒说：“鲍曼的建议总是言简意赅，我只需要说‘行’或‘不行’。有了他，我十分钟就可以处理好一堆文件，换了其他人，就得花上几个小时。如果我告诉他，六个月后提醒我这件事或那件事，我可以确信他一定不会忘记。”有时别人会抱怨说，鲍曼处理事情时非常无情，希特勒回答道：“我知道他冷酷无情。但是他言出必行，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这两位大人物有着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也有着如此之多的不同。他们一直在为元首的青睐与信任而激烈竞争，不过，这是一场秘密的、无声的决斗。戈培尔深知元首有多么依赖鲍曼。聪明的他，不让一切溢于言表。而鲍曼也明白，戈培尔仍然是元首亲密的私人朋友。因此他本能地不让争斗公开化。
除了宣传部长的职务外，戈培尔博士还是柏林的防卫者。2月初，他以这一身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向几个人发表了讲话。当时出席的有柏林的军事指挥官布鲁诺·冯·豪恩希尔德中将（相当于美国的少将），柏林市长，柏林警察局长，戈培尔的助手、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以及豪恩希尔德派驻在戈培尔身边做联络官的卡尔·汉斯·赫尔曼上尉。在过去的九天中，年轻的赫尔曼一直待在戈培尔家，住在其夫人和前夫之子的卧室里。赫尔曼曾听说过戈培尔的风流韵事(3)，此时却惊讶地发现，他是个体贴细心的好丈夫。在赫尔曼看来，虽然有些小插曲，夫妻俩的关系却非常亲密和谐。一天夜里，一家人因空袭躲进了防空洞，赫尔曼注意到，戈培尔夫人握起了丈夫的手，深情地贴在自己的脸颊上。
在2月份的这次会议上，戈培尔宣布，他将要透露一个国家机密，要求在场的所有人发誓缄口不言。“我刚刚见过元首，”他说道，然后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元首已经下定了决心，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会离开柏林！”大家纷纷告辞了。所有人都充分地认识到了保卫首都的紧迫性。不过，对于戈培尔而言，这同时还证明了他对鲍曼的首次伟大胜利。戈培尔一直主张，希特勒的死亡，如果终将到来的话，应该是在柏林，他所有的主要伙伴都应在场。而讲求实际的鲍曼则希望希特勒逃往贝希特斯加登。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什么胜利。尽管戈培尔和鲍曼各执己见，但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却是出于他自己的理由——如果情况改变，他第二天就可能出尔反尔。
在欧洲所有的国家元首中，只有希特勒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因为他对德国人民的控制非常特殊。他是一个能够掌握命运的人，并且他自己对此了然于心。他认为，自己奇迹般地躲过炸弹的谋杀，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同时，他一直相信1924年他在兰茨贝格监狱写下的这段话：
在人类历史上，每隔一段很长的时间，就偶尔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个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政治哲学家。这种结合越是亲密，他的政治困难就越大。这样一个人并不致力于满足对于凡夫俗子来说显而易见的需要；他想要达到的目标只有少数人可以理解。因此，他的一生在爱恨之间饱受折磨。当前的一代人不理解他，对他提出抗议；而他同样为之奋斗的子孙后代却对他大加赞赏。
这一次，他的目标“只有少数人可以理解”，但数百万人却仍然怀着盲目的忠诚追随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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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鲍曼应希特勒的要求，将其在1945年2月至4月期间的私人谈话全部如实地记录了下来，以传给后人。1945年4月17日，希特勒将这些标注为《鲍曼手记》的文件托付给了一个前来拜访的纳粹党官员，并指示他将其藏于安全之处。直到1959年，这些引人注目的文章——每页都有鲍曼的亲笔签名，确保其真实可靠——才得以出版，并被冠名为《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遗嘱，希特勒—鲍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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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dda，冰岛史诗。——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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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38年，戈培尔决定与妻子离婚，另娶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终因希特勒极为不快而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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