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1</h4>
希特勒预言英美之间将会有日益扩大的裂痕，这并非基于纯粹的愿望。像1944年，英国人希望仅由一支部队进攻德国北部，而美国人则仍然要求发动更广阔的攻势。艾森豪威尔又一次进行折中：蒙哥马利做主角，领导主攻；而布雷德利则在南部发动第二主攻。和以前一样，这一折中方案只是让双方都不高兴。
1月31日，马耳他，在联合参谋部的第二次会议上，比德尔·史密斯宣读了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电报。在电报中，艾森豪威尔向大家保证，自己仍然计划让蒙哥马利以“最大的兵力以及完全的决定权”，从北部渡过莱茵河，然后等待布雷德利和德弗斯迫近这一区域。不过他又补充道，只有“当南方的局势允许我在不过度冒险的前提下集结必需的军队时”，才会采取这一计划。
布鲁克感觉很泄气。对他来说，这封电报不过是又一次试图取悦双方。这只会使本已混乱不堪的局面更加混乱。同时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二流玩家”。那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因此，我们又一次被困住了。”
如果能知道马歇尔对当天议程的看法，肯定会很有趣。不过，他不写日记。事实上，他甚至都很少和自己的部下讨论此类问题。一次，他对自己的密友约翰·E.赫尔少将，作战部里相对年轻的一位首脑说，他永远也不会写书，因为他无法直言不讳地评论某些人。
马歇尔最为遗憾的一件事是，他本人没能成为欧洲的盟军总司令。丘吉尔本来属意于他，但是罗斯福听取了莱希(1)、金(2)和阿诺德(3)的意见，认为五角大楼更需要他。后来，马歇尔推荐了一位著名的飞行员，他的前任作战参谋弗兰克·M.安德鲁斯中将。但不久这位将军便在冰岛死于飞机失事。马歇尔的第二选择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珍珠港事件发生时，艾氏还是一位相对无名的准将。有些人说，艾森豪威尔只会对马歇尔随声附和。然而，像赫尔那样的亲密伙伴却声言，如果说二者之间是父子式的关系，那么马歇尔的确从不独裁。这一点，私下了解两人频繁往来的书信内容的任何人都可以证实。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部做出决定，而马歇尔几乎每次都予以批准；即使不同意，参谋长也只是进行询问，而从不批评。
尽管在马耳他会议期间，马歇尔看上去如以往任何时候一般沉着冷静，但实际上，他正强自按捺着因英国人不信任艾森豪威尔而愈燃愈旺的怒火。他们一再要求给艾森豪威尔配个副手，让其指挥一切地面军事行动。马歇尔担心，这将使他们有机可乘。英国人一直声称，这样一个任命，可以给艾森豪威尔更多的时间，使他充分履行总司令的职能。马歇尔始终反对这个建议。几天前，他曾对艾森豪威尔说：“只要我还是参谋长，就决不让他们强加给你一个地面总指挥官。”
那天夜里，布鲁克正准备上床睡觉，比德尔·史密斯突然到访，要和他聊聊天。闲聊了几句之后，布鲁克说，他怀疑，作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是否“足够有力”。这促使史密斯建议两人开诚布公地谈谈——坦率地，非正式地。当然，布鲁克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他开始直言不讳地吐露说，他非常怀疑艾森豪威尔，因为他过分注重战地指挥官们的意愿。史密斯回答道，艾森豪威尔管理着一批高度个人主义的将军，像蒙蒂(4)、巴顿和布雷德利那样的人，只有软硬兼施才能驾驭。
这丝毫没有引起布鲁克的关注。他说，艾森豪威尔过去经常因为别人的意见而背离自己的目标。他特别擅长协调盟军之间的分歧，然而，他对各方观点的同情，却使他总是被前一个与之交谈的人过度影响。史密斯尖锐地反驳道，最好将艾森豪威尔的能力问题提交联合参谋部。布鲁克立刻改口，承认艾森豪威尔具有很多杰出的品质。布鲁克本来不也批准了任命艾森豪威尔为总司令吗？他所希望的是，他说，史密斯本人能够意识到，将兵力集中在北部是非常必要的。不能允许布雷德利把针对法兰克福的“第二主攻”变成主攻。
两人放心地分手了。布鲁克确信，作为艾森豪威尔的计划的起草者与执行者，史密斯是同意自己的政策的。史密斯则肯定，布鲁克认为艾森豪威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资格当总司令。两个人都误解了对方。
<h4>2</h4>
当晚早些时候，在总督官邸举行的隆重的正式晚宴上，小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和丘吉尔谈了话。斯退丁纽斯现年四十四岁，刚刚接替了患病的科德尔·赫尔，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国务卿。不过，与其说谈话，不如更确切地说，他遭受了一场猛烈的口头攻击。丘吉尔用他惯常的尖刻语言责问斯退丁纽斯——会议秘书们必须不停地将其从记录中删掉——他公开攻击丘吉尔最近在意大利问题上的立场，究竟以为自己在做什么。罗斯福的首席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已经警告过斯退丁纽斯，丘吉尔会在这个问题上“痛击我们所有人”。虽然如此，这位新晋国务卿仍然对首相的猛烈攻势准备不足。斯退丁纽斯有着一头蓬乱的银发，两道浓重的黑眉，让人一见之下印象非常深刻。他曾是美国钢铁公司精干的董事会主席，年薪十万美金。在弗吉尼亚大学上学期间，他曾去主日学校教书，并利用空闲时间为山区的教众宣读《圣经》。他不吸烟，不喝酒，也不爱好运动——却依然很受欢迎，总是被选为班长。他为人诚恳，做事认真，毫无政治野心。他唯一的渴望就是为国效劳——可以不计报酬。然而，这并不足以使他胜任国务卿的工作。未加准备便涉足复杂的国际事务，这使他难以应付丘吉尔、艾登、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样的职业外交家。
在国务院，他几乎总是听从顾问的意见。有一次，手下送来一份外发文件要他核定并签字，他唯一的意见是，页边的空白宽窄不合适。不过，虽然某些职业外交家嘲笑他，认为他庸俗呆板，缺少见识，他却因为自己的谦逊与温厚的天性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喜欢。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特质，才让罗斯福选择了他。由于赫尔生病，总统自己做了一段时间国务卿。比起詹姆斯·伯恩斯(5)那种强势者，可能他更想要一个能够不加争辩地执行自己意愿的人。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罗斯福指示他忠实而精明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随同斯退丁纽斯前往马耳他，并且密切监督他的行动。罗斯福政府的敌人已经公开指责说，斯退丁纽斯只不过是霍普金斯的“傀儡”，并且轻蔑地称他为“白发男孩”。
丘吉尔继续对斯退丁纽斯进行攻击，就好像他本人应该对美国人持续批评英国首相一事负责似的。首相命令英国驻雅典部队攻打刚刚与纳粹战斗过的共产党游击队，这让美国人有很大意见。丘吉尔说，如果英国没有在希腊驻军，希腊共产党早就已经轻松地夺取了政权。
翌日，2月1日清晨，开始了斯退丁纽斯较为安宁的一天。他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一起，离开英国轻型巡洋舰“H.M.S.猎户座”号到码头上散步，并且准备就雅尔塔会议上可能提出的问题做友好的讨论。艾登举止文雅，性情平和。倒不是说他没有激动的时候。尽管公众以为他是一位温驯、温和，甚至温雅的绅士，事实上，他有时也会勃然大怒。小羊做狮吼，这才是最令人惊惶的。
上午晚些时候，艾登、斯退丁纽斯和他们的助手在美国人暂住的“天狼星”号上会面，准备重新研究他们在雅尔塔会议上将采取的立场。艾登认为，美国人过度重视创建世界组织的提议，而对波兰问题有所忽视；除非可以“劝说或迫使苏联适当地对待波兰”，否则“不值得下力气”去创建联合国。
尽管波兰问题起源久远，但当前的危机却可以追溯到1939年8月23日。那一天，令大多数世人都为之惊愕的是，俄国和德国签署了《莫斯科条约》。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达成协议，两国瓜分波兰，以换取俄国不干涉。9月1日，德国坦克滚滚驶向华沙。两天之后，英国、法国对希特勒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对于波兰来说，其盟国的参战仅仅意味着道义上的支援。三周之内，德国人和俄国人占领了波兰全境，数十万波兰人被关进纳粹或苏联的集中营。不过，途经罗马尼亚和法国逃至英国的波兰政府，却被西方民主国家承认为合法的流亡政府。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又一次让全世界瞠目结舌，他背信弃义，进攻了苏联。几周之后，罗斯福与丘吉尔的《大西洋宪章》面世。这给抱有各种政治态度的波兰人都带来了新的希望——至少为一个真正自由的波兰提供了基础。不久，当俄国对《宪章》的准则表示认同，许诺“不再扩张，无论是领土还是其他方面”时，波兰人的乐观主义似乎有了现实的基础。但是，当战局扭转，红军与德军势均力敌之时，斯大林却坚持说，俄波的边界应东移至分界线——1919年寇松勋爵在巴黎和会上所建议的那条。这意味着俄国将保留红军在1939年占领的波兰领土的绝大部分。波兰人被激怒了，但是他们的争辩却没能影响丘吉尔。他和斯大林一样，相信战局的戏剧性转变必然会改变政治。罗斯福也有同感。1943年，这两位在德黑兰秘密地答应斯大林，他们会承认寇松线。
波兰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当然不知道这一协定。他前往美国，请求罗斯福亲自保证会支持波兰的权益。两人于1944年6月6日，即“诺曼底登陆日”会面。但罗斯福只字未提寇松线，仅承诺波兰将会取得自由和独立。
“斯大林怎么说？”米科瓦伊奇克问道。
“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总统一边点烟一边回答，“在判断俄国人的行动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在国际关系方面，苏联政权仅有寥寥几年的经验。不过，有一点我很确定：斯大林不是帝国主义者。”他接着说，波兰人必须与斯大林达成谅解。“单凭自己，你们没有任何机会打败俄国。现在让我告诉你，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无意与俄国作战。”罗斯福注意到米科瓦伊奇克显然非常担忧，于是补充说，“不过，不用担心，斯大林并不打算剥夺波兰的自由。他不敢这样做。因为他知道，美国政府一直坚定地站在你们身后。波兰在这次战争中不会受到伤害，我会对此负责。”总统力劝米科瓦伊奇克尽快会见斯大林，争取达成谅解。“如果事情已经无可避免，”他说，“就应当努力使自己适应它。”
作为强大的农民党的领袖，米科瓦伊奇克和大多数波兰人不同，他并不坚持说绝不向俄国人做丝毫让步。他同意飞往莫斯科。然而，在途中，他得知斯大林专横地将红军解放的波兰领土，交给了在卢布林新成立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气得差点立即返回。该委员会的领导人，不是波兰共产党就是波共的同情者。
7月30日，他抵达俄国。简直没有比这更戏剧性的时刻了。科修斯科电台刚刚广播了对华沙人民的呼吁，请求他们“积极开展巷战”，协助正在迅速接近的红军。呼吁的最后几句甚是激动人心：“波兰人，解放的时刻即将到来！波兰人，拿起武器吧！决不能错过时机！”当波兰的地下领导人听到这些话语后，立刻实行了“风暴”行动。这是一次反对纳粹的全面起义。地下人民军总司令博尔将军（其真实姓名为塔德乌什·科莫罗夫斯基）下令，战斗将于8月1日正式展开。那一天，约三万五千名装备落后、有老有少的波兰人攻击了华沙的德国驻军。德国党卫军和警察队伍——包括缓刑期间的罪犯和憎恨波兰人的、变节的俄国俘虏——在党卫军中将（相当于美国的少将）契里希·冯·德姆·巴赫-策列夫斯基的指挥下，涌进城中，发动了一场极其残忍的运动，企图在粉碎起义的同时，将华沙彻底夷为平地。
波兰人坚持战斗，深信在维斯瓦河彼岸的红军很快就会解放华沙。然而，几天过去了，俄国人眼看着德国飞机向人民军的阵地俯冲，已经进入了他们的射程，却连一次火都没开。
米科瓦伊奇克抵达四日之后，终于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勉强答应，如果伦敦的波兰人能够和卢布林的波兰人达成谅解，他可以做出一些让步。于是，米科瓦伊奇克与卢布林的波兰人会谈了几次。后者表示同意由米科瓦伊奇克担任联合政府总理，但是坚持要让博莱斯瓦夫·贝鲁特，一个公开的共产党人做总统。并且，内阁的十七个席位中，要有十四个由其他共产党人或他们的同情者拥有。在此期间，米科瓦伊奇克拼命地尝试为华沙争取军事援助。一次，斯大林对他说，红军受到了德国四个新装甲师的进攻，因此无法跨过维斯瓦河。但是之后却又说，无论如何，他听说华沙目前并无任何战事。
在英国和美国，波兰人的困境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舆论。因此，罗斯福不得不批准派遣美国飞机前往华沙的建议。在给人民军空投物资之后，它们将继续飞往俄国领土加油。但是，苏联政府拒绝了这一计划。他们声称，华沙起义“纯属冒险主义行动，苏联政府不能施以援手”。
“如果这确实反映了苏联政府的立场……”W.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写道，“它的拒绝是基于无情的政治因素——而不是基于否认抵抗运动的存在，或是作战行动困难。”尽管遭到了拒绝，罗斯福和丘吉尔仍然继续呼吁为华沙提供援助。然而斯大林立场坚定，发电报给二人说：
有关发动了华沙冒险行动的一撮意图夺权的犯罪分子的真相，迟早将大白于世。这些异己分子，利用华沙人民的轻信，将实际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暴露于德国的枪炮、坦克和飞机之下。尽管如此，最近不得不应对德国新反扑的苏联军队仍然在竭尽所能地击退希特勒的进攻，并在华沙附近发动大规模的新攻势。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红军将不遗余力地粉碎华沙的德军，并且为波兰人解放该城。对反纳粹的波兰人而言，这将是最好的，真正行之有效的援助。
即使红军真的没有能力解放华沙——这一点极为可疑——斯大林将这场起义说成“冒险主义行动”的拙劣企图仍旧表明，他期望德军彻底摧毁人民军。消灭这些波兰人之后，共产党人控制的卢布林政府要接管战后波兰就容易多了。
1944年10月2日，在六十三天的英勇抵抗之后，博尔将军最终投降了。在这场起义中，约有一万五千名人民军战士阵亡，另有二十万波兰人民与他们一起战死，整个华沙几成废墟。一周之后，丘吉尔抵达莫斯科，试图为苏联在东欧、南欧扩张所引起的新问题，寻求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伦敦的波兰人仍旧在强烈指控斯大林对华沙的背叛，因此，丘吉尔担心他们会扰乱三巨头之间关系的运作。此时，米科瓦伊奇克已懊恼地飞回伦敦。丘吉尔发电报给他，坚持要他带一个代表团再来莫斯科，与卢布林的波兰人继续磋商。
尽管非常不情愿，米科瓦伊奇克和一队伦敦的波兰人还是在几日后抵达了莫斯科。然而，他们只是受到了又一次打击。在10月14日的一次会议上，莫洛托夫泄露，罗斯福早在德黑兰便已接受了以寇松线作为边界。米科瓦伊奇克不可置信地转向丘吉尔与哈里曼，希望得到他们的否认。然而他们尴尬的沉默足以说明一切。伦敦的波兰人使出他们最擅长的手段——激烈地抗议。而丘吉尔只是同样激烈地回应道，他们的愚顽将会“毁掉欧洲的和平”，并且触发与俄国的战争，将有两千五百万人因此而丧生。“你们在为什么而战？”他吼道，“为了被镇压的权利？”
米科瓦伊奇克愤愤不平地要求跳伞到波兰，加入地下工作者的队伍，“我宁愿为了祖国的独立而战死，也不愿将来当着你们英国大使的面被俄国人绞死！”
虽然一时怒火难抑，但米科瓦伊奇克很快就意识到，必须做出妥协。回到伦敦之后，他敦促流亡政府与莫斯科达成一项新协议。不出所料，他们拒绝背离《大西洋宪章》；同样不出所料，丘吉尔随后对米科瓦伊奇克说：“如果1月份你听从了我们的忠告，接受寇松线，如今就不会有卢布林那些讨厌的波兰人！”丘吉尔威胁要对伦敦的波兰人“撒手不管”，因为他们过分顽固。米科瓦伊奇克深受刺激，问道：“在联合国的这么多国家里，为什么只有波兰要承受领土的牺牲，而且如此迅速？”
“好吧，那么，”丘吉尔讽刺地答道，“就让卢布林的波兰人继续掌管波兰的事务，因为你并不想从他们手里接管。那些卖国的波兰人，那些肮脏龌龊的畜生，将会成为你国家的领袖！”伦敦的波兰人控制战后波兰的唯一途径，他说，就是马上就寇松线达成妥协。若能如此，他们便将获得英美两国的支持，“除非今明两天你给我一个答复，否则，我将认为一切都已了结。如果波兰政府不能做出任何决定，那它实际上就并不存在。”
“倘若没有任何适当的保证，我无法说服我的同僚们接受如此苛刻的条件。”米科瓦伊奇克回答。
“我受够了！”丘吉尔喊道，“你只能在一件事上讨价还价——寇松线。”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的、极大的困难，”米科瓦伊奇克指出，“毕竟，这关系到让五六百万波兰人迁徙到那些波兰的新地区去，同时，还要让七百万德国人从那里搬走。”
“你回伦敦是干什么来了？”丘吉尔像个狂怒的小男孩一样跺着脚，又发出几个威胁，然后突然问道，“你是否准备明天晚上动身去莫斯科？”
“不，我不能去。”
“后天呢？”
米科瓦伊奇克认为，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取得流亡政府的同意，做出新的妥协。
丘吉尔甩开一切拘束，狂乱地挥动着双臂，大叫道：“如果你持否定态度，那就勇敢地说出来！我将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反对你。你已经白白地浪费了整整两周时间，无休止地争论，却毫无所获。这将导致什么结果？今天，我最后一次告诉你。过了今晚，我将不再和你谈话！”
米科瓦伊奇克将这一切报告给他的内阁，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他们拒绝仓促做出决定。左右为难的米科瓦伊奇克递上了辞呈。
正是在这一争论、怀疑与密谋的背景之下，2月1日早晨，斯退丁纽斯和艾登在“天狼星”号上商讨起了波兰问题。斯退丁纽斯认为，承认共产党人控制的卢布林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波兰政府，会在美国引起极大愤恨。艾登表示赞同：英国人也不能承认卢布林。对他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波兰成立一个新的临时政府，并保证一旦条件允许，便立即进行自由选举”。会谈结束之后，艾登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已就“一切主要问题达成了共识”，他已尽力“向斯退丁纽斯强调，这次轮到他们（美国人）来挑起担子了。我们本应全力支持他们，但是现在需要换手。我们双方都必须竭尽全力”。
当联合参谋部下午开会讨论西线战事之时，外交官之间的和谐却被军人之间的新摩擦取而代之了。马歇尔要求举行秘密会议，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开诚布公地讨论。会议秘书们离开房间之后，马歇尔竭力劝说大家接受艾森豪威尔的进攻计划，不要再多加异议。布鲁克断然拒绝了，仅仅同意会“注意一下”。
这是马歇尔为数不多的勃然大怒的时刻。当与会者震惊于其激烈的态度时，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蒙哥马利的看法——他假设英国持反对意见都是蒙哥马利在背后捣鬼。同时，马歇尔宣称如果艾森豪威尔的计划没有被接受，那么将建议他辞去盟军最高统帅的职务。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这次会晤的本意是要为雅尔塔会议铺路，谁知却制造了一场危机。
几个小时以后，斯退丁纽斯和霍普金斯，与丘吉尔和艾登在“猎户座”号上共进晚餐。丘吉尔表示了对受难人民的关心；凝视世界，他只看到了悲痛与流血。最后他说，战后的和平与稳定，依赖于英美两国的紧密和谐。
这并非他的悲观情绪的唯一实例。三周之前，他曾致电罗斯福：
……强大的同盟国正日益分裂，战争的阴影在我们面前无尽地拉长。在这样一个时刻，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的会议。现在，我认为，这次战争的结束可能会被证明比上次战争的结束更令人失望。
这封电报发出之后，不仅三巨头，就连其他的西方伙伴都变得更加四分五裂。除非英美两国能在第二天便解决它们的分歧，否则，在雅尔塔获得任何持久性成功的希望都将非常渺茫。
<h4>3</h4>
2月2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美国巡洋舰“昆西”号通过了瓦莱塔港口入口处的防潜艇网。这是一个温暖晴朗的早晨。航道两侧都是拥挤的人群；他们来这儿是为了看看坐在舰桥上那个身着棕色大衣，头戴粗花呢帽的人。“昆西”号缓缓驶过停泊在那里的“猎户座”号，温斯顿·丘吉尔——身着海军制服，嘴里叼着雪茄——向其挥手示意。坐在舰桥上的人挥手还礼。当人们转向罗斯福时，突然一片寂静。艾登想道：就在这个时刻，所有人仿佛都静止不动，人人都意识到了历史的标记。
突然，寂静被打破了：一队英国“喷火”式战斗机在头顶呼啸而过，枪炮隆隆致礼，港口停泊的船只上，乐队都奏起了《星条旗永不落》。
富兰克林·D.罗斯福抿嘴一笑，对欢迎的阵势显然很满意。这是他一生中权力巅峰的开始。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和另外两人将拥有一个空前的机会，来创造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岁月与痛苦都写在他的脸上。但同样可以看到的，还有他的决心与自信。在华盛顿与罗斯福夫人道别时，他重申了自己对雅尔塔会议的高度希望。“我能够在巩固我与斯大林元帅的私人关系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展。”他对她说。
尽管病痛缠身，他仍决定继续工作，以保证这个世界持久与公正的和平。他与丘吉尔的关系非常值得注意。两人亲如手足，同时也有着兄弟般的喜忧参半。1940年，英国处于生死存亡的致命关头，罗斯福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冒险，根据租借法案对英国施以援手。然而，在救助了自己的兄长之后，他却一直就殖民主义不道德问题对其大加指责。英国官方保证“在英联邦范围内实现自治”。罗斯福对此充耳不闻，仍然决定要帮助殖民地人民——包括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人民——取得最终的自治。
“我相信你正在试图搞垮大英帝国。”一次丘吉尔私下对他说。这一点毋庸置疑。“殖民体系就意味着战争，”罗斯福对他的儿子埃利奥特吐露，“剥削印度、缅甸、爪哇的资源；掠夺这些国家的所有财富，但是从不回馈他们任何东西，比如教育、像样的生活条件、最低限度的卫生条件——你们正在做的一切，就是在和平得以实现之前，否定任何以和平为目的的组织体系的价值。”
不过，殖民主义只是他将在雅尔塔面对的问题之一。就在离开美国之前，他召见了伯纳德·巴鲁克(6)，想征询一些意见。“伯尼(7)，昨天晚上，我实在受够了那些人。”他这样说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自己双手颤抖。他表示，希望自己能在克里米亚会议上，为世界和平打下基础。
巴鲁克曾率真地描述自己为“明白事理的专家”。他早有准备，将一封写有自己建议的信交给了罗斯福。
《圣经》里和历史上都不乏这样的使命，无数人都动身去帮助自己的同胞。
从没有任何一项使命，像您即将着手进行的这项一样，充满了如此之多的可能性。
您肩负的不仅是世界的希望，您还有机会通过实现和平，使先前的一切尝试都取得成功，并在和平中开花结果……我们可以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您的使命必须成功。我会为那些寄希望于您的人祝福祈祷，我知道，您不会让他们失望。
罗斯福深受感动，他说，他会让他的秘书埃德温·“帕”·沃森少将在每次会议之前为他朗读此信。“我不能带你一起去，伯尼，”他说，“你容易晕船。但是我向你承诺，我不会为和平条约做任何妥协。当我最终签署和约时，你一定会坐在爸爸身边。”
“不要提出任何建议。”巴鲁克劝他，并用胳膊搂住总统的肩膀——这是他第一次在感动之下和总统如此亲密。“并且要记住，”他补充说，“不管您坐在哪里，都是正座。”
罗斯福不禁热泪盈眶。他低下头，好掩饰这种异乎寻常的感情的流露，然后默默地坐下了。
2月2日上午十一点刚过，乔治·马歇尔向总统作了报告。在场的还有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马歇尔和金看到总统憔悴枯槁的面容，不禁大吃一惊。罗斯福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担心，饶有兴致地倾听着二人描述与英国参谋长们不愉快的会晤，以及英国人对布雷德利渡过莱茵河的强烈反应。
总统要了张地图，仔细察看一番之后，他说，他对那里的地形很了解，因为他曾在波恩和法兰克福地区骑自行车旅行过。因此，他由衷地赞成艾森豪威尔的计划。马歇尔和金不想让总统太过疲劳，半个小时后就离开了。登上送他们上岸的驳船之后，他们仍然因总统的面容而震惊，不禁惊愕地彼此对看了一眼。不过当着船员的面，他们只是摇了摇头。
正午时分，丘吉尔在艾登和女儿萨拉的陪同下登上了“昆西”号。在接下来的午餐中，虽然病痛尚未痊愈，首相却仍凭他敏捷的思维和机智的言辞主导了谈话。罗斯福提到，丘吉尔一直没在《大西洋宪章》上签字，他就自己动手在自己的那份宪章上签了首相的名字。他开玩笑地说，希望丘吉尔将来能在文件上签字，以使宪章真实有效。丘吉尔幽默地回答，最近他阅读了《独立宣言》，高兴地发现，宣言的内容都包含在《宪章》之中。
午饭后，艾登对斯退丁纽斯说，他认为总统比去年秋天在魁北克会议上看上去轻松多了。但是，他却在日记中写道：“……他给人体力日渐不支的印象。”不过，斯退丁纽斯并未因艾登的安慰而感到放心。他仍清楚地记得，在最近一次就职演说中，罗斯福的整个身体和双手都颤抖得厉害。并且，就在刚才的午宴上，罗斯福还说，在前来马耳他的航行途中，他每晚都要睡十个小时，可还是觉得“没睡醒”。
当天下午，总统和他的女儿受马耳他总督的邀请，在岛上进行了一次三十英里的悠闲之旅。总统后来在日记中记录道：“天气宜人。”这一愉快的间歇让罗斯福重新精力充沛。六点钟，他在“昆西”号上的军官起居室初次会见了丘吉尔以及联合参谋部。和往常一样，大部分时间都是丘吉尔在讲话，罗斯福很少发言，只是不时地点点头。当丘吉尔爽快地通过了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关于西线战略的棘手问题便出人意料地轻松解决了。不过，首相解决一个问题，只是为了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而这正是马歇尔长期以来一直担心的：他建议任命驻意大利盟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手，指挥一切地面军事行动。美国参谋长们坦率地说不。丘吉尔没被吓住，又建议一旦渡过莱茵河，便由蒙哥马利指挥绝大部分部队。美国参谋长们再次说不。丘吉尔平和地接受了他们的拒绝。会议暂时中止了。
正当马歇尔等待上岸时，罗斯福将其召回。罗斯福说，丘吉尔仍然极其渴望任命亚历山大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手。马歇尔回答说，他永远不会赞成这一举措。然后罗斯福让他走了。
<h4>4</h4>
当天早些时候，在比利时的斯帕，布雷德利向美国第一集团军、第三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的司令——中将考特尼·霍奇斯、乔治·巴顿和威廉·辛普森——传达了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当得知蒙哥马利将担任主攻，而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仍将由他指挥时，他们的反应都在意料之中。
他们三人是老朋友了，有着很多的共同经历。他们的军人生涯开始得都不顺利。在西点军校时，辛普森的毕业成绩很差。而巴顿和霍奇斯在1905年刚上一年级时就考试不及格。巴顿最终和辛普森一起在1909年毕了业，但霍奇斯则因数学“有所欠缺”，不得不再次从头开始，作为普通士兵进了正规军。他们都曾在墨西哥追击过潘乔·比利亚(8)，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三人的个性分歧很大，但都同样积极进取，非常称职，急于毫不拖延地立刻粉碎德军。
他们听着布雷德利继续解释，不由得越来越沮丧。布雷德利说，霍奇斯和巴顿可以继续向齐格菲防线——德国人所说的西方墙——发动有限的进攻，直到蒙哥马利的大规模进攻启动。在那之后，战役就只能随机而动了。
巴顿爆发了。他说，他和霍奇斯更有可能率先到达莱茵河。此外，他对英国军队的攻势并不持过高的评价，他确信霍奇斯对此也会表示赞同。巴顿认为，这样结束战争，对美国人来说是一种愚蠢而可耻的方式。那些该死的师，哪个都应该发动进攻。如果真能如此，那些德国佬恐怕没什么办法来阻止他们。
<h4>5</h4>
关于雅尔塔会议上将要考虑的政治问题，罗斯福一直对艾登和丘吉尔避而不谈，这让两人很是不安。当晚，在“昆西”号上安排了一次小型晚宴，以期补救这种局面。斯退丁纽斯感到，在波兰、联合国，以及德国的处置问题上，“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态度”都已阐明。然而艾登却很悲观，对他而言，所有问题都没有找到答案。他在日记中写道：
……甚至不可能接近问题的实质。后来，当哈里（霍普金斯）进来时，我相当尖锐地对他提及此事。我指出，我们即将召开一次决定性的会议，然而迄今为止，却既没有就我们届时要讨论什么达成一致，也没有决定该如何与虎谋皮，但是老虎却肯定清楚哈里的打算。
艾登认为，总统“心思莫测”。而且他和丘吉尔都为英美两国首脑没能进行真正的磋商而焦虑不安。
晚宴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赶赴卢卡机场，准备乘飞机去与斯大林会晤。首相登上他的四发巨型客机，上床休息了。而总统则仍旧坐在轮椅上，被人推进一架特殊电梯，然后直接升进了他那架改装过的C-54飞机。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这架飞机。除了不喜欢飞行的单调之外，罗斯福还认为，专门为他造一架私人飞机，是一项没必要的开销。尽管如此，此刻他却轻松而兴奋，因为前方是新的冒险。不久他被告知，飞机要几个小时后才起飞，于是他也去睡觉了。
夜色清冷，繁星满天，七百名准备飞往雅尔塔的与会者登上了二十架美国巨型客机和五架英国“约克”式。黑暗的飞机场上，气氛非常紧张。因为美国情报部门报告说，希特勒已得知三巨头会议的确切地点。三天前，由亨利·迈尔斯中校进行的试航差点毁于一场灾难。飞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萨基机场着陆后，迈尔斯发现机身上有很多高射炮打出的枪眼。也许是顺风曾把他带到了德国人占领的克里特岛上空，也许是土耳其炮手们误把他当成了德国人。
十一时三十分，卢卡下起了冰冷的细雨，第一架飞机起程前往萨基，全程一千三百七十五英里。其他的飞机拉开均匀的间距，相继起飞。他们的飞行计划要求先向东飞三个半小时，然后向北转弯九十度，避开克里特岛。总统的座机于凌晨三点三十分出发，丘吉尔的座机紧随其后。没有护航机，灯光全部熄灭，巨大的运输机很快就消失在了细雨蒙蒙的黑暗之中。随着发动机的嗡嗡声逐渐消失，在将近七个小时之内，美国总统的命运将无人知晓；所有飞机都禁止使用无线电。
前一半航程平安无事。但是不久，六架P-38战斗机在希腊山区上空与罗斯福的C-54会合，随后，这七架飞机的机翼上都开始结冰。一架P-38的一个发动机失灵了，离开机群，返回了雅典。特工人员十分担心，考虑叫醒总统，让他穿上救生衣。但是，危险过去了。克里米亚时间（比马耳他时间早两小时）刚过正午，飞行员对准萨基机场附近的一个无线电发射台做了个九十度的转弯——这一动作表示自己是朋友。
十二点十分，罗斯福的座机在一条类似砖地的水泥跑道上着陆，然后滑过覆着冰的狭长路面，在离尽头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田野里没有树木，空荡而阴沉。当飞机滑向停机坪时，机上乘客可以看到身着漂亮制服的俄国士兵站在机场周围，手里握着冲锋枪。一个红军精锐团立正站好，一支大型军乐队奏起了威武的乐曲。外交人民委员(9)维亚切斯拉夫·M.莫洛托夫、大使哈里曼和斯退丁纽斯登上飞机，欢迎总统，并告诉他斯大林元帅尚未抵达克里米亚。
十二点三十分，首相的巨型客机在六架P-38的护送下降落了。丘吉尔走向罗斯福的座机，看着他乘电梯下了飞机，然后由警卫队长迈克尔·赖利搀扶着上了一辆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苏联的美国吉普车。仪仗队队长向两位西方首脑致欢迎辞，乐队奏起《星条旗永不落》。吉普车从队伍前面缓缓驶过，丘吉尔在一旁步行，他的嘴里叼着一支八英寸长的雪茄，就好像一门小钢炮。
随后，罗斯福换乘一辆轿车，前往七十五英里外的雅尔塔。一路上没有任何其他车辆，很多武装哨兵身着厚重的长大衣，系着腰带，以一百码的间隔依次站在路边。一些哨兵戴着羊皮帽子，其他人的帽子都是鲜亮的绿色、蓝色，或者红色。总统的豪华轿车经过时，每个哨兵都迅捷地行持枪礼。安娜·伯蒂格拽了拽父亲的袖子。“看！”她惊奇地说，“有那么多女孩！”站在十字路口的是些穿着制服的女孩，每个人都拿着两面旗，一面红色，一面黄色。如果路上很安全，巡逻的女孩就用黄旗指一下轿车，然后将两面旗都塞进左边腋下，用右臂轻快地行礼。这让美国人印象深刻，也使他们对总统的安全放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