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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挖一个洞，自然有人钻。

——埃里希·鲁登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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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的第四个冬天到了，欧洲好像是个正在消亡中的文明。俄国在大战前被称为欧洲国家中最有光明前途的国家，此时已经陷入崩溃之中。沙皇尼古拉及其妻子、子女都被关进监狱，克伦斯基的民主政府消失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接管了俄国这个巨大的残骸。俄国人民陷入贫困之中，既缺安全又缺安定，大多数人厌恶战争，不愿继续打仗。列宁则因势利导，尽全力给予人民和平。

其他交战国家情况要稍好一些，但遇到的困难也很多。虽然法国和英国能够从新大陆获取各种有用资源而不会陷入物质匮乏的痛苦之中，但是这两个国家的人民也开始厌倦战争和战争带来的悲伤。人民也感到疲惫，但疲惫程度很难估计，原因是政府为打胜仗不惜代价地压榨人民，生活变得暗淡。所谓的“民主”政府不允许公民拥有不愿意打仗的自由，不允许与政治宣传不一致的信息出现，除了千篇一律的说教外什么都没有，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不会改变，而且似乎会更严重。

德国深受经济封锁的折磨，打破经济封锁的希望也不大，德国似乎要步俄国革命的后尘。奥匈帝国的情况比德国还要严重，生活极度困难，营养不良症四处蔓延，即将来临的冬天很可能是既没有取暖也没有照明，没有足够的食品保持健康，甚至性命不保。人们绝望地看着自己的孩子饿得要死。生活变成一场悲剧，变得难以生活，即使是最基本的生活品，也难以获得。有可能发生叛乱，因为人们开始反对战争，反对那些还想打仗的人。

冬天来临，主要的军事行动将处于停滞状态。不过，将军们却再次开始制订来年的进攻计划。双方都感到来年的作战计划很难制订。人们很难再相信新的伟大计划有机会成功，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推翻了将军们的承诺，西线的每一次进攻，从德军发动入侵到帕斯尚尔战役，次次都以失败告终。交战双方的军队都处于很糟糕的状态。

虽然俄国并未投降或者和谈，东线和西线同时开战的局势却没有了。美国军队必须集聚起足够的兵力，并予以充分训练，这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在此之间，英法只能独自与德国打仗。当然，协约国一方还有意大利军队。但是，意大利军队在卡波雷托战役之后很难再有大作为。

意大利在战争中的损失，无法与英国和法国的损失相比拟。截止到1917年，英国和法国的伤亡总数达到了300万；平均每个月伤亡4万人。贝当将军预测他在1918年为进行西线的战事需要102万兵力，然而他只能获得这个数目的85%（实际上，他只获得75%）。在贝当的管理下，法军基本上从1917年的兵变中恢复过来。从6月至7月，法军已经击退100多次德军的进攻，在凡尔登和舍曼代达姆发动了数次成功的进攻，攻占了德军阵地，俘虏了德国兵。然而，总理克里孟梭和他的首席军事顾问福煦轻视贝当的成绩。他们认为贝当谨慎过度，觉得贝当打仗的条件太多。

英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帝国，能从诸殖民地汲取人力，具有较多的人力资源，在大战以来“只”损失了200万人，似乎应该比法国的处境要好一些。但是，英国实际上不如法国，至少在将军们眼中是如此。严格地讲，英国的问题并不是缺少士兵。更恰当地说，英国的问题是首相劳合·乔治拒绝给英国远征军司令道格拉斯·黑格足够的兵力，不让他继续打索姆河和帕斯尚尔那样的战役。劳合·乔治坚持把45万随时能上战场的军队留在英国本土，也不许既没有经过训练也没有战场武器的工人组织跨越英吉利海峡。黑格非常缺少补充兵员，他为了避免解散整个师的建制，不得不把每个旅的建制从4个营减成3个营。这就使得英国再次投入激烈战斗时陷入难以解决的组织混乱。

在满足国民和军队物质需要方面，英国和法国则完全没有危险。美国冲破了德国潜艇在大西洋的阻拦，把大量的产品运送到欧洲。凡是协约国需要的，包括钱在内的所有东西，美国都大方地给予。自从劳合·乔治在1915年3月成为军需大臣后，在两年时间里，英国的军需品生产增长了3000%。后来，温斯顿·丘吉尔主持军需品生产，军需品的产量又增长了4倍。温斯顿·丘吉尔之所以又能出来工作，是因为调查加里波利灾难的委员会判定温斯顿·丘吉尔没有过错。到1917年后期，每个月有25万吨炮弹运送过英吉利海峡，而这个数量只是运送给英国远征军在法国北部海岸基地的总货运量的三分之一。协约国的大问题是管理问题。大战都进行了3年了，还是缺乏有效的机制协调英国和法国的作战安排。

1917年11月，卡波雷托战役后不久，协约国的领袖在意大利的拉帕洛（Rapallo）开会，会议同意创立一个具有宏大名字的机构——盟军内部最高战争委员会（Inter-Allied Supreme War Council）。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包括了各国政府首脑和各国总参谋部的代表。美国是后来才加入的。劳合·乔治欢迎建立这个委员会，因为它可以用来平衡自己的军事参谋——黑格和罗伯逊。劳合·乔治从他未担任首相一职前就认为黑格不适合做英国远征军的司令官。他一直想撤换黑格，但次次努力都没成功。

实践证明最高战争委员会是有价值的，但主要是在行政管理方面，它能特别有效地协调各国不同的物资运输系统，在分配军需品方面很有效果，在分配人力资源方面又有一定的效果。劳合·乔治的最大愿望就是阻止黑格再次发动佛兰德斯攻势，最高战争委员会在1917年底前就满足了他的愿望。12月，最高战争委员会在凡尔赛举行第二次会议，委员会决定1918年不再发动大规模进攻。然而，在指挥作战方面，这个委员会是没有用途的。黑格和贝当都不愿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一个国际机构，也不愿与之合作。1918年初，英王乔治五世意识到黑格很有势力，有许多高层的支持者，于是提升他为陆军大元帅。几乎同时，发生了一件意义相反的事，劳合·乔治委派南非将军扬·史末资（Jan Smuts）去欧洲大陆秘密寻找一个黑格的替代者，候选人包括赫伯特·普卢默、亨利·罗林森。

同盟国没有类似的协调问题；德国已经没有具有实质意义的盟友需要协调。北方战场上的土耳其，因俄国崩溃而获救。但是，土耳其因过分扩张而精疲力竭。土耳其的威胁来自南方，英国从埃及向东扩张是一个威胁，英国支持阿拉伯人反叛是另一个威胁。此时，法金汉在中东。奥托·李曼·冯·桑德斯也在中东，他曾是加里波利战役的指挥官。他们在中东的任务是帮助土耳其人，但是他们既缺军队也缺物资，所以难以使局势有实质性的改变。保加利亚在这个时候比较安全，但无法向巴尔干地区提供帮助。保加利亚的内部处于混乱之中，反对派指责现政权将保加利亚带入同盟国阵营。

奥匈帝国如今仅是一具空壳。1917年，维也纳征召16万合格的男人加入已经被打得破烂的军队，这些新兵实际上都是1900年出生的男孩子。这次征兵后，剩下的人力资源只有受伤的老兵和释放回的战俘（1918年从俄国回来40万战俘）可以上战场了。奥地利人缺乏煤、铁、枪、弹药、食品、饲料。数万匹用来运送大炮的马死于缺乏草料。马铃薯是奥地利人最主要的食物，1917年的收获，到第二年春季就消耗光了。步枪的月产量从1917年3月的11.3万支下降到1918年2月的9000支。重型炮弹的产量，在1917年秋天是每月40万发，而到1918年秋天则下降至三分之一。绷带用纸制成，因为没有棉花。纸质的内衣发送给士兵。士兵的生活和平民的生活一样，都变成一种低层次的生存竞争。

奥匈军队总参谋部在11月进行的一次战略评估中被迫做出一个结论，奥匈军队在1918年无力再发动进攻。此时，奥匈军队仍然有44个师的兵力布置在十分平静的与俄国接壤的前线，还有37个师在意大利作战，但是军队的士兵和装备异常衰竭，一个师往往只有5000至8000人，根本不能称作师。军队里流行开小差，不开小差的士兵越来越显示出反叛的倾向（特别是那些被释放的俘虏），生活在农村的人正在回返到中世纪的野蛮之中。逃跑的士兵组织成匪帮抢劫居民。

此时，康拉德已经不担任总参谋长一职，正在意大利前线指挥一个集团军。他肯定是没有接受过去3年的失败教训，仍然喜欢发动超越自己实力的宏大战役。他正计划从阿尔卑斯山的蒂罗尔人地区向南前进，进入威尼斯北部的平原，目的是惩罚令他蔑视的意大利人。这个计划有吸引人的地方，因为奥地利按照这个计划能在德国夺取最终胜利前率先占领一大片土地。他很快便去维也纳叫卖这个计划。他的上司想尽办法不理睬他。

在这样的局势下，德国孤立无援。即使如此，德国还没有落到希望渺茫的地步。尽管去年的伤亡惨重，缺少各种必需品，但是东线战事结束使柏林把全部军事威力投入西线战事。虽然德军实力已经不如2年或3年前，但是德军所遭受的损失并不比英军和法军遭受的损失更严重。与敌军相比，德军的装备是恶劣的，前线士兵一周只能吃到3到4次定量肉食，汽车和马车的轮胎也不是橡胶的，但德军在另一些方面拥有重要的优势。

德军最明显的优势要算在比利时和法国建立的防线。除了那些地理条件使敌人完全不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段，防线上所有地段的防御工事都比1914年有明显改善。这些防御工事规模巨大，结构非常复杂精密，由纵深达10英里（约16公里）的碉堡群组成，碉堡之间相互支持，内有机关枪把守，渠状战壕可组织步兵和坦克，有大量防炮火的掩体，大量聚集在一起的带刺铁丝网起保护作用。数万名劳工自僵局开始时便参与修建防御工事，他们之中有战俘和从被占领土地上抓来的平民。如果从东线搬来增援兵力，这些工事就是无法攻取的障碍。

1917年下半年，德军引入一种新的进攻系统，借以补充防御能力，这种被称为“胡蒂尔方法”的新进攻系统最初在东北前线使用，后来推广到卡波雷托和康布雷，由鲁登道夫的表兄奥斯卡·冯·胡蒂尔（Oskar von Hutier）发明，利用这种方法极有希望打破西线的僵局。在这种方法中，突击小分队由6个至8个经过特殊训练的士兵组成，他们的任务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利用地形偷偷溜过强大的据点（不是停下来摧毁这些据点），目的是以最快的速度深入敌人阵地。那些强大的敌军据点由第二拨带着重型武器的大部队消灭。德军曾在中等规模的进攻中使用过这个战术，如果在较大规模的进攻中使用这种战术，应该会有较好的效果。

德军最高指挥层面临的问题是：是应该像1915年那样进攻，还是像1917年那样防守？这个决定应该由鲁登道夫做出，而他一直倾向于发动进攻。普卢默在1917年末的伊普尔战役中采用有限攻击的战术取得了较好的战果，这对鲁登道夫的决策有影响。但是，真正影响鲁登道夫的决策的因素是美军参战。每月都有数千人的美国军队抵达法国（到1918年中旬，美国军队将有25万人抵达法国）。尽管美国兵都在受训，但很快美国军队将会达到压倒性优势。虽然美国兵没有经验，但是他们吃得饱，精力旺盛，有最好的武器。由于还未遭受到流血伤亡，他们有一种天真般的勇敢。这种勇敢，英、法、德的士兵已经没有了。

按照鲁登道夫的估计，美军只有到1918年中旬才能带来威胁，到那时敌我对峙的天平才会发生决定性的翻转。如果德国想在西线取得战争的胜利，只能在1918年上半年的时间。就是基于这种考虑，德军各部队都收到一篇题目叫《战壕攻击战》的论述文章，解释了胡蒂尔战术和使用方法。一些被挑选出来的军官从前线撤回，参加一个为期8天的培训课程，不过这门课程很快延长到4周时间。德军把东线最好的部队和一些资质较差的部队里抽调出的35岁以下的士兵，用火车运回德国，让他们进行休整，提供培训。德军的目标是建立42个精英机动师，他们是德国最好的士兵，这些年轻的勇士能熟练使用手榴弹、轻型机关枪、火焰喷射器、战壕迫击炮，并接受过新攻击战术的培训。这些士兵处于防御状态已经有几年时间了，知道依靠防御无法胜利，特别是在经历了帕斯尚尔战役的折磨后，他们期望发动进攻。鲁登道夫说：“他们对进攻着迷了。俄国崩溃后，期望进攻是他们的一种自慰。”德国国内也发生类似的情况。德国人不仅想结束战争，而且想获得伟大的胜利。德国的政治宣传说，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是以德国完胜告终。

还有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是在何处发动进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确定目标——是攻击英国，还是打败法国？为了探究答案，鲁登道夫在11月11日与皇储威廉的总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Friedrich von der Schulenburg）、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的总参谋长赫尔曼·冯·库尔（Herman von Kuhl）一起开会。这两个人都是有经验的指挥官（库尔曾是克卢克1914年进攻巴黎时的总参谋长），他们都有各自的主见。德舒伦堡希望对凡尔登凸出部的两翼发动进攻，这个主意猛一听荒谬，但实际上很有道理，因为法军急剧减少了在凡尔登地区的兵力。他看到了一个动摇法军在凡尔登地区防线的机会，利用这个机会把法军驱赶到巴黎。库尔奋力争取在佛兰德斯发动进攻，他争辩说那里是唯一能夺取战略目标的地方。如果英军的防线被刺破，他们只能是背水而战，结果是要么被德军歼灭，要么逃窜回英格兰。鲁登道夫也提出几个方案，要求特别注意英、法会合点圣康坦（St. Quentin）。他指出发动进攻的3个必备条件：俄国和意大利不再是威胁；进攻的时间要尽可能地早，最迟3月，如果可能要放在2月；如果进攻开始，即使打击的是法国人，但目标必须是打败英国人。英国远征军在大战开始时只是一支很小的军队，现在则变成协约国中起支配作用的力量。如果英国能在年中被打败，美国人就不重要了。

15天后，3个俄国士兵举着白旗走向德军在遥远北方库尔兰的防线，这一举动使滞留在人们心中相信东线还有可能再次回到战争状态的担忧消散了。这3个俄国兵说他们是基里连科（Kirilenko）将军派遣来的，布尔什维克最近刚任命基里连科为总参谋长。他们的任务是传达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和平谈判意愿。几天后，德国和俄国的代表齐聚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德国代表中有马克斯·霍夫曼、德国外交大臣理查德·冯·库尔曼（他是亚瑟·齐默曼的继任者）。

试探性的和平建议此时逐个出笼，一般是以秘密的方式提出，纠缠着各种动机，双方的领袖公开表示愿意公平地进行和平谈判。协约国希望与维也纳进行单独的和平谈判，这对德国人在东线的利益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德国利用中间人试探着协约国诸国的意向。从一开始就视大战为疯狂之举的教皇继续寻找一个各方接受的停火条件，这让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愤怒不已。在这些众多的声明和积极的姿态之中，有的真诚，有的带着轻蔑的不信任，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有时让人感到愉快，有时让人感到悲哀。但是，和平的希望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