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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劝陛下听取军事顾问的建议。

——西奥博尔德·冯·贝特曼–霍尔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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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的冬天到了，同盟国最渴望迅速结束大战。与一年前相比，同盟国此时面对着异常严峻的军事形势：奥匈帝国的军队已经崩溃，难以恢复元气；德军在凡尔登和索姆河被拖累得精疲力竭；艰难抵御布鲁西洛夫的进攻；奥斯曼帝国在北面和南面被打得一败涂地。国内的情况更糟糕。德国和奥地利出现衰败的迹象，许多城市陷入匮乏和绝望之中。不夸张地说，同盟国的儿童正在忍饥挨饿。

早在1916年10月，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就谋求美国总统介入大战，充当交战各方的调停者。这个计划后来证明行不通，伍德罗·威尔逊此时正身陷一场不知输赢的选举之中。此后，贝特曼给欧洲的中立国发去外交照会，宣称德国准备谈判。他虽没有提及任何让步，但也没有限制条件，他以相当威严的口气给德国最近的胜利做了注释，比如，德国征服了罗马尼亚。只有罗马教皇表示支持德国，而各协约国在几天内都拒绝了德国的提议。俄国的杜马通过一份决议，声明只有“在战胜德国的军事力量之后”，和平才有可能。沙皇在给他的士兵的一封信中，以非常轻蔑的口吻把贝特曼的提议定性为“德国绝望的证据”。在伦敦，劳合·乔治说，英国“与其相信不可靠的诺言，不如相信可靠的军力”。协约国的领袖指出贝特曼的提议没有涉及比利时问题，这个问题对英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英国难以容忍德国永久控制比利时带来的安全威胁。贝特曼也意识到不涉及比利时问题将降低成功的可能性，但是德国领导层内部的分歧迫使他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那些重要得难以忽视的德国将军和海军上将坚持比利时必须依附德国，甚至变成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鲁登道夫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他说：“比利时在战后必须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依附德国。”

威尔逊总统再次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他的竞选口号是：“他是个能让我们远离战争的人。”当选后，他渴望成为世界和平的调解人。他发出一个外交照会，建议开一个国际和平会议。为了形成讨论的基础，他请交战国说明战争的理由——解释为了获得什么而继续打仗。德国是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国家。德国表示支持采取谈判的方式结束战争，澄清自己的清白，表示不仅愿意谈判而且愿意参加创造一个新的国际体系防止战争。然而，柏林并未说明如何处理比利时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贝特曼不敢多说，因为公开鲁登道夫的强硬态度肯定会妨碍任何可能的谈判。

贝特曼的含蓄于事无补。协约国认为德国的立场只是一个空洞的姿势，因而拒绝接受德国的提议，继续要求德国撤出比利时和法国。1月10日，协约国领袖加强了他们回复的力量，抱怨威尔逊暗中把“两个交战集团置于等同的地位”，他们认为，德国及其同盟实际上要对战争负全责。他们提出一系列要求，首先必须恢复比利时、塞尔维亚、黑山的原状态，此外，同盟国还要对战争进行赔偿。以同盟国的视角看，最具有威胁性的要求是“重组欧洲”。协约国的重组欧洲意味着，不仅阿尔萨斯、洛林要归还法国，而且要肢解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

接着，双方开始相互揭丑，双方进行实质性讨论的机会就此消失了。我们无法知道协约国其实不愿考虑军事胜利之外的选项，或者就是企图使开始谈判的基点最有利。可以肯定的是，双方都怕说出一些令敌人和本国国民解释为懦弱的话，双方阵营中强硬派决心赢得战争。比如，劳合·乔治知道自己的首相地位取决于保守党的支持，如果自己表现出想与德国折中的态度，保守党将造反。另外，协约国不仅蔑视贝特曼的外交照会，而且蔑视威尔逊的外交照会，协约国的蔑视态度使德国的保守派有了正当的理由反对进一步谋求和平的努力。

德国除了军事手段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这个观点越来越不证自明。但是，德国军事斗争的前途是黯淡的。几周前，鲁登道夫掌控了德军的最高指挥权，他此时已经对西线的战事有了判断。他在东线奋战了两年，因而对战场僵局有不同的看法。他不喜欢眼前西线的一切。“我们的处境极度困难，似乎没有出路，”他后来写道，“我们无法进攻，我们也不能梦想面前的敌人将崩溃。如果战争长时间持续，德国的失败不可避免。”德国受到攻击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协约国在1917年将发动东线和西线进攻。鲁登道夫认为，法金汉为了坚守一些战略价值不高的阵地，让太多德国人牺牲了生命。无论如何，如果德国保持防御地位，德国肯定无法维持长久，赢得战争的可能性也不大。鲁登道夫看出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找到代价较低的防御方式，二是把战场推向敌占区。德军总参谋部派出最好的参谋研究寻找新防御方式。为了能找到对德国有利的新战场，长期困扰德国的潜艇战之争再次浮现。

截至1917年，欧洲的民众都受到大战的影响，而海上封锁使德国民众和奥匈民众所受苦难程度特别高。从大战开始到结束，法国人的生活受影响最小，生活质量比敌人和盟友都要高。法国政府从来没有严格控制食品生产和流通，原因很简单，法国不必施加控制：法国在战争期间的消费实际上呈上升趋势。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有一个令人感到惊奇的有利条件，一方面，运输货物的船只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法国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上的港口，另一方面，法国政府为了抑制人们对战争的不满情绪，把食品进口置于最高优先级作为手段之一。缺少煤是法国唯一涉及范围比较大的问题，原因是德国占领了法国产煤地区，但是，即使这个问题，后来也有所改善。法国也存在一些问题。从1914年起，法国征召四分之一的农民入伍，军队征用数千匹马，并把民用铁路变成军用铁路。但是，法国能较好地管理这些问题。到1917年的时候，法国人还有充足的黄油供应，价格也与大战开始时一样便宜。相反，在德国和奥地利，无论多么高的价格也买不到黄油，只有孕妇和婴儿才有极少的牛奶配额供应。

英国的情况较差。大战前，英国60%的卡路里消费需要进口，但是并非所有事情都令人绝望。英国建立了统一的食品管理机构，有较强的行政管理能力，特别是劳合·乔治担任首相后，食品管理变得更有力，所以，英国能对食品供需体系的所有方面都施加控制。然而，1916年仍然出现了食品短缺（那年的收成不好，外加德国的潜艇破坏），劳合·乔治在1917年初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农业生产。英国一开始试图推行资源配额制度，施行结果证明无效，于是实施强制性的措施控制短缺原材料的分配。营养水平下降的结果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肺结核死亡率上升了25%，婴儿死亡率也上升了。卫生保健水平也变差了：数百名医生跟随英国远征军离开英国去欧洲大陆，英国国内许多病人和伤员得不到救治。

美国向英国和法国出口大量农产品，美国农业因此而越发兴隆；越来越多的土地投入农业生产。然而，由于需求大增，美国国内粮食的价格也大涨。不过，有一件事荒谬难解，虽然大战给美国带来富裕、繁荣的市场，但是几个东部城市在1916年至1917年冬天出现粮食抢劫骚乱。

沙皇俄国在许多方面都遭受了失败，糟糕的粮食管理仅是其中一例。俄国有足够的粮食供养其人口，在大战期间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几百万吨的剩余谷物滞留在黑海的港口，准备输送到国外，但无法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另外，俄国在粮食配送上越来越失败，无法把粮食运送进城市里，俄国城市里有大量的难民，包括几百万被俄军在1915年从波兰赶出来的犹太人。大部分铁路运输能力被军队占用，剩余的运输能力处于混乱之中。在大城市中，粮食价格的增幅远远快于工资的增长。彼得堡的婴儿死亡率在1914年和1915年成倍增长。1917年，妇女每天要在工厂工作10小时以上，每周要花费40小时排队为孩子们购买食物。城市里爆发骚乱和罢工——在1917年1月至2月间，有67. 6万工人参加彼得堡大罢工。1916年，军队被派遣去镇压骚乱，但军队拒绝行动。截至1917年，俄国首都只有供几天消费的粮食储备，这座城市成为一个随时可被点燃的火药桶。

在东线的敌对阵营中，虽然德国和奥地利情况不如俄国那样已经接近爆炸的边缘，但是形势仍然是很严峻的，而且问题不仅出现在城市中心。虽然这两个帝国都存在管理欠缺问题，但主要问题是实实在在的物资短缺问题，长时间缺少生活必需品，而且从1917年开始呈蔓延趋势。谁也没有准备打一场长期的战争，更不用提打几年的仗了，大战刚进行了几个月，这两个帝国就出现了食物短缺现象。1914年10月，维也纳杀了1万匹马。第二年的春天，德国农夫拒绝执行不给牲口喂粮食的政府禁令，于是柏林的官僚命令屠宰所有公猪。900万头牲畜被杀，其结果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先是猪肉价格大跌，然后是剧烈上扬，而且是持久地居高不下，已经没有足够的供应了。

有几个因素使协约国发动的海上封锁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政治结构粗糙，无法进行有效的中央控制，甚至帝国各部分之间都无法协作；巴伐利亚不允许货物输送到德国的其他部分，匈牙利把剩余农产品卖到德国，而不与奥地利共享。战前，德国每年必须进口200万吨硝酸盐、磷酸盐肥料，必须有600万吨谷物做饲料，必须有100万季节性的农业工人。当这些生产要素减少了后，农业生产率开始下降；谷物的产量在1914年至1917年间下降了一半。军队的需求必须优先满足，这个需求的数量巨大，而且缺少弹性，德军每周的需求量是：1700万磅（约7700吨）的肉，6000万磅（约2.7万吨）的面包，1.3亿磅（约5.9万吨）的马铃薯。1915年5月，维也纳爆发第一次食品骚乱，柏林则在5个月后出现。柏林的食品价格在大战第一年里增长了130%，两年后增长了600%。即使是产业工人，他们工资的增长也难以跟上价格上扬的步伐。从1914年至1917年，军工厂的工人工资增长了78%（妇女的工资要低许多），非军工厂的工人工资增长了52%。牟取暴利的行为非常普遍，社会上出现新的百万富翁，他们的暴富招致公众的怨恨。

由于大雨、过早的霜冻、缺少肥料、缺少人工，1916年的收获季节变成一次灾难般的失败，大饥荒蔓延各地。由于极度缺少肉食和牛奶，所以马铃薯变成一种必不可少的食品。但是，德国的马铃薯产量下降了一半，奥匈下降得更多。上千人每天只能排队喝汤。纺织品用纸和植物的纤维制成，鞋用纸盒木头制成，咖啡用树皮制成。数万赤贫的战争寡妇带着孩子们，要排上几天的队领取可怜的定量。德国成年人的食谱非常可怜，有一种奇异的黑色“战争面包”，里头几乎没有谷物，没有肉的腊肠，每周配给三磅马铃薯和一个鸡蛋。为了生存，德国人越来越依赖一种平时人类不爱吃的蔬菜，粗陋的甘蓝。

农作物歉收之后是1916年至1917年漫长、寒冷的冬天，历史上称为“甘蓝之冬”。柏林一家主要医院的内科医师主任报告8万儿童在1916年死于饥饿。在奥地利，一个家庭只允许烧热一个房间，这导致冻伤流行和管道爆裂。在维也纳的街道上，人们用狗拉车，后来，狗拉车也没有了，因为人们把狗吃掉了。匈牙利原来农业产量较高，后来，人们因缺粮而吃马和狗。德国因缺少燃料而关闭学校。大战前，估计每个成人每天平均要摄入3400卡路里；大战期间，下降到1200卡路里。妇女肺病死亡率从每10万妇女14人增加到23人。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患佝偻病、骨畸形、关节畸形的人普遍增多。

“坐在黑暗中最可怕，”一名德国妇女写下了经济封锁时的生活，“下午4点钟天就黑了，早晨8点天才亮。甚至孩子们也睡不着觉。必须尽力哄他们，他们因饥饿而变得烦躁、忧郁。他们上床后，我们在寒冷中发抖，一半是因为饥饿，一半是没有衣服取暖，我们只能不断地想，不停地想。”一名当时还是学生的德国人回忆道：“因为没有肉吃，每个人都想养兔子。我们被带出课堂去帮助农民。我们喜欢这样，但是这意味着我们就上不了课了。所有的老师都去当兵了，农村的生活变得很阴沉。很多人都在说：‘战争打得时间太长了。’有些人变得很坦率直言。人们感到战争时间长，德国取胜的希望不大，因为德国国内的条件变得非常困难。”

甚至在征服了罗马尼亚后，所获得的战利品也非常有限，可供德国和奥地利消费用的谷物仅仅增加了6%。在德国、奥地利，曾经较富裕的城市人拿着珠宝、真羊毛织物、真棉织物到农村换取任何还能找到的食物。在维也纳，大约有1万名妇女依靠卖淫维生。政府不断增加每周工作时间，挣不到足够钱养家的工人开始不断罢工，罢工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暴力。妇女成群暴动抢劫商店和政府的粮食仓库。

就在这样一个阴暗的背景下，德国的领导人在1917年1月9日召开了一个关于潜艇战的会议，这个会议给不同意见一个摊牌的机会。当然，德皇威廉参加了会议，他还是帝国的最高战争领袖，但是他变得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对自己缺少信心。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也参加了会议，他俩刚从西线视察回来，他俩视察后的结论是维持西线僵局对德国最有利。参加会议的还有海军的领袖，其中有最著名的海军总参谋长亨宁·冯·霍尔岑多夫（Henning von Holtzendorff），他充满热情地坚持潜艇战是唯一能迫使英国屈服的办法。最后到场的是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他直到会议开始前的最后一个时刻才被邀请。

由于美国施压，德国自1915年9月就停止了无限制的潜艇作战，德国的潜艇舰队也处于停滞状态。贝特曼坚持要对潜艇战进行限制，虽然德皇支持贝特曼，但是，大多数德军陆军将领和海军上将都愤怒地反对贝特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军们对潜艇战所做的估计，也随着时间而发生着改变。1915年初，海军上将们要求取消潜艇战限制，他们说这样做能在6个星期内使英国处于动乱之中。如今，虽然德国潜艇舰队的规模扩大了许多，但霍尔岑多夫却说需要6个月的时间才能制伏英国。贝特曼对此感到惊骇，因为他仍然相信霍尔岑多夫的建议将导致美国参战，他畏惧美国参战的后果。德皇询问霍尔岑多夫的意见。“作为一个军官，我想告诉陛下，”这位海军上将回答道，“没有一个美国人会在欧洲大陆登陆。”

大家都知道鲁登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两周前，他给贝特曼发电报表示潜艇战是“唯一能使战争尽快结束的办法”。他还说：“军事局势不允许我们拖延。”尽管德皇威廉有贝特曼类似的恐惧，但统治者再有权力也难以阻止手下军官的要求。实际上，整个德国都在叫嚷取消潜艇战限制。德国工业界、军队、大多数民众都在忍受英国海上封锁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他们不仅视潜艇战合乎道德和法律，而且认为在现实中是绝对必要的。德国议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反对限制潜艇战，贝特曼几乎是孤身一人在坚持限制潜艇战。

争执迅速得到解决。贝特曼以守本分的态度重新说明自己反对无限制潜艇战的理由。然后，他撤销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我没有能力批评军事专家的判断，他们断定战争无法在陆地上决出胜负，”他后来写道，“考虑到这个事实，也考虑到军事总部宣布已经准备好与美国作战的危险，我只能劝陛下听取军事顾问的建议。”贝特曼屈从后，德皇就失去了继续阻止无限制潜艇战的基础。他移开了最后一个阻止无限制潜艇战的障碍——其实也是美国参战的最后障碍。德国历史致命的一页翻过去了。然而，还有比翻过一页历史书更致命的后果，控制德国政策的权力，已经从德皇及其文官政府的手中，转移到类似于鲁登道夫那样的军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