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8月23日之前，克卢克是顺利的。突然，克卢克撞到一大群藏在战壕里的英国步枪手。那应该是一次战栗。克卢克当时不知道英国军队就在附近，他甚至不知道有相当规模的英国军队在一天前就进入了法国准备上阵。

背景：1914年的伦敦

对亚历山大·冯·克卢克将军来说，德英两军在8月23日的不期而遇算不上什么大事，顶多是一次恶意骚扰而已。虽说英国远征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都经历过英国殖民地战争的锻炼，但他们因人数不多，根本无法阻止像大河一样奔流向前的克卢克的军队。

对法国人来说，特别是政治家和将军来说，英国能参战简直是梦想成真。几年以来，法国人的国策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梦而积极努力。英国参战的意义深远，如果这场战争是长期的，法国便能与欧洲最富有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站在一边。

在英国，有人赞成战争，也有人反对战争。不过，双方似乎都认为战争打不起来，因为战争离现实太遥远了。英国绝对不可能跟随着柏林、巴黎、彼得堡、维也纳一道跌入1914年7月的灾难之中。

自危机之初，爱德华·格雷的外交部就身陷其中，但英国努力维持和平。为了和平，英国外交部一直保持着异常公正的姿态，绝不用自己的意见刺激公众。英国公众和伦敦政府的主要注意力一直放在国内的爱尔兰问题上，这个问题是大英帝国的心腹大患。

爱尔兰在法律上和行政上已经不属于英国的一部分，也不再是殖民地，而是像苏格兰、威尔士一样成为联合王国的成员。英国议会里有爱尔兰的代表。他们的数目相当大，不仅能影响政策的制定，而且还可以利用众议院内部的激烈分歧操纵英国政府的生死。但是，爱尔兰的天主教民族主义分子认为这种权力还不够。他们辩解说，现实中的爱尔兰其实与几个世纪前一样，还在遭受英国人的欺负，这个说法并非毫无道理。他们要自己的议会、自己的政府——也就是爱尔兰自治。但是，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人（Ulstermen）不同意，他们都是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在两个半世纪前从苏格兰移民来的新教教徒。在那个时代，信奉天主教是一种罪行。如果爱尔兰自治，阿尔斯特人将屈服于罗马的教皇。于是，就有了联邦主义者，他们誓死反对爱尔兰自治。

截至1914年夏季，英国自由党已经在位8年多了，公众支持度呈逐年下降趋势。这种情况其实不可避免，因为公众越来越讨厌自由党引发的斗争、危机、争议，越来越不喜欢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英国保守党相比，英国自由党的政府是个倡导改革的政府，他们推动了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和养老金制度。如果英国政府失去了众议院的多数支持，自由党的政府就会垮台，新一届政府就会取而代之。1914年的自由党政府只有在获得30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议员的支持后，才能维持在众议院的多数支持。

自由党政府想要的这种支持，必须付出一个代价，那就是爱尔兰自治。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意识到自己对现政府的重要意义，要求立等可取的回报。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的内阁知道，要么满足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要求，要么被别人取代。所以，英国政府推动议会通过爱尔兰自治法案。保守党拼命反对这个法案，联邦主义者拼命支持保守党。各方折中似乎不大可能，所以形势变得十分危险。有人把武器走私入北爱尔兰，联邦主义者把成千上万的阿尔斯特人组织成民兵，声称宁可武装暴动也不做爱尔兰自治下的软弱少数民族。

随着爱尔兰自治法案临近通过，局势越来越紧张，英国军界的许多领导都是英国爱尔兰联邦主义者，他们都反对阿斯奎斯的政府，这就使局势更加危险。当人们意识到实施爱尔兰自治法案需要军事镇压联邦主义者时，危机更加激化得就像沸腾的开水。春天，英国战争部宣布，家在爱尔兰的英国军官不能参加镇压新教叛乱。其余的军官必须执行任何上级交给的任务。如果有谁不能接受这项政策，必须申明其反对态度，并将被解职。

这个政策引发了卡勒兵变（Curragh Mutiny）。一批高级军官公开宣布支持联邦主义者，他们说联邦主义者的唯一罪行就是忠于大英帝国，把联邦主义者描绘成叛徒的做法实在是一种侮辱，他们宁可自己辞职也不参与对联邦主义者的战争。英军在爱尔兰卡勒军事基地里驻扎着一个骑兵旅，这个旅有70名高级军官，其中有57人参与兵变。

局势有恶化的倾向。战争部大臣为了缓和局势，向公众保证不会采取武力镇压新教徒。英国首相拒绝接受这样的保证，英国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John French）爵士听到英国首相的话后宣布辞去皇家总参谋长一职。许多高级官员跟着辞职。英王感到有必要干预，此后对立阵营的领袖才开始谨慎地从混乱的局势中后撤。到5月底的时候，有了一个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尽管民族主义者反对，但是英国必须瓜分爱尔兰。爱尔兰的北方要属于大英帝国。斐迪南大公遇刺后的几周时间内，英国政府一直被爱尔兰问题困扰着。就在维也纳向塞尔维亚提交最后通牒的前一天，英王乔治正在白金汉宫召开瓜分爱尔兰的会议，但这次会议以失败告终。7月26日，也就是法国和德国进行战争动员的前6天，英国军队在爱尔兰首府都柏林开枪镇压示威者。英国内战在即。

与此同时，英国公众几乎没有注意到英国正在缓慢地被拖入危机。伦敦的长期外交政策是维护欧洲大陆的力量平衡，其目标就是保证没有任何国家或同盟能有实力威胁英国的安全。法国曾经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是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在这段时间一直都把法国当作敌人。拿破仑衰败后，俄国变得非常突出，英国与俄国的关系变得紧张，两国之间在19世纪50年代爆发克里米亚战争，而法国站在英国一边。普鲁士一直是英国的同盟。1870年后，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兴起，加之法国继续衰落，普鲁士与英国的关系也发生改变。突然，诸侯割据各自为战，软弱无力的德意志变成威胁欧洲均势的主要不安全力量。伦敦越来越担心德国海军对英国皇家海军的威胁，因为德皇威廉二世决定组建一支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公海舰队。与其他威胁相比，英国海军所受威胁更能在许多英国人的思维中埋下一个顽固的信念，英国的下一场战争肯定是要与德国打，更进一步讲，为了防止德国统治欧洲，英国必须防止德国制伏法国。

这种思维在英军总部里很流行，在联邦主义军官中就更加流行，这些军官相信如果英国能参加一场欧洲战争，爱尔兰自治法案肯定夭折（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在1914年之前的几年里，英军的参谋人员已经秘密会见法军同行，研究如何联合对德开战问题（阿斯奎斯允许军方这样做，但人们并不感谢他）。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将军是英军派往巴黎的主要军事协调人，他是一个极端联邦主义分子。他曾自夸自己对阿尔斯特人的忠诚要超越对英国的忠诚。他在自己的日记里把英国首相阿斯奎斯称为“醉汉”，把阿斯奎斯的内阁称为“肮脏的内阁”。亨利·威尔逊所使用的语言，代表了英国军界流行的极端思潮。

经过威尔逊与法国人的多次交流，一个英国远征军进入法国作战的详细计划逐渐形成。然而，在阿斯奎斯的内阁中，只有少数几个“帝国主义者”才被允许了解这个计划的一些细节。如果有内阁成员想了解这个计划，格雷就想办法说服他们不必为此担心，因为英国没有承诺做什么。初夏的时候，有德国报纸说英国陆军和海军的权威人士正在与俄国秘密谈判，阿斯奎斯内阁的大多数成员开始怀疑格雷的说法。格雷则公开否定根本没有类似的谈判，但是他实际上是在撒谎。斐迪南大公7月遇刺后，格雷陷入极度困难的境界。他之所以同意与俄国人谈判，是因为他害怕俄国退出协约国。他推测，如果俄国发现英国没有兴趣在战争中提供支持，俄国有可能抛弃与法国的协约同盟关系。一些有影响力的俄国人认为，罗曼诺夫王朝与共和体制的法国建立同盟关系实属荒谬。这些俄国人还认为，与英国结盟也没有意义，英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正在阻碍俄国向南扩张。与这些俄国人相仿，许多英国人蔑视与强制、独裁的彼得堡朝廷建立同盟关系。英国与俄国于1907年达成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从伦敦的角度看，是一个为大英帝国减压的措施，这个帝国已经大得连皇家海军都护卫不过来了。这个协议保证了一种英国与俄国之间的对等交换：英国对俄国在欧洲大陆的所作所为友好；作为交换，俄国不威胁英国控制下的印度、波斯、阿富汗。

阿斯奎斯政府的工作重点，逐渐地从爱尔兰问题转移到不断恶化的欧洲危机上来。内阁成员的意见有分歧，大多数人反对介入战争，可是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大多数阁员反战动机各有不同。有一些阁员相信英国应该与德国结盟，不应该与俄国和法国结盟，他们认为反德国倾向是一种帝国主义者的偏见，肯定导致混乱。另一些阁员警告打败德国将给英国带来不利，欧洲的均势被打破，沙皇俄国将主导欧洲。还有一些阁员根本就不相信任何参战的理由，英国没有理由救法国，打仗所需的人力、物力损失远远超过战后的利益。

7月25日，星期六，英国内阁召开一次有关参战问题的会议，会议结果清楚表明多数阁员持反战态度，他们宁可辞职也不同意宣战。如果这样的辞职发生，阿斯奎斯政府就将寿终正寝。有可能取代阿斯奎斯政府的是一个保守党的政府，最有可能任首相的是沉默寡言的极端联邦主义分子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新政府将推翻自由党在爱尔兰和英国国内的政策，包括此前所做的和计划要做的。同时，新政府一定会参战，因为保守党需要战争，现任阁员都将失去内阁工作。内阁的多数派中有几个最吵闹的阁员，即使是他们也不愿推翻现政府。

有人说，是英国内阁中的少数帝国主义分子积极主张参战。这个说法不公平。不过，这样说温斯顿·丘吉尔，还是比较合适的。他为人精力旺盛，爱冒险。他当时是海军大臣，对英国皇家海军负责。他曾承认说，一想到战争的美好前景，他就激动得发抖。阿斯奎斯和格雷则较冷静。他俩都认为，一旦战争爆发，无论胜者或负者，都将遭受灾难。不过，他俩也认为，让德国打垮法国是一种更恐怖的灾难。俄国的意义在于保护法国。如果战争结果让俄国更强大，那才是一件令人悔恨的事。

在如此复杂的局势里寻找解决方案的大部分责任重重地落在爱德华·格雷爵士肩上。他面临两个困境。第一个是当前面临的困境：他需要利用大英帝国的影响力阻止战争，但同时又不能超越内阁多数派所能容忍的程度而触发内阁辞职。

在这一点上，他失败了，当然，失败不是他的错。由于阁员之间分歧太大，他的干预无法产生有意义的变化。他的另一个困境是：他需要说服英国下院与内阁同意一条原则，如果欧洲强国开战，英国需要出兵干预，但英国下院与内阁在八月底时仍然反对战争。在这点上，他成功了。不过，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成功，也不全是他的功劳，有许多因素不在他的控制范围内。帮助他成功的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它好像是凭空跳了出来（实际上是德皇威廉引发的），最终逆转了反对意见。

1914年，52岁的格雷，是大英帝国在顶峰时期英国绅士的样板。他为人安静、优雅，相当聪明，有贵族气质，受过良好教育，每个周末必须去自己的乡村庄园度假。他还有一个信念，英国人在道德伦理方面，必须比欧洲人高出一截，所以他为大英帝国的利益服务就是为人类的文明服务。他的生活是孤独的，妻子在1906年乘坐自己的小马车在一条乡村公路上翻车身亡，他生活的全部就是工作。可是，工作也越来越难，因为他的视力正在逐渐衰退。

阿斯奎斯首相非常乐于把困难的外交工作交给格雷去做。阿斯奎斯在1914年时已经61岁了，他是一个谨慎而狡猾的中产阶级律师。他进入英国议会已经有30多年，领导自由党政府走过了风风雨雨的6年。他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也希望能继续执政，但他想不劳而获。这表现为他从不因工作放弃社交的快乐，比如，不放弃晚上打桥牌，不放弃追求性感女人。继续执政需要处理几件困难的事，需要把越来越脆弱的自由党多数派团结在一起，这意味着必须把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与暴躁的威尔士改革者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捏合在一起，还意味着必须把和平主义者与极度好战的丘吉尔捏合在一起。想在1914年7月处理好这些困难的事，需要极高的技巧。

从7月25日（星期六）起，内阁几乎天天开会，内阁的态度很明确，任何企图让大多数阁员支持法国的动议只能导致政府垮台。阿斯奎斯和格雷只能坚守等待。到了星期一，格雷曾提出开一个由英、法、德、意参加的国际会议解决奥地利与塞尔维亚间的冲突，他的这项建议被认为太幼稚而没有获得认同。1913年，在伦敦开过一次旨在解决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会议，会后奥地利、匈牙利、德国认为该会议彻底不令人满意。各欧洲强国都利用伦敦会议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从而破坏了再次召开会议的可能性。

星期三，多数内阁成员提出一项决议，该决议要求，若是爆发战争，英国将宣布中立。格雷告诉阁员，他不能去兑现这个决议，如果这个决议被批准，他就辞职。在阿斯奎斯表示支持格雷后，内阁多数派才住手不坚持。一切都悬而未决。社会各方面对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特别是格雷承受了更多的压力。那个痛恨阿斯奎斯的威尔逊将军，要求马上进行战争动员。法国人则用尽全力说服英国支持他们，而德国大使林克瑙斯基则哀求格雷保持中立，竭尽全力说服格雷相信，德国既不想要战争，也不打算对英国的利益抱有敌意。如果德国能了解阿斯奎斯和格雷在英国内阁里的态度，也许情况会大有不同，但是，英国内阁会议是保密的。

威尔逊将军开始强调英国政府有道德义务与法国站在一起，理由是英国和法国已经花费好几年的时间证明英国必须与法国站在一起，他的情绪激动得近乎疯狂。他指出，法国同意将海军转移到地中海，把法国北部的大海给英国海军管理，这充分证明法国对英国的信任。内阁中那些反战的部长非常生气，因为这与他们以前所获得的答复不符。部长们曾多次表示担心与法国一起策划战争将把英国拖入战争，而部长们被告知他们的担心没有根据。

沙皇尼古拉于星期四批准战争动员。格雷为了维护自己的声名极力要求俄国人将战争动员延后进行，但他和英国驻俄国大使对俄国政府的影响力不高，远远不如法国驻俄国大使帕雷奥洛格，此人一直在催促俄国采取行动。就在这一天，法国总统普恩加来告诉格雷，他相信英国能制止战争，条件就是向德国提出警告，一旦开战，英国准备支持法国。格雷此时仍然坚持公正原则，以难以想象的虚弱口气做出答复，他说自己非常怀疑英国是否有能力改变现状。与此同时，他在没有内阁批准的情况下，悄悄地采取行动。由于他知道德国驻英国大使林克瑙斯基理解英德两国开战的恐怖后果，所以他对林克瑙斯基讲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如果德国与法国开战，那就意味着也跟英国开战。

星期五，所有人都感到选择越来越少，可是内阁的多数派还是反对战争。格雷要求林克瑙斯基接受自己提出的“贝尔格莱德终点站”方案。针对这个方案，德皇威廉赞同，但维也纳反对，所以也无法实施。后来，绝望中的德皇威廉提出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他通过林克瑙斯基告诉格雷，如果英国保持中立，德国保证在战争获胜后恢复法国和比利时的边境线。

德国在此时提及比利时问题，立刻引发了新的爆炸性戏剧效果。即使反战的阁员也马上看出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内阁授权格雷向法国和德国要求给予比利时中立地位和自治权。德国没能就这个问题给出答复，这说明德国确有阴谋。

因此，在几小时里，由于新的局势变化，英国出兵干涉就已成定局。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英国是否应该出兵干涉，而是如何使英国公众支持战争。宣传的重点要放在道义上，英国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允许自己曾承诺保护的中立国遭受侵略，特别是国家虽小但战略意义重大。英国公众应该不费力就能理解这点。

在大战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德国和法国都进行了战争动员。英国内阁有8位阁员赞成，如果德国入侵比利时，英国则应该参战。另外11位阁员反对战争。丘吉尔、格雷、阿斯奎斯支持参战。在反对战争的一边，最著名的人物是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他虽然反对战争，但非常谨慎地标榜自己不是反战的领袖，因为那样他就会损害未来操纵局势的空间。尽管反对战争的阁员占了大多数，但是有几位的态度开始松动。阿斯奎斯和格雷灵巧地动摇了反战派的阵脚，他俩用谎言误导那些反战派阁员相信，英国在未来战争中的角色很有限，只限于出动海军，因而风险和代价都较低。此后，反战派的势力减弱。只有极少数反战派阁员还相信靠辞职能改变局势。

有几个老资格的反战派阁员看出问题不简单，有人在放诱饵引众人上钩。约翰·莫雷勋爵（Lord John Morley）是自由党内的一位资深斗士，他后来和另几位阁员一起采取辞职的办法反对战争。他曾说：“突然在比利时问题上大做文章，这不是因为违背条约导致的愤慨，而是看出比利时可以是为法国出兵干预的借口，是英国派遣远征军的借口。”这个充满怨恨的观点，在几年后获得一位女士的支持。她叫弗兰西斯·史蒂文森·劳合·乔治，她曾是劳合·乔治的私人秘书兼情人，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她目睹了劳合·乔治在八月危机期间如何操纵阁员，从而谋求宣战一事。40年后，她写道：“劳合·乔治在危机一开始就主意已定，他知道英国肯定参战，德国入侵比利时是老天爷给英国参战的借口。这实在是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

8月2日，星期日，局势平稳。阿斯奎斯在给自己的年轻情人的信中写道：“我以为，在议会下院里，我们党有近八成的议员都赞成，无论代价如何，绝对不出兵干涉。”然而，就在他写信的时候，德军正进入卢森堡，对法国发动小规模的攻击。晚上，柏林向比利时提交最后通牒，笨拙地宣布德国需要在法国入侵比利时前进入比利时境内，要求比利时不能阻碍德军的行动。与此同时，法国则向后撤出在边境的军队，想尽办法让英国和全世界看到，德国是侵略者。

星期一早上，比利时国王艾伯特拒绝了德国在最后通牒中的要求。稍后，德国对法国宣战。格雷走到英国下院的讲台上，全欧洲的眼光都聚焦在他身上。在一个小时的讲演中，他谈到英国政府是如何努力避免战争，谈到比利时的悲剧也是英国的威胁，谈到自己确信英国必须做出反应否则就会丧失荣誉。他的论证主要放在道德层面，巧妙地避免谈论较实际的欧洲大陆力量均衡的话题。

有些人并没有被说服。“只有少数自由党人对他的讲演欢呼。”一位下院议员写下自己的观察。但是，保守党“高兴得大声叫喊”。无论如何，格雷赢得下院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英国大部分公众也支持他。留待回答的问题是：德国人仅仅是路过比利时，还是要进入比利时的心脏地区？比利时人会抵抗吗（德国承诺补偿德军途经比利时所造成的所有损失）？

星期二给出了问题的答案。大量德军穿越边境进入比利时境内，向列日进军。艾伯特国王宣布，他和他的国家准备战斗。

完了。午夜前，英国和德国处于交战状态。少数几个内阁成员辞职，他们也知道，其实没有英国人关心他们的辞职了。那个只有英国海军会介入战争的谎言早已被人们忘记。英国军队在正好100年后再一次准备去西欧作战。

当劳合·乔治骑马通过伦敦的街道时，人群发出欢呼声。这个著名的反帝国主义者在不违反自己原则的条件下，依靠耍花招保住了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这不是我的拥护者，”他对随从人员说，“我从来不想接受战争狂热者的欢呼。”

“很奇怪，”阿斯奎斯写道，“怎么我们进出下院都受到流浪者和度假者的夹道欢迎呢？我从来没有在街道上如此受欢迎。在这个黑暗、危险的年代里获得这样的成功，我没有感到一丝快乐。我真憎恶这样的轻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