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最初构想是先概括性论述海军战略要素,以此为导言,进而研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战略特点。引自查理大公著作中关于多瑙河重要战略意义的论述,成了导言的主旨,为此我还以热那亚—米兰—莱茵河流域一线和地中海对于17—18世纪历次战争的作用为例证。这些例证从各个方面说明了中央位置和内线的价值。同时,我还探讨了克伦威尔的海上战略,以及集中原理对于战争的意义。
从1887年起,我就已经开始关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祖国获得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统治被推翻,门罗主义的推行,都使我加大了关注力度。门罗主义就是为了阻止欧洲对美洲事务的干涉而推出的。美国扩张控制范围的主要目的是,排除欧洲势力,抢先占领地盘。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也绝不允许古巴被一个海军强国控制。就连杰斐逊总统也把古巴列入美国的扩张规划中,他说,除了古巴,我们不会再前进。
因地理环境因素,我们把美国势力扩张到了巴拿马地峡。这是因从墨西哥手中取得了加利福尼亚,并在该地发现金矿从而加速了太平洋沿岸的发展而产生的。对于一个在两大洋沿岸都有领土的国家来说,这里太重要了。当美国在两大洋海岸拥有政治和贸易权益时,巴拿马地峡对美国也更加重要。随着这些权益的发展,国民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也与日俱增。美国的对外政策日益关注通航问题和可能影响通航的一些位置问题,因为这些位置可以影响一些交通线,极为重要的位置就是巴拿马海峡。
巴拿马地峡简直就是多瑙河的再现,也是瓦尔泰利纳隘路的重演,而加勒比海就是地中海的再现。哪怕是还没有运河,仅是靠陆路运输时,该地的重要性也丝毫不减,更何况巴拿马运河把水陆交通连接起来,其重要性更不言而喻了。为了海军能在美国东西两侧活动,就必须控制巴拿马运河。丧失了巴拿马运河,就丧失了迅速集中舰队的宝贵时间。多瑙河和瓦尔泰利纳地区的便利,我已经在前文中详细地说明了。巴拿马地峡对于国家和国际都极为重要,但国家利益至上,我们当然希望其他国家能承认美国在此的地位。
二十年过去了,美国的对外关系已经得到全面改观。就与欧洲关系而言,《海-庞斯福特条约》承认了美国在巴拿马的权益。然而该条约的缔结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交涉,以及美国对巴拿马地峡的强烈感情,使条约的结果也极尽苛刻。
美西战争将美国推入欧洲各国的视线内,它们对美国的关注是我们先辈未曾预料到的。我的意思是,因为美西战争,美国的对外关系已经有了变化和进步,而欧洲各国会随时而且出其不意地同我们密切接触。我们必须小心应对欧洲实力均势不断的、毫无规律的变化。
因此,我要承认我的错误,我曾认为没有必要在美国海军学院的课程中加入欧洲局势的内容。较早时候,我曾谨慎地注释[1]。但现在,情况要比当时更为突出,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对外活动范围扩大了,主要原因则是欧洲本身的内部关系及其对亚洲的关系正剧烈地变动着。这种变动大大影响了欧洲干预美洲或亚洲的能力,尤其是影响到与其相关的海权。
现在,欧洲的对外活动再一次走向敌对竞争。这些敌对竞争是它们对外活动的结果,其根源还是在于德国贸易的发展。贸易发展促使德国拟定了一个宏伟的海军发展规划,从而影响到欧洲乃至美国。我把1897年的欧洲形势的显著特点归纳为:一是法德各拥盟国而对立;英国不再主动插手欧洲大陆事务;奥、德、意三国对抗俄、法联盟,对俄、法深怀敌意的英国则隔岸观火。英国的反对很有意思,它在印度反对俄国,在非洲反对法国。日俄战争失败以及国内动荡,俄国陷入混乱,法国则形单影只。值此陆上安全无虞之际,德国大力发展海军,保护其日益繁忙的贸易。一支强大的德国海军,在摩洛哥与法国针锋相对,种种事件令英国感到危机,促使它捐弃前嫌与法国和俄国结盟。
英国对于门罗主义的态度逐渐软化,最终承认了美国在巴拿马的要求,与美国签订了《海-庞斯福特条约》。这时的大不列颠海军已经无法再左右世界了,除了受到一系列条约的限制,它已经无力再同时支持美国和日本了。然而英国与日本之间互有协议,同美国则没有这种义务。那么英国要与美国互相支援吗?如果支援,又要达到何种程度?一旦日美出现冲突,英国又该如何呢?[2]
虽然暂时还能牵制德国,使其将主要精力放在欧洲,然而一旦英国海军无力对抗德国海军,它必将在世界上掀起风暴。这支海军掌握在一个迟迟没能拥有任何殖民地的国家手中。德国难道就不想在海外扩张领土吗?难道它就不想在海外建立基地支持其贸易吗?难道它就不想建立一个如同大不列颠帝国的版图吗?更不想移民、扩展工业市场、开辟原料产地吗?
门罗主义使美国将非美洲国家隔离在美洲之外,不让一寸土地落入外人之手。它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契约,它得以执行的支柱就是一支胜任的海军。请允许我为“胜任”下一定义。它并不仅仅依赖现在欧洲的实力均势而存在,还必须应对这种均势被打乱后所面临的局面。正如德国宣称要建立一支“具有这样实力的舰队,即使是最强大的海军国家要想同德国交战就势必要甘冒有损其最高权益的危险”。这至少意味着,英国不会再像1898年那样冒险支持美国;也不会在摩洛哥支持法国;也不同日本结成同盟反对德国。德国的言论使因门罗主义而互相疏远的美英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这虽是国际政策的范畴,但海军和陆军战略家们却必须考虑,因为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决定了该国舰队的建立和规模。
我要引用达里厄的一段话来为我的论述佐证:
在战略思想所引起的复杂问题中,没有什么能与建立舰队相提并论,每项规划如不考虑到同大国的国际关系以及本国资源的极限,其建立基础就将脆弱不堪。
我还要重复戈尔茨的话:“我们必须拥有国家的战略,国家的战术。”我要收回我曾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曾一度体现了海军的传统:“政治问题属于政治家而与军人无关。”我也将反对政治与军人无关的论调。
1895年、1897年,我重新总结了欧洲局势,指出当时欧洲形成了实力均势的稳定局面,由此欧洲掀起了一场浩大的殖民运动,所有的强国都投身其中。我曾要求海军战略家注意这个局势,因为美洲国家也有可能卷入其中,而将门罗主义抛在脑后。
然而,巨大的变化发生了,德国工业、贸易、海军实力剧增,陆军实力也持续领先[3],人口增长了50%。俄国趋于衰弱,法国人口处于停滞不前。德国与奥匈帝国结成联盟,其在海上从北海扩展到亚得里亚海,在陆上则拥有一支难以匹敌的军事力量。欧洲实力均势已经不复存在。
伴随着英国对德国新兴工业贸易的嫉恨,以及英国对德国海军发展的戒备,英国放弃了曾经实力均势时期的旁观者身份,转而加入协约国,意图扭转失衡。然而,英国的努力并未收获成果。难以维持的均势,使欧洲殖民国家将注意力转回欧洲,德国则向美国否认了其殖民野心。这时已经进入了殖民稳定、欧洲失衡时期。
我关注的重点在于,德国的实力已经超过了英国,而且证明它能超越美国。这两个国家都拥有巨大的财富,如果它们能联合,实力将更雄厚。美国和英国运用资源的效能与德国相比却不值得一提。另一个问题是,英美没有明显的联合动机。结果便是,德国完全可以以一对一的方式对付二者之一。在欧洲,只要奥匈帝国坚持与德国的联合,欧洲其他国家就无法遏制德国。对此,德国人十分清楚。
我的推理表明,德国的海军实力将会成为美国的心腹大患。除了英国海军还能与之一战,德国海军在欧洲已再无其他对手,而当时英国国内的局势如果一直延续,势必会导致英国海军的衰落。英国也就不会贸然对抗德国,除非德国触及英国权益底线。甚至有一天,英国已经无力再阻挡德国了,因为它的国力正日渐衰退,德国国力则蒸蒸日上,而当时,德国的国家体制令民众惯于为国家服务。国家控制民众已经成为时代的特征,日本和德国都因此受益。
当敌人只能从海上接近我们时,拥有一支海上力量保卫国土、支持对外政策是何等重要啊!美国的对外政策为: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门罗主义已经得到欧洲承认,因为它们已经卷入均势失衡的争斗中。门户开放的战场就是太平洋,巴拿马地峡是美国通往太平洋的门户,通向地峡的交通线则经过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因而人们对该海域的关注力度大大提高。
在我以加勒比海为案例阐述海军战略的某些原理时,大多数人对海权以及海军战略的认识几乎为零。他们对海洋漠不关心,就连远见卓识的俾斯麦也不例外。取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已达成了他的愿望,于是他转而致力于国内事务,他对外关系的规划并未伸展到欧洲以外。
德国现在的行为与俾斯麦对于海洋的漠不关心形成鲜明的对比。自1887年以来,新兴的海军强国为日本、德国、美国。现在,每个欧洲国家都清楚地意识到未来发展的趋势在海外。在相对稳定的局势下,欧洲应该成为海外冒险的基地,而冒险的目标则是那些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冒险必须依靠海军力量。
海权将决定世界局势的发展,这一观点已经逐渐被人们接受并发展,而以海权为主题的著作也增加了。这意味着,人们对海权理论进行了系统化的归纳,整理了资料,阐释了海权的原理及其应用。近几年来,那些天才发展了人们早已熟知的原理,并且将之系统化,通过例证阐释这些原理以及运用,最后将其确立为公认的理论规范。我们可以从海军军人函文中、海军通史中、政治家的活动和交往中,找到大量实例,并且理出它与国际权益之间的联系。
在某种程度上,海战可以看作是阐释原理的实例。然而,那些最引人入胜的海军战役,其指挥者往往是陆军军人偏多。克伦威尔就曾把改组舰队的任务委托给三位陆军上校,彻底地改造德雷克、霍金斯和雷利的海军。克伦威尔的做法,在于用陆军体制改造海军,而罗伯特·布莱克和蒙克则是这项运动的先驱。
直到威廉三世时,海军才彻底与陆军脱离。不管是威廉三世还是马尔伯勒都认为陆军和海军都是战争的构成要素,在这两位杰出陆军军人所指挥的一些战役中,陆军和海军曾相互配合取得战果。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老皮特亲自制订了陆海军协同行动的计划。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的历次战争中,罗德尼、圣文森特和纳尔逊等人都成了杰出的战略家。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前,英方的战役部署完全符合战略要求。
我们可以从历史战例中,与战争相关的函文中,海军人物笔记和传记中,推出“海军战略”。这些素材很丰富,却无法提供战略。可能因为帆船动力很不稳定,所以战争艺术在海军的运用中较少。海军将领无法从航程中推断出航行时间,但是陆军将领却可以靠里程推算出行军时间。纳尔逊在追击维尔纳夫时,一阵偏东风就让敌人顺利逃脱。海战不像陆战,它总是令人把握不定。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风使纳尔逊无法实施既定计划,尽管他最后成功了。舰船受风力、流速影响如此之大,致使很多一流海军军官热衷于舰船操纵,而直接漠视了海军战略的研究,这种风气一度广为流行。
蒸汽舰队还未出现时,我们可以从1870年的普法战争、1877年的俄土战争中获取养分。自本部讲稿完成以来,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美西战争、日俄战争,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的探讨实例。[4]
蒸汽机使舰队运动稳定和准确。现在,不管是顶风还是逆流,航行时间都可以估算出来。这可能还要比陆军将领的计算更加容易些。海军战略形成的条件也渐渐成熟,甚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们必须抓住已经经受考验的主要海战原则,并且用次要细则充实它。遵循这些原则便可判断出一些人士的主张是否与已经确立的真理一致,断定其正确还是荒谬。
当有人主张将战斗舰队分开部署在美国两洋海岸时,我们就能准确地指出曾经发生过的教训。我们可以提醒他,1652—1654年荷兰和英国就曾分兵北海和地中海,还有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前康华里将舰队分成两部分,俄国将舰队分别部署在波罗的海和旅顺口。
将探索和创立的原理归纳并分类,能使思维简明扼要又方向明确,进而被人们广泛地理解。蒸汽机为海军行动做出了极大贡献,它方便了海军的行动,直接影响了海军战略和战术的制定。在陆上,交通起最重要的控制作用,而在海上,蒸汽舰船依靠储煤提供动力。陆军在急行军中所能携带的给养延续的时间可能不如海军依靠煤炭而航行的时间,但二者的性质却是相同的,归根结底,它们的动力分别是粮食和煤炭,而不是人的腿和发动机。
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结束了,装载供四五个月所需的粮食和淡水即可不停地在海洋上追踪敌人的时代也结束了。1803—1805年,纳尔逊常在舰上备有粮食和淡水,也就是说他可三个月不依靠交通运输。在蒸汽时代,想要多载煤,船只吃水的问题就会造成战术障碍,降低航速;如果不增大吨位,就只能牺牲装甲和舰炮,这对战术更不利。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教训就在眼前,在航程仅千余海里时,他竟然下令各舰满装煤炭。他之所以这样做,只能是归咎于缺煤对他产生的心理影响。明知战斗无法避免,他却如此轻率,令舰船缺乏战斗力,造成了舰队的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