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听取了谢尔曼将军对态势的分析后，我的眼界豁然开朗，我心想：“这才是一个精通军事的专业军人。”我也从这时才懂得，军事行动是有原理可依循的，必须对其仔细研究，这些原理是可以普遍使用的，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面上。

谢尔曼将军离开波卡塔利戈挥师挺进哥伦比亚，轻易攻占该城。这就迫使对手在1864年2月17日撤离查尔斯顿港，这时距离攻克罗亚尔港刚好三年。罗亚尔港曾是海军在南卡罗来纳水域的前沿基地，对查尔斯顿港的直接进攻便是以该港为依托。

为修订我这部讲稿，除其他资料我又选出四本著作精读，两本法语，两本英语。这些书是三十年来海军思想令人瞩目变化的证明。达里厄和达夫吕伊都喜欢引用大量实例，却又不失严谨地、系统地采用了我这本现在才出版的书稿中所使用的方法。他们经过研讨首次创立了一些原理，然后又引用可将这些原理清楚阐释的实例，给原理穿上衣服，使其成为生动活泼的样子，而非枯燥的字句。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严谨地遵照逻辑推理，推动那些已经阐明的原理继续丰富和发展。这种说明方式，与法国人一贯的清晰思路和准确预言一致。另外，他们还采用了达夫吕伊嗜好的研究史学的方法。达夫吕伊曾说：“历史是经验的记录，只要精心研究，完全能找出渗入战争中的变动因素，尽管历史不可能完整无缺，但是它绝不会遗漏所有的变动因素。历史是真实的写照，反之，历史也是一个推理的方法。”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建立起一定的真理基础时，他就能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不再受历史检验的体系，“这个推理方法具有选择倾向”。即历史为人类提供所有的限定因素，而受常规所影响易于忽略那些足以修改这些因素的成分。谢尔曼将军曾一度向我表示与此类似的思想。他对模拟持怀疑态度，他说，因为我们无法掌握那些促使变化发生的因素，如恐惧以及其他各种能够影响军事行动的精神因素。

历史为我们提供过往的事情的全貌，如果我们能认真地利用历史，便能从中获益。假使你手握着已经阐释清楚的原理，探讨历史的时候便能依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你便能根据准则来研究历史。正因如此，我意识到，达里厄和达夫吕伊的著作经得住检验。我这篇讲稿和他二人的著作已经成为研究我前文提到过的诸如科贝特的那些军事著作的必需参考文献。科贝特是军事历史学家、海军历史学家，他善于运用已经阐释清楚的原理来探讨所提出的课题。这些原理都是他从杰出的军事著作中总结出来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将历史当作军事记录研究。我根据若米尼的《战争的艺术》[11]以及《法国革命战争史》编写历史教程演讲稿，后来该讲稿以《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为名出版。这就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对海军战略的原理进行系统的阐释，这些阐释都包括在本讲稿中，现在讲稿经过补充和修订形成了书稿，其中修订和补充是一些新的例证和阐释，原理未做任何改变，只是在运用上有一些创新。

前文即我为《海军战略》一书所写的序言。我相信，通过前文的论述，我已经把原理与例证之间的辨证关系阐释得很清楚了。原理和例证其中之一只能是片面的老师，只有两者相结合才是全面的良师。两者之中，经过历史经验系统地阐释清楚的原理更为可靠，因为就两者之间的辨证关系而言，历史记录行动，它承担着实践的作用，是实际经验的叙述。希望我们大家已经摆脱惯性思维，这种惯性思维认为，只有实践，只有亲身经历才是首屈一指的准则，它高于已经阐明的实践，这种实践已经被人提高并经过人们多方面的发展。我要强调的是，请紧握原理，用历史的例证反复证明，说服别人接受这些原理。

结尾，我希望大家都能留意科贝特著作中的一个观点。我会在适当的地方从科贝特的著作中引用一些政治事件作为例证。在这里，我引用的这个观点，是海军战略思想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虽然过去这个观点经常被无视，甚至被诋毁、怀疑。这就是在制定一切军事计划时，必须正确预估国际形势，把它作为一个必要因素。引用一个实例来证明这个观点，如果我们不能提高美国现在的造舰速度并扩大国内造船厂的规模，而德国海军造舰规划一旦被通过，该规划所规定的军舰一旦完工，那么德国就将拥有一支强于美国的海军。到那时，门罗主义[12]的支柱还存在吗？用什么来保证巴拿马地区美国权益的安全？这二者都需要以舰队为后盾。

这个问题，仅就军事力量层面而言，再简单不过了。优势舰队主宰海洋。但是这个问题又涉及政治关系，并且很有可能引出许多复杂因素。身为政府的军事顾问，必须熟悉世界政治形势并善于衡量形势，准确地判断数量优劣的程度，还要从其他方面考虑如何对敌人施加压力扭转劣势。每个海军军官都必须研究国内外事件，甚至还要考虑到如果某一天担任政府顾问，准确地判断世界形势以及事件对本国施加的有利影响。

这就是我要提出的一条原理，即在军事计划中必须考虑政治——国际——关系。我以历史上美国和德国两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来说明这个原理。德国和奥地利曾经配合得相当默契，德国曾迫使俄国不顾英国和法国的立场承认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占领。我们虽然还无法详尽地分析德国这一行为背后的意图，但是可以指出的是，其他欧洲各国会对德国的为所欲为纵容到什么程度呢？假如美国没有舰队，那么德国定会一试；假如美国军舰数量与德国相当，那么德国就不会轻举妄动。因为我国抵抗，不管胜败，都会使德国在一段时期内以劣势面对欧洲其他国家。如果美国突然同日本交战或者是陷入两国关系紧张的状态，那么德国就会增强海军舰队的力量。我国和英国曾围绕门罗主义展开长期争议，我们不断取得进展，最终和英国签订了《海-庞斯福特条约》[13]。这是门罗主义的胜利，虽然直到1911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才明确表示接受。在这期间，美国的海军同英国相比，一直处于劣势，但是我们最终胜利了。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在与新兴海军强国的竞争中，美国是否还能处于类似的有利地位呢？如果我们同德国产生纠纷，英国会是什么态度呢？相反，如果德国同英国产生纠纷，美国又该如何对待呢？

科贝特认为，七年战争中的英国富强有力，其原因在于英国海军、陆军、外交等这些因素都掌握在老皮特手中。老皮特统一权衡并协调三方面情况使其互相协作并发挥最大功效。这种效果令人向往，也应当能引起我们的正视：要达成这样的效果绝不是仅靠一人之力，而是必须要经过无数人通力合作才行。这些人，有政治家，有陆军军人，有海军军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必须了解所有的情况，这样的合作才会有成效。这条原理受到了1911年大英帝国会议的极大重视。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的部长们和大英帝国防务委员共同参加这次会议。会议上，英国政府向各国部长介绍了涉及帝国共同利益的国际形势。在这些共同利益中，帝国防务居于首位，而对帝国防务的组织必须基于国际关系的认识。以往，陆军海军协同作战往往会失利，究其原因，与其说是互相猜忌，不如说是缺乏对彼此的了解。想要恰如其分地做好作战准备和制定战争计划，陆军军官和海军军官必须充分掌握国际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影响着对手在各地区的兵力部署。达里厄说得很对：“海军的每项规划，若不考虑与大国的关系，也不考虑本国资源所能提供的物资限度，就会立足于一个虚弱不稳的基础之上。外交政策和战略被一条不可割裂的链条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关于这个联结关系，达里厄引用了德国的戈尔茨[14]说过的一段话：“无论是谁撰写战略和战术，他都不应该忽视本国人民的意志。他应该提供一部民族的战略，一部民族的战术。”

门罗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公众的观点，任何战略规划[15]如果忽略这个观点而不予考虑，都是松散不可靠的。

在绪论所谈及的这些观点外，我再向大家诚恳地建议，必须掌握、追踪当代重大事件，并正确分析其意义。军事从业者，当然应该密切地关注。你们还需要抽出大量的时间去阅读军事史，并正确理解，才能跟上国际形势的发展。只有这样，一旦你身居要职时，你就能一目了然，不论在何时遇到紧急情况，都能迅速地洞察国家权益全貌。纳尔逊说，你们已经不再是新手了。不再是新手，就意味着你们在事业中，如同纳尔逊一样，能不断地运用养成的判断力。“一个军官应当具备政治勇气。”这是纳尔逊的另一句话，它也值得我们铭记。想要具备政治勇气，就是具备良好的政治学识，要更有成效地将精力集中在政治学识上，避免精力分散于国家的内部问题，如财政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等。只有海军的活动范围具有国际性质，因此，海军同政治家的活动范围是紧密联系的。你们必须要具备政治家和海军军人的高度。二者兼备的人物必将被海军历史和海军人物传记所铭记。我相信，在海军学院的毕业生中，必然会有大量这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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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码=0.9144米

[2] 1海里=1.852千米

[3] 东乡平八郎（1848—1934），日本海军元帅，海军大将，侯爵，与陆军的乃木希典并称日本军国主义的“军神”，日俄战争中率领日本海军击败俄国海军。

[4] 若米尼（1779—1869），19世纪军事理论家，著有《战争艺术概论》《战略学原理》等，对战争的性质和规律、战略战术、军队建设等各方面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创立了较完善的军事理论体系。

[5] 即出自于对海军价值的这种认识所产生的持续思想演变过程。

[6] 霍雷肖·纳尔逊（1758－1805），英国著名海军将领及军事家，在1798年尼罗河口海战及1801年哥本哈根战役等重大战役中带领皇家海军胜出。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他率舰队击溃法国及西班牙组成的联合舰队，自己却在战事进行期间中弹阵亡。

[7] 宣称是完全正确的。

[8] 著有《英国在地中海》《七年战争中的英国》。

[9] 其中一艘曾为卢斯所指挥。

[10] 1英里≈1.609千米

[11] 一部堪与达夫吕伊著作相媲美的严谨论著。

[12]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向国会提出咨文，宣称：“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已经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他又称，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也不容许欧洲列强干预美洲的事务。该咨文就是通常所说的“门罗宣言”。它包含的原则就是通常所说的“门罗主义”。

[13] 1901年，美国迫使英国签订了《海-庞斯福特条约》，同时废除了1850年签订的保证两国对巴拿马运河拥有平等权的《克莱敦-布尔尼条约》。美国从此获得了开凿、经营和管理巴拿马运河的特权。1903年，美国策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独立，并与刚刚成立的巴拿马政府签订了《海·布诺·瓦里拉条约》，根据该条约，美国一次性支付给巴拿马1000万美元作为“签约补偿”，享有在巴拿马开凿运河和“永久使用、占领及控制”运河和运河区以及修建铁路和设防驻军的权力。

[14] 科尔玛·冯·德·戈尔茨（1843—1916），普鲁士军人，军事历史学家，德意志帝国陆军元帅。

[15] 诸如舰队的数目和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