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因纯粹或完全在于火器——小口径火器的巨大威力。小口径火器效力的任何增强，都会增大防御的作用。譬如我在一个战壕中，有一支一分钟射击一发子弹的枪，我最多只能阻止一个从一分钟距离外向我冲来的敌人。如果两个敌人同时向我冲来，我也只能阻止一个而不能阻止另一个。但如果我的枪每分钟可以射击100发，我就能阻止100名由一分钟距离外向我冲来的进攻者。因此，攻击我的人要有101人才行。第一种情况，我防御时只能对付一个进攻者，而第二种情况我能对付100个，这只是我的枪的效力发生了变化，其他条件并没有变化。

如果在这两种情况中，我在战场上设置足够多的铁丝网做障碍，使进攻者减慢速度，5分钟才能到达我所处的地方，那么按第一种情况，我能阻止5个进攻者；第二种情况，我能阻止500个进攻者。其他条件没变，由于铁丝网的障碍，间接增大了枪的效力。第一种情况，我能多对付4名进攻者；第二种情况我能多对付400名。

部队用于保护自己的各种手段，如堑壕和放慢敌人速度的带刺铁丝网及他类似设施，都对防御系统有很大帮助，有了这些措施，兵力较小的部队就有可能对付比自己兵力大得多的部队。因此，火器的一切改进都对防御有利，进攻者必须以更优势的兵力进攻，并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实际上，防御作用的增强效果是可以立即十分清楚地看见的，最强大的进攻也可能轻易地被挖有堑壕的小部队阻止，这就导致战线的停滞。因为双方一旦接触，却谁也不能突破，只有停止，继续挖壕固守。在马恩河之战和冲向海峡港口之后，双方战线逐段凝固直到北海。防御使战线的兵力减少，战线从瑞士连绵不断地延伸到海边。由于防御的优势，即使兵力减少，敌军也仍然难以突破战线。

如果使用的还是老式的前膛枪，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现在双方每个人都有快速射击的火器，他们不可能再去用那种老式前膛枪进行战争了。

没有人预见这种情况，但可能德国例外，在德国，另一种观点正流行，就是认为火器的改进将有利于进攻，这种观点公开发表在当时的官方文献及教材中。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人犯这种必然带来严重后果的错误，但可以确定它不是某一个人的主张。人们曾经深入地研究了1870年普鲁士和法国军队在亚眠地区的战争，这种从战争中汲取教训的做法已经成为一种习惯。1870年德国人一直进攻，一直在取得胜利，由此他们总结：一直进攻就能取得胜利，而忽视了能一直进攻是因为他们力量强大。人们甚至宣称进攻是取得胜利的唯一方法，因此，军方的思想是进攻，不惜一切代价地进攻。在法国风靡一时的思想是主张指挥官集中一切力量用于进攻，甚至不用考虑搜集敌人的有关情报。

进攻一方总是成功的，因为人们不敢让防御的一方得分。防御从来不起决定性作用，却能帮助争取时间积聚力量。防御完全被忽视，甚至发展到有的军队在战术教学中只字不提。在这种思想习惯的支配下，也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认识不到火器效力的增强对防御比进攻更有价值了。人们把火器效力增强当作是进攻能力的增强，可能是受每分钟射击100发枪比射击1发能打掉更多的敌人的影响。

绵亘的战线在不经意间很自然地出现了，防御系统显示出惊人的效力，以往的战争规模失效，所有这些都严重地迷惑了当时的军部。最英勇的、训练有素的部队都被步枪、机枪的速射火力阻挡在铁丝网前面，反复进攻，结果却没有改变，直到进攻者精力耗尽，防御者守住了阵地或者后退，这时斗争停息，等待新一轮开始。孚日的代表阿贝尔·费里，参战时是步兵中尉、国务次官、陆军委员会成员，1918年9月25日死在战场上。在战争爆发之后22个月，他写道：

只有亲身参与过这次战争的人才能够认识到，法国总参谋部对战争性质、机枪火力、带刺铁丝网的价值及重炮的必要性是多么无知。我们的总参谋部具有很高的道义感和伟大的个人品质，非常努力进行战争准备，但不幸的是我们选择的方向是错误的。我们总参谋部的军官使自己成为拿破仑式的专家，但是忽视了经济、工业和政治力量；他们不是现代国家战争的专家，没有预见和研究过主要由小部队进行的堑壕战。总参谋部没有经历过，也没有领导过这种战争，对它完全不了解，这种经验还没有由基层传到上层。

当一切战略计划都已经失败，当一堵墙对着另一堵墙建立起来时，斗争变得分散而不协调。由于即使付出沉重代价也不能取得战略成果，交战的军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争取战术成果，但这些战术成果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它们开始抢占有利地位。既然在任何地方付出代价都能取得战术成果，战术活动也就成了整个战场的特点。在有利的季节，在调进足够数量的人员和弹药后，交战双方也会周期性地进行一些大规模活动，在人员和物资上都付出了很大代价，而结果至多是部分地楔入敌人防线。在一系列动作之后，战线变得歪曲，这不是战略战术的结果，而是双方在进行这些无效的活动遭到阻止的结果。偶尔在战线上有一个较深的突破，又总会迅速修复。实际上，从马恩河之战到最终胜利，一直是以最高的行动代价换取一次次插曲式的单个战役胜利。

进攻永远比防御付出得多，直到它能压倒防御。进攻方在胜利后将获得大量的劳动成果，但如果在达到目的前被阻止，那就是纯粹的损失，因为进攻者的消耗比防御者大。这个事实很明显，但为了替进攻辩护，法国产生了要像老鼠啃咬东西一样的理论。

这种理论也有一个前提，即协约国比德、奥两国具有很大的人数优势，即使每次进攻法国付出比敌人大的代价，遭受比敌人更大的损失，因为敌人的兵力比法国少，最终法国也将把它拼垮。这个理论违背了军事科学，严重妨碍了取得最终胜利。俄国崩溃以后，协约国的人数已不再占优势，他们遭受的巨大损失对西线协约国的军队产生了瓦解士气的效果。

1916年7月阿贝尔·费里就沃厄弗战役情况在递交维维阿尼内阁成员一份备忘录中写道：

消耗战不仅是公开承认战略上无能为力，还将导致未来法国遭破坏，这是一种新闻界的方案，而不是军事方案。不管怎么说，这种战争是危害我们本身的战争。当我3月18日回到团里的时候，人们正因愚蠢的英雄事迹而兴奋。我的连有260人参加攻击，只有29人返回，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第8连。在得而复失的德国堑壕里，只找到了一个被打死的德国人。27日我们再次攻击，又一次被挡住了。4月5日、6日、12日，我们又发起了攻击，特里翁炮台的光荣守卫者X上尉甚至单独跑出战壕被打死了。这个勇敢的团现在已经丧失了它的一切进攻能力，最多只能待在堑壕里了，我可以说我所知道的其他20个团也都如此。

他们说，由于准备不足，对敌人采用人海战术能提高我们的士气，但是躺在德国堑壕前面的成千死去的法国人，反而提高了我们敌人的士气。如果继续这种人力的浪费，那么不要很久，我军已经严重削弱的进攻能力将会完全被破坏。

对于进行那些大的进攻，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而这些小的局部攻击只适用于发布每天的战报，却已经造成30万～40万人的无谓牺牲。去年12月仅仅对哈特曼·威勒堡的攻击就损失了我们1.5万人却没有夺得1米堑壕。

1917年5月，在一次流尽鲜血却毫无成就的进攻后，法国陆军委员会报告人费里这样结束了他的报告：

悲惨的时刻来到了，法国的士气受到了严重损害。一些度假的士兵听到人们高喊：“和平万岁！”这就是过去三年来我们的军事活动收获的结果，法国政府没能从统帅部没头脑的政策中保全法国士兵的生命。

这个时刻确实是悲惨的，不仅对法国，对整个协约国也一样。接替尼维尔的贝当预料到俄国不久将崩溃，采取了一个新方针，避免无益的进攻行动，以拯救士兵生命，提高军队和全国的士气。但在1917年的整个夏季和秋季，英国发动了一系列攻击，损失了40万以上人的生命。他们无法弥补这个损失，因此，当1917年下半年俄国人签署停战协定后，协约国人力不足，士气低落，只有当美国军队开始进入法国，才重新恢复了平衡。

战争最终阶段的特点是政策和方法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协约国军队认识到必须保存实力争取时间，等待美国援军到达和得到充分训练，德国人也认识到必须在美国全部实力援助起作用之际结束战争。协约国军队放弃了过去消耗战的理论，认识到最好让敌人发动进攻，等到它筋疲力竭再进行反攻。自此，进攻取得了胜利。

主动进攻并不一定意味着能任意发动进攻，它也可以意味着能让敌人自由地进攻，如果这样对自己更有利的话。这应是协约国在战争开始时就采用的方法，如果不是他们头脑被进攻带来的成果所迷惑的话，也会这样做的。协约国不仅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而且也没有充分了解战争的实际情况。他们本应争取时间来增强他们潜在的实力，造成由于防御作战的作用增大而必需的人力、物力优势。他们本应放弃一切无用的攻击，因为时间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是对方最坏的敌人。一个人应该永远朝与敌人想的相反的方向去做，因为敌人想推迟决战，直到拥有一切必要、有利于自己的手段。这就是他们战争开始应该做的，而不是像一头公牛那样对着敌人挥舞的红布没头脑地冲上去。

如果在这个等待的时候德、奥采取进攻，那就更好了，它们会更快地耗尽自己。不要把手里的人员和弹药用在向敌人发动的没有积极效果的攻击上，最好把自己的防线铸成坚不可摧的，然后集中后面有巨大能量的大批部队，等待时机采取一次有效的行动。

人力的巨大消费并不值得，它不仅本身是个错误，给协约国也造成了严重的政治损失。因为他们不得不承认，是美国的帮助使局势扭转，这导致美国在签订和约时以及签约后处于主导地位。

对一战陆上战争的回顾，让我们看到了它的最重要特性。这是一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每个国家都投入了它的全部实力，都企图用消耗战拖垮对方。两军在阵地上交战，但由于小口径火器的威力所起的作用使防御的价值大大增加，因而双方都不能从阵地上进行运动。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对小口径火器改进这一技术因素的错误评估，使军队在进入战斗时精神和物质准备不足。事实上在战争过程中，每件事都在变化，很多东西都要随之改进。平民的动员工作也开展得很缓慢，英国的征兵法令就讨论了很久，而法国总参谋部直到1916年5月30日才通过了制造速射重炮的计划，这时已是战争爆发二十多个月之后了。由于战前没有人正确地想到这场战争的面貌，延长了战争时间，危及了最后的结局，致使为胜利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这是制度的错误而不是人为的错误，在当时的环境下，人们被强烈的爱国心和坚定的信仰鼓舞，做了可以做的一切，我们应当向他们致敬。

战争中不能忽略的方面就是经济方面。战争的目的是胜利，但也应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果。在战场上，代价就是人民的鲜血，目的就是拯救国家。战争是一个极大范围的活动，没有人能摆脱它、避开它。罗马在最辉煌的时代从它的永久公民中挑选了最优秀的士兵，他们全都热情地关心军事学术。年轻的罗马人开始学习政治、法律、公共行政、哲学、演讲，一句话，他们在懂得并参加了罗马公共生活之后，进行军事活动以赢得声誉和威望，然后再回到他们的政治和行政事业中去。恺撒也不是终身从事军事，却成了伟大的统帅，他利用并凭借自己的天才智慧、敏锐的直觉、强大的适应能力和坚定的意志获得了军事声誉。

过去是这样，今后也一样。国家战时的领袖不能只关心军事，而应该关心本国和其他国家多方面的活动。换句话说，他必须是一位全面的真正的领袖。

回忆过去，如果能认识到我们的错误，承担我们该承担的责任，那么我们对取得的胜利会更感到骄傲，因为我们不仅战胜了敌人，也战胜了自己。这就是像我这样无比挑剔的人，却要赞扬那些无名战士，把他们看作我们常胜民族神圣象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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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章名是编者加的——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