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种族遗产都会包含一种该民族所独有的宗教生活，日本民族也一样。它的宗教生活跟北欧民族的宗教生活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德国血统的民族团结的基础和日本民族的并不一样。

比如，对我们种族遗产而言，控制日本民族的那种约束力，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拒绝那种自由主义的、无视他人命运的自由，因为它一定会产生一种让人们沉迷于追逐私欲的基督教义。

就像我的夫人在她的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德国的宗教意识对于维护民族生存和构筑在精神团结之上的自卫能力，发挥着重大的种族遗产和本民族宗教生活的意义，并将二者合二为一。

这种宗教意识不同于基督教义，它不是建立在允诺人们死后升天等无法接受现实检验的神话之上，而是建立在颠扑不破的自然科学、人类精神和民族精神之上的。

对于世界上那些无法通过现实检验的东西，这种宗教仪式不会去干预，甚至不触及那些东西。

德国的宗教仪式反对任何外来干涉和压力，它纯属每个德国人个人的事情，跟日本民族宗教意识是全民族的事情不一样，它是通过别的途径来实现维护民族生存目标的。

它深入人心，将每一个不能永生的个人都置于永生的民族之中，并且赋予每个人重大的义务，为完成这种义务我们愿意倾尽所有，甚至献出生命的勇气，让德国民族在薪火相传中变成一个拥有自卫能力、生机勃勃的同命运的集体。

这个集体依靠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它不会祈求天命或者上帝的帮助。德国的宗教意识使德国维护民族生存的方式与众不同，它和日本那种神秘的强制或唯物主义的胁迫大不相同，和基督教义的、自由主义的自由也有着天壤之别。

德国的宗教意识虽然要求行动的自由，但它赞同为维护民族生存而要受到道德上的约束；为了维护民族的生存，它需要政府领导，但是它却拒绝一切超过这个范围的强制行为，就像我在上文所说的，它拒绝政府领导干预宗教生活。

拥有民族权利保障的道德自由，是德国民族在维护民族生存过程中民族宗教生活的表现之一，是德国民众安享太平和民族团结的基础。

关于民族的精神团结方面，我先谈到这里。我这么做的目的在于说明，什么是德国民族精神团结的基础，怎样获得这种团结，并给领导总体战的统帅和实施总体政治的政府提供相应的对策。

我认为，只有具备坚不可摧的精神团结的民族，才能够在一场总体战中作为军队的强大后盾，才能够忍辱负重，坚持到底。

宗教生活对民族生活形态和维护民族生存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宗教生活是后者的基础。犹太人和基督教教士对此了如指掌。也因为这样，他们才会竭尽全力让各民族和人们忘却这一点。但是，在民族觉醒的影响下，各民族重新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

德国的宗教意识使德国人的宗教生活得到了保障，它是德国民族精神团结的基础。它和其他民族的“抽象的”宗教生活是不同的，它在推动维护民族生存斗争、军纪和军队训练的发展上起着巨大作用，对总体战的实施也有着重要作用。

只有尊重种族的和精神的法规，各种生物措施在培养健康后代的工作中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我们要采取措施，不让有害正常生育和人身健康的酒精、麻醉品和尼古丁在市面上泛滥。

只有重视种族和精神的法规（包括健全的经济状况），男人和妇女繁衍后代的责任感才会被激发出来，妇女才会把完成其高尚的母性职责当成民族义务。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防止出生率下降对军队造成的巨大影响，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培育出数不胜数的健壮后代，为军队提供充足的、强大的后备力量，我们才能进行总体战，承受总体战所带来的重负。

在宗教生活中塑造民族生活时，一定要重视意志训练这件大事。对后代进行健康的意志训练，让他们成为理解自己的义务、能辨别民族敌人的人才，并且要避免让他们的健康体魄和心灵受到伤害。

保护成年人的心灵和体魄也是民族的义务。在战争危急时刻，男女两性的歇斯底里病人，信奉占卜、星相或虔信上帝的潜在的精神病患者，会对民族的生存造成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在战争向人民提出更高的要求时，对受到这些精神病患者感染的同胞们而言，是无法承受的。

很显然，这些任务应当由总体政治来完成。就是战争危险尚未到来，但是单单从不朽民族的责任心来看，总体政治做好这件事情也是理所应当的。

我们需要一个身强力壮、精神健康的民族，它坚韧不拔，持续作战，摧毁敌人的意志；它从容淡定，在前线、后方甚至敌占区都能够安然地对待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它能识别各种危险，并不会因为战争的延长而动摇信念。

总体战是无情的，它要求男人和女人都要尽心尽力，奉献一切。战争不单针对男人，也针对妇女——妇女亲眼看到战争是怎样威胁其孩子和丈夫的生命的。

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妇女具有无穷的精神力量。在男人奔赴前线作战或者从事其他战争事务时，妇女不但只能依靠自己，而且要为人民和军队从事经济工作。

为了繁衍人口，妇女要在战争中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生儿育女，妇女的这一责任跟男人横戈跃马、奋勇杀敌来维护民族的生存具有同样作用。

不过，犹太人、基督教教徒和神秘主义者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妇女是没有权力参加战争的，她们只能成为歹毒教士的虔诚信徒和神秘罪恶分子手中的工具，他们这么做是想葬送民族的命运。

但是，德国宗教意识形成的世界观却不是这样的，虽然男女有着性别上的差别，但是妇女也应当和男人一样，享受各种权利，德国应该充分利用妇女天生的本能繁衍人口，增强维护民族生存的力量，让她们在平时和战争的关键时刻，和男人一起成为民族精神团结的维护者。

从民族精神在德国孩子的母亲们身上的强烈表露中，我们发现，妇女完全能够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如果总体政治想要在总体战中充分发挥和保持民众的最大力量，那么它就要高度重视妇女在民族中的地位问题。在民族和国家中，只有妇女的地位跟男人和孩子相比，不处于劣等地位，而是与男人处于同等地位时（这符合我们的种族遗产），她们才能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

解决这些重要的民族问题，军队领导要尽心尽力地参与，总体政治也应认真对待并付出努力。在人们尚未意识到民族政治的本质对战争的意义的情况下，它的实施很有可能会被国家忽视或推延，但是，人们一旦认清总体战和总体政治的本质，迟延和疏忽就不会发生——迟延和疏忽会给军队和人民带来严重后果，因为总体战需要民族付出最大努力的时刻何时到来，谁也不能预先知道。

毋庸置疑，国家采取一定的措施，比如：严格的新闻检查，严惩泄露军事机密者，封锁与中立国家的边境交通，取消集会自由、逮捕“不满者”的首要分子，对铁路交通和广播进行监督，等等。起码要做到这些，因为“不满分子”或不怀好意的破坏分子要么是自发的，要么成为交战国或超国家势力、犹太人和罗马教廷代表的工具，或者敌人利用直接的宣传，对我们的民族团结进行阻挠和破坏。我认为，用最认真的态度，最严厉的手段对待这些人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民族的生存问题。

就算一个民族的生活是建立在种族认识和种族所独有的宗教生活之上，进而获得一个健康的、而不是以异端邪说为基础的有害生活方式，我们依旧会发现，在这个民族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危害民族生存的破坏分子。

所以，政府一定要采取预防措施和严刑峻法，来阻止这些破坏分子危害人民群众的行为得逞。除了种族所独有的宗教生活外，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样东西能为一个民族及其成员的生活形态提供一个健康的基础。

至于个人走什么样的道路，任何人包括国家都不应该干预，而应当完全听从个人依照自己的特点去选择。国家能做的是保证人民不遭到破坏分子的伤害。

为了确保国民的权利不受侵犯，采取上述措施是理所当然的，否则就是形同虚设。

在漫长的战争中，禁止民众发牢骚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那些“不满分子”便乘虚而入，悄悄地搞活动，并日渐猖獗。这些是世界大战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当时，国家已经丧失了控制力。但是我知道，就算国家采取相应措施，随着战争的延续，国家仍然无法彻底阻止“不满分子”的活动。全体国民的素质太差，特别是缺乏精神团结的基础。

在这方面，总体战和总体政治不仅要预防和阻止不满分子破坏民族团结，还要掌握其他能够利用的手段，比如新闻、广播、电影以及各种出版物等。但是，政府只有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法规并对它给予足够的重视时，才会采取正确的措施。

维护民族的强大精神力量，是不可能通过机械方法达到的，而是要充满情感地去塑造。我们无需要求士兵随身携带歌德的《浮士德》[8]，但是我们一定要让士兵们熟知席勒[9]对自由的炽热追求的诗歌，因为它能激发和巩固士兵们的英雄气概。

在世界大战中，我们缺少一个蒂尔陶依斯[10]，而我们所谓的“自由歌曲”却是犹太人的“向上帝祈求正义”或是《守卫莱茵河》一歌中的“愿祖国升平”的诗句，在当时，德国人民的生活和家园正处于危难之际，德国人民正在为民族生存而奋斗。当时，政府对“精神动员”以及它对德国的民族精神和每个德国人的精神的作用一无所知。

在这些领域，总体政治不但是战时政治，而且是民族政治。为了保证这种民族政治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政府应该在平时就创造一个可以根据民族宗教意识塑造生活的基础，而不是到了战争爆发时才着手做这件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防范“不满分子”活动的各项措施和维持精神团结的努力获得成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以一个团结的民族去阻止“不满分子”的破坏活动和流言蜚语。

一个成熟的民族要求它的政府讲真话，不但要把平时情况，而且特别要把战时情况公布出来，否则“不满分子”和造谣惑众者会趁机肆意行动。但是一个成熟的民族也深知，政府不可能保证每时每刻都向公众公布真实消息，因为敌人往往会从公布的真实消息中获得重要情报，使战争无法继续进行。所以，新闻报刊和官方公告都要经过特殊处理。

如果总体政治对此丝毫不以为然的话，那么会酿成大错。不过，事情的最后结局肯定是政府当局会将事实真相告诉民众。德国政府因为没将1914年9月9日在马恩河战役失利及其作战造成的影响如实通告人民，结果得到惨痛的教训。

战前和战时的经济状况极有可能会成为民众出现不满情绪的深刻根源，它甚至还会对民族团结造成巨大的威胁。但是，事实已经证明，经济状况并不是首要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党借助他们的理论最终造成了民族团结的分裂。

虽然一个自觉坚持总体战、团结一致的民族能够忍受物资匮乏、食不果腹之苦（大部分德国人在世界大战时正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经济状况的困难都会成为“不满分子”的手段，他们会破坏进行中的战争，阻碍我们获得胜利，损害民族团结和抵抗意志。

随着经济状况的每况愈下，一些丧尽天良的人，其中有些是富有的德国人，极力压榨穷人，从而造成经济供给出现问题，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论述。这里只简要地提一下它与民族团结有关的部分。

只有在民族团结产生民族特有的宗教意识至上的民族生活观时，我们才能借助改善经济状况来实现民族团结的目标。此外，这种民族宗教意识还包含道德自由，关心劳动群众，以及对发展壮大、能征善战的民族的整体利益的尊重。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没有涉及民族团结在战争中的必要性。近百年来，人民群众备受重视，由沙恩霍斯特倡导、博因继承的普遍义务兵役制，让人民群众的作用更加受到重视。

普遍义务兵役制将人民和政府这两个长期以来各过各的因素再度联系在一起，并让政府在战争危急时刻想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在这里，人们不再是只缴纳税金和“俯首听命”的角色，而是成为保家卫国和支持政府的重要角色。

认为人民群众只能俯首听命的观点由来已久。比如，在我军钢盔的雕像上还有这样一句话：“保佑国王和祖国。”这句话将战争当成政府和军队的事情，而将人民群众排除在战争之外，所以，人民群众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

今天，在总体战中，“人民”这个词及这个实体，已经得到广泛的重视并带到战争第一线。而民族精神不管是在平时还是在战争危急时刻，对于维护民族生存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固然，在总体战中，虽然保家卫国和维护民族生存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但是在总体战中，作战的是人民而不是国家。

人民中的每个成员都要倾尽其全部力量，为作战前线或者后方提供支持。想要让民众这样做，就只能将“战争是为了维护民族生存”这句话作为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不能只是口头禅而已。

在总体战中，人民群众是核心，政府与军界务必考虑人民群众这一要素，总体政治要为总体战提供人民的力量，并服务于维护民族生存。

只有尊重种族的和精神的法规，才能够把民族、作战和政治凝聚为一个强大的统一体，作为维护民族生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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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济会（又译石工同盟社），是一个国际性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民众组织，提倡博爱、真理、宽容和自我批评，政治上主张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共和国。该组织最早出现于18世纪初，由英国泥瓦工创立，后相继传入北欧、德、法、中美、南美、南非等地区，并各自有所发展。

[2] 天主教会之一。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天主教内顽固反对宗教改革的主要集团。

[3] 对此问题，我在这里只简单提示一下。在我写的《近一百五十年内战争的挑唆及人民的自杀》《1914年的世界大战是怎么“干”的》两书中，我对此作了历史性的阐述，并指出人民是如何受超国家势力操纵的。

[4] 英国外交大臣。

[5] 希腊神话中的风神。据说，艾俄罗斯有一只风袋，装有各种各样的风，能在大海上兴起各种风浪。

[6] 坦嫩贝格之战，也叫坦能堡会战，于1914年8月17日至9月2日爆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的一次战役。

[7] 主要指作者夫人的下列著作：《民族精神及其权力的创造者——历史的哲学》、《我著作中的宗教意识》。

[8] 《浮士德》，歌德的代表作。

[9] 席勒以自己的诗歌激励部队作战。

[10] 斯巴达克的部下，他通过其歌声使斯巴达克的军队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