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扎根于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的力量往往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上：体力、经济和精神。此外，人民力量还决定了军队在总体战中的力量强弱。

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战争中，精神力量不可或缺，它能够让军民休戚与共，一致对外。维护民族生存的战争既不是始于昨天，也不会终于明天，它是一场旷日持久、没有期限的大事。现在，每个国家都高度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训练，不过，只有精神团结才是决定民族生存战争的结局的核心要素。

有了精神团结，人民群众便能向浴血奋战于前线的军队输送新的精神力量，人民群众就会甘心为军队服务，甚至在战争艰难阶段和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他们也能够始终保持克敌制胜、不屈不挠的信念。

在和平时期，军队因为民族还能维持精神团结的原由而在国家中占据某种特殊地位并不难，不过，随着动员的开展，数以百万计的休假人员返回部队，这种特殊地位就会随之消退。紧接着，人民的精神状态和军队的精神状态也会随之低落。随着战争持续时间的延长，这种情况日趋严重。倘若前线不能取胜，并让胜利的消息给民众和军队以直接的鼓舞，那么这些精神状态将最终消失。

在普法战争中，德国人于1870年8月6日在施皮歇恩和沃尔特，9月1日和2日在色当作战获胜之后，即取胜后数周，法国政府和法国军队失去了联系，当时尚未出现可以取代法国正规军的力量。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下台后，犹太人甘必大掌握大权，他调动法国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让法国人和法国军队携手同心，一致对外。不过，军民团结最终受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尽管共产主义革命没有成功。

在世界大战中，虽然社会民主党在战争刚开始的头几天就想对战争动员进行破坏，但是德国皇帝、人民和军队刚开始是团结的。不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在人民群众中逐渐有了立足之地，他们通过人民大众、后备军和休假者的渠道，更多地渗入军队。

1918年10月26日我被免职，1918年11月10日皇帝被德国军队抛弃，甚至在军事当局劝告下逃离德国，德国变革演变成革命，人民和军队的抵抗力量被革命瓦解，最终造成军事上的大失败。德国战败了，军队遭到了禁止，德国人民的武装被解除了，精神团结也了无踪迹。

在俄国方面，1917年3月，俄国激进团体在军官协助下推翻了沙皇政权，革命思想波及军队。随着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军队被解散，俄国军队荡然无存。而布尔什维克在没有敌人进攻的情况下，组建了一支新军队，不过，这支军队并没有彻底得到大部分人民群众的认可。

从表面上看，人们一般认为，法、德、俄发生革命的显著原因是其内政出了问题。在这三个国家中，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好像是被一部分将战争和灾祸归罪于政府的不满的人民所推翻的。

但是，在我看来，恐怕还有其他原因。

在法国，犹太人和共济会[1]在会员的帮助下推翻了耶稣会[2]的统治，他们对拿破仑实行的政策也愤愤不满。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的蔓延，以及在德军压力下法国民族精神的强烈觉醒，且被犹太人和共济会利用。他们能够借助这股强大的力量，达到先鼓励法国人民进行抗敌御辱的斗争，进而继承耶稣会的遗产，最终继续统治法国人民的目的。

在德国，犹太人和罗马教廷及其帮凶借助德国社会和经济出现的问题，大肆动摇人民意志，瓦解人民的团结。他们主要通过两方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纯粹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则借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集体化理论，把民族团结当成他们争夺世界霸主的工具。

而人民，其中包括德国人民，不但对此茫然无知，反而满怀希望地去寻求他们所憧憬的幸福，事实上，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是超国家势力，他们遭受的奴役会加剧，甚至处于被分裂的状态之中。

但是，犹太人和罗马教廷又反过来竭尽全力加深这种分裂。最后，人民群众在肉体、经济和精神上的力量彻底被摧毁，变得羸弱不堪，进而只能在罗马的神权国家或犹太人的世界共和国中存活[3]。

为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往往采取这样的手段：把皇帝从其中军队踢开，推翻皇帝，消灭旧军队。充当犹太人和罗马教廷工具的还有这些人：自私、呆痴、受骗上当和被“共济会化”的“知识分子”，部分牢骚满腹的工人群众，以及被驯服的、虔诚地崇信罗马教廷的德国人。他们自认为是在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然而实际上却是被敌人当成反抗国家和军队的工具。

世界大战爆发前，政府对这些人的活动视而不见，对人民在这些人的活动面前束手无策的情况无动于衷，然而这些人有些还组建了秘密团体，甚至隐藏于军队之中，由此而造成的精神团结的分裂早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即显现出来。

虽然军队有义务应对这一危险情况并重视其对未来作战的影响，但是实际上，军队对这一切也是充耳不闻。不过，造成军队充耳不闻是有原因的，因为，但凡指出导致民族分裂的真实原因和可怕后果并被现实证明，就会被扣上从事“政治活动”的罪名，而军人“从政”则是犯罪。

按道理，军队的精神本应该得到加强，虽然政府也为军队讲授一定的君主政体内容的课程（实际上做得很不够），但是，军队对政治生活却敬而远之，甚至远离政治，对政治漠不关心，大部分德国人也是这样。

由于当时民族生存的基础尚未深入人心，破坏分子的活动极容易进行。当时的肇事者应该对这种严重事态负责，而那些无视民族破坏分子的活动以及对此手足无措的政治家们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不过，破坏分子并未得逞，但他们没有成功的原因并非是政府的干预和军队的介入，而是由于人民精神的觉醒。

民族精神的觉醒让误入歧途的人民大众，在得知国家遭遇战争威胁时，积极响应国家的动员，挺身而出，为民族浴血奋战，而不是拒绝政府的动员，干扰政府动员活动。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民族精神展现出来，一部分民众对战争做出的贡献和军队的战绩，在较长的时间内阻止了民族破坏分子的行动。但是，为了消灭他们所敌视的恶果，破坏分子利用了德国人民和军队的力量。

1917年，破坏分子的企图得逞后，他们便利用他们的破坏工具对民族的精神团结进行公开的破坏活动，诋毁人民所做的贡献，甚至将革命思想传播到军队当中，企图摧毁军队的抵抗力。

尽管我曾认为，在和平时期对军队进行广泛的爱国教育，可以避免军队精神遭到瓦解，但是只依靠这一手段显然是不够的，更何况组织这种授课对军官来说是陌生的，因为他们自己在政治和民族意识方面本身就不够坚定，精神瓦解所造成的影响势必日渐明显。

刚开始，我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咎于敌人的粮食禁运和宣传。虽然这些影响的确存在，但是实际上，影响更为巨大的是隐藏于民众之中的犹太民族和罗马教廷代表的活动，而他们的追随者甚至还藏匿在政界、经济界和有“世界观”的党派团体中。

最后，二者一唱一和，遥相呼应，变成敌人强有力的传声筒。难道我们不知道坎宁勋爵[4]早在1826年就曾说过，英国具有“艾俄罗斯的风袋”[5]？他说：“倘若参加战争的话，我们一定会将敌国那些所有不安分守己的人和不满分子，无论他们出身什么背景，都集中到我们的旗帜下。”

而德国的敌人就是根据这一原则，并按照超国家势力的进一步指示将其付诸行动。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人民大众不了解这种内在联系，只好任由这些破坏分子对好不容易取得的精神团结进行诽谤和咒骂。

对此，政府要么袖手旁观，要么束手无策。虽然我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政府不但未就此向民众传达其处境的严重性，而且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造成德国战败这样的结局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于是，民族精神彻底瓦解，民众的抵抗能力消耗殆尽。紧接着，军队也土崩瓦解，虽然有些部队在与敌作战中建立了赫赫功劳，但最终却功败垂成。结果，全民族被解除武装，成了犹太人、罗马教廷及敌国人民的附庸，任人摆布。

现在，我想进一步对俄国革命的经过做一番简单的论述。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和罗马教廷通过被他们恐吓和欺骗的俄国人民中的各阶层——不管是不平则鸣的还是纯粹牢骚满腹的不满情绪，推翻了沙皇的统治，瓦解了俄国军队。在革命中，他们利用史无前例的流血和镇压将民族力量扼杀掉。但是，俄国革命最终沦落到犹太人的手中，任其宰割，而罗马教廷因为俄国革命发展趋势与自己的原先预期并不一致，所以，他们对这场革命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

奥匈帝国的革命则具有另一种特征，因为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拉夫和捷克民族的力量也在这里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如同普法战争中的法国，它也深受犹太人利用，被用来巩固其对虚有其表的被解放的人民的统治。

以上的事例都是重要的战争经验。我举这些例子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坎宁勋爵所说的“不满分子”在分裂民族精神团结和造成军队的溃败方面究竟会发挥多大的作用；军队拥有一个精神上团结一致、力量强大的民族作为靠山是多么必要。

只有一支军队成功地在首次进攻中，将一支或者多支敌军，甚至是一国民众或者多国民众的力量一举击败，民族精神或许就没有像我所说的那般重要。但是，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对付占据优势的敌人时更是这样。

还有更令人担心的，即随着战争的发展，国内各地的“不满分子”会乘虚而入，在各个领域搞活动，使我军进攻获胜的希望沦为镜中花、水中月。这种可能性越大，敌人就会更加重视和利用它。换句话说，敌国人民甚至会在战争刚开始就发动攻势。这又是一条战争经验！

对任何国家的人民来说，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将破坏民族团结的残忍敌人看清楚，分析造成民族精神分裂的原因，并采取措施严惩破坏分子，恢复民族的团结。对总体战的政府来说，最为迫切的任务是，要求总体政治领导推动民族团结（这是总体政治所应担负的民族义务），正如要求民众对敌人要有清醒的认识一样，对民族团结的本质和它的基础也要有正确的认识。

从表面上看，意大利和苏俄的国民似乎非常团结。事实上，只要我们认真考察一下便会发现，这两个国家早已有造成民族分裂的紧张关系。一旦战争爆发，这种紧张关系变化随之爆发。

如果一个民族的团结没有有意识的种族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共同参与，而仅仅是一种虚有其表的、通过压力而达到的团结，那么这种团结绝不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和军队作战时所需要的团结，它不过是一种生硬的、对国家和政府会产生十分危险作用的幻想罢了。

日本民族的团结别具特色，它是一种精神的、建立在神道教之上的团结。神道教让日本人民群众相信，效忠天皇足以让自己的一生告慰列祖列宗。对日本人来说，效忠天皇等同于效忠国家，这就是日本人宗教生活的内容。这与日本的神道教相符合，也符合日本民族和国家的需要。

今天我们看到，日本人民极为虔诚地信奉神道教，认为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民族的优点在于，它的种族遗产和它的信仰是一致的，以及建立在这二者之上的日本民族的生活形态也是一致的。

和其他宗教一样，神道主义也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关于这点，我不想做过多的叙述。

与日本民族相比，被基督教化的其他民族则没有那么幸运了，日本民族有自己所独有的信仰，从而让人民与政府、军队紧密团结，使日本民族的团结成为国家的基础。

对我们而言，基督教义是一种跟我们种族遗产彻底对立的、外来的一种学说，它扼杀了德国种族遗产，压制了德国民族所特有的精神团结，让德国民族丧失了抵抗能力。关于这点，我将进一步论述。

由于犹太人和罗马教廷无法彻底绞杀各民族的民族血统，所以，各民族的民族价值便被保留了下来。不过，他们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利用了这种民族价值，让各民族之间互相争斗厮杀。但是，我们得承认，基督教义依旧对人民中的个别人产生了影响，他们的结局将是灾难性的。在这些人中，只有犹太人因为符合他们的民族特性而能够根据基督教义生活。

之所以得出上述的结论，是基于我对下面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即犹太人和罗马教廷为什么能够在世界大战中对为了生存而战的德国民族精神进行瓦解。从战争经验及对历史资料，尤其是对《圣经》进行深入研究中，我得出了上述的结论。

我们在《圣经》中可以发现，犹太人的目的和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而用来进行宣传说教的基督教义这种实质一目了然。所以，对于《圣经》，我们一定要以清醒的认识来阅读，而不是被教士的精神所诱惑，带着被弄得神魂颠倒的眼光去拜读。

在认识民族生存基础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不要因为认知和基督教义相矛盾而深受基督教义的影响犹豫不决，裹足不前。因为，民族生存的基础极为重要，它不仅是决定整个民族的生活形态的核心要素，它还决定每个国民的人生观及其在民族中的地位。此外，它对一个处于生死存亡关头而奋斗的民族有着重要的作用，它能起到维护民族团结的决定性意义。

有人在背后对我的夫人和我指指点点，说我们是仇视基督教或者出于其他动机而反对基督教义，很显然，这是错误的。的确，我们对那些敌视我们德国民族和民族特性的人怀有敌意，但是我们反对基督教义的原因，我在文中已经说过了。认真研究的结果表明，各民族的特性被为了建立世界共和国或者神权国家的犹太人和罗马教廷弄得支离破碎，而基督教义则是其为了达到该目的而使用的最为得力的手段。

在《旧约全书》里，不管是犹太人的民族之神还是基督教的耶和华，都毫不隐讳地让犹太民族去征服世界各国，统治世界，并为他们指出了达到该目的的途径。罗马教皇则借助耶和华，宣称耶和华的旨意是上帝的戒律，并将之当成证明执行神权统治合法性的依据。

为了应对各民族的违抗行动和谋求自由生活的举动，为了让上帝的旨意得到贯彻实施，基督教剥夺了每个基督教徒的民族精神和种族情感，并告诉他们，履行耶和华的戒律是世俗生活的真正意义所在，遵守这种戒律的将得到丰厚的报偿，即死后能够到天堂享受荣华富贵；不遵守这种戒律的人死后将会被打入地狱，遭受惩罚。

对基督教徒而言，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不过是通往天堂的生活或地狱的生活的一种过渡形式。这种教义让基督教徒成为极端自私的人，因为任何人都想在离开尘世之后获得上帝的眷顾，进入天堂永享富贵，而不是沦入地狱遭受惩罚，承受无止境的痛苦。

通过耶和华的代表（教士），基督教义告诉每个基督教徒，想要死后进入天堂而不是堕入地狱受苦，就要做什么，应当怎么做，让他们过着一种和自己同胞彻底隔绝的、特殊的精神生活。

这种人非常容易被教士从他们的民族中“拯救”出来，于是，这些被拯救者便心甘情愿地任由教士摆布。死后上天堂的希望和入地狱的恐惧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过，手段不止这一个，他们还想要彻底解除他们的自卫能力和抵抗能力。于是，基督教义就宣称，上帝决定一切。

结果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战争之初作战的各民族都向同一个上帝、同一个耶和华祈祷，寻求胜利，但是正是这个上帝想要将各民族交给犹太人或者神权统治。在基督教徒遭遇天灾时，他们会感谢耶和华，灾难越大，他们的感恩就越多，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灾难是耶和华对他们宠爱的表现，此外，他们也对战争所造成的可怕的不幸表示感谢。

按照基督教义来分析，耶和华之所以降下灾难给某人，是为了拯救他和他的民族，让他改过自新。对于基督教义与民族自由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个问题，基督教徒是不能加以考虑的，因为在宗教生活中，任何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都是不被允许的。

于是，基督教徒便成了教士阶层中毫无自卫能力和思考能力的统治工具，犹太人和罗马教廷便能够进一步用精神力量去蛊惑他们，怂恿他们与自己的国家和其他民族为敌。至此，基督教义完成了它的使命。

至此，我们也就找到了，在世界大战中，在破坏分子影响下基督教民族崩溃的根源：基督教义和以教义为基础构建的生活形态，是总体战在严峻时刻导致民族崩溃的最深刻的根源，而犹太人和罗马教廷则推波助澜，加速了这一崩溃的进程。

在世界大战中，虽然德国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民族（许多教徒只是虚有其名），但是我们获得了巨大胜利。之所以能获得巨大胜利，并非因为我们是基督教徒，而是因为德国民族精神的觉醒。正是觉醒的民族精神让德国民族扫除了垃圾，抛弃了基督教义，还原了德国民族的本来面目，并激励了德国民众为民族生存而奋争。

在战争后期，民族精神的消沉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战争经验：在我们需要运用基督教义来反击“不满分子”的发难时，这种异端邪说并不能使德国民族的持久作战能力得到保障。

俄国的处境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一些信仰基督教的民族能够获胜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基督教徒，而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处境没有像德国或者俄国这样，民族团结遭到分裂。

但是，如果用另外一种异端邪说来取代神秘的基督教义，那么对于已经被误导的民族来说，结局可能更糟糕。

德国军民能够坚持4年战争的原因是德军获得了坦嫩贝格之战[6]的胜利和我对德国军队的指挥。德国民族在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苦难，世界宗教生活的濒于崩溃，唤醒了德国民族的觉悟，种族遗产和与其息息相关的民族精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重现在德国民众的意识中。

我们不但要维护民族的生存权力，还要维护本民族独特的宗教生活，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唤醒种族的觉悟。这种精神上的深刻的发展过程，让德国民众知道自己必须要走的道路，擦亮了德国民众的眼睛，让他们能够认识到民族内部的精神联系的重要性，看清种族混杂和外来信仰的危害，让他们在阅读历史书籍、自然科学书籍以及人类精神、民族精神方面的书籍时可以辨别真伪。

我的夫人就是这样做的。在她的著作中，她以精辟的哲学见地给我以启迪[7]：一个民族的精神团结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将来，它都是领导总体战的基础。只有把种族当成种族遗产的需求，将它对上帝的顶礼膜拜变成对上帝的清醒认识，才能让北方基督民族得到巩固的团结。

这一点跟其他民族、种族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它在人类精神的起源和精神本质中扎根，在民族精神本质和作用之中诞生，这是一个真理。但是，遗憾的是，这个真理上百年来被基督教义剥夺殆尽，造成了民族分裂，成为犹太人和教士的奴役对象，导致我们无法以统一的意志去维护我们的生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