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克劳塞维茨也对自己过分看重外交政策的观点产生怀疑。他在另一处认为战争不仅关系到外交政策，还涉及一个国家的全部政策，尽管他没有触及事情的本质。他这样说道：

这种情况（即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们的性质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常发生，于是，人们就感觉到进行政治交往时必须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进行政治交往”不但要了解战争本质，让对外政策服务于作战需要，而且须首先了解由战争本质派生出哪些与民族生存各个领域有关的任务，以留待政治去完成。极为重要的是，对于该问题，不但政治家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要将它作为民族的共同财富而倍加维护，使之代代相传。

在世界大战前和大战中，政府、官员和人民乃至许多军官，因为克劳塞维茨的学说，对这个现实问题还没有足够的了解。政府和官员不知道战争已经给政治提出的全新的任务，而人民也不知道战争正向和将向他们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世界大战中，政治原本的任务之一是起码要促进人民活力的充分施展，为人民的生活形态服务。而人民则应当众志成城，团结一致，作为军队的强大后盾，甚至不惜性命。

在《我的战争回忆录》中，我阐述了人民的这种生活形态和这种政治所依据的基础。我认为，民族的精神力量是应当被特别强调的东西，它是战争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却丝毫不涉及。

对此，我在吕蒂希作战的头几天就颇有感言，我这样写道：

这场世界大战和人民战争向我们德国人提出了异乎寻常的要求，给德国人带来了沉重负担。如果我们要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每个人都要倾尽所有，不遗余力，奉献一切。我们一定要了解世界大战和人民战争的真正含义，一定要把生活的困苦和敌人对我们发动的表面上看不容易察觉、但实际却具有巨大威胁的宣传攻势置之度外，必须工作和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汗，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和必胜的信念。

这是一个严酷但却是绝对必要的要求。

陆军和海军，就像德国土地上的橡树一样，深深地扎根于祖国。他们依靠国土生存，从中汲取力量。他们不能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他们可以依靠国民给予精神和物质力量以及人员补充参加战斗。

正是靠着这种力量的支持，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战争中忘我地战斗，以期获得胜利。有这样的军队，我们便能够保障德国的最后胜利。正是依靠这支军队，祖国才能进行这场影响整个世界的大规模战争。至于同盟国的援助，以及根据陆战法对被占领土地的资源利用，则都是次要因素。

陆军和海军一定要不断地从祖国获取新的精神活力、人员和作战物资，并借此保持其战斗力。

国内的精神状态和战斗意志一定要处于坚不可摧的状态。如果精神状态和战斗意志遭到损伤，一定会带来严重后果。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危险就越大，困难也会越多，同时，这对增强陆、海军的精神和道德力量的要求也就越发急迫起来。

国家一定要为作战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充分保障人员和物质力量（今天，我认为还要增加精神力量）。

对于后方而言，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后方不但是我们备感自豪的国防力量的生存根基（不允许出现任何裂痕），还是纯洁丰盈的力量源泉（必须保持长盛不衰）。

只有这样，我们的陆军和海军的精神才会保持高昂，其战斗力才会长盛不衰。

人民力量的强大，能够供给军队源源不断的力量。事实上，人民的力量与军队的力量已经水乳交融，不可分割。

军队在前线的战斗力完全取决于国民的战斗力。这就出现了一种史无前例、闻所未闻的局面：国内处于一种为战争而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政府和首相一定要对这种生活和工作进行指导，使之长久地保持生机勃勃……历史上没有任何政府像今天这样强烈要求全体德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德皇而战……所以，政府的工作和行动对战争的胜负具有决定性作用……唯一的结论是：战斗力源自于国内，表现在战场上。

面对这样艰巨的任务，政治、政府及人民原本应该在世界大战的危急时刻完成。但是，在人民因为作战行动、敌人的粮食禁运和宣传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时，要想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却要困难得多。

我认为，未来战争一定会在精神、体力和物质力量上，向人民群众提出与世界大战完全不同的要求。在将来，军队对人民，尤其对人民精神团结的依赖性，一定不会呈减弱的趋势，相反，会远远超过世界大战时的程度。

世界大战期间，敌国始终采取一切手段摧毁德国人民的精神团结。同样道理，我相信在未来战争中，敌人除了消灭我国军事力量外，也一定会将瓦解我人民的精神团结作为目标。

战争结束后不久，我在《我的战争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这种强有力的作战手段（攻击敌人的后方战线）的威力，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亲身领受，为何我国就不能利用这种作战手段呢？敌人使我国人民的精神团结遭到动摇，为什么我们不去动摇敌国人民的精神团结呢？这种斗争应当先从国内开始，经过中立国抵达前线。不过，现实是，德国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对敌国居民进行粮食禁运。

总体战的本质需要民族的总体力量，因为针对整个民族是总体战的目标。在既定现实的影响之下，战争本质发生了变化。我认为，按照规律，政治本身将发生变化，政治的任务范围将随之扩展，政治必将和总体战一样，具备总体战的特性。

为了使一个民族在总体战中的力量最大化，政治不但提出维护民族生存的力量的口号，而且要极为重视民众为其生存在各个生活领域（包括精神领域）的需求。

对一个民族的生存而言，战争是最大的负担。所以，总体战一定要在和平时期就为战时的民族生存斗争做好充足的准备，稳固这种斗争的基础，让它牢不可破，让它不会在战争的危急时刻发生动摇、出现裂痕，甚至被敌人摧毁。

既然战争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克劳塞维茨的全部理论都应当被推翻。战争和政治都要服务于民族的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所以，政治理应为战争服务。

人民群众越具有强烈的种族意识，他们的种族意识就越能得到激励，进而人民群众对民族生存条件的认识就会更加清楚、全面。此外，人民群众对政府那些无视人民意愿而争权夺利的野心和政治手段的洞察力就更加敏锐，就更加会从自身产生一种谋求民族生存和理解总体战需要的政治。这种政治将直接成为种族政治并自愿为作战服务，因为二者具有相同的目标：维护民族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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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甘必大，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共和派左翼领袖，1870年9月大革命后任“国防政府”内政部长，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甘必大领导由民众参加的所谓新军进行军事抵抗，击溃了包围巴黎的普军。

[2] 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同。

[3] 在世界大战中，美国派出庞大的军事力量到欧洲战场对德国人民所进行的战争，就具有殖民战争的特性，因为美国人认为金钱能够拯救世界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