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原来打算在四月二十日，他五十六岁生日那天，离开柏林前往上萨尔斯堡，在神话般的巴巴洛沙山间堡垒中指挥第三帝国的最后决战。政府各部大部分都已南迁，汽车上满载着政府档案和拼命要离开这注定要沦陷的柏林的疯狂的官员。十天以前，元首也把他的大部分侍从人员送往伯希斯特加登，去收拾他的山间别墅伯格霍夫，专候他的到来。

然而命运已经注定他再也看不到他那心爱的阿尔卑斯山上的山间别墅了。他没有想到未日会来得这样快。美军和俄军正神速地向前推进，以会师于易北河上。英军已兵临汉堡和不来梅城下，被占领的丹麦有被切断的危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已经沦陷，亚历山大率领的盟军正在向波河流域推进。俄军在四月十三日拿下维也纳以后，沿着多瑙河挺进，而美国第三军团也在顺河而下准备和俄国人在奥地利的希特勒家乡林嗣会师。在战争期间一直在修建宏伟的大礼堂和体育场以作纳粹党的首府的古老城市纽伦堡已被包围，美国第七军团的一部正绕过纽伦堡向纳粹运动的诞生地慕尼黑挺进。柏林已听到俄国重炮的隆隆声了。

办事胡涂的财政部长、曾经在牛津大学领过罗得奖学金的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一听到布尔什维克党人要来了，便离开柏林仓皇逃向北方去了。他在四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整整一星期，噩耗不断传来。我国人民似乎正面临着最不幸的命运。」

希特勒是在上年十一月二十日由于俄军的逼近，最后一次离开他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大本营来到柏林的。自从东线战场战事爆发以来，他很少来柏林，如今他就一直呆在柏林了。

十二月十日，他才离开那里，到瑙海姆浴场附近的泽根堡的西线大本营去指挥那场冒险的阿登战役。阿登战役失败后，他在次年一月十六日回到柏林。直到他的末日为止，他都在总理府。总理府的大理石的大厅已被盟军炸成废墟了。他就在下面五十英尺深的地下避弹室中指挥他的正在崩溃的军队。

他的健康在急剧恶化。二月间第一次见到他的一个年轻陆军上尉，后来在回忆当时他的容貌时说：

他的脑袋微微晃动。他的左臂松弛地垂着，手颤动得很厉害。他的眼里射出一种无法形容的闪烁的光辉，给人以恐惧的、极不自然的感觉。他的面色和眼圈使人感到他已经精疲力竭。他的一切动作都和衰老的人一样。

自从七月二十日炸弹事件以来，他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甚至党内老伙伴也不例外。「所有的人部欺骗我」，三月里他向一位女秘书这样发火道：我没有可以信赖的人。他们都背叛了我。这使我难过——假如我出了什么事，德国便没有领袖了。我没有继承者。赫斯疯了，戈林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希姆莱不会得到党的赞同，而且他根本不讲艺术——你去想吧，有谁能做我的继承者——

人们也许会认为，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还在大谈继承问题，未免不够实际，但在纳粹疯人国，人们却不这么想。不但元首为这个问题伤脑筋，而且我们不久将会看到，那些主要继承候选人，也为这个问题着了迷。虽然希特勒身体已经垮了，而且由于俄国人打到了柏林和西方盟军占领了德国本土，可怕的未日已迫在眉睫，但是他和他的几个最疯狂的追随者却顽固地盼望能在最后一分钟出现奇迹，使他们得救。他们之中，戈培尔尤其如此。

四月初的一个夜晚，戈培尔向希特勒朗读其元首喜爱的一本书：卡莱尔所著的《腓德烈大王史》。他所朗读的这一章叙述的是七年战争中最黑暗的日子，那时这位大王已感到日暮途穷，他对他的大臣们说，如果在二月十五日以前他的运气仍不好转，他就要放弃战争，服毒自杀了。这一段历史的确很合时宜，戈培尔无疑是用极其戏剧化的方式朗诵的。

「英勇的国王！（戈培尔继续念道）请您再等一等，您那受难的日子就要过去了。您那交好运的太阳很快就要拨云雾而升起来照耀着您了。」二月十二日，俄国女皇死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就出现了。

戈培尔告诉克罗西克，希特勒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这场动人的情景，我们就是从克罗西克的日记中看到的。

他们在这本英国人写的书的鼓励之下，从希姆莱的无奇不有的「研究」室的档案里调了两张预卜吉凶的星象图来研究。一张是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元首就职时为他卜算的；另一张是一位无名星象学家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魏玛共和国诞生之日为它卜算的。戈培尔把这两个非凡的文件加以重新研究以后所得出来的结论告诉克罗西克：

一个惊人的事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两张星象图都预卜战争要在一九三九年爆发，并且预料到一九四一年以前的胜利和以后的节节失败，以及一九四五年初，特别是四月的前半月的最大的打击。四月下半月我们将要获得暂时胜利。然后是停滞状态，一直到八月，才会有和平。在今后三年内德国的处境很困难，但从一九四八年开始德国就会东山再起。

用卡莱尔和星象图的「惊人」预言所武装起来的戈培尔，在四月六日对败退中的士兵发出了动听的呼吁：

元首宣称时来运转就在今年——天才的真正质量在于它能意识到和确知即将到来的转变。元首知道转变到来的确切时刻。命运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人，因此在这内外交困的时刻，我们将要亲眼看到奇迹——

不到一个星期，四月十二日的晚上，戈培尔自信奇迹的「确切时刻」已经到来。这是情况进一步恶化的一天。美国人已经出现在德骚一柏林公路上，最高统帅部匆匆下令炸毁公路附近的两个最后剩下来的军火工厂。从此以后德军只能依靠手头现有的军火作战了。这一天，戈培尔住在布赛将军在奥得河前线的古埃斯特林的总部里。布赛对他保证说，俄国要突破防线是不可能的，又说他要坚守这道防线，「直到英国人踢我们屁股为止」。戈培尔在第二天将这些话告诉了克罗西克。

（戈培尔重述道）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坐在总部里，他发展了他的理论，根据历史的逻辑和正义，情况肯定是要起变化的，正如七年战争中发生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一样。「这一次又是哪一位俄国女皇要死掉呢？」一位军官问。

戈培尔也说不上来。但是，他回答道，命运「带来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

当这位宣传部长那天深夜回到柏林的时候，皇家空军把这座都城的市中心又炸成一片火海。总理府和威廉街的阿德隆饭店的废墟在焚烧中。在宣传部大楼的石阶上，一位秘书迎接戈培尔并告诉他一件紧急消息。「罗斯福，」他说，「死了！」

从总理府到威廉广场的大火的照耀中看得很清楚，部长面色忽然开朗，精神一振。

「把最好香槟酒拿出来！」戈培尔喊道，「给我接元首的电话。」希特勒在马路对过的地下避弹室里躲避轰炸。他拿起电话机。

「我的元首，」戈培尔说，「我向您祝贺！罗斯福死了！星象图里写得清清楚楚，四月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今天是星期五，四月十三日。（其实已经过了午夜。）转折点到了！」

希特勒的反应没有记录下来，但由于他从卡莱尔和星象图那里获得了鼓励，他的反应是可以想象得出的。不过戈培尔的反应是有记录的。他的秘书说：「他欣喜若狂！」

那位昏庸的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也高兴得要疯了。当戈培尔的国务秘书打电话告诉他罗斯福死讯时，他叫了起来，至少是在他忠实记录的日记里是如此。

这真是历史的天使降临了！我们感到她在我们的房里鼓翼的声音。难道这不是我们引颈翘望的运气转变吗？

第二天早晨他打电话给戈培尔表示他的「祝贺」。他得意洋洋地把这件事记在日记里。打电话似乎还不够，他又写了一封信，欢呼罗斯福的死是「老天的惩罚——上帝的礼物」。

长期以来掌握大权并在古老的欧洲大学里受过教育的部长先生们，如克罗西克和戈培尔之流，竟然死抱住星象图的预言不放，在柏林的熊熊大火中为美国总统的死亡而兴高采烈，认为这是上帝在最后的杀那间把第三帝国从迫在眉睫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千真万确的迹象！柏林演出的最后一幕戏就是在这种疯人院的气氛中演到最后闭幕的。

四月十五日，爱娃·勃劳恩来到柏林与希特勒相会。德国人很少人知道她，至于她和希特勒的关系，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她做他的情妇已有十二年以上。正如特莱佛－罗伯尔所说的，为了她的婚礼和葬礼，她在四月间来到了柏林。

她在本书最后一章里担当了一个有趣的角色，但她本人却不是令人感到兴趣的；她不是彭帕朵儿伯爵夫人那样的人物，也不是一位罗拉·孟特兹。毫无疑问，希特勒非常喜欢她，而且同这个脾气随和的女人在一起感到轻松，但他总是不让她露面，不让她到他分设各地的大本营去，而他在战争年代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大本营度过的，甚至极少允许她到柏林来。她总是幽居在上萨尔斯堡的伯格霍夫，消磨时光的方法是游泳、滑雪、读廉价小说，看无聊电影、跳舞（这是希特勒所不赞成的）和没有个完的打扮，为了那远离的爱人而憔悴。

元首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说：「她是德国最不幸的女人。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候希特勒。」

在纽伦堡一次提审中，凯特尔元帅描述了她的形象。

她身材苗条，容貌秀丽，大腿很美——人们可以看出——她沉默寡言，是一位非常、非常美丽的金发女人。她很少露面，人们很少看到她。

她出身于中下层家庭，父母亲是巴伐利亚人。纵然希特勒是个独裁者，她的双亲当初坚决反对她和希特勒的暧昧关系。她曾在海因里希·霍夫曼在慕尼黑开设的照像馆工作，霍夫曼将她介绍给希特勒。这件事是在吉莉·拉包尔自杀以后一、二年发生的。我们知道，希特勒的这个外甥女曾经是他的一生中一次非常热烈的爱情的对象。爱娃·勃劳恩看来也常常被她的爱人逼得要发狂，虽然她的情况与吉莉·拉包尔有所不同。爱娃住在希特勒阿尔卑斯山别墅的一套房间里，但因为不能忍受长期别高之苦，她在他们相识后的最初几年曾两度要想自杀。但是她渐渐地习惯于那令人沮丧的既非妻子、也非情妇的暧昧身份，满足于做一个伟大人物的唯一女伴，尽量享受极为难得的共同在一起的时光。

她现在下了决心要同他死在一道。同戈培尔博士夫妇一样，她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里。「那样的德国是不宜于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活下去的。」她临死前在地下室里对著名的德国女试飞驾驶员汉纳·莱契这样说。爱娃·勃劳恩头脑简单，在思想上对希特勒可以说毫无影响，这也许就是他愿意跟她在一起而不愿同一位聪明的女人在一起的原因。但是很显然，他对她的影响，就像对其他很多人的影响一样，是绝对全面的。



<h3 id = "ncx7_2_1">一 希特勒的最后重大决定</h3>

四月二十日是希特勒的生日，这一天颇为平静地过去了，虽然在地下室里参加庆祝的空军参谋长卡尔·科勒将军在日记里写着那是迅速崩溃的各个战线进一步遭受灾难的一天。所有纳粹元老戈林、戈培尔、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和鲍曼都在座。此外还有仍然活着的将军们，如邓尼茨、凯特尔、约德尔和克莱勃斯。最后一个人是新任、也是最后一任的陆军参谋总长。他们向元首祝贺生日。

尽管情况很不妙，元首并不特别沮丧。正如在三天以前他曾对他的将军们所说，他仍然相信「俄国人在柏林城下要遭到最惨重的失败」。将军们比他更了解情况，他们在庆祝会后的例行军事会议上敦促他离开柏林到南方去。他们解释说，一两天内俄国人就要把通往南方的最后逃生之路切断了。希特勒迟疑不决，未置可否。他显然不能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现实：第三帝国的首都马上就要被俄国人攻占了，而早在几年以前他就宣布这些俄国人的军队是已被打垮了的。为了向这些将军们表示让步，他同意建立两个分开的司令部，如果美军和俄军在易北河上会师的话，他准备派邓尼茨海军元帅去指挥北方的司令部，至于南方的司令部也许会派凯塞林去；他对后者的任命还拿不定主意。

当天夜间，大批人员撤离柏林。元首最信任的两个老部下希姆莱和戈林也走了。戈林所带领的汽车大队满载着从他的豪华公馆卡林霍尔运出的金银财宝。这两个纳粹元老在离开柏林时，都相信他们亲爱的领袖死期快到，都相信自己将是继承人。

他们都没有再见到他。当天晚上也溜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的里宾特洛甫，也没有再见到他。

但是希特勒却还没有死心。在生日的第二天，他下令给党卫队将军菲里克斯·施坦因纳，叫他向柏林南郊的俄国人发动全面反攻，柏林地区的所有一兵一卒，包括空军中的地面部队，都必须全部投入战斗。

「所有按兵不动的司令官」，希特勒向留守柏林指挥空军的科勒将军喊道，「都要在五小时内被处决。你自己也必须拿你的脑袋保证最后一个人也要投入战斗。」

发命令那天和第二天，希特勒一直都在焦急地等待施坦因纳的反攻消息。这是他多么脱离现实的又一例子。施坦因纳并没有反攻。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么做。这次反攻仅仅存在于这位穷途末路的独裁者的狂热的脑海中。当他最后被迫正视现实时，风暴就大作了。

四月二十二日，希特勒走向毁灭途中的最后转折点到了。从早晨开始一直到下午三点钟，他都在打电话，就像前一天那样，试图从各个指挥站了解施坦因纳的反攻情况。没有人知道。科勒将军的飞机找不到反攻的影子，地面指挥官也找不到它，虽然反攻应该是在柏林以南两三英里的地区进行。甚至连施坦因纳本人，虽然他还活在人间，也无影无踪，更不要说他的部队了。

希特勒在下午三点例行的军事会议上大发雷霆。他怒气冲天地要求知道施坦因纳的消息。凯特尔、约德尔等人都毫无所知。但是将军们却带来了其他消息。由于把军队从柏林北面撤退下来支持施坦因纳，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北面阵地，俄军已经突破阵地，它的坦克部队已经到达城内。

最高统帅听到这样的消息实在受不了。所有还活着的见证人都说他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力。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这就是未日了，他尖叫道。每个人都背叛了他。除了背叛、撒谎，腐化和怯懦之外，没有别的。一切都完啦！好吧，他愿意留在柏林。他愿意亲自保卫第三帝国首都。谁愿意走，就可以走。他愿意在这里以身殉国。

别人表示不同意。他们说，如果元首退到南方去，还是有希望的，在南方，费迪南德·舒埃纳尔元帅在捷克的集团军和凯塞林所率领的大量军队仍然完整。已离开柏林到西北去指挥军队的邓尼茨和希姆莱（我们将要看到他正在为自己打算）都打电话来敦促元首离开柏林。甚至里宾特洛甫也打电话来说，他要搞一次拯救全局的「外交妙计」。但是希特勒对他们已经没有信心了，甚至于对他的「俾斯麦第二」也失掉信心了——这是他以前在一时兴到为之的时候曾经称呼他那外交部长的名字。他对大家说，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为了向他们表明他的决定是不能收回的，他叫了一位秘书来当场面授了指示，并命令马上广播出去。这个指示宣称，元首将要留在柏林，保卫它到底。随后希特勒把戈培尔叫来，他邀请他、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从他们在威廉街花园的被炸得一塌糊涂的公馆中迁到「元首地下室」来。他知道，至少这位狂热的忠实的追随者和他的家属是愿意同他坚持到最后的。接着，他翻阅档案，把他认为应该毁掉的检出来交给一名叫尤利乌斯·夏勃的副官带到上面花园中去烧掉。

最后到了那天晚上，他把凯特尔和约德尔叫来，命令他们到南方去指挥残余军队。在战争期间一直在希特勒身边的这两位将军和最高统帅最后告别时的情况都留下了很生动的记载。

当凯特尔说他不愿意离开元首他去的时候，希特勒回答说：「你要服从我的命令。」一生中从未违抗过元首命令、甚至叫他去搞罪恶滔天的战争犯罪行为时也唯命是从的凯特尔没有再讲下去，但不那么俯首帖耳的约德尔却憋不住了。虽然他对元首忠心耿耿，替他卖了不少力气，但仍保留了一点军人传统。在他这个军人看来，最高统帅是在放弃他对军队的指挥，在大难临头之时推卸自己对他们的责任。

「你在这里没有办法指挥，」约德尔说，「你身边没有进行领导的参谋部，怎样进行领导？」

「那么，戈林能够在南方把领导责任负起来。」希特勒反驳道。

当有人指出没有一个士兵愿为那位帝国元帅作战时，希特勒打断他的话：「你说的作战是什么意思？还有什么仗好打的！」甚至疯狂的征服者眼睛里的阴翳也终于消失了，或者说至少是上天在他平生最可怕的最后几天中使他清醒了一阵子。

希特勒在四月二十二日的大发雷霆以及他留守柏林的最后决定引起了一些反响。在柏林西北的霍亨里亨的希姆莱，从党卫队派驻大本营联络官赫尔曼·菲格莱因打来的电话中获得了第一手消息，他对部下大喊道：「在柏林的人全都疯了！我现在怎么办？」

「你马上到柏林去。」希姆莱的重要部下之一、党卫队办公厅主任戈特洛勃·伯格尔说。伯格尔是那些真诚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头脑简单的德国人之一。他哪里知道他的可敬的首长希姆莱，在党卫队瓦尔特·施伦堡将军的鼓动下，已经与瑞典的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联系，商洽西线德军的投降问题了。「我要到柏林去，」伯格尔对希姆来说，「你也有责任去。」那天晚上到柏林去的是伯格尔而不是希姆莱。他的柏林之行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因为他第一手描绘了希特勒在重大决定之夜的情况。当伯格尔到来时，俄国炮弹已经在总理府附近爆炸起来。他发现元首「沮丧不堪，完全垮了」，不禁大为震惊。他对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表示敬意，他说：「在人民赤胆忠心地长期作战之后，谁也不能抛弃他们。」可是这句话却引起元首又发了一顿脾气。

（伯格尔后来追述说）元首一直一言不发，这时忽然尖叫起来：「大家都欺骗了我！没有人告诉我真实情况！军队欺骗了我！」——他继续不断地大声喊叫。他的脸色又青又紫。我想他随时会晕倒下来——

伯格尔也是希姆莱战俘管理处的处长。在元首恢复平静以后，他们讨论了有关一批重要的英、美、法战俘，哈尔德和沙赫特等德国犯人以及前任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等人的命运问题。这些人正被运往东南以免落入进犯德国的美军之手。伯格尔那天晚上要飞到巴伐利亚去主持此事。他们两人还谈到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已经有分裂主义者暴动的消息。一想到在他的原籍奥地利和第二故乡巴伐利亚竟会发生叛变，希特勒又痉挛起来了。（伯格尔写道）他的手、腿和脑袋都在颤抖；他继续不断地喊：「把他们统统枪毙！把他们统统枪毙！」

到底这个命令是枪毙所有的分裂主义者，还是所有的重要囚犯，还是一起都在内，伯格尔并没有搞清楚，但是这位头脑简单的人显然认为应该包括所有的人在内。



<h3 id = "ncx7_2_2">二 戈林和希姆莱试图取而代之</h3>

科勒将军没有参加四月二十二日的元首军事会议。他要照顾空军，「除此之外，」他在日记里写道，「一天到晚受侮辱，我也受不了。」

科勒在地下避弹室的联络官埃卡德·克里斯蒂安将军于下午六点十五分慌慌张张地打电话给他说：「这里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对战争最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两小时以后，克里斯蒂安来到柏林郊外维德帕克一瓦尔德的空军司令部，亲自向科勒报告：「元首已经垮了！」克里斯蒂安，这位和希特勒的一位女秘书结婚的忠诚纳粹分子急得喘不过气来，除了断断续续告诉科勒，元首决定以身殉国并焚毁档案外，别的甚么也说不出来。于是空军参谋总长不顾英国空军刚刚开始的大规模的轰炸，即刻动身去见约德尔，想弄清楚那天地下避弹室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科勒在柏林与波茨坦之间的克拉姆普尼茨（没有最高统帅的最高统帅部的临时大本营现在设在这里）见到约德尔，约德尔把全部悲剧告诉了他。同时他还对科勒透露了一件还没有人告诉过科勒的事情。这件事在以后几天疯狂的日子中还产生了一个戏剧尾声般的发展。

「至于说到（和平）谈判，」希特勒对凯特尔和约德尔说，「戈林比我能搞得更好些。戈林是精于此道的。他很会和对方打交道。」约德尔现在把这些话重复给科勒听。

这位空军将军认为他有责任马上飞到戈林那里去。由于敌人有监听站，用无线电通话说明新发生的情况是既困难又危险的。戈林在几年以前就被希特勒正式任命为他的继承人、现在元首又有意叫他去担任和平谈判的事，这是丝毫不能耽搁的。约德尔同意这种看法。四月二十三日早晨三点三十分，科勒坐了一架战斗机飞往慕尼黑。

中午时分他到了上萨尔斯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戈林。这位正在期待（说得好听一点）继承之日到来的帝国元帅竟出乎意料地小心谨慎起来。他说，他不想上他的「死敌」鲍曼的圈套；从事情的发展来看，他的谨慎是有根据的。他已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我现在行动起来，」他对他的顾问们说，「我可能被斥为卖国贼；如果不采取行动，就要被指责为在危急存亡关头没有尽到责任。」

戈林把住在伯希斯特加登的总理府国务秘书汉斯·拉麦斯召来，征求他在法律上的意见；他又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份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希特勒的命令。这道命令规定得明明白白，如果希特勒死去时，戈林将是他的继承人；如果元首不能视事时，戈林将代表他。大家一致认为既然希特勒留在柏林等死，在最后时刻与各个军事指挥部和政府机构割断了联系，他已不能视事，因而戈林根据这道命令有明确的责任把权力接管过来。

但是戈林小心翼翼地给希特勒打了一个电报。他要把这一权力的委托肯定下来。

我的元首！

有鉴于您已决定留守在柏林堡垒内，请问您是否同意我根据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命令，马上接管帝国全部领导权，代表您在国内外充分自由地采取行动？如果在今晚十点钟还没有从您那里得到回音，我将认为您已经失去行动自由，并且认为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采取行动。您知道在我一生这最严重的时刻我对您的感情，非语言所能表达。愿上帝保护您，使您能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来此。

您的忠诚的

赫尔曼·戈林

就在当天晚上，希姆莱与伯纳多特伯爵正在几百英里之外的波罗的海边卢伯克的瑞典领事馆内进行会谈。忠诚的海因里希——这是希特勒对希姆莱的呢称——并没有要求继承权力；他已经在行使这种权力了。

他告诉这位瑞典伯爵，「元首的伟大生命快要结束了」。他说，一两天之内，希特勒就会与世长辞。因此希姆莱催促伯纳多特马上告诉艾森豪威尔：德国愿意向西方投降。希姆莱又说，在东方，战争仍将继续打下去，直到西方国家来接替这一抗俄战线为止。现在这个自揽第三帝国独裁权力的党卫队头目竟是这样的天真，或者说竟是这样的愚蠢，或者说竟是这样的天真和愚蠢！当伯纳多特要求希姆莱将他的投降请求写下来的时候，他匆匆地在烛光下起草了一封信——因为那天夜里英国空军前来轰炸，卢伯克的电灯全灭了，他们两人是在地下室商议的。希姆莱在信上签了字。

戈林与希姆莱很快地发现，他们的行动都失之过早了。虽然希特勒与他的部队和政府部长们的联系，除了无线电之外，都被切断了（因为到二十三日夜间，俄国人差不多已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但是现在他仍要表明，只靠他的人格力量和威信仍能够控制德国，而且只要他通过悬在地下避弹室上空的气球里的叽叽作响的无线电发报机讲一句话，就能够敉平「叛国阴谋」，即使是他最重要的追随者所发起的「叛变」。

斯佩尔和另一位出色的妇女目击者（关于她在柏林最后一幕戏的动人表现，下文即将述及）曾详细地记述了希特勒收到戈林电报时的反应。斯佩尔是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坐了一架小飞机到被围的首都来的，飞机降落在离总理府只有一个街区的横贯动物园的东西轴心大街东头的勃兰登堡门附近。斯佩尔获悉希特勒决定留在即将被攻陷的柏林不走的消息之后，特地前来与元首告别并向他坦白承认，由于「对个人的忠诚与对国家的责任之间的矛盾」（这是他自己的话），他不能不违背元首的焦土政策。他完全估计他会以「叛国罪」被捕，而且可能被枪毙，毫无疑问，如果独裁者知道斯佩尔在两月以前曾试图要杀害他以及其他没有被施道芬堡炸死的人时，他一定会把他枪毙的。

原来这位杰出的建筑师出身的军火部长虽然常常以超政治自豪，但也同其他的德国人一样，终于觉悟了，虽然为时已迟。当他最后知道他的亲爱的元首决定要通过焦土政策毁灭德国民族时，他下定决心要刺杀他，他的计划是在柏林地下室召开全体军事会议时将毒气送进通风设备。因为不只是将领们，而且戈林、希姆莱和戈培尔等人一定会参加会议，他希望将第三帝国的全部纳粹领导和最高统帅部彻底消灭掉。他弄到了毒气，查看了空气调节系统之后发现花园里的空气进口管子上装上了一个十二英尺高的烟筒，这是希特勒为了防止破坏亲自下命令安装的。他发觉将毒气注入烟筒而不被花园里的党卫队卫兵发现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放弃了他的计划，希特勒又一次免遭暗算。

现在，在四月二十三日那天的晚上，斯佩尔向希特勒全部坦白了他拒绝执行盲目破坏德国残余设备的经过。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希特勒竟未表示愤恨，也没有发脾气。也许希特勒为他的年轻朋友——斯佩尔刚过四十岁——的坦率和勇气感动了吧。他对斯佩尔一向具有深厚感情，并且认为他是一个「艺术家同行」。根据凯特尔的记载，希特勒那天晚上显得异常镇静，他下定决心数天之内在这里死去这件事，好像给他带来了精神上和心情上的平静。但是这是前一天大风暴以后的平静，也是另一个大风暴前夕的平静。因为戈林的电报这时已经送到总理府。鲍曼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他先把它扣压起来，然后这个阴谋能手将它作为「最后通牒」和「窃取」领袖权力的一种叛逆企图递交给元首。

「希特勒怒不可遏，」斯佩尔写道。「他大骂戈林，他说他早已知道戈林已经完蛋了，他腐化，吸毒。」这句话使这位年轻的建筑师「大吃一惊」，他奇怪为什么希特勒会让这样一位人物身居高位如此之久呢？希特勒平静下来后又说：「让戈林去谈判投降罢，反正谁去谈判都没有关系。」这句话也使斯佩尔迷惑不解。但是希特勒的这种心情不过维持了一会儿功夫。在讨论结束以前，希特勒在鲍曼的怂恿下口授了一道命令，用电报通知戈林，说他犯了「叛国罪」，理应处以死刑，姑念其长期效劳党国，如果马上辞去全部职务，可免一死。电报饬令戈林即刻回电是否辞职。这还未能使这个蛆虫一样的鲍曼得到满足。他私自打了一个无线电报给驻在伯希斯特加登的党卫队总部，命令即将戈林及其部下和拉麦斯以「叛国罪」加以逮捕。第二天黎明之前这位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纳粹头目中的最傲慢、最富有的角色，德国历史上的唯一的帝国元帅和空军总司令成了党卫队的阶下囚。三天以后，在四月二十六日的晚上，希特勒谈起戈林时所讲的话，比在斯佩尔面前所讲的强烈得多。



<h3 id = "ncx7_2_3">三 到地下避弹室来的两位最后客人</h3>

又有两位有趣的客人这时来到元首地下避弹室的疯人院。他们是憎恨成性而且特别憎恨戈林的著名女试飞驾驶员汉纳·菜契和里特·冯·格莱姆将军。他们在四月二十四日接到命令，要他们从慕尼黑动身回到柏林，听最高统帅面授机宜。但是他们的飞机在四月二十六日晚上降落在动物园机场时，被俄国的高射炮的炮弹击伤，格莱姆的脚被炸坏了。希特勒走进手术室，医生正在给将军包扎伤口。

希特勒：你知道为什么我召你来？

格莱姆：不知道，元首。

希特勒：因为赫尔曼·戈林已经背叛了我和祖国。他背着我和敌人建立了联系。他的行为是懦弱的表现。他违抗我的命令逃到伯希特斯加登，从那里他给我打了一封可耻的电报。它是——当时在场的汉纳·莱契说，元首的脸开始抽筋，呼吸急促得像要爆炸似的。

希特勒：——一个最后通牒！一个愚蠢的最后通牒！现在什么都完了！我一切都没有了！没有人效忠，没有人看重荣誉，我什么失望都尝到过，我什么背叛都碰到过！现在又加上这个！一切全完啦！什么对不起我的事都对我干了！

我已立即下令把戈林作为帝国叛徒逮捕了，革掉他所有的职务，把他从所有机构中赶出去。这就是我召你来的原因。

希特勒就这样在地下室里任命躺在床上治伤的受宠若惊的将军为空军总司令，其实他完全可以通过无线电提升格莱姆，那样也可以不致使他成为瘸子，并且使他能够留在总部里，那是唯一能够指挥残余空军的地方。同莱契小姐一样，格莱姆原来打算并且十分愿意同元首一起死在地下避弹室里的。但是三天以后，希特勒命令格莱姆离开柏林去处理一件新的「叛国」案件，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犯「叛国」罪的在第三帝国的领导人中已不止戈林一个人了。

在这三天中，汉纳·莱契有足够的机会目睹地下避弹室疯人院里的疯子生活，其实，她自己也参加了这种生活。由于她同希特勒一样容易感情冲动，她所留下来的记载是阴惨可怕，惊险多变的，但是大体上是真实可靠的（作者把这个记载与其他目睹者的报告核对过），因此它在这部历史书的最后一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月二十六日，她同冯·格莱姆将军到达的那天深夜里，俄国开始炮轰总理府，炮弹的轰隆声和墙壁的倒塌声增加了地下室的紧张气氛。希特勒把这位女飞行家叫到一旁。

「我的元首，为什么你要留在这儿？」她说，「为什么要使德国失掉你？元首必须活下去，德国才能活下去。人民要求你活下去。」「不，汉纳，」她说元首这样回答她，「如果我死去，这是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誉，这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军人，必须服从自己的命令，保卫柏林到底。」（他继续说）我的好姑娘，我原来并没有打算这样做。我曾经坚信在奥得河的岸边可以保卫住柏林——当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旧失败以后，我是比别人都感到惊慌。在柏林被围以后——我相信我的留守会使全国军队效法我的行动前来解救柏林之围——不过，我的汉纳，我仍抱有希望。温克将军的军队正从南面打过来。他必须而且一定会把俄国人击退，以便解救我们。那时我们将举行反攻并守住阵地。

这是那天晚上希特勒所表现的一种情绪；他仍对温克将军的解围抱有希望。但是不到一会儿功夫，当俄国对总理府的炮轰达到十分猛烈的时候，他又陷入绝望中了。他给莱契一瓶毒药，另一瓶给格莱姆。

「汉纳，」他说，「你是那些准备与我同归于尽的人中的一个——我不希望我们当中任何人被俄国人活捉，也不希望我们的尸体被他们发现——爱娃同我决心把我们的尸体烧掉。你们想自己的办法罢。」

汉纳将毒药交给格莱姆，他们两人决定在「最后时刻真正到来时」将毒药吞下去，而且为了万无一失，在服毒之后将紧绑在他们身上的重型手榴弹上的引线拉掉。

一天半以后的二十八日，希特勒的希望，至少是他的幻想，又复燃了。他在无线电话上对凯特尔说：

「亟盼柏林解围。海因里希的军队在于什么？温克在什么地方？第九军团怎么样了？温克什么时候能与第九军团会师？」

莱契描写那天希特勒的情形时候说：

他在地下室里踱来踱去，手里晃摇着被手汗浸湿得快要破碎的公路地图，只要有人在场，他就同他策划温克战役。

但是温克「战役」，正如一周以前施坦因纳的「反攻」一样，不过是元首的幻想而已。温克的军队和第九军团一样已被消灭了。在柏林北面的海因里希军队正仓皇向西撤退，为的是宁可当西方盟军的俘虏而不当俄军俘虏。四月二十八日，地下避弹室这些走投无路的人整天都在守候着这三支军队、特别是温克的军队的反攻消息。俄国先头部队距总理府只有几条街，他们在从东面和北面以及从西面通过毗邻的柏林动物园逐步向总理府推进中。当援兵毫无消息时，希特勒听了鲍曼的谗言，又认为发生新的叛国阴谋了。晚上八点钟，鲍曼打了一个无线电报给邓尼茨。

掌握军权的人不但不督促军队前来解围，反而保持沉默。叛变似乎已代替了忠诚。我们仍守在这里。总理府已成废墟了。

不久以后鲍曼又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

舒埃纳尔、温克等人必须火速前来解围，以证明他们对元首的忠诚。现在鲍曼是在为自己讲话。希特勒已经下了决心在一两天内死去，可是鲍曼却想活下去。他也许不能继承元首，但是不管谁做继承人，他都希望在幕后进行操纵。

那天夜间，伏斯海军少将终于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说一切与陆军的无线电联系都已断了。他迫切要求海军的无线电能够供给一些外界的消息。不久消息果然来了一些，不是从海军部来的，而是从宣传部的收听站发来的。这消息使阿道夫·希特勒大惊失色。

原来地下避弹室中除了鲍曼之外，还有一个纳粹官员想活下去。这人就是希姆莱在总理府的代表赫尔曼·菲格莱因，一个在希特勒统治时代爬上高位的典型人物。他系马夫出身，做过赛马的骑师，识字不多，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克里斯蒂安·韦伯的部下，韦泊是希待勒最老的党徒之一，喜欢养马。一九三三年以后，他靠营私舞弊发了一笔横财，养了很多赛跑的马。菲格莱因受到韦伯的帮助，在第三帝国内爬到很高的地位，成了党卫队所属部队的将军。

一九四四年，他被任命为希姆菜在元首大本营的联络官后不久，同爱娃·勃劳恩的妹妹格利特结了婚，这就进一步提高了他在大本营的地位。所有后来还活着的党卫队的头子们都一致认为，他同鲍曼联成一气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在希特勒面前出卖他的党卫队主子希姆莱。菲格菜因虽然声名狼藉，愚昧无知，但似乎仍具有贪图活命的本能。当船快要下沉的时候，他是看得出来的。

四月二十六日那天，他悄悄地离开了地下避弹室。第二天下午希特勒才发现他失踪了。这引起了多疑的元首的猜疑，他派了一支武装的党卫队搜查队去寻查。他们发现他身穿便服藏在俄国即将占领的夏洛登堡区他的家里。他被押回总理府被褫夺党卫队的大队长官衔，并且被拘留起来。菲格莱因的企图逃跑马上引起了希特勒对希姆莱的怀疑。这位党卫队首领有意离开了柏林，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呢？在他的联络官菲格莱因擅离职守以后，他一直没有消息。现在消息来了。

我们已经知道，四月二十八日是地下避弹室中十分难熬的一天。俄国人在日益逼近。温克的反攻或其他任何的反攻都音讯全无。被围的人们通过海军的无线电千方百计探询柏林以外的事态发展。

宣传部的无线电收听站收到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则发生在柏林以外的事情的消息。这是路透社从斯德哥尔摩发出的新闻，它极其耸人听闻，难以置信，因此戈培尔的一位助手海因兹·洛仑兹在四月二十八日深夜仓皇跑过遍地弹坑的广场，来到地下避弹室，将收抄下来的这一消息交给他的部长和元首。莱契写道，这则消息「给全体在场的人一个致命的打击。群情哗然，男男女女都因震怒、恐惧和绝望而齐声嚎叫起来」。以希持勒为最厉害。女飞行家写道：「他像一个疯子似地大发雷霆。」

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忠诚的海因里希也遗弃了这条即将沉没的船。路透社的电讯谈到他和伯纳多特伯爵的秘密谈判以及他打算使西线德军向艾森豪威尔投降。

希特勒对于希姆莱的绝对忠诚从不怀疑，这个打击实在不能再大了。莱契说：「他的面孔通红，变得几乎认不出来——希特勒在一阵子狂怒之后失去了知觉，整个地下室一时鸦雀无声。」戈林至少还曾请求元首许可他接管。但是这位「忠诚」的党卫队全国总队长连请求都不屑于提出；他一点招呼不打便叛了国，和敌人进行了联系。希特勒在稍稍清醒以后对他的部下说，他所遇到的所有叛国行为莫此为甚。

几分钟以后收到的消息说，俄军已经逼近离总理府只有一条街的波茨坦广场，可能在三十小时以后，即四月三十日的早晨，就会攻打总理府。这个打击和这个消息标志着未日来临。这逼使希特勒马上作出他一生中最后的决定。他在黎明时同爱娃·勃劳恩结了婚，立下遗嘱，派遣格莱姆和汉纳·莱契去出动全部空军轰炸逼近总理府的俄国军队，并且命令他们将希姆莱作为卖国贼加以逮捕。

「一个卖国贼决不能继承我为元首！」汉纳说他当时对大家这样说：「你们必须出去做到使他绝不能继承我。」

希特勒已等不及对希姆莱进行报复了。不过这位党卫队首领的联络官菲格莱因现在却在他的掌握中。他从禁闭室里将马夫出身的党卫队将军提出来，严加审问关于希姆莱的「叛国」情况并指控他与希姆莱同谋。在元首的命令下，菲格莱因被拖到总理府花园里枪决了。他娶了爱娃·勃劳恩的妹妹做妻子这件事也帮不了他的忙。爱娃也没有出力去搭救他妹夫的性命。「可怜的、可怜的阿道夫，」她对汉纳·莱契低声说，「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出卖了他。宁肯死一万个人，也不能让德国失掉他。」德国虽然失掉了他，但爱娃在那最后的时刻里却赢得了他。四月二十九日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希待勒为了酬劳他的情妇的忠诚不贰，满足了她的愿望，正式同她结婚。他一直认为婚姻会阻碍他把全部精力献身于领导他的党获得政权，领导他的国家称霸世界。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要他领导的了，而且他的生命也要结束了，他可以安全地同爱娃做几小时的夫妻。

戈培尔找来一位名叫瓦尔特·瓦格纳的市议员，他当时正在离总理府几排房子不到的一支人民冲锋队的队伍里作战。这位感到惊奇的议员在地下避弹室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主持了结婚仪式。从现在仍保存着的结婚证件中可以看出元首的一位秘书称为「死婚」的部分情况。希特勒要求，「由于战事的发展，结婚预告只能口头宣布，其他一切拖延婚事的事情均需避免」。男女双方宣誓他们是「纯亚利安人种」，而且「没有使他们不能结婚的遗传病症」。死到临头，这位独裁者仍坚持要遵守形式，只有在填写他父亲的名字（出生名为施克尔格鲁勃），母亲的名字和他们的婚期时他留下了空白。他的妻子签名时先用「爱娃·勃劳恩」，写到「勃」字，就划掉了重签上「爱娃·希特勒，原姓勃劳恩」。戈培尔和鲍曼作为征婚人也签了名。

在简短的仪式之后，元首的私室里摆下了阴森森的结婚早餐。席上有香槟酒。除了他的秘书们、留下来的将领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鲍曼和戈培尔夫妇外，他连素食厨师曼齐阿里小姐也请来参加婚礼宴会。有一阵子谈话集中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以及鼎盛时期中党的同志们。希特勒怀念地谈到他在戈培尔结婚时做傧相的情景。即使到了最后的时刻，这位新郎还免不了老习惯，要说个不停，回顾他这戏剧性的一生中的各个高潮时期。他说，现在全完了，国家社会主义也完了。死对于他倒是一种解脱，因为他的相交最久的朋友和支持者都出卖了他。结婚宴会上笼罩着阴郁的气氛，有些客人噙着眼泪溜掉了。希特勒最后也溜掉了。他在隔壁房间里，把一位名叫格特路德·荣格夫人的女秘书找来，开始口述他的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