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坚决主张意大利领袖立即建立这样一个党。墨索里尼九月十五日在德国元首的怂恿下宣布成立新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

这个新政府从来没有什么作为，墨索里尼根本没有把心放在上面。也许他还保有足够的现实感，看到自己现在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个傀儡，他和他的「法西斯共和政府」除了德国元首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授给他们的某些权力以外，并无任何真正的权力，而且意大利人民也永远不会再接受他和法西斯主义了。

他再也没有回到罗马。他住在意大利极北部一个很冷僻的地方——加尔达湖畔加尔那诺附近的加米纳特堡。他的住所周围由党卫队元首警卫队的一支特派部队严密守卫着。为了把墨索里尼的臭名昭著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护送到这个幽美的湖畔胜地。特地把塞普·狄特里希这个党卫队老打手从俄国前线被打得屁滚尿流的党卫队第一装甲军调出来负责这项工作，在第三帝国，事情常常是这么办的。潦倒的独裁者由于情人又回到了自己的怀抱，对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似乎都漠不关心了。情妇不止一个的戈培尔，说此事使他大为震惊。

（戈培尔在十一月九日的日记中写道）意大利领袖和他那位由塞普·狄特里希奉命护送来的女友的私生活，引起了许多疑虑。

戈培尔在几天前就注意到，希特勒已经开始「在政治上勾销这个领袖了」。但是，应当补充说明，德国元首在勾销他之前，先已迫使他把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亚和南提罗耳「割让」给德国，双方并取得谅解，将来还要加上威尼斯。对这位曾经骄横一世的专制魔王，可以毫不留情地使他蒙受种种羞辱。希特勒竟然逼着他在十一月逮捕了自己的女婿齐亚诺，并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将齐亚诺在维罗纳的监狱中处死。

到一九四三年初秋，阿道夫·希待勒很可以认为，他已度过了第三帝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在关键性的几个星期里，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曾经担心，墨索里尼的垮台和巴多格利奥政府的无条件投降，很可能使德国南部边界暴露在盟军的直接攻击之下，并为盟军开辟了从意大利北部进入防御薄弱的巴尔干半岛的道路，而巴尔干恰恰位于正在俄国南部拼命作战的德军的后方。意大利领袖乖乖地离开了罗马的权力宝座，对德国元首在国内外的威信是一个严重打击，正如随之而来的轴心联盟的毁灭一样。然而，在两个月之内，希特勒以一次大胆的行动，使墨索里尼复辟——至少在世人眼里看来是如此。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希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占领区，免除了遭受盟军攻击的危险。这样的攻击，德国最高统帅部曾经预计在夏末随时可能发生。但那里的好几个师的意军都乖乖地投降，成了德国的战俘。元首满意地看到凯塞林的部队不但没有像德国元首当初设想的那样已被一笔勾销，不但没有撤退到意大利北部，这个元帅的部队反而在罗马以南布下了阵地，轻而易举地阻挡住英美法军队在半岛上的北进。不容否认，希特勒以他个人的胆识和他的军队的勇猛，已使他在南方的处境有了很大的好转。但在其他地方，他的处境却继续在逆转。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他对俄国发动了后来证明是最后一次的大攻势。德国陆军的精华——将近五十万人，加上配备有新式重型「老虎」坦克的十七个装甲师，向库尔斯克西面俄国阵地的突出部分进攻。这就是所谓「城堡计划」。希特勒认为这一攻势不仅能置俄国最精锐的百万大军于死地（就是这支大军曾在头年冬天将德国人从斯大林格勒和顿河赶出来），而且能使他再向顿河流域推进，也许甚至于能推进到伏尔加河流域，然后从东南迂回攻陷莫斯科。这一攻势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俄国人对此已经早有准备。到七月二十二日，装甲部队的坦克已损失了一半，德军攻势已完全停顿，并开始溃退了。俄国人对自己的力量信心十足，他们不等德国的进攻结束，就在七月中旬向库尔斯克以北奥勒尔的德军阵地突出部分发动了他们自己的攻势，并且迅速地突破了德军阵地。这是俄国人在这次大战中的第一次夏季攻势，自此以后，红军再也没有失去过主动权。八月四日，他们把德国人赶出奥勒尔，这个地方是德国人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攻打莫斯科时在南部的一个枢纽。

现在，苏军攻势已扩大到全线。八月二十三日，哈尔科夫失守。一个月后，九月二十五日，德国人被赶出了哈尔科夫西北三百英里的斯摩棱斯克。而在进攻俄国的初期，德国人曾经像拿破仑的大军那样，十分自信地从这个城市踏上通向莫斯科的大路。到九月底，希特勒在南路遭到步步进逼的军队退到第聂伯河一线和北自第聂伯河河曲的扎波罗日耶南到亚速夫海一线。顿尼茨盆地的工业区已经失守，克里米亚的德国第十七军团处于被切断的危险中。希特勒相信他的军队能够守住第聂伯河和扎波罗日耶以南的要塞阵地，这两条防线联在一起，形成了所谓「冬季防线」。但是俄国人甚至没有稍微停留一下进行休整。在十月分的第一周内，他们在基辅的北面和东南渡过第聂伯河。

十一月六日，基辅失守。到这个决定命运的一九四三年末，南部的苏军越过了希特勒部队一九四一年夏向俄国内地进军时轻而易举地取得初期胜利的那些战场，逼近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边界。

事情还不止于此。

那一年，希特勒的命运遭受到另外两个挫折，它们也标志着形势的转变：其一是大西洋战役的失利；另一是盟军加紧对德国本上进行破坏力极大的、夜以继日的空袭。

正如上面说过的，德国潜水艇在一九四二年击沉了盟军船只共计六百二十五万吨，其中大多数是开往英国或地中海的。要弥补这个损失，是远远超过西方各国造船厂的生产能力的。但是，到一九四三年初，由于利用了远程飞机和航空母舰，特别是由于有了新技术，在海面船只上装设雷达，可以在敌军潜水艇尚未看到自己以前就发现了它们，因此盟军在对付潜水艇方面已占了上风。潜水艇在尚未驶近盟军护航舰队之前就遭到伏击而被炸沉，数量之多，使新任海军总司令兼潜水艇舰队司令邓尼茨起初怀疑是否有人叛国。但他很快就知道这并非有人叛国而是雷达造成了如此惨重的损失。在二月、三月和四月这三个月内，被击沉的潜水艇正好是五十艘；而在五月分一个月内，就达三十七艘。这样迅速地损失下去，德国海军是受不了的，于是，还没到五月底，邓尼茨就自作主张下令将潜水艇全部撤出北大西洋。

九月间，它们又回到北大西洋，但在这年的最后四个月内，它们只击沉了六十七艘盟国船只，自己却又损失了六十四只潜水艇。这个比例决定了潜艇战的未日，并且决定了大西洋战役的结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九一七年，当德国陆军陷于困境时，它的潜水艇曾经逼得英国几乎屈膝投降。

一九四二年，它们眼看要实现使英国屈膝的目的了；这一年，希特勒的军队在俄国和北非也已被阻，而美英为了一面要阻止日军在东南亚的侵略，一面又要集中人力、武器和给养来攻打西方的希特勒欧洲帝国，也弄得焦头烂额。

一九四三年，他们在破坏北大西洋航运方面遭到了失败，虽然失败的确实消息使希特勒大本营的人们感到气馁，但他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灾难性后果。因为，正是在这决定战局一年的十二个月中，大量武器和给养几乎毫无阻碍地运过了大西洋，这就使来年对「铜墙铁壁的欧洲」的进攻成为可能。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德国人民尝到了现代战争的恐怖滋味，而且是在他们自己的家门口尝到的。公众都不知道潜水艇的战况如何。虽然来自俄国、地中海和意大利的消息越来越坏，但它们涉及的毕竟是远离本土几百或几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可是，夜里有英国飞机、白天有美国飞机来进行的空袭，现在已开始摧毁一个普通德国人的家、他的工作的机关或工厂了。希特勒本人从来不肯去视察遭到轰炸的城市；看来这个任务对他简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戈培尔为此苦恼不堪。他抱怨说，他源源不绝地收到来信，「质问元首为什么不去视察那些遭受空袭的不幸的地区，为什么在任何地方都见不到戈林的面」。这位宣传部长的日记权威地描述了空袭给德国城市和工业区造成的日益惨重的损失。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六日——美国轰炸机的白昼空袭正在造成异常重大的困难。在基尔——海军的军事与技术设施遭到非常严重的损失——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将面临到头来无法忍受的严重后果——

五月二十五日——英国飞机对多特蒙德的夜袭，是德国城市所遭受的空袭中特别严重的、也许是最严重的一次——来自多特蒙德的报导十分可怕——工厂和军火厂受到极惨重的破坏——有八万至十万居民无家可归——西方的居民开始逐渐丧失勇气。这样的地狱生活是难以忍受的——晚上我收到（又一篇）关于多特蒙德的报告。该城几乎全部被毁。几乎没有一间房子能够住人了——七月二十六日夜间，汉堡受到一次严重的空袭——给居民和军事生产都带来了十分惨重的后果——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七月二十九日夜间，汉堡又遭到迄今最严重的一次空袭——来了八百至一千架轰炸机——考夫曼（当地纳粹党领袖）给我发来第一份报告——他谈的惨祸，规模令人难以想象。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被摧毁了，其毁坏情况是史无前例的。我们面临着几乎无可解决的种种问题。必须为这一百万人解决吃住的问题。必须把人口疏散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必须给他们衣服穿。总之，我们在那儿面临的问题，在几星期以前是丝毫没有想到的——考失曼淡到约有八十万无家可归的人在街头流浪，无以为生——

虽然德国的某些军事工厂，特别是制造战斗机、轴承、海军舰只、钢和新式喷气飞机的燃料的工厂，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虽然希特勒寄予极大希望的、设在皮奈蒙德地方的那个十分重要的火箭试验站，也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虽然铁路和运河运输不断被切断，但是，在一九四三年英美加紧轰炸期间，德国整个军备生产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其部分原因是没有遭受轰炸的德国占领区，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北部的工厂增加了生产。正如戈培尔在日记中所说明的，英美空军所造成的最大的损害，是在德国人民的家庭和精神方面。本书作者还记得，在战争的最初几年，关于德国空军轰炸对敌人、尤其是英国人所造成的可怖后果，有过许多报导，使德国人得意洋洋。他们当时相信，这种轰炸能使战争早日胜利结束。现在，在一九四三年，他们自己开始尝到空袭的充分滋味，这种空袭的破坏力远比德国空军对别人，甚至比一九四○－一九四一年对伦敦居民的任何空袭都要厉害得多。德国人民像英国人民曾经表现过的那样，勇敢地、艰苦地忍受了这一切。但是，在四年战争以后，频频遭到轰炸就越发使人感到是严重的负担了。这就难怪在快到一九四三年年底时，随着德国人在俄国、北非和意大利的希望的破灭，随着第三帝国从南到北各处城市都被炸成一片焦土，德国人民已开始绝望，开始认识到败局已定，目前的遭遇就是这个败局的开始。

当时已经赋闲在家的哈尔德将军后来曾这样写道：「至迟到一九四三年年底时，人们已明确无误地看出，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已经失败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七日，啤酒馆政变纪念日的前夕，约德尔将军在慕尼黑对纳粹党的各地领袖们发表了一篇不准公开的、调子低沉的演说。他虽然没有说得像哈德尔那样严重，但对战争第五个年头开始时形势的描述也够暗淡了。

（他说）今天，在国内战线最令人头痛、从而对前线有最严重影响的，是敌机对我们的家园和妻儿的恐怖空袭。在这一方面——战争具有了这种方式，完全是英国的过错。自从种族战争和宗教战争以来，人们曾经认为不可能再发生这种战争的方式了。

这些恐怖空袭在心理、精神和物质上的影响十分重大，因此我们必须设法减轻——假若不能完全制止的话。

一九四三年的失败和轰炸给德国人的民心和士气所造成的影响，由这位代表元首发表演说的权威人士作了生动的描述。

颠覆的鬼影在全国各地徘徊着。所有的胆小鬼都在寻找出路，或者照他们的说法，寻找政治解决办法。他们说，我们应当趁手里还有点东西的时候进行谈判——不只是「胆小鬼」有这种想法。戈培尔博士本人，希特勒最忠实的和狂热的信徒，像他在日记中所透露的那样，也想在一九四三年年终之前寻求一条出路。他所苦心思索的不是德国应不应当谈判和平，而是应当同谁谈判的问题——同俄国，还是同西方？他不像某些其他人开始做的那样，背着希特勒谈论寻求和平的必要性。他勇气十足，毫无顾忌地直接向领袖倾吐自己的想法。一九四三年九月十日，戈培尔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可能进行和谈的问题。那天他正在腊登斯堡元首大本营，他是在得到意大利投降的消息之后奉召去大本营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当首先转向哪一边：是转向莫斯科方面，还是转向英美方面。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对这两方面同时作战，要取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他发现希特勒对盟军在西方入侵的前景和俄国战场的「危急」局势「有些担忧」。

令人苦恼的是，我们丝毫不知道斯大林留作后备的力量究竟有多少。我非常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有可能从东方调出若干师兵力到其他欧洲战场上去。

戈培尔在他那机密的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在几个月前肯定是会被他自己认为是叛国性质的失败主义的想法的。写了以后，他就开始对希特勒道出了这些想法：

我问元首，我们迟早是否可以同斯大林打交道。他说暂时还不行——但元首认为，同英国人打交道要比同苏联人容易些。元首认为，到了一定时候，英国人会清醒过来的——我却比较倾向于斯大林更为容易接近、因为斯大林是一个比丘吉尔更为实际的政治家。丘吉尔是一个浪漫的冒险家，跟他谈话是谈不出什么道理来的。

当他们的事情搞得漆黑一团的时候，希特勒和他的助手们开始抓住这样一线希望：盟国内部会发生纠纷，英国和美国会害怕红军席卷欧洲，终于会和德国联合起来保卫旧大陆，使之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八月间，希特勒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和邓尼茨相当详细地谈过这个可能性，现在，在九月间，他又和戈培尔讨论了这个问题。

（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英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欧洲——一旦他们认识到——他们只能在布尔什维主义或者对国家社会主义放松一些，这两者中选择其一，那么，他们无疑会对我们表示出愿意和解的意向——丘吉尔本人是反对布尔什维克老手，他目前同莫斯科合作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希特勒和戈培尔似乎都忘记了，是谁首先同莫斯科合作的，是谁迫使俄国作战的。在同希特勒讨论了和平的可能性以后，戈培尔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迟早我们就将面临倒向哪一边的敌人的问题。德国进行两线作战从来没有得过便宜，这一次我们也不可能把这样的战争长期坚持下去。

但是，到这时才考虑这个问题不是已经太迟了吗？戈培尔在九月二十三日回到大本营。他在早晨和希特勒散步时，发现元首对于同一方和谈以便在一条战线上作战的可能性，要比两星期前悲观得多了。

元首不相信目前进行谈判能够取得任何结果。英国还没有被打得晕头转向——在东方，目前的形势自然是相当不利的——斯大林正处于有利地位。

那天晚上，戈培尔单独和希特勒一起进餐。

我问元首，他是否准备和丘吉尔进行谈判——他不相信同丘吉尔谈判会取得任何结果，因为丘吉尔充满敌意，再说，他是受仇恨而不是受理智支配的。元首宁愿和斯大林谈判，但他不相信谈判会成功——

我告诉元首，不论形势如何，我们必须同这一方或那一方取得和解。德国从未在两线作战的战争中取得过胜利。因此我们必须设法使自己摆脱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这个任务远比他们似乎认识到的要困难得多，虽然十分轻率地把德国投进了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的正是他们自己。但在一九四三年九月的那天晚上，至少有一会儿，这个纳粹统帅终于流露出他的悲观心情，并且沉思着和平的味道该是多么甜蜜。据戈培尔的记录，希特勒甚至说他「渴望」和平。他说他将很高兴再一次同艺术界人士进行接触，晚上去看看戏，去访问艺术家俱乐部。在战争进入第五年的时候，在德国，思考取得和平的机会和办法的人，并不止希特勒和戈培尔两个。那些遭到挫败、喜欢空谈的反纳粹的密谋分子，目前人数已有所增加，但还是少得可怜。现在他们看到希特勒的军队虽然还在国外作战，但败局已定，就又在考虑反叛的问题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绝不是全体）终于在克服了最严重的良心不安以后，勉强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使德国取得和平，从而使祖国有希望体面地生存下去，就必须用谋杀的办法搞掉希特勒，同时消灭国家社会主义。

一九四四年到来了。英美军队肯定会在这一年开始后不久的时间内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红军将会逼近帝国本土，德国许多古老的大城市很快便将被盟军炸成平地。密谋分子着急之下，开始积极准备起来，企图在希特勒政权把德国投入彻底毁灭的深渊之前，采取谋杀这个纳粹独裁者和推翻他的政权的最后尝试。

他们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