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四三年里，密谋分子进行了不下六次暗杀希特勒的尝试，其中有一次，他们在元首乘飞机巡视俄国战线后方的时候，把一颗定时炸弹放在他的飞机里面，只是因为这颗炸弹没有爆炸，密谋才告失败。
这一年里，抵抗运动发生了同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变化。密谋分子最后放弃了对陆军元帅们的期望。这些元帅们简直太怯懦了，或者太无能了，他们不敢利用他们的地位和兵权来推翻他们的最高统帅。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抵抗分子中的核心政治人物戈台勒，曾经亲自劝请东线中央集团军司令克鲁格陆军元帅积极参加清除希特勒的活动。这位运摇不定的将军刚接受了元首的一笔厚礼。当时他倒是答应了戈台勒的请求，但过了没有几天就又胆怯起来了。他写信给在柏林的贝克将军，要求别把他算在他们里面。
几个星期之后，密谋分子又想劝诱保罗斯将军。这位将军所率领的第六军团正被围在斯大林格勒，他们估计他对领袖一定极度失望，因为造成这样局面的正是领袖本人。他们想诱使他发表一个告全军官兵书，号召他们推翻这个把二十五万德国士兵置诸死地的专制魔王。贝克将军亲自写了一封呼吁他这样做的信，由一个空军军官乘飞机把信送进这个被围的城市。前面已经说过，保罗斯的回答是向他的元首发出了雪片似的表示效忠的无线电报。直到他成为俄国人的俘虏到了莫斯科之后，他才有所觉悟。
对保罗斯的希望破灭以后，密谋分子曾经有几天把希望寄托在克鲁格和曼施坦因身上。这两个人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飞到腊斯登堡，据说是去要求元首把俄国战线的指挥权交付给他们。这一步如果成功，就成为在柏林发动政变的一个讯号。但这些密谋分子的主观愿望再一次落空了。这两位陆军元帅确实飞到了希特勒的大本营，但只是去重申他们对最高统帅的忠诚。「我们被抛弃了。」贝克愤恨地抱怨道。
对贝克和他的朋友们说来，这一点已很明显：他们不能期望从前方的高级指挥官那里得到实际的帮助。在绝望之余，他们转向唯一剩下的一个军事力量的来源——国内驻防军，或称补充军。国内驻防军根本不能说是一支军队，只是正在训练的新兵和在国内执行警卫任务的超龄部队的大杂烩。但那些人至少都有武装。在正规化的部队和武装党卫队远在前线的情况下，当希特勒遭到暗杀的时候，这支军队也许足以帮助密谋分子占领柏林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城市。
但是，在暗杀希特勒这一致命行动是否必要，甚至于是否适宜的问题上，反对派内部仍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例如，克莱骚集团就绝对反对任何这一类的暴力行动。这个集团是由一群各色各样的杰出青年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组成的。他们聚集在德国两个最著名的、最贵族化的世家后裔的周围：一个是赫尔莫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他是一八七○年率领普鲁士军队战胜法国的那位陆军元帅的曾侄孙；另一个是彼得·约克·冯·瓦尔登堡伯爵，他是拿破仑时代那位著名将军瓦尔登堡的嫡系子孙，这位将军曾同克劳塞维兹一起在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缔结的道罗根条约上签字；根据这个条约，普鲁士军队掉转枪口，帮助推翻了拿破仑。
这个集团的名称，来自毛奇在西里西亚的克莱骚的庄园。它不是一个阴谋团体，而是一个讨论小组，它的成员代表了纳粹上台以前的德国社会的横断面，也可以说是他们希望在希特勒统治的这场恶梦消失之后将要出现的德国社会的横断面。它包括两个耶稣会神甫，两个路德派牧师，若干保守分子，自由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富裕的地主，前工会领导人，教授和外交官。虽然在出身和思想上各有不同，他们还是能找到广泛的共同点，使他们的反对希特勒的运动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伦理方面、哲学方面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几乎所有这些人都在战争结束之前被绞死了，他们遗留的文件包括对未来的政府和对新社会的经济。社会和精神基础的规划。根据这些文件来判断，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要成为兄弟，现代社会的可怕病症，人类精神的败坏，将得到纠正。他们的理想是崇高的，高到像是在天空的白云之中，而且还染上一点德国神秘主义的色彩。
但是，这些有崇高理想的年轻人却有着令人难以相信的耐心。他们痛恨希特勒，痛恨他给德国和欧洲带来堕落。但是，他们对于推翻希特勒并不感到兴趣。他们认为德国即将遭到的失败会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希特勒倒台以后。毛奇当时曾这样写道：「对我们来说——战后的欧洲是如何在我国人民心中重建人的形象的问题。」
杰出的美国新闻记者桃乐赛·汤普逊，长驻德国多年，对德国十分了解。毛奇是她所接近的老朋友。她曾力劝他从山顶上走下来，正视现实。一九四二年夏天，在一系列从纽约发给「汉斯」的短波无线电广播中，他请求他和他的朋友们采取一定行动消除那个恶魔似的独裁者。她努力提醒他：「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圣者的世界里，而是一个凡人的世界里。」
「汉斯，上次我们见面，在临湖的那个美丽的阳台上一起喝茶——我说过，有一天你得用行动——剧烈的行动，来表明你的立场——而且我记得，我还问过你，你和你的朋友们究竟有没有勇气行动——」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结果，答案看来是这样：毛奇和他的朋友们有勇气议论——他们因此被杀害了——而无勇气行动。
这与其说是他们精神上的缺陷，倒不如说是理智上的缺陷，因为他们全部十分勇敢地面对残酷的死亡。这个缺陷是造成克莱骚集团同贝克一戈台勒－哈塞尔密谋集团之间分歧的主要原因，虽然他们对于未来接管纳粹政权的政府的性质和结构也有争论。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他们在彼得·约克家里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由贝克将军主持。据哈塞尔在日记里说，贝克「当时是比较软弱和沉默的」。以后还开过几次会。在未来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在「青年人」和「老年人」——用哈塞尔的话——之间，掀起了一场猛烈的争辩，毛奇同戈台勒之间也冲突起来。哈塞尔认为，这位前任莱比锡市长十分「反动」，同时指出毛奇「倾向英美与和平主义」。秘密警察也注意到了这次会议，后来在对参加者的审讯中，对于这些讨论提出了一份详细得惊人的报告。
对密谋分子的活动，希姆莱已经掌握了比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所意识到的更多的线索。本书所叙述的历史中，有不少意想不到的转折，这里又出现了这样一个转折。在一九四三年的这个关头，因为胜利的前景已经消失、失败的前景已在眼前，这个举止温文而嗜血成性的党卫队领袖、第三帝国的警察头子，开始对抵抗运动产生了个人的而且并不完全是不怀好意的兴趣。他同抵抗运动进行了不止一次的友好接触。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些密谋分子的心理状况：他们之中不止一个人——特别是波比茨——竟开始认为可以用希姆莱代替希特勒！这个看来狂热地效忠于希特勒的党卫队头子，自己也开始这样考虑，但是一直到最后，他始终耍两面派的手法，而在这个过程之中，许多英勇的密谋分子在他手里送了命。
抵抗运动现在在三个方面进行工作。克莱骚集团为了拟订一个幻想中的太平盛世的规划，在进行着无休无止的讨论。比较现实一些的贝克集团在努力想办法杀掉希特勒，取得政权。它还在同西方进行接触，以便让民主的盟国得知将要发生的事情，并探询它们将会同一个新的反纳粹政府谈判什么样的和约。这些接触都是在斯德哥尔摩和瑞士进行的。
在瑞典首都，戈台勒常常同银行家马尔克斯和雅可布·瓦伦堡会晤。他们是他的老朋友，在伦敦有密切的商务关系和私人关系。在一九四二年四月戈台勒同雅可布·瓦伦堡举行了一次会晤，戈台勒催促他设法同丘吉尔接上头。密谋分子要求事先从这位首相那里得到保证：如果他们逮捕希特勒并推翻纳粹政府，盟国就同德国媾和。瓦伦堡回答说，根据他对英国政府的了解，要它作出这样的保证是办不到的。
一个月之后，两个路德派教士在斯德哥尔摩同英国人进行了直接的接触。他们是德国福音派教会对外关系局成员之一汉斯·舒恩菲尔德博士和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师，后者是一个著名的神职人员和积极的密谋分子。他们听说英国圣公会契切斯特主教乔治·贝尔博士正在斯德哥尔摩访问，就赶去见他。波霍弗是化了装，拿着谍报局奥斯特上校给他的伪造护照出国的。两个牧师对主教谈了密谋分子的计划，而且同戈台勒一样，提出了这个问题：一旦希待勒被推翻之后，西方盟国是否将同一个非纳粹政府谈判一个体面的和约。他们要求通过私下的通讯或公开的宣言得到答复。为了使主教得到反希特勒的密谋是认乎其真的印象，波霍弗给了他一份领导人名单。这个不慎的行动后来使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并且使得其他许多人不可避免地遭到杀害。
这是盟国所掌握的关于德国内部的反对派及其计划的最权威和最新的材料。六月间，贝尔主教回到伦敦之后，立即转给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但是，一九三八年曾经为了抗议张伯伦对希特勒的姑息政策而辞去外交大臣职务的艾登，看了这份材料以后，却心存怀疑。因为从慕尼黑事件以来，英国政府曾经从自称是德国密谋分子的人那里得到过类似的材料，但是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结果就没有给予答复。
德国地下组织和盟国方面在瑞士的接触，主要是通过艾伦·杜勒斯。他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到战争结束，一直是在瑞士的美国战略服务处的负责人。他的主要客人是汉斯·吉斯维乌斯。吉斯维乌斯是德国谍报局的工作人员，派在德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当副领事。他经常从柏林到伯尔尼来旅行。前面已经提到，他也是谋反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的作用主要是从贝克和戈台勒那里把消息传递给杜勒斯，让他随时了解各种反希特勒计划的发展情况。去访问杜勒斯的其他德国人中间还有舒恩菲尔德博士和特罗特·佐·索尔兹，后者是克莱骚集团的成员之一，也是谋反活动的参加者之一。他有一次到瑞士去，像其他许多人做过的那样，对杜勒斯提出「警告」：如果西方民主国家拒绝考虑同一个反纳粹的德国政府签订一个体面的和约，密谋分子们就要转向苏俄。杜勒斯虽然本人表示同情，但无法给予任何保证。
这些德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既如此坚持从西方取得有利的和平解决，而在取得这一和平解决之前，对除掉希特勒却又如此踌躇不定，这不免使人们感到奇怪。人们可能以为，如果他们像经常所声述的那样——这无疑是真诚的——把纳粹主义看作一种滔天的罪恶，他们就应该集中力量努力去推翻它，而不管西方会怎样对待他们的新政权。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这些「善良的德国人」中的许多人，太容易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外部世界，正如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把第一次战败后德国的苦难，甚至于把希特勒本人的得势，都归咎于外部世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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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闪电计划」</h3>
一九四三年二月，戈台勒在斯德哥尔摩告诉雅可布·瓦伦堡，「他们计划在三月分发动政变」。
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计划。
这个计划称作「闪电计划」，是陆军办公厅主任弗雷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和克鲁格率领下在俄国作战的中央集团军参谋长冯·特莱斯科夫将军两人在一月和二月间筹划的。奥尔布里希特是一个十分虔诚的教徒，新近才参加密谋集团。但是他由于就任新职，很快就成为一个关键人物。作为补充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的副手，他的地位使他能够集结柏林和德国其他大城市的卫戍部队来支持密谋分子。弗洛姆本人同克鲁格一样，现在对元首的幻想已经破灭了，但还被认为不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所以没有让他参与这个密谋。
二月末，奥尔布里希特对特莱斯科夫参谋部中一个低级军官、年轻的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是『闪电』的时候了。」三月初，密谋分子在中央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斯摩棱斯克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虽然没有参加行动，他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还为这次会议作了安排。他同他手下的汉斯·冯·杜那尼和埃尔温·拉豪森将军一起飞到斯摩棱斯克，表面上是去召开一次武装部队谍报军官会议。拉豪森随身带了几个炸弹。他从前是奥地利陆军的一个谍报军官，在参与谋反活动的德国谍报局人员中，他是在大战结束时唯一的幸存者。
施拉勃伦道夫和特莱斯科夫在经过多次试验之后，发现德国炸弹不适合他们行动的要求。据这个年轻军官后来解释，这些德国炸弹要用一根信管引发，信管点燃时发出一种不大的嘶嘶的声音，这就会使他们露了马脚。他们发现英国炸弹好一些。施拉勃伦道夫说，「在爆炸之前，它们没有任何声响」。英国皇家空军曾经在欧洲的德国占领区空投过许多这样的武器，供盟国特务人员进行破坏之用，有一个曾被用来暗杀海德里希。谍报局收集到一些，后来转到密谋分子手中。
斯摩棱斯克会议订出的计划是诱使希特勒到这个集团军总部来，在那里把他干掉。这将是在柏林发动政变的讯号。
希特勒现在对绝大多数将领都有戒心，所以要诱使他进圈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特莱斯科夫说服了他的一个老朋友——希特勒的副官，现在成了将军的施蒙特，要他对希特勒做工作。在经过一阵犹疑和几次改期之后，元首终于同意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到斯摩棱斯克来。施蒙特本人对这个阴谋是完全不知情的。
在这期间，特莱斯科夫又重新努力使他的上司克鲁格来领头杀死希特勒。他向这位陆军元帅建议，准许指挥集团军司令部骑兵部队的陆军中校冯·波斯拉格男爵在希特勒和他的卫队到达时，用这支部队把他们消灭。波斯拉格是欣然同意的。他所需要的只是陆军元帅的一道命令。但是这位动摇不定的司令官没有敢下这道命令。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于是决定亲自动手。
他们打算只是简单地在希特勒回去的时候在他的飞机里放一个英国制的炸弹。施拉勃伦道夫后来解释说，「把事情弄得像是飞机失事，可以避免暗杀行动在政治上的不利后果。因为当时希特勒还有许多党徒，如果发生暗杀事件，他们将对我们的起事进行坚决的抵抗」。
在三月十三日希特勒到达后的下午和晚上，这两个反纳粹的军官曾经两度准备改变计划。他们先想在希特勒同集团军高级将领开会的克鲁格私人寓所里让炸弹爆炸；后来又想在这群人吃晚饭的军官食堂里爆炸。但是这样做将会炸死一些将领，而密谋分子正是指望着这些将领，在他们一旦摆脱个人对元首效忠誓言的约束之后，帮助他们在德意志帝国接管权力的。
晚餐之后，元首的飞机立即就要起飞。把炸弹偷运进飞机这个工作还未完成。施拉勃伦道夫已经把他称作「两个爆炸包」的东西装置好，而且把它们扎在一起，像是两瓶白兰地酒。在进餐的时候，特莱斯科夫做出很自然的样子，问希特勒随行人员之一、陆军参谋总部一个名叫海因兹·勃兰特的上校，能不能帮忙把他的一份礼物——两瓶白兰地酒，带给他的老朋友、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处长赫尔莫特·斯蒂夫将军。勃兰特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问题，就答应说，他乐于帮忙。
在飞机场上，施拉勃伦道夫紧张地用手指从他那个包裹的一个小小的开口处伸进去，开动了定时炸弹的装置，然后在勃兰特走上元首座机的时候，把这个包裹交给了他。这是一个构造精巧的武器。它没有那种使人生疑的钟表装置。当这个青年军官按了一个按钮之后，一个小瓶子就被打破，流出一种腐蚀性的化学品，把一根拉住弹簧的金属线慢慢腐蚀掉。这根线蚀尽之后，弹簧就把撞针一推，打着雷管，使炸弹爆炸。
施拉勃伦道夫说，他们预计希特勒的飞机从斯摩棱斯克起飞之后约三十分钟，刚过明斯克不久，就会出事。他兴奋之极，打电话给柏林，用密码通知那里的密谋分子，「闪电」已经开始。然后，他同特莱斯科夫怀着怦怦跳动的心，等待着惊人的消息。他们预期，最早的消息将来自护送元首座机的战斗机的无线电报告。他们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二十分、三十分、四十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消息。过了两个多小时，消息来了。那是一个例行公事的电报，报告希特勒已在腊斯登堡降落了。
（施拉勃伦道夫后来复述当时情况说）我们都怔住了，想不出失败的原因。我马上给柏林打电话，用密码告诉他们，尝试失败了。接着特莱斯科夫和我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我们震动得很厉害。这次尝试失败是十分严重的事情。但更糟糕的将是炸弹被发现，这必然会引起对我们的侦查和一大批紧密合作者的送命。
炸弹永远没有被发现。当天夜里，特莱斯科夫打电话给勃兰特上校，随意地问起他是不是已经抽空把他的包裹送给斯蒂夫将军。勃兰特说，他还没有功夫办这件事情。待莱斯科夫就叫他别送去了，因为瓶子弄错了，施拉勃伦道夫明天有点公事到那里去，将托他把想送给斯蒂夫的真正好白兰地捎去。
施拉勃伦道夫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飞到希特勒的大本营，把两瓶白兰地酒换出了那个炸弹。（他后来叙述说）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我的恐怖心情。勃兰特把炸弹递给我，不小心猛然一撞，使我担心它会来一个过时的爆炸。我装得很镇静，不去想我拿着的是个炸弹，立即上了汽车，开到邻近的科尔青铁路交叉点。
他从那里搭夜车去柏林。在卧车车厢里，他关起门来，一个人把炸弹拆开。他很快就发现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说，为什么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炸弹的装置是灵的；小瓶子破了；腐蚀性的液体蚀尽了金属线；撞针也向前撞过了；但是，雷管没有发火。
柏林的密谋分子极度失望，但并不气馁。他们决定对暗害希特勒再来一次新的尝试。很快就有了一个好机会。希特勒将由戈林、希姆莱和凯特尔陪同，出席三月二十一日在柏林军械库举行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纪念仪式。这是一个不仅可以搞掉希特勒而且还可以搞掉他的主要伙伴的机会。正如克鲁格的参谋部中的谍报科长冯·格斯道夫上校后来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特莱斯科夫选定格斯道夫男爵来掌握炸弹，这是一次要同归于尽的任务。计划是这样：上校把两颗炸弹藏在大衣口袋里，点上信管，在仪式中尽量靠近希特勒站着，把元首和他的随从以及上校自己都送上西天。格斯道夫以突出的勇敢精神，毫不踌躇地自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三月二十日晚上，他在柏林艾登饭店他的房间里同施拉勃伦道夫见面。施拉勃伦道夫带来了两颗炸弹，用的都是点燃十分钟的信管。但因为军械库内玻璃顶的院子里气温接近零度，这些武器爆炸之前可能需要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时间。希特勒在发表演说之后，预定在这个院子里用半小时参观从俄国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的展览。这个展览是格斯道夫的部下布置的。这是上校能够接近元首和杀害他的唯一的地方。
格斯道夫后来叙述了当年所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我在大衣两边口袋里各装了一个带十分钟信管的炸弹。我打算尽可能靠近希特勒，这样至少可以把他炸得粉碎。当希特勒——走进展览厅的时候，施蒙特过来告诉我，希特勒准备只用八分钟或十分钟参观展览。固此，不可能实行这次暗杀了，因为即使在正常的温度下，信管至少也需要十分钟。这个最后一分钟的改变计划，是希特勒典型的保安诡计，又一次救了他的命。格斯道夫说，特莱斯科夫将军在斯摩棱斯克「手里拿着一只跑表」，焦急地和期待地听着仪式的实况广播。当广播员宣布，希特勒进了展览厅只停留了八分钟就离开时，这位将军知道，又一次尝试失败了。
后来至少又有三次密谋分子称之为「大衣」行刺希特勒的尝试，但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每一次都遭到类似的挫折。
一九四三年初，在德国发生了一次自发性的事件。这次事件虽然规模不大，但有助于使抵抗运动萎靡不振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而到那时为止，抵抗运动想除掉希特勒的所有尝试都告挫败了。这次事件又是一个警告，说明纳粹当局对于最起码的反对的表示，会采用多么残酷无情的手段。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过，德国的大学生在三十年代初期，曾经是最狂热的纳粹分子。但是，希特勒的十年统治使他们幻想破灭了。德国不能赢得战争，特别是当一九四三年来临的时候，发生了斯大林格勒的灾难，这就使这种幻灭感更加尖锐起来。慕尼黑曾经是产生纳粹主义的城市。慕尼黑大学现在却成了学生反抗运动的温床。领头的人物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医科学生汉斯·舒尔和他的二十一岁的妹妹、学生物学的沙菲。他们思想上的导师是一个哲学教授，名叫库特·休伯。他们利用称为「白玫瑰通信」的方式，在其他大学里进行反纳粹的宣传，并且同柏林的密谋分子也取得了联系。
一九四三年二月里的一天，巴伐利亚纳粹党领袖保罗·吉斯勒在收到了秘密警察送给他的一批这种信件之后，召集了学生开会。他在会上宣布，身体不合格的男生——身体合格的都已被征入陆军服役——将被分配去做某种更有用的战时工作。接着，他不怀好意地对大家瞟了一眼，提出要女生们为了祖国的利益每年生一个孩子。
他还说：「如果有些姑娘缺少足够的姿色去勾上男人，我可以把我的副官分配给她们——而且我能保证她们尝到妙不可言的滋味。」
巴伐利亚人虽然素以有点粗俗的幽默著称，但是学生们对这种下流话是受不了的。他们把这个党领袖轰下了台，又把来保护他的几个秘密警察和党卫队人员赶出会场。当天下午，反纳粹的学生在慕尼黑街道上举行示威，这在第三帝国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学生们在舒尔兄妹领导下，开始散发小册子，公开号召德国青年行动起来。二月十九日，一个宿舍管理员看到汉斯·舒尔和沙菲·舒尔从大学的阳台上撒传单，就向秘密警察告了密。
他们送命的经过是迅速而野蛮的。他们被拉到可怕的「人民法庭」上，由庭长罗兰·法赖斯勒主持审判。法赖斯勒大概可以说是第三帝国中继海德里希之后最阴险和最嗜杀的纳粹分子，本书以后还要提到他。他们被判定犯了叛国罪，宣判死刑。在受讯时，沙菲·舒尔被秘密警察拷打得十分厉害，她出庭的时候，有一条腿已经折断了。但是她的精神仍然不屈。对法赖斯勒的野蛮威吓，她平静地回答：「你同我们一样都知道，这场战争已经输定了。为什么你这样卑怯，不敢承认这一点？」
她撑着拐杖，一步一拐地走向绞刑架，极其英勇地迎接死亡。她的哥哥也是这样。休伯教授和另外几个学生在几天之后也被处死刑。
这一事件促使在柏林的密谋分子看到他们面临着的危险。这时，在密谋分子中间，某些领导人的轻举妄动，经常引起其他领导人的担心。戈台勒本人嘴巴太不牢。波比茨在努力试探希姆莱和党卫队其他高级军官参加密谋集团的可能性，这是极端冒险的。为人十分独特的威兹萨克在战后喜欢把他自己描绘成坚决的抵抗分子，但在当时他吓得同最亲密的朋友哈塞尔断绝一切来往。他指责哈塞尔（还有冯·哈塞尔夫人）「轻率得令人难以置信」，还警告说，秘密警察正在跟踪哈塞尔。
秘密警察还在监视着其他许多人，特别是多嘴的、自信的戈台勒。一九四三年三月，是密谋分子受挫折的月分，他们两次行刺希特勒的尝试都流产了。紧接着，秘密警察又给了他们一次打击。但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打击主要不是由于专门的追踪技术，而是两个情报机构、即武装部队谍报局和希姆莱的中央保安局倾轧的结果，中央保安局主管党卫队的情报机构并且想把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撵走，接管他的谍报局。
一九四二年秋天，一个名叫施密特休伯的慕尼黑商人，因为私运外币越境到瑞士而被捕。他实际上是谍报局的一个特务，但他长久以来运出国境的钱是给在瑞士的一群犹太难民的。在第三帝国，一个德国人的最大罪过莫过于此了，哪怕他是一个谍报局特务也罢。由于卡纳里斯没有营救施密特休伯，这个特务就开始向秘密警察供出他所了解的谍报局的情况。他攀出汉斯·冯·杜那尼。杜那尼同奥斯特上校一样，一直是密谋集团的核心分子。施密特休伯告诉了希姆莱手下的人，一九四○年约瑟夫·缨勒博士到梵蒂冈去的任务，是通过教皇同英国人搭上关系。他透露了一九四二年波霍弗牧师用谍报局发的伪造护照到斯德哥尔摩去访问契切斯特主教的事情。他还暗示出奥斯特想除掉希特勒的各种计划。
经过几个月的侦察，秘密警察行动了。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杜那尼、缪勒和波霍弗被捕。奥斯特在这期间已经设法销毁了大部分罪证文件，在十二月间被迫辞去谍报局职务，在莱比锡被软禁起来。
这对密谋集团是一个沉重打击。施拉勃伦道夫谈到奥斯特时说，他是「一个上帝要塑造的那种样子的人，头脑清楚而沉着，危险临头仍镇定如常」。从一九三八年试图搞掉希特勒以来，奥斯特一直是密谋集团中关键人物之一。杜那尼的职业是律师，他一直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助手。新教牧师波霍弗和天主教神甫缪勒，不但为抵抗运动带来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在历次国外活动中，表现出个人英勇不屈的典范。他们被捕之后，备受酷刑，但仍拒绝出卖他们的同志。
但最严重的是，谍报局瓦解之后，密谋分子失去了「掩护」，也失去了他们相互之间、他们同犹豫观望的将军们之间、他们同西方的朋友们之间互通声气的主要途径。
希姆莱警犭的追踪又有了更多的发现，几个月之内谍报局和它的首脑卡纳里斯就完全完蛋了。
有一个新发现是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十日发生的，是在纳粹圈子里称为「索尔夫夫人茶会」的事件引起的。安娜·索尔夫夫人的已故丈夫曾在威廉二世手下做过殖民大臣，在魏玛共和国做过驻日本大使。她很久以来就是柏林一个反纳粹的「沙龙」的女主人。常到这个「沙龙」来的有许多高贵的客人，其中有：俾斯麦的孙女汉纳·冯·勃莱多夫伯爵夫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驻美大使的侄子艾尔布莱希特·冯·伯尔尼施多夫伯爵，著名的耶稣会神甫埃克斯勒本，还有外交部一个高级官员奥托·基普和伊丽莎白·冯·泰登。奥托·基普曾因参加一次招待爱因斯坦教授的午宴，被免去德国驻纽约总领事的职务，但后来又设法复任外交官职。伊丽莎白·冯·泰登是一个有才华的、虔诚信教的妇女，在海德耳堡附近的威勃林根办一所著名的女子学校。九月十日在索尔夫夫人家里的茶会上，冯·泰登小姐带来一个少年英俊的瑞士医生，名叫勒克西，在沙尔勃鲁赫教授主持的柏林仁慈医院工作。同极大多数瑞士人一样，勒克西博士表示了强烈的反纳粹情绪。在场的许多人都表示同感，特别是基普。茶会散场之前，这个好意的大夫自动提出，愿意为索尔夫夫人或她的客人递送任何信件给他们在瑞士的朋友——德国反纳粹的流亡分子和英美外交官。在场的不止一个人很快接受了他的好意。不幸的是，勒克西博士是秘密警察的特务。他把几封可以作为罪证的信件和关于这次茶会的报告，一起交给了秘密警察当局。
冯·毛奇伯爵的一个在空军部工作的朋友偷听到了这个瑞士医生同秘密警察之间的几次电话。冯·毛奇伯爵从这一朋友那里得悉了这一情况，立即对他的朋友基普发出警告，基普又通知了索尔夫圈子里的其他人。但是希姆莱已经掌握了证据。他也许是希望把网再拉得大些，所以等了四个月才下手。一月十二日，所有参加那次茶会的人，除了索尔夫夫人和她的女儿巴勒施特莱姆伯爵夫人以外，都被逮捕、审讯和处决了。她们母女俩关在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最后幸免一死，真是奇迹。冯·毛奇伯爵为他的朋友基普所牵连，这次也被捕了。但这还不是基普被捕的唯一后果。它的影响远及土耳其，并为最后解散谍报局、把它的工作转移给希姆莱铺平了道路。在基普的亲密的反纳粹朋友中，有埃里希·凡尔麦伦和他的美貌绝伦的妻子——娘家姓名伊丽莎白·冯·普勒登堡女伯爵。同其他反对现政权的人一样，他们参加了谍报局，被派在伊斯坦布尔工作。秘密警察召令他们回柏林在基普案中受审。他们知道回去以后的命运会怎么样，所以拒绝了这个命令，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初同英国特务机关取得联系，飞到开罗，又从那里飞到英国。
柏林方面认为，凡尔麦伦夫妇带了谍报局的全部密码逃亡，把它们都交给了英国人，虽然后来发现这是不确实的。但这却成了希特勒搞掉谍报局的最后一个借口。在杜那尼和谍报局的其他人员被捕之后，加上对卡纳里斯越来越怀疑，他就想这样做了。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八日，他下令解散谍报局，由中央保安局接管它的工作。这是希姆莱又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他同陆军军官团的斗争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八年诬告冯·弗立契将军的事件。谍报局的解散，使武装部队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情报机构，并且增加了希姆莱对将军们的权力。这也是对密谋分子的进一步的打击，现在密谋分子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特务机构了。
但是他们没有打消杀害希特勒的图谋。从一九四三年九月到一九四四年一月，又组织了六次尝试。八月间，雅可布·瓦伦堡到柏林来看戈台勒。戈台勒向他保证，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在九月间发动政变。到那时，施拉勃伦道夫将去斯德哥尔摩会晤丘吉尔先生的代表，进行和谈。
「当时我怀着提心吊胆的心情，等待九月的来临。」这位瑞典银行家后来对文伦·杜勒斯说，「九月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个月之后，施蒂夫将军——就是特莱斯科夫送给两瓶「白兰地酒」和希姆莱后来称作「中了毒的小矮子」的那个说话刻薄的驼子——设法在腊斯登堡希特勒的午间军事会议上，放一颗定时炸弹。但到最后关头，他又胆怯了。几天之后，他从谍报局拿来藏在大本营一个瞭望楼下面的那些英国炸弹爆炸了。幸亏希特勒命令负责调查这个案件的谍报局上校瓦尔纳·施拉德，是参与密谋活动的人，密谋分子才没有暴露。
十一月里，又组织了一次「大衣」行刺活动。密谋分子挑了二十四岁的步兵上尉阿克西尔·冯·丹·布舍，试穿一种新的陆军大衣和一种新的作战背包，这两件装备都是希特勒下令设计的，现在他要亲自观看，以便批准生产。为了避免重蹈格斯道夫的覆辙，布舍决定在他试穿的大衣口袋里，装上两颗在点燃引线之后几秒钟就会爆炸的德国炸弹。他的计划是趁希特勒检查新大衣的时候，一把抓住他，这样两人就同归于尽。
但在预定的试穿日期前一天，盟军的一颗炸弹把这些新式的大衣和作战背包炸毁了。布舍就返回俄国前线他的连队。十二月间，他又来到希特勒的大本营，打算仍旧利用试样子的机会，进行谋害。但元首忽然决定到伯希特斯加登去度圣诞节假日。不久，布舍在前线受了重伤，于是另一个在前线作战的年轻步兵军官调来代替他。这个年轻军官就是海因里希·冯·克莱施特，资格最老的密谋分子之一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的儿子。试穿新大衣的日子定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一日，但元首由于某种原因并没有来。据杜勒斯说是因为空袭。
到了这时，密谋分子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希特勒采取经常改变日程的手法，他们的计划必需大加修改。他们看到，希特勒肯定会出现的场合是每天两次同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将军们的军事会议。必须在这样的一次会议上杀掉他。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个名叫施道芬堡的青年军官，代表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来到腊斯登堡大本营，准备参加中午的会议，作关于陆军补充问题的报告。在他的皮包里，有一颗定时炸弹。这次会议临时取消了，因为希特勒到上萨尔斯堡度圣诞节去了。
这是这个少年英俊的中校第一次进行这样的暗杀行动，但不是最后一次。因为反纳粹的密谋分子终于找到了冯·施道芬堡伯爵这样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人。从此以后，他不但担负起用现在看来唯一可能的办法亲手来杀害希特勒的任务，并且把新的生命和光辉、希望和热情注入密谋集团。他成为密谋集团的真正的领袖，尽管从来不是名义上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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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冯·施道芬堡伯爵的使命</h3>
冯·施道芬堡伯爵是个具有职业军官所需要的惊人才能的人。他于一九○七年出生于德国南部一个著名世家。他的姓名是克劳斯·菲利普·沈克。他的母亲是乌克斯库尔一吉伦勃兰德女伯爵。他的外曾祖父是抵抗拿破仑的战争中的军事英雄之一格奈斯瑙，后者曾同夏恩霍尔斯特一起创建了普鲁士陆军参谋总部。在他母亲这方面，他又是另一个拿破仑时代名将约克·冯·瓦尔登堡的后裔。他的父亲曾经做过伍尔登堡末代国王的枢密大臣。这个家庭是一个融洽的、虔诚地信仰罗马天主教、有很高文化教养的家庭。
克劳斯·冯·施道芬堡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气氛中长大的。他体格健壮，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十分英俊。他才气横溢，好学不倦，头脑冷静周密。他喜好驰骋养马和体育运动，也热爱文学和艺术，博览群书，涉猎颇广。他在青年时代接受了天才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的浪漫神秘主义的影响。这个年轻人一度想以音乐为职业，后来又想从事建筑，但在一九二六年十九岁的时候，参加了陆军，在著名的第十七班堡骑兵团当见习军官。
一九三六年，他入柏林陆军大学。他的全面的才华引起了教官们和总司令部的注意。两年以后，他成为参谋总部的一个年轻军官。他虽然像许多同一阶级出身的人一样，思想深处是保皇派，但到那时为止，并不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显然是一九三八年的排犹行动，使他第一次对希特勒产生了怀疑。一九三九年夏天，他看到元首正在把德国引向一场可能是长期的、伤亡惨重的、最后归于失败的战争，这时他的怀疑增长了。
尽管如此，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以特有的精力投入了战争。在波兰和法国战役中，他在霍普纳将军的第六装甲师当参谋，声名卓著。看来是在到了俄国之后，他对第三帝国的幻想完全破灭了。一九四○年六月，即进攻敦刻尔克的前夕，他被调回陆军总司令部。在对俄国作战的最初十八个月中，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苏维埃领土上，协助在俄国战俘中组织俄罗斯「志愿」部队和担任其他等等工作。据他的朋友说，施道芬堡这时认为，在德国人要推翻希特勒的暴政的时候，这些俄国人的军队可以用来推翻斯大林的暴政。也许这可以作为斯蒂芬·格奥尔格的胡涂思想给他的影响的一个例子。党卫队在俄国的暴行，更不用说希特勒的枪杀所有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命令，打开了施道芬堡的眼睛，使他清楚地看到他所为之服务的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由于机缘巧合，他在俄国遇到了决心杀掉这个主子的两个主要的密谋分子——冯·特莱斯科夫将军和施拉勃伦道夫。据后者说，他们后来碰了几次面，就使他们相信施道芬堡是他们的人。施道芬堡于是成了一个积极的密谋分子。
但是他还只是一个低级军官。他很快发现，那些陆军元帅们不是胆子太小，就是太没有主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来推倒希特勒或者停止后方对犹太人、俄国人和战俘的可怕的屠杀。斯大林格勒的不必要的灾祸也使他感到厌恶。一九四三年二月，这次灾祸结束之后，他请求派往前线，被调到在突尼斯的第十装甲师当作战参谋。他参加了凯塞林山口战役的最后阶段，在这次战役中，他所属的部队把美国人赶出了山口。
四月七日，他乘的汽车开进一处布雷的战地，也有人说，还受到低飞的盟军飞机的扫射。施道芬堡受了重伤。他的左眼瞎了，左手的两个指头和整个右手都炸掉了，左耳和左膝盖也受了伤。有几个星期，看来情况是即使幸而能活下来的话，他的右眼好像也很可能瞎掉。他进了慕尼黑一所医院，多亏沙尔勃鲁赫教授的精心治疗，他重获生命。人们会认为，任何人处在他的境地，一定会在伤愈之后退伍，从而也就退出了密谋集团。但到了仲夏时节，他在反复练习用左手剩下的三个包扎起来的指头拿笔之后，写了一封信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说他希望在三个月之内回去重新服役。在长期疗养中，他有时间思考许多问题，最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虽然成了残废，他还有一个神圣的使命要完成。
有一天，他的妻子伯爵夫人尼娜（他们有四个年纪还小的孩子）到医院去看他。他对坐在床边的妻子说：「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做一点事情来挽救德国。我们参谋总部的所有军官必须担起我们应负的责任。」一九四三年九月底，他回到柏林，升任中校，担任陆军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的参谋长。很快他就开始练习用他那只还没有完全残废的手的四个指头，拿一把夹子引发谍报局收藏的英制炸弹。
他所做的工作远不止此。他的勃勃的生气、清楚的头脑、宽阔的思路和杰出的组织才能，为密谋分子们注入了新的生命和决心。但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因为施道芬堡对于密谋集团的老朽的领导人如贝克、戈台勒和哈塞尔所拟议的、一旦推翻了国家社会主义之后所要建立的因循保守、无声无色的政权，很不满意。他比他那些参加克莱骚集团的朋友们讲求实际多了。他要实行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民主主义，并且坚持要在拟议的反纳粹政府成员名单中，包括他的新朋友尤利乌斯·莱伯和威廉·刘希纳，前者是一个卓越的社会民主党人，后者是前工会干部，两人都是密谋集团的核心和积极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经过了许多争论，但施道芬堡很快就在密谋集团的政治领导人中取得了左右一切的地位。
在密谋集团的绝大多数军人中间，他也同佯取得了成功。他曾经认为贝克将军在声望上是这些军人的领袖，对这位前任参谋总长表示很大尊敬。但在回到柏林之后，他看到刚经过一次癌症大手术的贝克，已经失去往日的精神，显得疲惫并且有点沮丧。在政治上，贝克完全受戈台勒的影响，没有什么头脑。在实行起义时，利用贝克在军界的很高声望是有好处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在提供和指挥所需要的部队方面，必须找服现役的青年军官来帮忙。施道芬堡很快就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关键人物。
除奥尔布里希特外，这些人是：施道芬堡的上司、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长施蒂夫将军，陆军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将军，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埃里希·菲尔基贝尔将军，军械署长弗里茨·林德曼将军，柏林卫戍司令保罗·冯·哈斯将军（他可以为接管柏林提供部队），外籍军队科科长冯·罗恩纳男爵上校，还有他的参谋长冯·马图契卡伯爵上尉。
还有两三个处于关键地位的将军，其中主要的一个是弗里茨·弗洛姆。他是补充军实际上的总司令。同克鲁格一样，他忽冷忽热，不能完全算数。密谋分子们也还没有吸收到一个现役的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是最早参加的密谋分子之一，内定为将来的武装部队总司令。但他现在已退为后备役，手下没有军队，他们曾向现在指挥西线所有部队的冯·伦斯德陆军元帅进行游说，但伦斯德拒绝背弃他效忠元首的誓言，或者说，这至少是他的借口。才能卓越然而看风使舵的冯·曼施坦因陆军元帅也是如此。在这个当儿——一九四四年初——一个十分活跃而且受人爱戴的陆军元帅对密谋分子表示了某种接近的倾向。施道芬堡起初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个陆军元帅就是隆美尔。他的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计划，使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感到十分惊异。他们中间多数人把这个「沙漠之狐」看作纳粹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认为他过去无耻地对希特勒献媚、争宠，现在只是因为看到战争败局已定，才想背弃他。他们因而不同意要他。
一九四四年一月，隆美尔就任西线日集团军司令，这支部队是用来抵御英美渡海进攻的主力的。在法国时，他开始同两个老朋友往还很密，一个是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军事总督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军，另一个是法国军事总督卡尔·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这两个将军都已经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集团，他们慢慢地把隆美尔也引进来。他们对隆美尔进行的工作，得到后者一个担任文职的老朋友卡尔·施特罗林博士的协助。施特罗林是斯图加特市长。同本书许多人物一样，一度是一个热心的纳粹分子，但现在战争正走向失败，许多德国城市，包括他自己的城市，正在盟军轰炸下很快地成为一堆堆废墟，他就开始另作打算。他在这条道路上又得到了戈台勒博士的帮助。一九四三年八月，戈台勒曾劝他参加起草一个给内务部——现在由希姆莱担任部长——的备忘录，联名要求停止迫害犹太人和基督教会，恢复公民权利和重新建立一个不受党和党卫队一秘密警察干预的司法系统。施特罗林通过隆美尔夫人，把这个备忘录送给这位陆军元帅，这个备忘录似乎对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一九四四年二月底，他们两个在乌尔姆附近赫林根的隆美尔家里促膝谈心。（这位市长后来叙述道）我告诉他，东方战线上某些高级陆军军官提议逮捕希特勒，强迫他在电台上宣布退位。隆美尔同意这个想法。
我又告诉他，他是我国最伟大、最得人心的将领，在国外比任何其他将领都更受尊敬。我说：「你是唯一能够使德国避免发生内战的人。你必须以你的大名来赞助这一运动。」隆美尔迟疑了一下，最后作了决定。
他对施特罗林说：「我想，出来挽救德国是我的责任。」
在这次以及所有以后同密谋分子的会见中，他都反对谋杀希特勒——不是由于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由于实际考虑。他认为，这个独裁者如果被杀，就会成为一个烈士。他坚决主张由陆军逮捕希特勒，把他押上德国法庭，根据他对本国人民和占领区人民所犯的罪行加以惩治。
这时，命运又为隆美尔带来另一个影响。这种影响来自汉斯·斯派达尔将军。斯派达尔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担任这位陆军元帅的参谋长。他也是一个谋反分子，虽然与施道芬堡分属不同的密谋集团，但两人都是不同寻常的陆军军官，他不但是一个军人，还是一个哲学家，一九二五年以优异成绩得过图平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到任以后立即着手对他的上司做工作。只过了一个月，即五月十五日，他就安排了隆美尔、施图尔纳格尔以及他们的参谋长在巴黎附近一所乡村别墅里开会。斯派达尔说，会议的目的是拟定「停止西线的战争和推翻纳粹政权的必要措施」。
这是一件大事情。斯派达尔知道，在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同国内反纳粹分子，特别是戈台勒一贝克集团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是迫切需要的。有几个星期，浮躁的戈台勒一直要求设法让隆美尔同牛赖特举行一次会谈。不是别人，竟是牛赖特！我们知道牛赖特为希特勒的肮脏勾当尽过力，起初当外交部长，后来又当第三帝国驻波希米亚的保护长官。不过现在，由于可怕的灾难快要降临祖国了，他也开始清醒过来了。隆美尔认为同牛赖特和施特罗林见面太危险，就决定派斯派达尔将军去。五月二十七日，在弗罗伊登施塔特的斯派达尔家里举行了会议。出席的三个人——斯派达尔、牛赖特和施特罗林都是斯瓦比亚人，这种亲密关系不仅使会议开得融洽，并且很容易就达成协议。他们的协议是这样：必须尽快推翻希特勒，隆美尔必须准备出任国家的临时首脑或武装部队总司令。应该说明，隆美尔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当这两个职务。他们还拟定了许多细节，包括同西方盟国接洽停战的计划以及国内密谋分子同隆美尔总部的通讯密码。
斯派达尔将军着重声明，当时隆美尔已经把要做的事情坦白地告诉了他在西线的顶头上司冯·伦斯德陆军元帅，而且还说，后者也已「完全同意」。不过，这个陆军高级军官的性格是有缺陷的。
（斯派达尔后来写道）在讨论起草联名给希特勒的要求的时候，伦斯德对隆美尔说：「你年轻。你了解和热爱人民。你干吧。」
后来，在春未又举行几次会议，拟订了下面的计划。在参与密谋的西线的陆军军人中，斯派达尔几乎是唯一幸免于死的人。他这样叙述这个计划：立即与西方盟国停战，但不是无条件投降。德国人从西线撤回本国。盟国立即停止对德国本上的轰炸。逮捕希特勒，由德国法庭进行审判。推翻纳粹统治。在贝克将军、戈台勒和工会代表刘希纳领导下的各个阶层的抵抗力量，暂时接管德国的行政权。不实行军事独裁制度。在「欧洲合众国」的结构内，准备实行「建设性的和平」。在东方，继续战争。缩短战线，守住多瑙河口、喀尔巴阡山、维斯杜拉河、默默尔一线。
将军们似乎毫不怀疑，在实行这个计划之后，英美就会同他们一起进行反对俄国的战争，以防止——照他们说法——欧洲布尔什维克化。在柏林，贝克将军同意了这个计划，至少是在对东方继续进行战争这个限度以内。五月初，他通过吉斯维乌斯，给杜勒斯送去一个备忘录，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在英美进攻西欧之后，西在线的德国将军们将把他们的部队撤到德国边境。在这过程中，贝克要求西方盟国进行三项战术行动：派出三个空运师到柏林地区，协助密谋分子守住首都；在汉堡和不来梅附近的德国海岸，举行大规模海上登陆；派出相当大量的部队渡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与此同时，可靠的反纳粹的德国部队将占领慕尼黑地区，把希特勒包围在上萨尔斯堡的山间别墅之中。对俄国的战争将继续进行。杜勒斯说，他毫不迟延地叫柏林的密谋分子别做梦了。他告诉他们，同西方单独媾和是不可能的。
施道芬堡、他那些参加克莱骚集团的朋友以及像前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这样一些密谋分子，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包括施道芬堡在内）都是「东方派」——虽然反对布尔什维克，但是亲俄。有一个时期，他们认为同俄国达成较有利的和平协议，比同西方盟国还可能容易一些。俄国通过斯大林本人的多次声明，在它的广播宣传中，曾经强调它不是对德国人民作战，而是对「希特勒分子」作战；而西方盟国却只是口口声声他讲「无条件投降」。但在一九四三年十月，苏联政府在盟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上正式宣布完全赞同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卡萨布兰卡宣言，这时密谋分子才放弃了这种主观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