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破晓，也就是早在四月三日希特勒在「白色方案」的第一个指令中就规定了的那一天破晓，德国军队大举越过波兰国境，分北、南、西三路进逼华沙。

天空中，德国机群吼叫着飞向自己的目标：波兰的部队、军火库、桥梁、铁路以及不设防的城市。几分钟之后，这些飞机就要使波兰人不分军民第一次尝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来自空中的突然死亡和毁灭的滋味，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恐怖，在此后六年间欧亚两洲千百万男女老幼将经常处于这种恐怖之下。而在核弹出现之后，这种恐怖将以完全毁灭的阴影笼罩着全人类。在柏林，那是一个灰暗的、有些闷热的早晨，乌云低垂，对防止敌机轰炸起了一些保护作用，不过所担心的敌机从来没有来过。

我注意到，尽管无线电和晨报号外相继传来重要的新闻，但街道上的老百姓却非常冷淡。在阿德隆饭店街对面的伊·格·法本化学公司的新建筑工地上，早班工人已来上工，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当报童叫卖着号外走过工地时，竟没有一个人放下工具去买一份。我想也许是德国人民在这九月开头第一天的早晨，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战争之中，惊得发呆了。他们原来深信自己的元首一定会设法避免这场战争的。现在战争已经降临，但他们还是不能相信。

人们不禁想起，这种灰溜溜的冷漠情景同一九一四年德国投入战争时的情景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那时候是一片狂热。聚集街头的人群表现出如醉如狂的热情，向出征的军队投掷鲜花。向德皇兼最高统帅威廉二世疯狂地欢呼。

这一次，人们对军队和那位纳粹统帅都没有这样的表示。上午将近十点钟的时候，这位纳粹统帅从总理府驱车驶过冷清清的街道前往国会，去向全国人民报告他刚刚毫无人性地蓄意挑起的重大事件。当这位独裁者开始解释为什么德国在这一天早上突然投入战争的时候，就连那些由希特勒一手指派、大部分属于党棍的傀儡议员的反应也都不太热烈。他往常在这个华丽的克罗尔歌剧院大厅内就比较次要的问题发表演说时所得到的掌声要比这一次热烈得多。

他在讲话的时候，虽然有时很蛮横无理，但奇怪的是，他仿佛是站在被告的立场上在为自己辩护；而且我当时一面听一面觉得，他的演说从头至尾都有一种奇怪的紧张感觉，仿佛他在自己所造成的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中也有点张皇失措，甚至有点慌乱了。他对于他的意大利盟友为什么规避当然义务不来相助的解释，甚至在这一群亲手挑选的听众当中也不能说是成功的。我愿意（他说）在这里首先向意大利致谢，他们始终一贯地支持我们。但是诸位应该了解，在进行当前的这场斗争中，我们不打算请求外国的援助。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项任务。过去他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时候，已经不知说了多少谎话，在这个历史的严重关头，他也免不了要对那些幼稚的德国人民再吼叫几句谎言来为他那荒唐的行为辩护。

诸位知道，我曾一再作出努力，争取在奥地利问题以及随后的苏台德地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等问题上通过和平途径澄清事态并取得谅解。但是一切都归于徒劳——在我同波兰政治家们的会谈中——最后我提出了德国方面的建议——没有比这个建议更起码更诚恳的建议了。我愿意在此告诉全世界的人，只有我才有条件能够作出这样的建议，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样做是要受到千百万德国人民反对的。但是这些建议却遭到了拒绝——整整两天，我和我的政府在等待着，看看波兰政府是否方便，能够派遣一位全权代表前来，但是，如果把我对和平的热望和我的耐心当做是软弱或者甚至是胆怯的话，那就看错我了——我再也看不到波兰政府有任何诚意同我们进行认真的谈判——因此，我决定用波兰人在过去几个月中对我们使用的一种语言来对波兰说话——

昨天夜间，波兰正规军已经向我们的领土发起第一次进攻。我们已于清晨五点四十五分起开始还击。从现在起，我们将以炸弹回敬炸弹。

读者已经知道，德国人自己对格莱维茨德国电台的那次进攻是由身穿波兰制服的党卫队人员在瑙约克斯的率领下进行的，现在就这样被这位德国总理用来作为他对波兰进行残酷侵略的口实。而且德国最高统帅部在最初的一批公报中也的确把他们的军事行动称之为「反攻」。甚至威兹萨克也在尽力散布这个笨拙的谎言。那天他从德国外交部向所有的驻外使节发出了一份通电，就他们所应采取的态度作了指示。

为了抵御波兰的进攻，德国军队已于今晨开始对波兰采取行动。这一行动在目前不得称为战争，而只能称作是由波兰的进攻所引起的接触。

甚至对那些能够亲眼看到是谁首先在波兰边境上发动进攻的德国士兵，希特勒也要向他们灌输一顿自己的谎言。他在九月一日一份冠冕堂皇的告德国军队书中说：

波兰已经拒绝了我所期望的两国关系的和平解决，而且诉诸了武力——为一个大国所不能容忍的一系列侵犯边境的事件，证明波兰已经不愿尊重德国的边界。

为了制止这种疯狂行为，我别无他策，此后只有以武力对付武力。那天只有一次，希特勒说了实话。

我要求于德国人的（他告诉国会），只不过是我自己四年来准备做的——从现在起，我只是德意志帝国的第一名军人。我又穿上了这身对我来说最为神圣、最为宝贵的军服。在取得最后胜利以前我决不脱下这身衣服，要不然就以身殉国。

从最后下场来看，这一次他总算是说话算数的。但是那天我在柏林遇到的德国人中间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元首这句相当直率的话的意思是，一旦战败，他是不敢正视也不敢承担战败的责任的。

希特勒在自己的演说中说，如果他遭遇不测，戈林将成为他的继承人。他又指定赫斯为继戈林之后的第二个继承人。「万一赫斯遭遇不幸，」希特勒建议，「就依据法律召开参议院会议，由参议员中推选一位最相称的，也就是说，最勇敢的继承人。」什么法律？什么参议院？根本全都不存在！希特勒一回到总理府，另一种更恶劣的情绪就代替了他在国会中的比较克制的态度。那位老跟在戈林屁股后面到处走的达勒鲁斯，发现希特勒处于一种「异常神经质而又十分激动」的状态中。

他对我说（那位瑞典调停人后来作证时说），他早就疑心英国想打仗。他还告诉我，他要打垮波兰并且要把它全部吞并掉——

他越来越激动，挥拳攘臂地对着我吼道：「如果英国准备打一年，我就打一年；如果英国想打二年，我就打二年——」他略为顿了一顿，接着就疯狂地挥舞起双臂，用失厉的声音叫嚷着说：「如果英国要打三年，我就打三年——」

这时他的身体也随着他的胳臂摇动起来，最后他吼了一声：「Undwenneserforderlichist，willichzehnJahrekaempfen。」（「如果有必要，我愿意打它十年。」）说着他举起一个拳头向下一挥，几乎碰着了地板。

尽管这样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嚷了一阵，希特勒还是不相信他非得跟大不列颠兵戎相见不可。这时中午已经过了，德国的装甲部队已经深入波兰境内好几英里，正在迅速向前推进，大多数波兰城市，包括华沙在内，都遭到了轰炸，平民死伤的数目相当可观。但是伦敦和巴黎却没有任何消息表示英国和法国急于要履行它们对波兰的保证。

这两个国家的方向似乎是明确的，可是达勒鲁斯和汉德逊却好像竭力要使这个方向胡涂起来。

上午十点三十分，这位英国大使用电话向哈利法克斯报告：

据我了解（他说），波兰人在夜里炸毁了德却奥桥。另据了解，同但泽人发生了战斗，希特勒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就下今把波兰人从国境在线赶回去，并命令戈林摧毁边界在线的波兰空军。只是在这个报告的结尾处，他才提了一句：

这个情报来自戈林本人。

希特勒在开完国会以后可能要召见我，作为挽救和平的最后一次努力。什么和平？对英国的和平吗？这时候，德国已经动员它的全部军事力量同英国的盟国打了六个小时了。希特勒在国会演说以后，并没有召见汉德逊，这位好说话的大使向伦敦传达了戈林关于波兰人首先发动进攻的谎言之后有点感到灰心——但还没有完全灰心。上午十点五十分，他又给哈利法克斯打了一个电话。他那富于想象力而又极为胡涂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主意。

我觉得有责任（他报告道）向您陈述我的信念，不论其实现的前景多么渺茫，我认为现在要拯救和平，唯一可能的希望就是斯密格莱－利兹元帅宣布他愿意立即前来德国，作为军人也作为全权代表同戈林元帅就全部问题进行商讨。

这位天下少有的英国大使好像就没有想到，斯密格莱－利兹元帅可能正忙于抵抗德国的这种大规模的无端进攻而无法分身：即使有可能离开，在目前情况下，他作为「全权代表」到柏林来也无异于投降。波兰人可能很快就被打败，但是他们绝不愿投降。

在德国对波兰发动进攻的这一天，达勒鲁斯甚至比汉德逊还要积极活跃。上午八点，他去见了戈林，戈林对他说：「战争已经爆发了，起因是波兰人进攻了格莱维茨的电台并且炸毁了德却奥附近的一座桥。」这个瑞典人立刻把这个消息用电话通知了伦敦外交部。

「我告诉过某人说，」后来在纽伦堡法庭的讯问中他回答说。「据我所得到的情报，波兰人发动了进攻。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他们自然觉得很奇怪，我是怎么搞的。」不过话得说回来，他所说的话也只是英王陛下政府驻柏林大使两小时以后来的电话所说的话。

英国外交部一份秘密备忘录，记载了那位瑞典人上午九点五分打来的电话。达勒鲁斯学着戈林的口吻硬对伦敦说，「波兰人把一切希望都破坏了」，而且说他有「证据证明他们从来就不打算谈判」。

中午十二点半钟，达勒鲁斯又给伦敦外交部挂了一个长途电话，这次他找着了贾德干。他又一次谴责波兰人炸毁德却奥桥从而破坏了和平，并且提议让他和福比斯再坐飞机去一趟伦敦。但是生性严厉、为人耿直的贾德干对这位达勒鲁斯已经有些腻烦了，因为他所力图避免的战争现在已经爆发。贾德干对这个瑞典人说，「现在什么行动也都无济于事了」。

然而贾德干只不过是外交部的常务次官，连内阁阁员都不是。达勒鲁斯坚持要他把他的要求直接转达给内阁，并且傲慢地告诉贾德干说，一小时以后他还要来电话。他后来的确打了电话，也得到了答复。

当德军还在侵略波兰的时候（贾德干告诉他说），任何调停的想法都是谈不到的。现在要避免一次世界大战，唯一的途径就是（一）停止敌对行动，（二）德国军队立即撤出波兰领土。上午十点，波兰驻伦敦大使拉仁斯基伯爵拜会了哈利法克斯勋爵，把德国侵略的消息正式通知他，并且指出，「这显然是条约中规定要对付的一种情况」。这位外交大臣的回答是，他对这些事实毫不怀疑。十点五十分，他在外交部约见了德国代办西奥多·科尔特，问他有没有什么情报。科尔特回答说，他既没收到有关德国进攻波兰的情报，也没有接到任何指示。于是哈利法克斯就宣布，他所收到的报告中说明的事实已经「造成了一种非常严重的局势」。但是他的话也就到此为止。科尔特于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用电话向柏林报告了这件事。

因此，到这天中午的时候，希特勒还有理由希望：英国虽然认为局势严重，但是还不致于参战。但是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下午七点十五分，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一个人员给德国外交部打了一个电话，说「有紧急公事」，要求里宾特洛甫「尽快」接见汉德逊和考仑德雷。几分钟以后，法国大使馆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里宾特洛甫拒绝同时会见两位大使，他于晚上九点接见了汉德逊，过了一小时接见了考仑德雷。他从英国大使手中接到了一份英国政府的正式照会。

——除非德国政府准备向英王陛下政府提出令人满意的保证，即德国政府已经停止对波兰的一切侵略行动，并准备立即从波兰领土上撤出其军队，英王陛下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履行自己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

法国通碟的措词与此完全相同。

里宾特洛甫对两位大使都回答说，他将把照会转呈希特勒，接着他就唠唠叨叨地发了一通议论，宣称「根本不存在任何德国侵略的问题」，而只有波兰的侵略，并且一再重复那个到现在已经有了馊味的谎言，说什么波兰「正规」部队在前一天侵袭了德国领土。不过外交上的礼节仍然保持着。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在当夜向伦敦报告这次会见的经过时，在电报中没有忘记提到里宾特洛甫的态度「彬彬有礼」。当这位大使准备起身告辞的时候，两人又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问题是在他们两天前的那次激烈的会见中，德国外交部长在宣读德国对波兰的「建议」时，是否含糊不清、速度太快。汉德逊说确实是这样。里宾特洛甫则说，他读得「缓慢而且清楚，甚至还对其中一些主要之点作了口头解释，因此他可以认定汉德逊一定完全听明白了」。这个争执是永远也不会得到解决的——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这还有什么关系呢？九月一日夜晚，当德国军队继续深入波兰国境、德国空军在不停地进行轰炸的时候，希特勒从英、法两国的照会中认识到了，如果不立即停止进攻并撤出军队——这当然是不可想象的——他就已经把一场世界大战惹上身了。还是说，他那天晚上还在盼望着他的运气、他那慕尼黑的运气会来呢？因为他的朋友墨索里尼被战争的来临吓坏了，生怕英、法的压倒优势的海陆空军会袭击意大利，所以便在拼命设法再安排一次慕尼黑会议。



<h3 id = "ncx4_9_1">一 墨索里尼最后一分钟的调停</h3>

读者想必记得，迟至八月二十六日，这位意大利领袖为了逃避意大利在钢铁盟约中所承担的义务，还在对那位元首说「政治解决」仍然有可能，这种解决可以使「德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完全得到满足」。可是希特勒懒得同他的这位朋友和同盟者争论这个问题，这使得那位轴心小伙伴感到丧气。尽管如此，我们已经知道，八月三十一日，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在得到他们驻柏林大使关于形势紧急的报告后，曾经力劝希特勒至少应当见一见波兰大使利普斯基，并告诉他，他们正在努力使英国政府同意把归还但泽当作和平谈判的「第一步」。

但是那时已经为时太晚了，希特勒对这样的小诱饵已经没有胃口。正如希特勒对他的将领所说的，但泽不过是个借口而已。他要的是消灭波兰。但是那位意大利领袖却不明白这一点。九月一日清晨，他必须作出抉择，要不宣布意大利中立，就得冒英、法大军进击的危险。我们可以从齐亚诺的日记中清楚地看出，这种前景对他那位泄了气的岳父大人是一场多么可怕的恶梦。

九月一日一清早，这位愁肠百结的意大利独栽者亲自打电话给柏林的阿托利科，「催促他去恳求希特勒给他来一个电报，解除他在同盟条约中的义务」。（齐亚诺语）那位元首很快地甚至可以说是欣然地应允了他的请求。上午九点四十分，希特勒在临动身去国会之前给他的朋友发了一份电报，为了节省时间，这份电报是用电话打给德国驻罗马大使馆转达的。

领袖：

您近来在外交上和政治上对德国及其正义事业给予支持，谨致最真诚的谢意。我确信，我们能够凭德国的军事力量完成当前强加干我们的这一任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预计不致需要意大利的军事支持。领袖，我还要预先感谢您今后定将为法西斯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作出的一切努力。

阿道夫·希特勒

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分，希特勒已经在国会发表了演说，并且对达勒鲁斯咆哮了一阵，心里显然已经平静下来了，他灵机一动，又给墨索里尼发了个电报。他说他原是准备「通过谈判」解决波兰问题的，「我整整等了两天，波兰谈判代表还是没有到来」，「昨天一夜之间又发生了十四起犯境事件」，因而他「现在决定以武力回答武力」了。末了，他再一次向这位临阵脱逃的伙伴表示感激。

领袖，对您所作的一切努力，我表示感谢。我还要特别为了您的出面调停向您致谢。但是我从一开始就怀疑这种努力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如果波兰政府具有丝毫和解的诚意，问题本来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解决的。然而，他们拒绝了——

因此，领袖，我才不愿意让您去冒险充当调停人；根据波兰政府的顽固态度来看，这种调停多半是徒劳无功的——

阿道夫·希特勒

但是在齐亚诺的怂恿下，墨索里尼最后还是咬了咬牙，决心去冒险充当调停人。前一天中午刚过，齐亚诺就已经向驻罗马的英、法两国大使提出，如果他们的政府同意，墨索里尼愿意邀请德国在九月五日来举行一次会谈，以便「审查已经成为当前纷争根源的凡尔赛和约的一些条款」。

人们可能认为，第二天早晨德国进攻波兰的消息一定会使墨索里尼的建议成为多余。但是使意大利人感到意外的是，法国外交部长、绥靖专家乔治·庞纳竟在九月一日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给法国驻罗马大使弗朗索瓦－庞赛打了一个电话，要他通知齐亚诺，法国政府欢迎这样一个会议，但未与会各国的问题不得在会上讨论，而且该会不能只限于探求「当前有限问题的局部的临时解决办法」。庞纳提出的会谈条件中没有谈到德军的撤退，甚至连停止继续前进也没有提及。

但是英国人却坚持这个条件，并且最后总算拖着那个四分五裂的法国内阁和他们一道走，在九月一日晚上能够向柏林递交两份内容相同的警告照会，其中宣布，德国如果不从波兰撤军，英、法就要出兵。由于这两份照会当晚就公布了，所以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墨索里尼当时已是慌不择路，任何一根稻草都要抓住，甚至不存在的稻草也要抓一下，第二天早上仍然向希特勒再次提出呼吁，就好像他根本没有把英、法的警告当真。

正如汉德逊在《最后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九月二日是在一种悬虑不安的情况下度过的。他和考仑德雷焦急地等着希特勒对他们照会的答复，可是毫无消息。中午刚过不久的时候，只见阿托利科气喘吁吁地走进英国大使馆，对汉德逊说，他要立刻弄清楚一件事情：头天晚上的英国照会是不是最后通牒？

汉德逊后来写道：「我当即对阿托利科说，如果那位外交部长问我的话，我授权可以告诉他，那不是最后通牒，而只是一个警告，但是他并没有问。」

得到了这句话之后，这位意大利大使又顺着威廉街急急忙忙地奔向德国外交部。原来那天上午十点阿托利科就带着墨索里尼的一份照会来到威廉街，人家告诉他，里宾特洛甫身体不适，他于是把照会交给了威兹萨克。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

意大利希望通知德国政府，我国仍有可能使法国、英国和波兰同意在下列基础上同德国举行一次会谈，这项消息仅供参考，取舍之间自然全由元首决定：

一、双方军队留在目前原地停火。（着重体为原件所有）

二、两三天内举行谈判。

三、解决德波争端。根据现状，这种解决肯定会有利于德国。

这个提议原先是领袖提出的，现在已经特别得到法国的支持。

但泽已为德国所有，并且德国还取得了可靠保证来实现其大部分要求。此外，德国已经得到了「道义上的满足」。如果它接受建议举行会谈，就有可能达到它的全部目的，同时又避免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甚至在目前看来就已经有可能发展成为全面和长期的战争。领袖并不想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他认为将上述情况立刻通知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和元首是极其重要的。

里宾特洛甫那点儿病马上就好了。看了上面的建议之后，怪不得他在中午十二点三十分见到阿托利科时就向他指出，意大利领袖的建议与头天晚上英法的照会是不「协调」的，因为英法两国的照会具有一种「最后通碟的性质」。这位意大利大使在避免世界大战的问题上和他的首脑同样热心，而且可以肯定更为真诚。不等里宾特洛甫说完，他就打断话头说，英国和法国的声明「已经由于他的领袖最后的这个照会而取消了」。当然，阿托利科是没有权利作这种声明的，这根本不是事实，不过他大概是以为在这种紧急关头，冒失一点也无妨，反正不会有什么损失的。德国外交部长对此表示怀疑，可是阿托利科一口咬定他的话不放。

法国和英国的声明（他说），已经不在考虑之列。齐亚诺伯爵是在今晨八点三十分来的电话，这已经是在意大利电台公布两国声明以后的事。由此可见，两国声明必然已被视为取消了。齐亚诺伯爵还说，法国特别赞成领袖的建议。目前推动这事的是法国，不过英国一定也会跟着动起来。里宾特洛甫仍然怀疑。他说，他刚同希特勒讨论过墨索里尼的建议，元首想知道英法的照会是不是最后通碟。这位外交部长最后同意了阿托利科的建议，让这位意大利大使去问一下汉德逊和考仑德雷，把情况弄清楚。这就是阿托利科造访英国大使馆的原因。当时充当翻译的施密特后来写道：「那天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年岁已经不小的阿托利科从里宾特洛甫的房间里急急忙忙出来，跑下楼梯去找汉德逊和考仑德雷——半小时以后，阿托利科跟离开时一样，上气不接下气地跑着回来了。」喘过气来以后，这位意大利大使就报告道，汉德逊刚才告诉他，英国的照会并非最后通牒。里宾特洛甫回答说，虽然「德国必然要拒绝英法的声明，但是元首正在研究意大利领袖的建议，如果罗马证实英法声明并非最后通牒，元首将在一两天内给予答复」。由于阿托利科催着早些答复，里宾特洛甫终于同意第二天，即九月三日星期日中午给他回话。

这时候在罗马，墨索里尼的希望却在逐渐破灭。下午二点，齐亚诺接见了英、法两国大使，并且当着他们的面用电话把阿托利科同德国外交部长的谈话告诉了哈利法克斯和庞纳。庞纳满腔热情，一如既往；据他自己的记述（见《法国黄皮书》），他热烈地向齐亚诺道谢，感谢他为和平所作的努力。哈利法克斯却比他冷淡。他证实英国照会不是最后通牒。政治家们在一个名词上像这样抠字眼，真令人感到惊讶，因为英法声明本身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不过他接着又说，他个人认为，除非德军撤出波兰，英国不可能接受墨索里尼关于会谈的建议。而在这个问题上，这一次庞纳又一声不吭。哈利法克斯答应齐亚诺把英国内阁对这个问题的决定用电话通知他。

晚上七点刚敲过不久，英国内阁的决定传来了。英国接受意大利首相的建议，但是条件是希特勒必须把他的军队撤回德国境内。意大利外交大臣知道，希特勒决不会接受这个条件，因此正如他在日记里写的那样，「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可想了」。

我不想去向希特勒提出这个建议，这一定会遭到他断然拒绝，也许还会受到他的白眼。（齐亚诺在日记上写道）我把这一点告诉了哈利法克斯以及那两位大使和领袖，最后我打电话给柏林，通知他们，除非德国人有相反的意见，否则我们就放弃谈判了。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于是在九月二日晚上八点五十分，那位精疲力竭、心灰意懒的阿托利科，再次拜访柏林的威廉街。这次里宾特洛甫在总理府接见了他，当时他正在那里同希特勒商谈问题。缴获的外交部备忘录中对这个场面有如下的记载。意大利大使告诉外交部长说，英国人不准备以意大利的调停建议为基础举行谈判。英国方面要求德国军队在谈判开始之前立即全部从波兰占领区和但泽撤出——最后，意大利大使声明，领袖现在认为他的调解建议已经不复存在。外交部长听到意大利大使的传达后，未置一词。

这位不辞劳苦的阿托利科费了这样多力气，竟然没有讨到一句感谢的话！有的只是无言的轻蔑，因为这个同盟者想骗掉德国在波兰已经到手的战利品。

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点点希望，现在也已烟消云散了。大家现在显然都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在这场戏里有一个角色却是例外。晚间九点，怯懦成性的庞纳又给齐亚诺打了一个电话，再次表示法国给德国的照会不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并且重申法国政府准备一直等待德国的答复，直到九月三日（即第二天）中午为止。不过，「为使会谈取得良好的结果」，庞纳告诉齐亚诺，法国政府同意英国政府的意见，即德国军队必须「撤出」波兰。这是庞纳第一次提到这一点——这一次也只是因为英国方面的坚持才不得已提出的。齐亚诺的回答是，他认为德国政府不会接受这个条件。但是庞纳还不死心。那天深夜，他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逃脱法国对于正在受到轰击和围攻的波兰所承担的义务。齐亚诺在九月三日的第一段日记里追述了这桩怪事。

夜里，外交部来人把我叫醒了，因为庞纳找到瓜里吉利亚（意大利驻巴黎大使），问我们能不能使德国撤出波兰，哪怕是象征性的撤军也行——我把这个建议扔进了废纸篓，根本没有呈报领袖。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是毫不热心地而且是纺惶不定地来接受这个巨大的考验的。



<h3 id = "ncx4_9_2">二 波兰战争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h3>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星期日，柏林的天气是一个可爱的夏秋之交的日子，阳光灿烂，空气中飘着馥郁的芳香——我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碰到这样的天气，柏林人总爱到近郊的树林里或是湖上去度假的。」

天刚一亮，英国大使馆就收到了哈利法克斯勋爵发给尼维尔·汉德逊爵士的一份电报，指示他设法同德国外交部长在上午九点举行一次会晤，把一份随电报发来的照会递交给他。

张怕伦政府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到尽头了。它在大约三十二小时以前照会希特勒，如果德国不从波兰撤军，英国就将宣战。可是一直没有答复，于是英国政府决心履行它的诺言。正如法国驻伦敦大使查理·考平在头一天下午二点三十分给那位踌躇不定的庞纳的报告所说的，前一天英国政府就耽心希特勒可能故意迟迟不作答复，以便尽量攫取波兰领土，等到把但泽、走廊等地稳稳地抓在自己手里以后，他就可以在他八月三十一日那十六条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宽宏大量」的和平方案。

为了不上这个圈套，哈利法克斯要法国人考虑，如果德国政府不在几小时之内对九月一日英法两国的声明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这两个西方国家就对德国宣战，英国内阁在九月二日下午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后哈利法克斯就具体建议，在当天半夜由两国一同向柏林提出一个限于九月三日上午六点以前答复的最后通牒。但是庞纳不同意采取这样性急的步骤。

事实上，四分五裂的法国内阁在上个星期经过了重重难关，才勉强决定首先要履行法国对波兰（同时也是对英国）所承担的义务。原先在那黑暗的八月二十三日，庞纳听说里宾特洛甫已经到莫斯科去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吃惊之下曾力劝达拉第召开一次国防委员会会议，研究法国今后的步骤。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达拉第总理和庞纳之外，还有陆、海、空三军部长，甘末林将军，海、空军首脑，以及另外四位将军－共计十二人。

据会议记录所载，达拉第曾提出三个问题：

一、法国是否能够坐视波兰与罗马尼亚（或其中一国）从欧洲地图上被抹掉？

二、法国能用什么办法加以反对？

三、目前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庞纳本人在说明了事态的严重变化之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是他心中最为重视的问题：

权衡当前的局势，是忠于我们的义务而立刻参战好呢，还是重新考虑我们的态度，利用这段赢得的时间？——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基本上是军事性质的。

见到责任推到了自己的身上，甘末林和达尔朗海军上将便接着答道：陆军和海军都已有准备。在战争的最初阶段，他们在打击德国方面不能有多大作为。但是法国一经动员，就会把相当一部分德国军队牵制在我们的边境上，从而将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波兰的负担。——甘末林将军在回答波兰和罗马尼亚能够抵抗多久这个问题时说，他相信波兰会光荣地进行抵抗，这将使德军主力在明年春天以前无法掉转过来对付法国；而到那个时候，英国已经可以和我们并肩作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