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塔拉基召开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军队中设立政治机构，各级指挥官中设立政治副职，强调军队服从于党的领导。塔拉基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国防部长阿卜杜勒·卡迪尔和总参谋长沙赫普尔等人的强烈不满。塔拉基发现这一情况后，于8月中旬以企图发动政变为由，逮捕了国防部长阿卜杜勒·卡迪尔、总参谋长沙赫普尔、计划部长苏丹·阿里·基什特曼德、公共工程部长穆罕默德·拉菲等人，将以前派往国外当大使的6名“旗帜派”成员召回国、免职，并将他们开除出党，后多人遭处决。“旗帜派”势力从此一落千丈。

“旗帜派”被清洗了，“人民派”内部的矛盾又随之爆发，两个最高领导人塔拉基和阿明为争夺权力而明争暗斗。塔拉基曾说：“阿明就像我的指甲和肉一样，不可分离。”阿明大力构建以塔拉基为中心的个人崇拜。在党和政府的会议上，阿明总是称呼塔拉基为“伟大领袖”“东方之星”或“大思想家”。当时阿富汗官方报纸称阿明是塔拉基“最亲密的战友，最忠贞的门徒”。塔拉基一向对这位“忠诚老实的同志”深信不疑，他想不到，阿明竟也会成为同自己争夺权力的对手。塔拉基渐渐轻视阿明的建议，引起阿明的不满。阿明则宣称，自己塑造出了一个政治怪物，个人崇拜使塔拉基变得过于自信，只相信自己的辉煌。1978年底至1979年初，两人之间的矛盾达到顶点。这场权力的角逐中，阿明实力不断增强。1979年3月，塔拉基在各方的压力下，被迫辞去总理职务，由阿明接任总理；同年7月塔拉基又被迫辞去国防部长兼职，成了徒有其名的“精神领袖”。阿明逐渐控制军政大权，对塔拉基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无奈之下，塔拉基准备依靠苏联的力量，一举除掉阿明。

1979年9月9日，塔拉基在日内瓦参加完不结盟首脑会议后，于返国途中在莫斯科短暂停留。他会见了勃列日涅夫和老对手卡尔迈勒，讨论了阿富汗国内岌岌可危的局势。塔拉基答应与卡尔迈勒和解，让他返回喀布尔，帮助自己整顿政务和军务。有迹象表明，他们三人一致同意，把错误归咎于阿明，指责阿明采取了过火的镇压手段。他们甚至已经在讨论以何种方式来对付阿明，是从肉体上消灭，是流放，还是排挤在政府之外？

风声无疑走漏了，阿明绝不会坐以待毙。塔拉基的卫队长早已暗中倒戈，使阿明得悉莫斯科的阴谋。阿明决定立即先发制人。阿富汗情报机构负责人阿萨杜拉赫·萨尔瓦里获知阿明策动政变的消息，将这一情报紧急报告给塔拉基。塔拉基立即召开人民民主党政治局会议，讨论萨尔瓦里的报告；阿明矢口否认，并指责塔拉基加害自己，双方争执不下。阿明势力已大，塔拉基不敢贸然下手。

1979年9月14日，苏联驻阿富汗大使普拉诺夫帮助塔拉基密谋策划诱捕阿明。这一天，阿明不顾塔拉基的反对，解除了3名塔拉基亲信的部长职务，并改组了内阁。身为国家元首的塔拉基拒绝签字批准，两人的斗争公开摊牌。当天下午3时，塔拉基在与苏联驻阿富汗大使普拉诺夫密商后，打电话请阿明到已经改称“人民宫”的阿富汗总统府参加商讨内阁人事问题的会议。塔拉基表示，会议目的是调解部长任免纠纷，还邀请苏联大使普拉诺夫参加。按照计划，塔拉基准备在会场上逮捕阿明，如抗拒就当场枪杀。

阿明拒绝去人民宫出席会议。他在电话中对塔拉基说，自己已得知，会议上塔拉基将用武力对付自己，因为塔拉基的卫队长已将计划泄露给阿明。苏联大使普拉诺夫立即与阿明通电话，保证阿明的人身安全。阿明勉强答应出席会议，同意带8名贴身保镖来人民宫。当阿明一行人进入人民宫的大门时，警卫只允许阿明一人进去；他的保镖坚持必须随着主人出入。手指一直扣在扳机上的总统府警卫们猝然发难，马上向阿明的保镖密集射击，枪战爆发。

阿明有保镖们筑成的“人体碉堡”遮挡，自己又行动敏捷，一边拔枪射击自卫，一边转身冲出大门。8名忠诚的保镖全部战死，换取了左手受伤的阿明逃出生天。阿明在卫队的掩护下逃回国防部，立即命令喀布尔卫戍部队进攻人民宫，逮捕塔拉基。塔拉基的卫队被击溃，塔拉基在炮击中受重伤被俘。

塔拉基本想在苏联大使的协助下除掉阿明，没想到却被阿明借机推翻。这是这个国家5年之内发生的第三场政变，按照阿富汗的传统，阿明身佩长剑、腰挂手枪参加内阁会议，登台独掌国家大权。虽然喀布尔的市民都目睹了人民宫的激烈战斗，但喀布尔当局保持沉默。1979年9月16日，喀布尔电台宣布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塔拉基由于健康原因提出辞呈，由阿明接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保卫祖国最高委员会主席、保卫革命全国组织中央委员会领导人职务。阿明从此集总统、总理和总书记大权于一身，这就是所谓的“九月事件”。

苏联人没想到阿富汗局势如此逆转，无奈木已成舟，只好对阿明表示“祝贺”。苏联是第一个宣布承认阿明新政权的国家。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广播评论中，称阿明是“苏联的一个忠实朋友”，实在言不由衷。但是阿明不再买苏联人的账了，“九月事件”让他对苏联异常仇视，苏联方面同样不愿接受阿明。1979年9月15日，苏共中央选定对阿富汗方针是：“考虑到现实情况，我们不应该拒绝同以阿明为首的政府打交道。”苏共中央指示苏联新闻机构对喀布尔事件的报道，“只做一些态度平和的时事性报道，不做任何评述或评价”。

塔拉基于10月9日死去。10月10日，《喀布尔时报》刊登了一则短讯：“前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因久病治疗无效于昨晨去世，其遗体已于昨日埋葬在其家族墓地。”对于这一通告的真实性，阿明、苏联人和阿明的反对派都心如明镜。塔拉基之死，在阿富汗国内一直是一个谜，直到卡尔迈勒在苏联支持下回国，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塔拉基被捕以后，一直被关押在监狱。1979年10月9日凌晨，阿明下令处死塔拉基。当时执行这一任务的总统卫队通信官阿卜杜勒·沃杜德和另一名军官后来供出了处死塔拉基的经过。

阿卜杜勒·沃杜德的供词：

塔拉基被带到一张床铺跟前，他的喉咙变干了，他告诉我给他弄一杯水……当我回来时，我看见塔拉基躺在床上，罗济（总统府政务军官）突然用手按住他的喉咙，伊克巴勒坐在他的胸部。罗济用手掐住他的喉咙，有时，他把一个小枕头压在他的嘴和鼻子上。十或十五分钟后，塔拉基殉难了。

伊克巴勒的供词：

罗济搬了一张床，命令塔拉基躺在床上。他躺下以后我就开始哆嗦，我不能动弹了。罗济封住了塔拉基的嘴，塔拉基开始踢腿。罗济叫沃杜德按住他的腿。于是沃杜德抓住了他的腿，但是他的两条腿仍在踢。罗济叫我按住塔拉基的膝。此后，罗济把一个椅垫塞进了塔拉基的嘴。当罗济放开塔拉基时，他已经死了。

就这样，曾经显赫一时的塔拉基，被阿明的手下活活闷死了。

政变后第一次召见苏联大使普拉诺夫时，阿明开门见山地提出暗杀自己的阴谋计划问题，向普拉诺夫提出警告，并要他转告苏联领导人：希望苏联不要继续干涉阿富汗内政，如果苏联政府不接受这一“劝告”，自己将不得不效仿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做出驱逐苏联顾问、苏联军事代表团以及苏联驻军，乃至废除《苏阿友好合作条约》的决定，而最后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1979年10月16日，阿富汗外交部长瓦里奉阿明之命专门召见各社会主义国家使节，特意向他们揭露苏联大使普拉诺夫策划谋杀阿明的真相及其经过；阿富汗和世界舆论哗然，使苏联政府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不久，阿富汗政府正式要求苏联政府召回一直在阿富汗从事颠覆活动的普拉诺夫大使。迫于压力，苏联方面只得将普拉诺夫召回，任命原苏共鞑靼州委第一书记塔别耶夫为苏联驻阿富汗大使。

紧接着，阿明要求苏联撤回在阿富汗的3000名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不许苏联人操纵阿富汗的情报机关和秘密警察，也不许苏联人控制阿富汗军队。阿明为了消除克格勃对阿富汗情报机构的控制，全面改组了秘密警察组织——阿富汗革命成果保卫部，成立了名为“阿富汗工人情报组织”的新机构，任命自己的侄子阿萨杜拉为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还让自己的兄弟们出任各省保安首脑。阿明一方面命令阿富汗政府军在帕克蒂亚省等地向穆斯林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攻势，另一方面宣布了一系列政策——释放政治犯，颁布新的宪法，保障宗教信仰，尊重农村所有制，等等。当然，这些最后均有名无实。

阿明和苏联虽然表面上还维持着友好关系，但他几次拒绝了苏联向其发出的访苏邀请。当时苏联领导人一再要求阿明访问莫斯科，希望双方交换意见以消除误会，并商讨如何对付穆斯林游击队的问题。阿明借口阿富汗内部危机紧迫不能脱身，一再婉言拒绝。其实，他是害怕去莫斯科后被软禁，或苏联趁他离国时策动政变。阿明还坚决拒绝苏联政府的一再要求，坚决不肯将亲苏的卡尔迈勒从苏联召回阿富汗担任党政领导工作，协助自己处理人民民主党内部事务和国家事务。

对苏联刺激最大的还是阿明的外交政策。阿明上台后，为了逐步摆脱苏联的束缚，开始在外交上疏远苏联，与美国逐渐缓和。阿明提出要实行“更为平衡的外交方针”，公开表示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他亲自与美国驻阿富汗代办秘密接触（据说与处决塔拉基同时进行），答应为美国文化中心在阿富汗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甚至要求美国恢复对阿富汗的援助。阿明公开提出，要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与此同时，穆斯林武装力量迅猛发展，波及阿富汗全国28个省中的23个省，阿富汗政府的权力受到严重威胁。勃列日涅夫既不愿看到阿明的权力扩大，又不愿看到阿富汗出现伊朗式的“伊斯兰革命”，两者都是苏联不能容忍的。勃列日涅夫反复强调：“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阿富汗。”

早在1978年6月，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附近的库纳尔省和帕克蒂亚省就出现了几个穆斯林武装组织，率先打起了“民族救亡阵线”的旗号。8月，另一个穆斯林武装组织“伊斯兰党”也在巴基斯坦境内宣布成立。接下来，穆斯林武装组织越来越多，迅速由阿富汗南部和东部向全境蔓延。这些组织大多是由穆斯林宗教首领和各部族首领发动的，由于伊斯兰教教派不一，各部族间矛盾重重，所以这些穆斯林武装也往往各自为战，互不通气，甚至经常发生组织分裂和相互冲突。此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穆斯林武装主要有四类。

第一类是逊尼派穆斯林武装。这些武装组织的力量从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各派首脑主要活动于巴基斯坦境内，得到了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最初有六个较大的组织：古勒布丁·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布汉努丁·拉巴尼领导的“伊斯兰协会”（又称“伊斯兰促进会”）、尤努斯·哈利斯领导的“伊斯兰党”（与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不一致）、赛义德·艾哈迈德·伊凡提·盖拉尼领导的“伊斯兰民族阵线”、穆罕默德·纳比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运动”和西卜迹图拉·穆贾迪迪领导的“伊斯兰民族解放阵线”。其中前三个组织坚持以伊斯兰教义为基础理论，以捍卫伊斯兰教的同一性为己任，又合称为原教旨主义派；后三个组织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他们没有理论和指导思想，只是在口头上笼统地要求恢复以前的阿富汗，让人民享受更多的公正和平等。这六个组织的总部设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巴基斯坦境内的白沙瓦，他们一方面独立组织和指挥国内的战斗，一方面不停地在国际上开展外交活动，要求得到资助，是构成阿富汗抵抗力量的主体。

第二类是什叶派穆斯林武装。这些组织一直得到伊朗的支持，他们的基地或者在伊朗，或者在阿富汗国内，在伊朗均设有办事处。其中较大的组织有八个：“伊斯兰胜利党”“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卫士”“伊斯兰团结委员会”“伊斯兰革命党”“伊斯兰呼声”“伊斯兰力量”和“真主党”。这八个组织主要活动于阿富汗的中部和西部，思想上较为激进，主张进行伊斯兰革命，军事力量不如逊尼派强大。

第三类是国内部落武装和左翼武装。这类组织估计有100—200个，数量最多也最为分散，大多是以村落、部落或亲属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独立的地方武装。他们主要通过缴获和自制的方法获得武器，并有很多原阿富汗军队中退出的军官和士兵在指挥、参与战斗，较大的组织有阿富汗中部山区的哈扎拉人抵抗力量、北部由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人组成的萨马组织以及东部库纳尔地区一部分由努里斯坦人组成的武装力量。

第四类是主要由前国王查希尔为代表的上层人士组成的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组织，这些人多流亡在欧美各国，在国内几乎没有自己的武装。

阿明狂热崇拜斯大林，斯大林的肖像一直摆在阿明的办公桌上。他喜欢不断重复说：“斯大林同志教会了我们如何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开始会痛苦，但事后一切都会非常好！”按照这套逻辑，阿明完全忘记了上台之初自己承诺的政策，转而不断向阿富汗人民施加“痛苦”。

上台后的三个月里，阿明处决了600多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员、军人以及被怀疑有“反阿明情绪”的人。此时的阿富汗已经到了全面失控的边缘，各种穆斯林武装合计已拥有4万兵力，控制了阿富汗全国80％的领土。当时的阿富汗全国有4万座清真寺和30万毛拉，伊斯兰信仰鼓舞着阿富汗的穆斯林武装与政府军战斗，这样的战斗甚至快要蔓延到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几个伊斯兰加盟共和国。阿富汗政府军动用飞机、坦克、火箭炮等武器全面“清剿”穆斯林武装的活动地区；军队所到之处，乡村、灌溉系统、庄稼均遭毁灭性破坏。惨烈的内战引发了难民潮，1978年底逃离家园的阿富汗难民约11万人，1979年底达到80万人左右。逃往邻国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越来越多，许多阿富汗难民在巴基斯坦境内加入游击队，又返回阿富汗与政府军作战。阿明政权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难以驾驭，而是临近崩溃。

苏联面临抉择：要么丢掉阿富汗，要么军事干涉。

事实上，早在1979年3月15日赫拉特爆发兵变时，塔拉基政府就已经请求苏联出兵帮助镇压。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79年3月17至19日讨论了阿富汗政府的出兵请求，结论是——向阿富汗提供军事技术和经济援助，暂不出兵。勃列日涅夫答应向阿富汗再提供10万吨小麦的粮食援助，除已在阿富汗的3000多名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之外，再增派1000名军事顾问和高级党务工作者。塔拉基政府先后20次请求苏联出兵，均未得到回应；阿明上台后自然不承认那些请求，苏联人却马上不请自来了。

1979年12月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核心会议，经过反复斟酌，决定出动规模不大的兵力，即7.5万至8万名军人，解决阿富汗问题。10日再次开会，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奉召到会；他反对出兵，理由是这些数量的军人解决不了问题。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粗暴地打断了他：“还轮不到您教训政治局！您只需执行命令。”最终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停止犹豫的决定性因素，是北约决定在欧洲部署能打到苏联纵深的中程导弹。

苏共中央政治局就这样做出了出兵阿富汗的决定，决策者包括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书记处二把手苏斯洛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科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随后政治局委员全体拥护，只有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没有签字，接着苏共中央全体会议认同了这一决议。这种表决方式在苏共中央的历史上是少有的，它反映了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心态。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克夫1996年在其回忆录《阿富汗战争的秘密》中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这是我国历史上做出的困难最大、最富有戏剧性的决定之一。问题提得如此突然，形势发展得如此迅速，容不得进行长时间的考虑。出兵阿富汗的建议不是安德罗波夫提出来的，而且谁都谈不上是决定的起草人。可以说，从苏联、阿富汗本身和苏阿关系的战略利益考虑，做出这一重大决定是不可避免的。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考虑的都是一个问题，即苏联对阿富汗形势的发展不能漠不关心。因此，他们谁也不劝说对方放弃对阿富汗‘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想法，分歧只在于如何实施军事援助。”

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合法依据”是塔拉基活着时的“请求”，以及另一张快要被人遗忘的王牌——一直流亡在苏联的卡尔迈勒。其实，在1979年9月阿明发动政变后，苏联就开始为入侵做精心的准备。12月初，苏联向阿富汗空运了3个营的兵力，实际控制了喀布尔以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12月8日，苏联的运输机把一队队全副武装的苏军士兵运到喀布尔。这些人都来自苏联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外表与阿富汗人极为相似。早在1978年春，20架苏军直升机被派往阿富汗，协助阿富汗政府军镇压穆斯林武装。在阿富汗行动的苏军直升机全被重新涂装成阿富汗空军的颜色，由来自苏联中亚地区的塔吉克族和乌孜别克族飞行员驾驶。阿富汗的人口中，塔吉克族占25％，乌孜别克族占8％，这样做目的是为了直升机在阿富汗坠毁时不会引起太多的怀疑。

1979年11月底，驻守首都喀布尔的阿富汗政府军4个师“奉命”被调往外地，喀布尔防守空虚，完全被苏联军队所控制。与此同时，部署在喀布尔以南的阿富汗政府军第7师和喀布尔以西的阿富汗政府军第8师这两支精锐部队在做奇怪的事——他们在苏联顾问的劝说下“清点弹药”，封存轻武器，实际上失去了战斗力。在喀布尔以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苏联顾问又以“维修检查”为名，从阿富汗军官手中“暂时接管”了通信线路。其他喀布尔以外的阿富汗军队，苏联顾问和专家们以对坦克进行换季维修以适应冬季训练为理由，把阿富汗政府军的坦克拆得七零八落，根本无法抵抗任何突然袭击。

直到这时，苏联人还信誓旦旦地向阿富汗政府军的将军们保证，绝对不会有“任何不幸的事情”发生。苏联入侵阿富汗前的第二十天，恰逢《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签订一周年，勃列日涅夫亲自向阿明致电祝贺，声称苏联将继续向阿明提供“全部无私的援助”。另外，苏联《真理报》还突出报道了阿明当选为阿富汗保卫革命全国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得到阿富汗绝大多数人民的热烈拥护。在此期间，苏联对西方接连发动引人注目的外交攻势和宣传攻势，大力宣传苏联从东德部分撤军，猛烈抨击北约决定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在阿富汗问题上，苏联宣传部门大力谴责巴基斯坦、美国和中国对阿富汗进行“破坏”和“颠覆”，以制造入侵借口。就在入侵前的第四天，苏联《真理报》还特意辟谣，指责西方关于苏联干涉阿富汗内政的报道是“不折不扣的捏造”。

苏联所有这些外交欺骗措施，都是为入侵阿富汗提供烟幕。1979年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也颇为有利：这年初，霍梅尼在伊朗领导“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这场宗教革命导致伊朗与美国关系急剧恶化。到1979年11月，德黑兰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爆发，美伊之间的人质危机更使两国关系紧张到极点；美国派出航空母舰对伊朗进行军事威慑，伊朗则扬言，如果遭到进攻就处决人质。美国在人质问题上已是焦头烂额，无力顾及阿富汗，西欧也是鞭长莫及；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等地区性大国也有这样那样的国内问题，无暇他顾。苏联抓住了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对阿富汗动手近在眼前。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主要负责“特殊任务”的准备工作。在他的安排下，苏联内务部负责安全的第一副部长维克多·帕普京中将率代表团于12月5日来到喀布尔。帕普京是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曾长期供职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先后在许多国家组织间谍网，并成功地策划过几次政变。帕普京中将的代表团在评估阿富汗局势后指出——为了加强阿富汗治安力量和武装部队的实力，建议由苏联帮助改组阿富汗军队、警察部队和情报机构。阿明指责这一建议等于削弱自己对武装部队和治安力量的领导权，立即予以拒绝。帕普京又提出苏联政府愿意出兵帮助镇压穆斯林游击队，阿明对苏联的意图表示怀疑，也婉言谢绝了。

整个入侵行动方案是在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的领导下，由苏联国防部、苏军总参谋部、中亚军区和土耳其斯坦军区共同制定的。在拟定方案的过程中，他们根据阿富汗东西正面宽、南北纵深短的地理特点和境内交通状况，认为这是检验苏军“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战役理论的大好时机。他们最终决定：以铁尔梅兹—喀布尔为主要突击方向，以库什卡—赫拉特—坎大哈为辅助突击方向，分进合击，实行钳形攻势，对阿富汗实行东西合围。

12月12日，苏军在毗邻阿富汗边界的铁尔梅兹建立了相当于军一级的前方指挥部，由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索科洛夫元帅任总指挥，统一指挥地面和空中行动。同时，苏军还在该地增设了卫星地面接收站，开设了专门的指挥通信网。

为了增大入侵行动的突然性，苏军采用了就地动员、就地扩编、迅速展开、快速推进的做法。除空降部队外，主要使用中亚军区和土耳其斯坦军区靠近阿富汗边境部署的6个师。12月14日至15日，苏军将白俄罗斯军区所属第103空降师和南高加索军区所属第104空降师各一部，以远程空运演习为名，转往莫斯科附近，尔后调至中亚军区的巴尔喀什和奇姆肯特。同时，苏军中亚军区所属的第105空降师秘密进驻铁尔梅兹。

等到12月24日，苏军的6个摩托化步兵师、2个空降师、3个武装直升机团和2个运输直升机团共12.5万人已基本完成入侵前的战略准备和展开。这支强大的入侵部队，共拥有坦克2000余辆、步兵战车1000辆、各种火炮2000门、汽车2.5万辆、各型固定翼飞机200架、直升机150架。这些装备除少量留在苏联境内外，其余大部分全部投入了入侵行动。

从12月24日夜间开始，大批苏军被运进了喀布尔。据当时的目击者说，由于苏军大规模空运部队，喀布尔市区的夜晚简直无法入睡，大批飞机在低空轰鸣，震得窗户上的玻璃格格作响。喀布尔机场上，一架架巨大的银白色“安东诺夫”运输机起降不息，巨大的苏军安-12和安-22运输机在跑道上连发动机都不关闭，等士兵们冒着螺旋桨卷起的风沙走下飞机后，运输机立即起飞，返回苏联运载另一批士兵。机场上到处摆满了坦克、大炮、装甲车、汽车和各种军用物资；机场附近帐篷林立，苏军士兵来回巡逻，往日空旷的机场热闹得像集市。

这批被空运来的苏军，正是第105空降师和第103、104空降师一部。他们是入侵行动的先遣部队。

入侵行动将在黎明开始。

在12月中旬，苏联驻阿富汗大使塔别耶夫以保护阿明安全为由，劝说他暂时离开喀布尔的总统府人民宫，搬到喀布尔郊外的达鲁阿曼宫居住。达鲁阿曼宫是喀布尔众多王宫之一，也是具有新古典风格的欧式建筑，建于20世纪20年代。它曾是阿马努拉国王推行改革的重要象征。阿马努拉国王下台后，该宫曾先后用作喀布尔博物馆和国防部办公楼。这里地形险要，防守严密，出于自身安全考虑，阿明接受了这个建议。阿明就这样离开了喀布尔市区，留下了信息和权力的短暂真空。

1979年12月27日傍晚，夜幕在喀布尔降临。市区南部的大小商店相继关门打烊，穆斯林居民们吃过晚饭后大都早早地歇息了。喀布尔市区北部则是霓虹灯争相闪烁，呈现出一片欢乐气氛。圣诞节刚过，距1980年元旦只剩4天，驻阿富汗的西方国家使馆官员和新闻记者正沉浸在新年的欢乐之中。一些专门为外国人开设的酒吧和咖啡厅内人影晃动，喧闹声和与伊斯兰教音乐大相径庭的现代爵士乐不时传出，丝毫没有反常迹象。

达鲁阿曼宫中的阿明此时却接到了苏联驻阿富汗大使塔别耶夫的电话。塔别耶夫的意思明确——尊敬的哈菲祖拉·阿明同志，鉴于阿富汗目前政治局势混乱、反革命势力猖獗和日益扩大的反苏倾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阁下作为阿富汗总统、总理和人民民主党主席，已经丧失了控制局势和领导人民同帝国主义势力开展斗争的能力。因此，为了避免阿富汗局势的恶化，避免喀布尔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反苏势力的附庸，防止不必要的流血事件，莫斯科建议阁下辞去阿富汗总统、总理和人民民主党主席职务。这是最后通牒。

为了拖延时间，阿明谎称要考虑一下。塔别耶夫表示同意，并告诉阿明，一小时以后将有4辆苏军的装甲车来接其全家撤离。

阿明放下电话，立即下决心调动阿富汗政府军，与苏联人做最后一搏。当他拿起电话准备向忠于他的将军们下达命令时，才发现达鲁阿曼宫通往外界的电话线除保留了同苏联大使馆的专线外，其余全被切断。早在当天下午，一批苏联专家就以检修通信设备故障为名，闯入喀布尔电话局，截断了达鲁阿曼宫与外界的一切电话联系。在现代化的牢笼中，阿明与外界彻底隔绝。

苏联大使馆内，由塔别耶夫主持举行的盛大宴会正在进行。阿富汗政府的部长们、军队的高级将领们大多数都被邀请到这里。宴会主人频频劝酒，阿富汗人感到盛情难却，为苏阿友谊而开怀畅饮，不少人已被烈性的伏特加灌得昏昏沉沉。

时钟刚刚敲过7点，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喀布尔市的宁静，位于市中心广场附近的中央电信大楼燃起了熊熊大火，首都与外界的通信联络随即中断。几乎与此同时，喀布尔街头响起了夹杂在一起的坦克履带声、大炮轰鸣声和各种轻武器射击声。出席宴会的阿富汗政府军政要员们无不惊慌失措，倒是出席宴会的苏联客人一个个镇定自若，他们早已知道要发生什么。

阿富汗政府的军政要员们急忙拿起电话询问情况，但通信联络早已被切断。喀布尔电台中断了播音，片刻之后又恢复播送阿富汗的民族音乐，而电视信号中断以后没有再恢复。喀布尔市内到处漆黑一片，政府首脑机关、交通要道周围，到处是头戴皮帽的、说俄语的苏军士兵。喀布尔的战略要点未经激烈战斗就统统被苏军占领，市内的十字路口、大小广场、政府各部门办公楼、电视台、广播电台、桥梁、汽车站，无一不由苏军控制。

驻喀布尔的西方记者和外交官这才恍然大悟。早在几个月之前，美国《新闻周刊》驻莫斯科记者科尔曼曾有报道，他在苏联的土库曼共和国看到了令人不解的一幕——已是盛夏的土库曼首府阿什哈巴德大街上，有两种装束完全不同的苏军士兵：一种头戴钢盔、身着单衣，另一种头戴皮帽、身穿大衣。显然，后者是刚从寒冷的北方调来的。那时，估计没有多少人会料到，这是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前奏。科尔曼以记者所特有的敏锐政治眼光意识到，这是苏联军队在其南部边境集结的一个明显迹象。也许，除了定位于苏联领空上的美国军用侦察卫星之外，科尔曼是第一个察觉到苏军这次重要军事入侵行动的外国人。不过，当时那篇报道未能引起注意，现在来看，更是晚了。

人在达鲁阿曼宫的阿明听到喀布尔市区的枪炮声后，立即感到情况不妙。他想给武装部队下命令，但由于电话线已被切断，只好派身边的两名保镖前往国防部传达命令。两名保镖刚刚离开，阿明的秘书便接到了来自苏联大使馆的电话——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帕普京将军要求会见。阿明意识到，这又是来劝他辞职的。

8时许，帕普京带4名警卫人员来到达鲁阿曼宫。宾主刚一坐定，双方便唇枪舌剑开始了论战。帕普京指责阿明上台以后投靠帝国主义，背叛苏维埃与社会主义阵营，要求阿明立即发表声明辞职。他表示，自己的任务是负责说服或强迫阿明做两件事：一是主动要求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二是把权力顺利地交给卡尔迈勒。阿明不甘示弱，针锋相对进行还击。最后，阿明对帕普京下了逐客令。帕普京拍案而起，带着他的警卫人员离开了会客室。帕普京刚走出门口不远，埋伏在四周的阿明保镖从背后向帕普京和他的警卫人员开了火；维克多·帕普京中将全身多处中弹，当场死亡，达鲁阿曼宫的院子里留下了5具苏联军官的尸体。本想抓帕普京作为人质的阿明，这时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最后资本。

一支苏军特种部队已经在逼近达鲁阿曼宫。

这是苏军的入侵计划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按照苏军的计划，这是一次典型的以合成化、强战力、小规模地面部队消灭敌对集团首脑节点的特种作战，目标是将敌方首脑集团一网打尽，瘫痪阿富汗全部作战体系。按照作战指示，决不能放过哈菲祖拉·阿明。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是属于克格勃系统的“阿尔法”和“信号旗”快速反应部队完成了这次突袭行动，它们在当时的名称是“雷霆”和“天顶”。其实，真正作为主攻部队的是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俄文缩写GRU，中文简称“格鲁乌”）下属特种部队，曾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科列斯尼克少将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官。

1979年5月2日，苏军总参侦察总局局长彼得·伊万诺维奇·伊瓦舒京大将把科列斯尼克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命令科列斯尼克组建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科列斯尼克已经在格鲁乌工作两年多了，担任特种侦察副局长职务，上校军衔。此前科列斯尼克一直在苏联中亚军区服役，调离前担任该军区第15特种兵旅旅长。

第154特种兵分队基本上是一个营的建制，兵员总额在520人左右，下设4个连和4个独立排，分别是1个步兵战车连、2个装甲运输车连、1个混成连（包括火箭筒排、火焰喷射器排和工兵排），通信排、自行火炮排、汽车排和后勤保障排。尽管没有人告诉科列斯尼克组建这个分队的目的，但是从人员编制和武器装备来看，科列斯尼克能猜出这个独立分队将接受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最令人费解的是，侦察总局对该分队人员的民族成分有特别要求，只能挑选乌孜别克族、土库曼族和塔吉克族的官兵。人员选拔制度非常严格，士兵必须要求已服役时间在1年至1年半期间，必须训练使用特种兵装备，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必须是一流的。

总局允许科列斯尼克在苏联的两个亚洲军区（即中亚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所有摩托化步兵和坦克兵部队里挑选人员。一个半月后，分队组建完毕，每个连里都配备了军事外语学院的实习学员。直到后来科列斯尼克才明白，原来这三个民族的主要居住地都与阿富汗接壤，其中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会说阿富汗的普什图语。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由此得到了一个绰号——“穆斯林营”，分队指挥官由贝洛诺夫上校担任。

1979年11月19日至20日，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全体队员和装备物资搭乘安-12和安-22运输机进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北部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随后，分队开始在巴格拉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适应性训练。训练中，特种兵们常身着阿富汗政府军制服，左臂捆绑白绷带作为识别标志。部队安置好后，科列斯尼克返回莫斯科。临行前，科列斯尼克向全体队员传达了上级命令：他们将在指定的时间内进入喀布尔，抓住或击毙阿明。

1979年12月13日，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根据命令要求进入喀布尔，任务是加强对阿明的“警卫”工作。一周前，苏联曾通知阿明，称“将对他加大支援，并将于近日派遣一支极富山地作战经验的部队到阿富汗来保证阿明与巴基斯坦之间冲突时的优势”。

16日，科列斯尼克乘飞机前往阿富汗。在飞机上他遇到了和自己肩负同样任务的德罗兹多夫将军和科兹洛夫海军中校，他们将分别指挥克格勃的“雷鸣”和“顶点”特种部队。来到喀布尔后，科列斯尼克先拜见了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武官穆罕默多夫将军，他向科列斯尼克介绍了一下喀布尔的局势，并对他们的“警卫”工作进行了安排。

阿明目前的住所达鲁阿曼宫共有三层警卫部队，最里面一层是阿明的私人警卫连，第二层是苏军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第三层是阿富汗警卫旅。18日，科列斯尼克拜见了阿富汗警卫旅的旅长占达特少校。随后，他们开始就阿明的警卫工作交换了意见。占达特少校毫无防备地向科列斯尼克介绍了达鲁阿曼宫的一些情况，还陪科列斯尼克一起在达鲁阿曼宫周围转了一圈。科列斯尼克没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阿富汗警卫旅的兵力部署情况。

18日晚，科列斯尼克在驻地设宴款待阿富汗警卫旅军官，为的是和阿富汗人“搞好关系”。阿富汗警卫旅共来了15名高级军官。很快，苏联人的伏特加就发挥了作用。警卫旅的一名军官在酒精的作用下，情绪高涨，毫无保留地向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讲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他们是如何用枕头闷死阿富汗前总统塔拉基的。克里姆林宫马上收到了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上报的关于塔拉基遇害的真相。当时苏联领导人并不知道塔拉基已经死了，而阿明在与苏联的交涉过程中，一直在欺骗苏联，他还将保证塔拉基的人身安全作为谈判王牌。苏联领导人在获得这一情报后，更坚定了要清除阿明的决心。

克里姆林宫收到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情报后的第二天，科列斯尼克被召到苏联大使馆。在这里他见到了克格勃总顾问伊万诺夫中将，伊万诺夫中将和使馆参赞穆罕默多夫上将一起向科列斯尼克传达了克里姆林宫要推翻阿明政府的命令。根据他们的计划，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要派出5个排分别占领机场、总参谋部和通信枢纽部等军事政要地，随后，再用1个连和2个排的兵力攻占达鲁阿曼宫。克格勃的“雷霆”和“天顶”两支特种部队也将各有30名士兵参加此次突袭行动。他们分别由德罗兹多夫将军和科兹洛夫海军中校指挥，将搭乘BMD-1步兵战车和BTR70装甲车投入战斗。

达鲁阿曼宫位于喀布尔南郊约30公里，由钢筋水泥构成，整体呈圆柱形，有4个大门，仅宫墙就有1米厚。宫殿建在比周围高出60米的山丘上，四周是平地，山丘上的五个边角上各修建了一座警卫楼，每座都部署有警卫力量。山丘也被休整成数层梯田的模样，要将车辆开上山顶，需要通过一条绕山一圈的环形公路。达鲁阿曼宫有4层高，总统阿明和其他重要人物住在二楼，底楼驻有警卫人员，三楼是随从人员和服务人员，四楼上布置有探照灯。

达鲁阿曼宫后面隐藏了3辆苏制T-54坦克，可以随时向四周开阔地射击。阿富汗警卫旅的3个警卫营约2000人驻扎在达鲁阿曼宫外围的营房里。外围还部署了1个防空团，装备有12门100毫米高射炮、16部防空导弹发射架以及许多14.5毫米口径高射机枪。喀布尔市郊甚至还有阿富汗政府军的2个坦克旅和机械化步兵营能为阿明的警卫旅提供支援。达鲁阿曼宫围墙内的防御力量是阿明的私人警卫连300人，其中200人驻扎在五个警卫楼，宫内约有100人。他们的军服不同于其他阿富汗政府军士兵，一律配发装饰有白色带的帽子、白色腰带和白色枪套，装备精良，战斗力不可小觑。

从人数上比较，除2个坦克旅外，阿富汗政府军就有约3000人，而苏军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只有520人。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必须用自己的3个连对付警卫旅的3个营，所以攻占达鲁阿曼宫的兵力只剩下1个连了。为此，科列斯尼克向将军们要求提供增援。伊万诺夫和穆罕默多夫将军让科列斯尼克回去等两个小时，可是科列斯尼克整整等了18个小时。再次来到使馆，穆罕默多夫将军任命科列斯尼克为清除阿明行动的总指挥，然后把他带到使馆的机要室，拨通了苏军总参谋部的电话。

电话里，科列斯尼克详细地向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汇报了达鲁阿曼宫的警卫情况和地理优势，以及敌我兵力对比状况，并申请增援一个空降连和一个反坦克导弹排。奥加尔科夫将军认真听完汇报，对科列斯尼克的作战计划表示赞同，决定立即给科列斯尼克增派援兵。于是，突袭开始前苏军第345近卫空降团一个连也将被调配来支援行动。

1979年12月27日晚，就在阿明的警卫射杀帕普京中将时，突袭阿明的战斗打响。苏军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分别向达鲁阿曼宫、阿富汗内政部和喀布尔广播电台进发。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指挥官贝洛诺夫上校亲自率部逼向达鲁阿曼宫。

突袭行动开始时，由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副营长萨哈托夫率领着12名队员已经乘坐“嘎斯”汽车提前5分钟出发了。当他们经过阿富汗警卫旅第3营驻地时，这里已经拉响了警报；所有阿富汗士兵携带枪支弹药在营房前戒备，营长和其他指挥官就站在队伍前面，禁止苏联人进入他们原来直接布防的第二层防御圈。萨哈托夫当机立断，命令汽车全速冲向阿富汗军队的指挥官。眨眼之间，第3营的指挥官就被碾在了“嘎斯”的车轮下。萨哈托夫和队员跳下车，占据有利地形，开始向阿富汗警卫旅第3营射击。失去指挥官的阿富汗士兵变成了一堆拥挤的人群，在2挺机枪和8支冲锋枪的射击下，200多名阿富汗士兵顷刻间全被消灭。随后，萨哈托夫又成功抢夺了达鲁阿曼宫后面的T-54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