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1.政治的悲剧</h2>
成功获得独立后，阿马努拉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阿富汗对英俄两国始终怀有戒心，阿马努拉大力发展与在本地区没有殖民传统的德国、意大利及土耳其、伊朗等伊斯兰邻国的关系。阿马努拉从土耳其聘请了军事顾问来为阿富汗训练军队，又与伊朗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阿富汗、土耳其、伊朗三国从此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
在改革派人物马赫迈德·塔尔齐等人的辅佐下，阿马努拉开始推行全方位的国家改革。一位曾访问过阿马努拉的印度人说：“他（阿马努拉国王）与一个出版《锡拉吉-乌尔-亚喀巴》（意即《新闻之光》或《新闻火炬》）的新闻工作者、一个举世无双的人物马赫迈德·塔尔齐的女儿结了婚。塔尔齐对创建现代阿富汗建树极大。他曾多年居住国外，年轻的国王受这位岳父的巨大影响。开创现代化的阿富汗的功劳部分地归之于这位马赫迈德·贝格·塔尔齐。”当初哈比布拉被暗杀后，马赫迈德·塔尔齐第一次见到阿马努拉时，两人拥抱在一起，塔尔齐对阿马努拉说：“不要哭泣，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在他的鼓舞下，阿马努拉夺取了王位。现在又是经由他的辅佐，阿马努拉推行起全面的改革。
阿马努拉颁布阿富汗王国宪法，宣布阿富汗王国改政体为君主立宪制，下令所有识字的阿富汗人投票选举产生第一届阿富汗国民议会。国民议会设立立法会议，由国民议会投票选出的150名议员组成，每年在喀布尔开会八个月。上下两院的阿富汗王国议会自此而来。阿马努拉广泛改革司法和经济制度，大建工厂，以阿富汗尼取代卢比成为新的国家货币。他广建学校，力图以世俗教育代替宗教教育，兴办报纸、电影院、剧院和博物馆等文化事业，开始采用公历，规定在会计和医生处方中使用阿拉伯数字，要求阿富汗王国政府官员一律穿西服戴礼帽，不得头戴传统的羊皮帽和头巾，将休息日从星期五改为星期日，星期五仍为宗教日。在欧洲人的观察下，阿富汗“正在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公路交通已经得到改造，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以及出类拔萃的学校，议会制最近也被采纳。在亚洲的中心，一个全新的国家正在形成中。”
改革的同时，阿马努拉趁十月革命后苏俄国内战争之机，出兵中亚，打算在中亚建立一个强大的伊斯兰国家。可惜，与所有积弱国家的民族主义领袖一样，他犯了一个错误——太想在一夜之间把国家变得富强。尤其是建立区域性伊斯兰大国的梦想，毫无悬念会激怒北方强邻，招致未来的报复。更不用说他的改革措施在阿富汗国内得不到广泛支持。由土耳其顾问为阿马努拉草拟的行政法规，被毛拉们宣布为非法；阿富汗百姓见到喀布尔城里的外国顾问、医生和工程师就感到气愤；阿富汗军队不受重视，军饷不足，中级以上军官普遍从在欧洲和喀布尔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阿富汗青年中提拔，招致老派军官不满，军心不稳。1924年，这一度激起了霍斯特“瘸子毛拉”阿卜杜拉领导的叛乱。阿富汗军队历时一年才平定叛乱，阿马努拉改革的决心却始终没有动摇。
1927年12月至1928年7月，阿马努拉国王夫妇出访了印度、埃及、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瑞士、德国、英国、波兰、苏联、土耳其和伊朗共十二个国家。在印度，他特意发表演说，竭力敦促宗教界要宽大容忍，特别警告自己的穆斯林听众不要被“那些无知的毛拉”引入歧途。欧洲各国在阿马努拉国王来访时，纷纷出动飞机为他护航，邀请他参观阅兵，授予他勋章。尤其在英国，阿马努拉受到英国皇室成员的欢迎，拜谒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纪念塔和无名英雄墓。然后，这位阿富汗国王陛下观看了英国皇家空军的表演，在卢尔沃斯观看了英军坦克演习，还访问了伍尔威治的兵工厂和康伯利的皇家军事学院。在朴茨茅斯，阿马努拉登上英国皇家海军“胜利”号和“虎”号军舰参观，又乘坐一艘悬挂阿富汗国旗的潜艇出海。王后和随从们则乘坐另一艘军舰驶出港口。突然，潜艇在王后面前沉入海底，让她深感震惊。直至她接到阿马努拉国王发来的电报才如释重负：“我在海底向您致以最良好的祝愿。”阿马努拉被邀请向靶船发射两枚鱼雷。他亲自按下发射按钮，随后接到信号说两发皆命中，一时无比高兴。他还访问了英国皇家海军，观看了驱逐舰、潜艇和飞机的各种表演。
在苏联，阿马努拉国王受到了加里宁的欢迎，观看了苏联红军的各兵种合同演习。加里宁还赠送他2辆苏联产的拖拉机作为礼物。在土耳其飞机、军舰的护航下，阿马努拉到达伊斯坦布尔，检阅了土耳其军队仪仗队和约50名在土耳其军事学院深造的阿富汗青年军官。土耳其领导人凯末尔设宴款待阿马努拉国王时，提到了阿富汗和土耳其两国人民的共同起源以及争取独立的光荣斗争，还赞扬阿马努拉国王所从事的改革工作。阿马努拉致答谢词时表达了自己对土耳其的敬慕心情，并宣称：“我们两个姊妹国家都有着相同的政策和相同的义务。阿富汗准备履行这些义务。”
欧洲国家发达的文明，世俗化后的伊斯兰国家快速的发展，都给阿马努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连续五天发表演讲，详述了自己访问的经过，提出了阿富汗未来应采取的政策纲要。演说完毕时，阿马努拉国王同自己的臣民代表：一个士兵、一个官员、一个平民和一个学生亲切拥抱。他决心当阿富汗的凯末尔，从而与毛拉们矛盾重重。苏利亚王后（马赫迈德·塔尔齐的女儿）在欧洲未戴面纱出现于社交场合的照片，在阿富汗国内引起轩然大波，王后受到毛拉们最不利的批评。她回国后又不戴面纱出席了宴会，更是火上浇油。阿马努拉刚回喀布尔不久，就有一个毛拉的代表团在等候他，抗议王后和贵妇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戴面纱。阿马努拉在答复中指出，阿富汗农村本来就没有妇女戴面纱。毛拉们说，贫苦的农妇们要干活，怎么能戴面纱。阿马努拉接着回答说，等到农妇们戴上了面纱，那时王后在公众面前也会把脸蒙起来的。毛拉们听了，气急败坏地离开。不久又有人散布谣言，说国王计划从欧洲买机器用死尸制造肥皂。阿富汗全国纷纷传言：“国王已经背叛了安拉和伊斯兰教！”
阿马努拉国王不顾一切障碍，以激情和勇气继续强力推进自己的改革。1928年9月，他将阿富汗军队的强制服役期限由两年增至三年，取消所有免役权，此外下令在全国征收附加税，要求每个成年男子缴纳5阿富汗尼，每个官员缴纳一个月的薪金，用来向外国购买武器。他坚称一夫多妻制是腐化的主要原因，任何政府官员如娶第二个妻子就必须辞职。他甚至还在1928年11月颁布命令，要求喀布尔居民和到首都访问的阿富汗人都必须穿全套西装。这个略有些荒诞的敕令颁布后，有人索性就沿路搭棚摆摊，向去喀布尔的乡下人出租西装。据说阿马努拉还亲自扯掉阿富汗人头上的缠头，这些人虽身穿西装，仍舍不得扔掉他们心爱的头饰。马赫迈德·塔尔齐忧心忡忡道：“阿马努拉修建了一座漂亮但是没有基础的纪念碑，抽掉一块砖它就会倒塌。”
1928年11月，灾难果然降临。阿富汗东部楠格哈尔省的辛瓦里普什图部落开始了叛乱，烧毁了贾拉拉巴德的王宫和英国领事馆，提出了废黜国王的要求。附近部族纷起响应，阿富汗军队主力调往东部，首都喀布尔只剩了少量国王禁卫军和军校学生。来自北方的枭雄哈比布拉趁机率军奔袭喀布尔。哈比布拉是塔吉克人，人称巴洽·沙库，意即“挑水夫之子”，因其父为挑水夫而得名。他年轻时即远走他乡到白沙瓦谋生，因为偷窃坐过牢，在阿富汗军队中当过三年兵，1924年霍斯特叛乱时携枪出逃，靠拦路抢劫和勒索商队渐成气候。他一路奔袭喀布尔，不断有阿富汗正规军倒戈加入，喀布尔的大门向入侵者敞开。1929年1月13日夜，哈比布拉率部偷袭成功。阿马努拉国王眼见军队背叛了自己，宣称“完全出于自愿”，逊位于长兄伊纳雅图拉，与大臣们乘车逃往坎大哈。伊纳雅图拉困守喀布尔内城，身边只有一些家仆，倒戈投到哈比布拉旗下的阿富汗炮兵开炮轰击城堡。伊纳雅图拉无路可走，只得跟叛军谈判，于18日乘英国飞机前往白沙瓦。阿马努拉国王十年的统治就此终结，惨淡经营多年的改革遂告夭折。
攻占喀布尔后，哈比布拉自封为“埃米尔·哈比布拉·汗·加齐”，一面废除阿马努拉的改革措施，一面大肆搜捕前王朝官员和富商巨贾，榨取钱财扩充军队，喀布尔城内一片恐怖气氛。普什图人无法容忍一个塔吉克人的政权，苏联等国也不肯承认哈比布拉（苏联坚信英国是叛军的幕后支持者）。阿马努拉在坎大哈组织起一支军队，反攻喀布尔，却在加兹尼被忠于哈比布拉的部族武装打得大败。这位心灰意冷的前国王携家人前往印度，之后到意大利开始了流亡生活。他终生未能再返回阿富汗，1960年逝世于瑞士苏黎世，后归葬贾拉拉巴德；马赫迈德·塔尔齐则流亡土耳其，于1933年病逝，被埋葬在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座小山上。
彼时在法国尚有一位重要人物注视着阿富汗局势的一举一动。他就是阿富汗王族成员、第三次英阿战争中的英雄、前国防大臣和阿富汗军队总司令穆罕默德·纳迪尔。1924年纳迪尔被外派法国担任大使，后因患肋膜炎退居法国尼斯养病。他让人用担架将自己抬上一艘邮轮，辗转回到了阿富汗。纳迪尔召集起第三次英阿战争中曾与自己并肩作战的胞弟哈希姆、瓦里和马赫迈德，组织部落武装，展开反攻，两次进攻喀布尔均失败。1929年10月10日，瓦里率军经过三天的激战，终于收复喀布尔——瓦里从此被称作“喀布尔的征服者”。纳迪尔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喀布尔，受到喀布尔百姓的热烈欢迎。喀布尔百姓和部族武装敦促纳迪尔接受阿富汗王位，被纳迪尔拒绝；部族武装大声叫嚷说，如果他拒绝，他们就散伙回家，这才扭转了局面。纳迪尔从此登上了阿富汗王位。
纳迪尔乘胜追击，在库希斯坦的旷野活捉了哈比布拉。11月3日，一代枭雄哈比布拉与他的17名部下被行刑队处以枪决，阿富汗恢复了和平。据说在场的每一名部族战士都朝哈比布拉的尸体开了一枪，以后人人可以吹嘘：“我也帮着杀了这个‘挑水夫之子’。”
1929年的内战为时不长，但给阿富汗带来严重的后果。彼时的历史学家写道：“贸易和农业破坏严重，人民半饥半病，许多人衣不蔽体，四处乞食，村庄被遗弃，房屋遭焚毁，数以千计的人流离失所。”学校关闭了，国家没有军队和警察，国库空无一文，叛乱与平叛中崛起的宗教和部族势力不允许阿马努拉式的改革重新登场，决心以武力粉碎任何类似企图。相反，有识之士则欢迎纳迪尔，希望他恢复业已中断的改革。
纳迪尔拥有和前任国王一样的改革之心，只是少了几分不切实际的锋芒。他清楚了解国内的政治现状，主张以渐进的方式建立现代阿富汗。1930年9月召开的阿富汗大国民议会确认了纳迪尔的国王地位，由此建立了阿富汗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即穆沙希班王朝。由于一脉相承的传统，历史上一般将巴拉克宰和穆沙希班这两个王朝归为一个王朝统称。出使西方的经验给纳迪尔国王带来了开阔的眼界，这在国民绝大多数是文盲的阿富汗无疑拥有很大的优势。如此，他的现代化改革效果明显。
1931年，纳迪尔国王主持制订并颁布了著名的阿富汗1931年宪法，确立了现代阿富汗的国家体制。1931宪法参照了1923年的阿马努拉宪法及土耳其、伊朗和法国等国的宪法。新宪法规定，阿富汗的官方宗教是哈乃菲教法学派，阿富汗国王必须是哈乃菲派穆斯林。王位永远属于纳迪尔家族，国王有权任免宰相、大臣和其他官员，拥有宣战、缔和之权，紧急情况下可以直接颁布法令。首相对国王负责，地方政府从属于国王和内阁，首相组织内阁时必须得到国王批准。于是，纳迪尔任命瓦里为首相，任命马赫迈德为国防大臣。宪法规定了阿富汗的两院制议会，上院即国民议会，有立法创始、审议权和质询权，议员由民选产生。下院权限同上院，议员由国王任命。立法须经两院批准，然后由国王签字。作为阿富汗特有的政治机构，大国民议会在危急时刻召集，决定有关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它拥有高于宪法的权力，成员来源广泛。这部宪法塑造出一个现代阿富汗的框架，成为阿富汗近现代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颁布新宪法的同时，纳迪尔加紧粉碎国内的反对势力，主要是不满普什图人统治的其他民族反叛和一些普什图部族的对抗。到1931年底，全国叛乱均为国防大臣马赫迈德平定。1932年11月27日，纳迪尔国王发布著名的《十点政策宣言》，阐释了自己的施政原则。他提出，阿富汗政府须建立在伊斯兰法律原则的基础上，严格禁止酒精饮料，建立军事学校和近代化兵工厂，维持阿马努拉国王同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修复电报电话线路、改建道路、征收拖欠的税款、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公共教育、改组大国民议会，等等。纳迪尔渐渐显示出不同于阿马努拉的外交风格。他疏远了与苏联的关系，但仍设法与苏联签订了新的中立条约和互不侵犯条约。反之，阿富汗与英国的关系大有改善。纳迪尔在位期间接受的唯一外国援助，就是1931年英国提供的1万支步枪和18万英镑现金。
此举遭到阿马努拉国王时期大臣贵族们的反对。他们指责“英国已悄悄侵入了阿富汗”，主张阿马努拉回国复位。亲阿马努拉派中实力最强大的，当属贵族豪门恰希家族。纳迪尔国王遂将恰希家族的两个重要人物，阿富汗驻苏联大使古朗姆·纳比和他的兄弟、阿富汗驻德国大使古朗姆·萨迪克先后召回国。1932年11月8日，古朗姆·纳比回国不久，遭指控牵涉进企图让阿马努拉回国复位的叛乱阴谋。纳迪尔国王当面斥责纳比谋反，将此案草草结案，纳比被处以死刑。结果王室与亲阿马努拉派之间的关系演变成一场暴力连锁冲突。1933年6月，一个号称抗议英国控制阿富汗边境部族的阿富汗留学生，在柏林刺杀了纳迪尔国王的长兄、阿富汗新任驻德国大使穆罕默德·阿齐兹。阿富汗政府随即枪决了一批被认为与此有关的在押犯人。1933年9月，一名阿富汗中学教师闯入驻喀布尔的英国使馆，企图刺杀英国公使。刺客被捕后供认，自己希望能杀死英国公使，迫使英国再度武装干涉阿富汗。又一批犯人被阿富汗政府处决，据信这摧毁了阿马努拉在阿富汗国内的最后一批主要支持者。然而这远不是暴力的结束，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1933年11月8日，在王宫庭院里为学生授奖的仪式上，纳迪尔国王正停下来为一个学生祝贺新婚，坐在紧后面座位上的刺客猛然把那个学生推到一边，向国王开了枪。刺客是古朗姆·纳比16岁的儿子，他特意选在父亲一周年忌日这天实施复仇行动；他成功了，纳迪尔国王当场中弹身亡。事发后数小时，惊魂未定的纳迪尔国王独子穆罕默德·查希尔就被推上了阿富汗国王的宝座。查希尔年仅19岁，此后二十年权力实际执掌在先后担任首相的两位王叔，哈希姆和马赫迈德手里。
1933年到1946年，是哈希姆任首相的时期。他以“第三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风云。阿富汗努力与英国、苏联等国保持正常关系，还于1934年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轴心国看重阿富汗的重要战略位置，不断在阿富汗拓展势力。德国设法参与阿富汗境内各种水电站、工厂和道路建设，还从事地质勘探；1936年，阿富汗曲棍球队和体育官员参加了柏林奥运会，成为希特勒的座上宾。德国不断渲染阿富汗人是雅利安人的后代，希望在两个民族间架起一座精神之桥。德国和意大利间谍渗透到阿富汗与印度的边境地区，煽动当地部族的反英情绪；来自远东的日本人也不甘落后，在喀布尔开设贸易公司，协助参与赫尔曼德河水利工程，还接收了一批阿富汗留学生。直到20世纪80年代，有几位阿富汗政府高官依然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常令世人大为惊奇。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富汗宣布中立，坚决希望与同盟国保持友好关系。阿富汗同时驱逐了来自同盟国和轴心国的非外交人员，避免了英苏对阿富汗的潜在借口。
这十多年间，阿富汗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阿富汗大量经营紫羔羊皮出口，确立了自己在世界紫羔羊皮市场上的重要地位。1934年，阿富汗国内第一家银行——国民银行成立；1935年，阿富汗政府首次发行纸币，银行也成立了专营紫羔羊皮、棉花和羊毛出口的公司。放任主义的自由经济被视为这一时期阿富汗经济的特征，阿富汗似乎一步步迈向现代。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富汗经济明显恶化。1946年阿富汗农业歉收，导致了历史上第一次进口粮食。物价暴涨，失业增加，激进的阿富汗知识分子甚至提出了结束王权、建立民主的要求。一潭死水的山国出现了新的洪流。
1946年5月，走投无路的哈希姆被迫宣布辞职，以“自由亲王”之名著称的王叔马赫迈德接任首相职位。“自由亲王”采取了制定七年经济发展计划的方式重振阿富汗经济。可惜，通货膨胀虽得以缓解，紫羔羊皮价格下跌带来的外贸问题却始终无法解决。20世纪50年代初，七年计划终宣告破产。政治上，“自由亲王”进行了大胆的“自由主义议会实验”。1949年初，阿富汗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自由的议会选举，大批自由派人士进入国会。他们在议会中就王国预算、官员腐败和美国贷款等问题向政府提出尖锐质询，经电台直播，影响巨大。1947年创建的喀布尔大学也成立了学生会，提出了新闻自由的问题。1951年，阿富汗政府通过新的出版规定，允许发行私人报刊，取消新闻检查。多家私人报刊随即出现，围绕这些报刊形成了祖国党、觉醒青年党和人民党三大政党。民主运动高涨，阿富汗政府渐渐难以控制。喀布尔大学学生会被取缔，各私人报刊相继被封闭。1952年4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自由派人士无一当选。反对派遂在喀布尔组织了阿富汗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抗议示威，结果数十名参加者被捕。阿富汗的第一次“自由主义议会实验”以失败而告终。
外交方面，战后中亚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47年印巴分治，宣告了英国在印度次大陆长达两个世纪殖民统治的结束，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诞生。作为战前“第三国外交”的延续，阿富汗想方设法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希望用美国来填补英国撤出后的真空。1948年，阿美关系升格为大使级，阿富汗在美国设立大使馆。不过，彼时美国对阿富汗兴趣不大，拒绝提供军事援助。在美国看来，在该地区须倚重的遏制苏联力量的主要国家是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而不是与苏联有着漫长边境线、与巴基斯坦存在边界纠纷且防御力量薄弱的阿富汗。所以，美国无意过多卷入阿富汗事务。
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边界纠纷，就是“杜兰徳线”留下的普什图斯坦问题。从30年代开始，普什图斯坦的民族主义运动就与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同步。英国宣布印巴分治方案后，阿富汗要求允许印度斯坦西北边境诸省区（包括普什图斯坦）在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的公投选择之外，有加入阿富汗或独立的选择，遭到英属印度当局拒绝。1947年的公投遭到许多普什图人的抵制，投票结果是大多数人支持加入巴基斯坦，该结果阿富汗表示不予承认。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关系迅速恶化，边境冲突和宣传战不断，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商品过境实施禁运；两国各自召回驻对方大使，美国从中调解但毫无结果。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恶化，与苏联的关系却开始复苏。两国签署贸易协定，苏联允许阿富汗商品经本国领土国境，还协助阿富汗进行国内工程建设。
阿富汗王国高层的权力斗争依然激烈。1953年9月，查希尔国王的堂兄，中央军团司令穆罕默德·达乌德亲王连同其他王室成员发动政变，逼马赫迈德亲王辞职。9月20日，查希尔国王正式任命达乌德为阿富汗王国首相。从1953年9月到1963年3月，达乌德一直任阿富汗首相，成为阿富汗内外政策的决策者和实际实施者。这个时期，在阿富汗当代史上被称为“达乌德的十年”。
达乌德的父亲是1933年遇刺的阿富汗驻德国大使穆罕默德·阿齐兹。达乌德早年留学法国，后进入喀布尔军事学院学习，与自己的堂弟穆罕默德·查希尔同窗。他们在家里又常一起听叔父哈希姆讲述阿富汗的历史与政治现实状况。达乌德后来历任南方数省的省长兼驻军司令，获上将军衔。他曾是马赫迈德内阁中的内政和国防大臣，因政见不合而辞职，是王室中有名的少壮派。达乌德一方面竭力维护传统的中立外交政策，并用“巴·塔拉非（普什图语中“不偏不倚”之意）政策”来加以命名。他在1955年一次答记者问时说：“中立的定义不言自明，阿富汗不想跟随任何军事集团。”
另一方面，达乌德却大力引进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执政的10年里，达乌德曾4次访问苏联和去苏联治病，两次邀请赫鲁晓夫访问阿富汗，还主持成立了“苏阿友好协会”。从1956年8月开始，阿富汗从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获得了T-34坦克、米格-17战斗机等武器装备。苏联协助修建和扩建了马扎里沙里夫、信丹德和巴格拉姆附近的空军基地，军事教官和顾问更是源源进入阿富汗。美国国务院顿感阿富汗在“走向共产主义”，一位驻喀布尔的美国外交官曾颇粗暴地对达乌德说，阿富汗“将在几年内跌进共产主义的阴沟”。因为跟苏联走得太近，达乌德获得了一个绰号——“红色亲王”。
其实达乌德很精明，他是用这种方式“刺激”美国援助的增加。鉴于越南局势的发展，美国不武装阿富汗这样小国的理由也不复存在。于是，阿富汗同时从美苏两国获取援助，一时成为两个超级大国竞争的舞台。美国驻阿富汗大使亨利·拜罗德言道，阿富汗乃是“经济上的朝鲜”，即大量获取苏联援助的国家，美苏两国经济冷战的热点地区。
在经济政策方面，达乌德大受苏联计划经济影响，制定五年计划，以国家主义推动阿富汗经济发展。达乌德打算继续当年阿马努拉国王失败的社会改革。他鼓励妇女去掉面纱，创办男女合校，实行男女在政治、职业和社会地位方面平等。1959年8月25日，在阿富汗独立节的庆祝会上，达乌德和他的副首相、王族成员、高级军官的妻子、女儿们出现在观礼台上。这些妇女都没有戴面纱。这个破例的行动使喀布尔市民大为吃惊。他任命妇女做播音员，派阿富汗妇女代表团出席亚洲妇女大会，派一名妇女参加联合国的阿富汗代表团。征得家长同意后，达乌德让40个六年级女学生进入陶瓷厂和男工一起劳动。他为妇女在医学、理工、法律、语言等各类学校学习创造条件，还让她们去国外受高等教育。达乌德说：“世上无难事，只要努力，总会取得成绩。”
达乌德的十年中，最大的外交危机仍然来自“杜兰德线”和普什图斯坦问题。1955年，巴基斯坦政府把西部诸省区（包括普什图斯坦）合并为一个省，即所谓“一体化计划”；达乌德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巴基斯坦认为这是阿富汗干涉本国的内政，反应强烈。双方互相指责，发展到兵戎相见，边境冲突再度爆发。埃及、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国都曾出面调解，但未能解决两国边界纠纷。1961年，两国宣布断交。从1961年到1963年，达乌德主动宣布封锁两国边界。阿富汗是内陆国家，对外贸易多半要依靠巴基斯坦的港口运转。边境封锁让阿富汗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从而引起国内不满。更重要的是，查希尔国王已经长大，对自己堂兄的施政愈发担心。
穆罕默德·查希尔是阿富汗的末代国王。少年的查希尔曾在喀布尔上中学，1924年随父去法国，在巴黎读书。留学期间，他迷上了西方文学和古罗马历史，一心想当一位研究文化和历史的学者。他尤其酷爱法国文学，还喜欢打猎、绘画、摄影等。然而，历史过早地将国家的重担放到了他的肩膀上。1930年，他回国修习伊斯兰教教义并在军事学院学习。1931年，他从喀布尔步兵军官学校毕业，同年与霍梅拉王后结婚。1932年，年仅18岁的查希尔被父王任命为国防副大臣，后来又担任过代理国防大臣和代理教育大臣。1933年11月8日他因父王遇刺而接过王位时，年仅19岁。在法国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随同父王巡视阿富汗国土时的切身感受，使查希尔自感了解应该如何治理这个王国。他无法接受堂兄达乌德的治国方式。
1963年，查希尔和达乌德的君臣不和明朗化了。达乌德是一个专断独裁、不容异议的家长式人物，他发展个人权势使查希尔深怀疑惧。他们两人在政见上的分歧发展到政治上的决裂。查希尔不同意达乌德的对外政策，反对达乌德同巴基斯坦搞僵。1963年，查希尔趁阿富汗同巴基斯坦断交之机，将达乌德赶下台。查希尔国王用“王室成员不得参政”的修改宪法条款，迫使达乌德辞职。辞职后，达乌德发表了《告国人书》，“向普什图斯坦的同胞们致以最诚挚的同情”，“希望普什图人民胜利地实现他们神圣的民族愿望”。
查希尔国王亲掌政权的时代，正是冷战形势错综复杂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希望减少对苏联的依赖，加强与美国的关系。1963年9月，国王夫妇首次出访美国，受到隆重接待，随后美国副总统、国务卿相继访问阿富汗。然而，由于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国际形势不利，美国对阿富汗的援助持续下降。相反，阿富汗与苏联的关系持续紧密，难以分离。1963年10月，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来访。会谈中，苏联与阿富汗双方均表示，“满意两国间现存的、基于互敬互信的关系”，并宣称“决不允许对苏阿友谊睦邻关系的任何破坏”。苏联也对阿富汗的普什图斯坦政策表示“理解”。1965年8月，查希尔国王访问苏联，两国将阿苏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再延长十年；苏联继续向阿富汗提供各种援助，阿富汗则努力试图与苏联保持距离，坚持“巴·塔拉非政策”。查希尔国王努力与美苏之外的世界发展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55年1月，阿富汗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60年8月，阿富汗与中国签署了《中阿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3年11月，两国在北京签订了边界条约。1964年10月，查希尔国王和霍梅拉王后访问中国；这次访问中，查希尔国王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银錾花嵌蓝宝石四足椭圆盒，在中国被保存至今。应该说，查希尔国王可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1963年以后，中国开始向阿富汗提供经济援助，并一跃成为主要援助国之一。
查希尔国王时代最重要的变化其实是在内政方面。查希尔国王一亲政，立即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制定了一部自由主义的新宪法。穆罕默德·优素福出任首相，同样是阿富汗历史上平民第一次出任首相一职。1964年10月，大国民会议通过新宪法，由国王签署生效。新宪法在维持国王最高权力的同时，强调三权分立，第一次授予妇女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规定实行直接的无记名投票，而且强化政教分离，未规定哈乃菲教派为国教，仅称以它指导宗教仪式，司法方面更规定在没有相关世俗法的情况下才实施伊斯兰法。这部宪法标志着阿富汗王国“新民主”的序幕正式拉开，阿富汗走入了由查希尔国王本人主导的“宪政十年”。
然而，“宪政十年”却是阿富汗政局长期动荡不宁的十年。从1963年到1973年的10年中，阿富汗王国更换了5届首相，平均两年发生一次内阁危机。达乌德似乎无声无息地蛰居了整整10年，实际上却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阿富汗政局动荡，并非来自传统的右翼保守宗教势力，而在于苏联操纵，以“共产党”革命面目出现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创建于1965年1月，该党纲领规定，党的任务是“为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为夺取政权，建立一个劳动人民的国家而奋斗。党的最终任务是在阿富汗社会的多民族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它的主要领导成员是前阿富汗官方巴赫塔通信社处长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阿富汗国民议会议员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和另一位阿富汗国民议会议员哈菲佐拉·阿明。
塔拉基是普什图人，生于加兹尼一个贫穷的农牧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就辍学。15岁的塔拉基到水果公司当差，但他勤奋上进，到喀布尔大学夜校学习，成绩优良。后来他成了公司驻印度孟买代办处职员，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结识了几名印度共产党党员，经常与他们探讨了社会正义和共产主义价值观。塔拉基回国后开始从事文学和新闻工作，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他进行小说和诗歌创作，撰写评论政治的文章，成为闻名全国的作家和诗人，在阿富汗青年和知识界中有广泛的影响。他的作品还被翻译成俄文。在苏联，他的作品被视为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被誉为“阿富汗的高尔基”。塔拉基后来去莫斯科大学进修，将阿富汗的贫穷落后归之于君主制。“卡尔迈勒”意即“劳工之友”，是巴布拉克的笔名。卡尔迈勒是塔吉克人，父亲是陆军上将，曾任阿富汗南部军区司令兼帕克蒂亚省和赫拉特省的省长，族谱可以追溯到克什米尔的印度教王公时代。他中学时就热衷于参加马克思主义学生团体的活动，就读于喀布尔大学时因杰出的演讲才能成为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1953年卡尔迈勒因参加反政府示威游行被捕入狱，1956年达乌德政府颁布大赦才获释出狱。1965年1月，两人在喀布尔共同创立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塔拉基和卡尔迈勒分别任总书记和中央书记。1965年8月的阿富汗议会选举中，卡尔迈勒当选国民议会议员。首相优素福再度受命组阁，遭到卡尔迈勒等激进派人士的强烈反对。10月24日，支持人民民主党的阿富汗学生占领了议会大厅，在首相官邸和议会附近游行；当天下午5时，阿富汗军队向游行学生开枪，造成伤亡。这天是阿富汗传统历法的8月3日，“八三事件”成为阿富汗政局走向沸腾的一个转折点。
仅仅两年，塔拉基与卡尔迈勒便分道扬镳。卡尔迈勒不认同塔拉基的地位，对后者的激进策略也表示不赞同。1967年，卡尔迈勒在阿富汗议会中公开称查希尔国王是“亚洲所有国王中最进步的一位”。为了对抗卡尔迈勒，塔拉基竭力拉拢党内的后起之秀哈菲佐拉·阿明。阿明属于普什图人吉尔扎伊部族，1929年出生于喀布尔附近的一个小职员家庭，自幼丧父，由哥哥抚养长大。他从小聪明好学，学业优良，早年就读于喀布尔大学，毕业从教，后来得到公费赴美留学的机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时，阿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回国后便在阿富汗学生中争取到一大批支持者。1962年，阿明又获奖学金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经济学。他被选为阿富汗留美学生联合会主席，由于参加政治活动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他回国后参加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与总书记塔拉基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成为塔拉基的得意门生和得力助手。
1967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终告分裂。党内分为两派——塔拉基、阿明的“人民派”和卡尔迈勒的“旗帜派”。卡尔迈勒的“旗帜派”自称“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全体劳动人民先锋队”，因创办《旗帜报》而得名“旗帜派”；塔拉基和追随者则把自己改称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工人阶级先锋队”，因出版《人民》周刊，他们在阿富汗以“人民派”著称。两派虽然在口头上都承认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纲领、目标、任务和党章，但实际上都拥有自己独立领导机构、机关刊物和成员。两派各自领导斗争，1968年到1969年阿富汗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学潮和工潮。20世纪70年代初阿富汗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社会脆弱不堪。埃特马迪首相一度提出“真主、祖国和国王”的口号，却根本无法改变国内四分五裂的现状；任何努力都无法挽救岌岌可危的君主制度了。作为阿富汗君主政权的最后支柱，军队受到最严密的控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阿富汗君主制的最后打击，正是来自军队。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冷战中正处于优势的苏联对阿富汗志在必得。早在1907年，沙皇政府就曾毫不掩饰地说——对俄罗斯，在中亚具有最大战略意义的不是阿富汗，而是伊朗和巴基斯坦。从彼得大帝的时代开始，俄国人的意图昭然若揭。他们要以阿富汗为跳板，直指伊朗和巴基斯坦，进而南下印度洋。继承了俄罗斯帝国的南下战略，苏联对阿富汗觊觎已久。苏联一直试图向南实施分阶段的推进，以实现在印度洋寻求暖水港和出海口，并切断欧洲和远东联系的战略。所以，控制阿富汗是苏联实现南下战略的关键步骤。对苏联来说，等待已久的机会已经到来。克里姆林宫方面看中了蛰居在家的“红色亲王”达乌德，准备让他出面主持新政府。而苏联打算借重的力量，正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
阿富汗是伊斯兰国家，教育民众、组织民众、发动革命是一项费力费时的工作，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是等不及的，他们要走一条捷径。塔拉基依据人民革命理论，提出了在封建的阿富汗社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依据。他认为——由于国内无产阶级人数太少，革命必须找到一条捷径，即先在军队的帮助下夺取政权，然后通过社会、经济措施来赢得民众的支持。简而言之，就是控制军队，发动军事政变夺权。无论是阿明还是卡尔迈勒，对此都是深表赞同。于是，“人民派”和“旗帜派”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都在阿富汗军队中发展党员，扩大组织。彼时查希尔国王提拔自己的女婿、中央军团司令兼宫廷侍卫长阿卜杜勒·瓦里；瓦里又大量任用亲信，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在阿富汗军队中引起强烈不满，倾向于“红色亲王”的人数不断增多。
1973年7月初，查希尔国王在瓦里的陪同下出国，赴意大利治病和休养，王储艾哈迈德摄政。艾哈迈德缺乏威信，难以驾驭阿富汗军队。达乌德和他的同谋者决心利用这一机会发动政变。参与政变的有穆斯塔加尼中将、海德尔中将和库马中将以及50名年轻军官。塔拉基亲自向达乌德表示，支持他的反国王行动，军中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员服从他的命令。瓦里获悉国内有政变阴谋，中途归国协助艾哈迈德主持国务。为人骄横的瓦里得到的却是内政部提供的假情报，未能采取有力措施。
7月16日晚，由谢里夫丁·奥马拉尼将军指挥的首都装甲师和伞兵部队，从距喀布尔50公里的哈尔卡沙夫基地向喀布尔秘密调动，理由是操练独立日军事检阅。由于傍晚时分，军事机构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已下班休息，戒备最为松懈。政变部队未遇到任何阻拦盘问，径直进入首都。到晚上10时，政变部队占据了喀布尔市内各交通要道，封锁了首都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包围了电台、各政府大楼和王宫。
17日凌晨2时，政变部队开始行动，首先逮捕阿富汗军队总司令部的负责人、喀布尔卫戍司令以及政府大臣，随后开始向王宫进攻。政变部队进展非常顺利，成功逮捕了瓦里和王族的其他重要成员。只遭遇轻微抵抗，政变部队就击溃了王宫卫队和喀布尔警察部队，控制了整个喀布尔。达乌德曾表示应尽量减少流血，不应无故屠杀反对派，必须善意对待王族成员，因此政变中一共只死了8个人：一名坦克手为了避免和一辆汽车相撞，连人带坦克掉进了喀布尔河，车毁人亡；7名警察在混乱中被误杀。王室的主要成员都被捕，没有被杀害。
7月18日清晨，达乌德通过电台宣布政变成功。鉴于达乌德在阿富汗国内的巨大影响，各地驻军司令均采取观望态度。在对全国的广播讲话中，达乌德指出：民主制度将确保全体人民的权利和国家主权，但自己当年的民主化建议为假民主所取代，后者依赖的是个人和阶级的私利，最终导致了无政府的状态，演化为最卑鄙的独裁制度。“宪政十年”的结果是经济、社会、政治和行政的全面崩溃，因此阿富汗的爱国者，尤其是军队决定结束这个腐败政权的统治，建立共和政权，后者才符合伊斯兰教的真正精神。
当天，阿富汗共和国宣布成立，穆沙希班王朝从此终结，阿富汗的君主制历史告一段落。新政府宣布废除1964年宪法，解散国会，取缔所有非政府报刊。国家行政工作由中央委员会负责，达乌德自任总统，又身兼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四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基本都是有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员身份的军官。政变发生时，查希尔正在罗马治病。消息传来，这位阿富汗当代史上在位40年的君主，只得于8月宣布引退，每月领取阿富汗政府发放的1万美元补助金，从而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废黜国王的行列。
达乌德以军事独裁者的身份继续推行他的改革。他模仿苏联，推行经济国有化、土地改革，超越了阿富汗极端落后的国情，结果阿富汗经济每况愈下。达乌德试图加强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的行政权力，削弱部族和宗教传统势力，结果引起部族首领和宗教人士的对抗，有些地方再次出现了部族武装的叛乱。
苏联人本以为达乌德政府会是一个对苏联言听计从的亲苏政府，未及想达乌德重新执政后在对外政策方面继续奉行中立原则。1973年至1975年，达乌德先后亲自出访或派特使访问了苏联、印度、伊拉克、伊朗、中国等十几个国家。他同苏联和美国保持着大致对等的关系。经济援助上，苏联占第一位，美国占第二位。1975年9月，达乌德接受记者采访，在谈到阿富汗同苏、美、中的关系时说：“我们不属于任何集团或军事集团，但是我们始终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后来，他又对一位美国记者说：“我国的政策是同一切国家友好，但这并不意味我们会因为友谊而忽略我们的民族利益和民族特性。”基于这种立场，达乌德逐步加强改善和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的关系。于是，阿富汗得到了伊朗的巨额援助，达乌德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实现了互访。最重要的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两次访问阿富汗，达乌德公开宣称阿富汗与美国的关系“是头等重要的”，“阿富汗特别重视它同美国的真诚合作”。下一步，达乌德就要接受邀请访问美国了。达乌德非常自信，他力图推行一套平衡等距离的外交政策，利用“复杂的平衡对抗”策略在东西方冷战的夹缝中得到利益。正如一位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精辟地指出：“当达乌德使用苏联火柴点燃手里的美国香烟时，他是再幸福不过的了。”
然而，达乌德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如何上台的。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玩走钢丝的危险游戏，除了需要高超的技艺，更需要有能够充分控制国内局势的超强实力。事实是，苏联向阿富汗的渗透已经对阿富汗的主权和独立构成了致命威胁。苏联曾力图用它的经济力量影响达乌德。但在1975年以后，达乌德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便力图摆脱苏联的影响。1975年12月，苏联与阿富汗延长了1931年签订的中立和互不侵犯协定。然而，莫斯科已经开始着手为“后达乌德时代”谋划，推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两派的联合。苏联明白，这是自己在阿富汗可以再次借重的力量。
达乌德政变上台时得到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两派的支持。政变以后，两派在军队中，特别是在高级军官中继续发展党员。为数不少的阿富汗军官，特别是曾受过苏联培训的年轻军官，陆续加入人民民主党，或表示对该党的支持，阿明更在塔拉基的直接领导下，在军队中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他结识了包括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阿卜杜勒·卡迪尔空军上校、坦克部队指挥官穆罕默德·阿斯拉姆·瓦塔拉詹少校等人在内的不少重要人物。而且阿明是普什图吉尔扎伊部族乡下人的骄傲，他的成就极大振奋和鼓舞了吉尔扎伊部族的学生们。很多吉尔扎伊部族的学生进入了喀布尔军事学院，完成学业后大部分人都成了军官，构成了支持人民民主党乃至未来支持阿明的中坚力量。
达乌德意识到人民民主党两派在军队中活动的危险性。他清楚，人民民主党的两派都是坚决的亲苏派，他们虽然支持过自己上台，但发现自己试图排除苏联影响并坚持中立政策，便一直持反对立场。实际上，这批左派人物已成为苏联的代理人。加上宗教界人士强烈反对亲苏，达乌德本人也需要西方的更多支持，他决定清洗政府中的亲苏派。1977年2月14日，达乌德正式就任阿富汗共和国宪法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他开始筹组“国家革命党”，以增强自己的势力。同月，达乌德宣布解散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中以亲苏人士为主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内阁，撤换有人民民主党党员身份的政府官员和亲苏的军官。
达乌德的这一转变，遭到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猛烈抨击，苏联也表示极端不满。达乌德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合作关系破裂，苏联趁机于7月出面将人民民主党分裂的两派重新合并。塔拉基仍任总书记，卡尔迈勒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阿明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颠覆达乌德政府成了人民民主党的主要目标。
1977年4月，达乌德再访苏联，与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勃列日涅夫抱怨，北约国家在阿富汗援助项目中增加人员过多，他们甚至进入了一向未被允许进入的阿富汗北部地区，阿富汗政府应当驱逐这些“帝国主义间谍”。达乌德当即反驳：“我们如何以及在何处聘用外国专家完全是阿富汗国家的特权。如果有必要，阿富汗可以继续贫穷，但其行动和决策是自由的。”当苏联方面问及，这些西方国家的专家何时撤离，达乌德的回答是：“一旦不再那样需要他们，将放走所有外国专家。”言下之意是，我们连苏联人也不要。
两国具体的经贸关系上，达乌德迫使苏联与之签订新的协定——自1979年始，阿富汗向苏联供应的天然气价格提高35％。1977年前已经提供的天然气，苏联按原价格给予18％的补偿。最后，勃列日涅夫直言规劝达乌德，改变疏远苏联的政策。达乌德的回答是——我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总统。达乌德为此缩短了访问日程，临行时勃列日涅夫亲赴机场送行，企图挽回局面；两人只谈了五分钟，结果还是不欢而散。正如达乌德的助手后来回忆，达乌德此举等于“在自己的死刑状上签了字”。
紧接着，达乌德政府在1978年初遇到巨大的困难。经济发展因资金短缺、人力物力不足而停滞不前，土地改革受到民间的顽强反抗以至无法进行，人民生活空前困苦。面对这些困难，达乌德加强军事独裁统治以控制局势，结果人民对立的情绪更加强烈。达乌德的政府内部，权力斗争同样激烈。达乌德素以专断出名，对待部长们就如同“将军对待中士一样”。新内阁中，仍由他本人兼任总理，内阁部长包括他的“朋友、朋友的儿子、马屁精甚至被废黜的王室旁系成员”，而且政府日常工作依赖一个非正式的四人核心内阁，其中还有达乌德的弟弟，非内阁部长的纳伊姆，这招致政府内部广泛不满。1978年2月，达乌德再次清洗政府中的亲苏派；人民民主党开始了政变的准备工作，几个月中至少进行了十次模拟政变。阿富汗即将陷入血与火的深渊。
1978年4月17日，人民民主党的著名政治家、“旗帜派”领袖、工会领导人米尔·阿克巴尔·卡比尔被暗杀。这件事引爆了阿富汗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成为人民民主党展开政变行动的导火线。人民民主党指责这次暗杀事件是达乌德策划的，进行了激烈的谴责。4月19日，人民民主党在喀布尔组织了1.5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几百名年轻军官和军校学员参加了游行，高呼“打倒刽子手达乌德”的口号，结果遭到军警的镇压，发生了流血事件。
4月25日，达乌德政府开始大逮捕，以违宪罪逮捕人民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两百多名参加反政府活动的军官首先被捕。当晚，人民民主党政治局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就在会议要结束时，达乌德的宪警队突然冲了进来，包括塔拉基、卡尔迈勒等政治局委员都被抓进了监狱。
阿明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在会场。警察即刻集结到其住宅进行搜捕。庆幸的是，负责搜捕的奥马尔·扎伊尔警官是“旗帜派”一名秘密成员。他考虑到阿明没有参加秘密会议，估计不知道政变计划，所以凌晨3点搜查结束后，奥马尔只是将阿明软禁在家中。在塔拉基等政治局委员都被关进监狱的情况下，阿明成了人民民主党唯一一位没有被捕的领导人，他开始思考如何实施原定计划。
精明的阿明与警察周旋起来，为政变争取时间。他表示：“诸位警官，现在都近凌晨四点了，大家都累了吧，要不坐下来喝杯上等好茶缓缓神，反正我已经逃不出你们的手掌心了，难道你们还有什么害怕的吗？等到7点天亮了再把我送进监狱也不迟。”警官们搜查了一夜确实已经疲惫不堪，于是接受了阿明的“好意”。他们喝着茶、聊着天，不知不觉5个半小时过去。最后阿明怀着一丝笑意、无憾地被送进了监狱。就在这5个半小时内，阿明将政变计划交给了儿子，由儿子交给了阿富汗陆军第4坦克旅参谋长、人民民主党党员穆罕默德·拉菲。经过拉菲的传递，营长穆罕默德·阿斯拉姆·瓦塔拉詹少校、谢尔贾恩·马兹都尔亚少校和阿富汗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阿卜杜勒·卡迪尔上校等人很快得知了消息。
早上7点，卡迪尔上校和瓦塔拉詹少校等人调动坦克和装备向喀布尔方向推进。拉菲留守指挥部，采取防范反政变的措施。首先，他们欺骗旅长为坦克发放弹药，并将坦克移动到了喀布尔附近。上午9时，瓦塔拉詹少校面见并说服了旅长。卡迪尔上校指挥政变部队陆续开进首都喀布尔，切断了首都与外省的联系。上午10时，达乌德按原定计划正在总统府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商讨镇压反对派的措施和处置塔拉基等人的问题。据说，政变前夕一些西方国家大使馆的情报官员已得到人民民主党准备发动政变的消息，将这一情报通知了喀布尔当局，却被有关人员忽视。当坦克陆续开进喀布尔时，达乌德才感到大祸临头，立即命令国防部长胡拉姆·海德尔·拉苏利将军离开会场组织部队抵抗。达乌德则不听从下属的劝告，拒绝离开总统府，只是命令总统卫队加强戒备。海德尔·拉苏利将军的座车驶出总统府，见到街上军队往来众多，司机惊慌失措下将汽车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海德尔·拉苏利将军受伤动弹不得。这失去了召集救援部队的机会，注定了达乌德政府的命运，达乌德坐困总统府更是犯下了致命错误。后来，拉苏利将军被政变部队开枪打死。
1978年4月27日中午12时，政变部队开始行动。他们首先抢占电台、国防部、内政部等要害部门，在国防部、内政部、空军司令部和国际机场等地均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政变部队攻占了监禁政治犯的监狱，救出了塔拉基等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并将他们护送到设在电台的政变总指挥部。瓦塔拉詹少校指挥包围总统府的坦克开炮轰击。总统府即旧王宫，是一座四周高墙的堡垒，周围布置了高射炮；总统府卫队是一支1800人的部队，装备精良。达乌德总统全家都居住在总统府。政变军队的进攻遇到总统府卫队的激烈抵抗，坦克被阻于总统府围墙之外。政变部队占领了俯瞰总统府的后山，但未能消灭总统府向外扫射的机枪和火箭炮。
喀布尔周围已被政变部队控制，达乌德只有命令距喀布尔800公里外仍忠于他的驻信丹机场空军前来支援。由于航程远、往返耗油量大，战斗轰炸机只能在喀布尔上空停留十多分钟。又因未能与地面取得无线电联系，达乌德召唤来的战机未投掷一弹而返。其实，无线电联络设备已被苏联的克格勃特工暗中破坏。下午3时后，卡迪尔上校指挥支持政变的空军米格战斗轰炸机从临近机场起飞，向总统府俯冲投弹。总统府的高射炮因操纵机械被事先破坏而失灵，只能任凭飞机轰炸，密集的炸弹摧毁了抵抗的据点，总统府燃起熊熊大火。当晚，坦克履带碾过总统府的台阶。总统府被攻占，躲在地下室里的达乌德全家被俘。
政变领导人对失败者采取了肉体消灭的血腥手段。被俘的达乌德和他的弟弟纳伊姆拒绝劝降，政变部队当着他们的面枪杀亲属。达乌德的3个儿子和儿媳、孙子和孙女被杀后，再枪杀本人。达乌德一家30余口，除一名孙女幸免于难外，全部被枪杀。达乌德被杀时68岁。据说达乌德本人身中一百余弹，尸体惨不忍睹。
政变成功后，政变领导人仍命令大批屠杀被俘或投降的前总统府卫队、警察部队和其他治安部队人员。据保守的估计，这次政变中死亡人数达2000。达乌德政府的副总统赛义德·阿卜杜勒·伊拉、国防部长海德尔·拉苏利、内政部长阿卜杜勒·卡迪尔、空军司令穆罕默德·穆萨等军政高官也被处决。达乌德被杀后，阿富汗新政权没有立即公布其死亡，而是宣称达乌德“因健康原因辞职”。直到30年后的2008年，人们才从喀布尔郊外两处大型坟墓中发现了达乌德及家人的遗体。最终确认达乌德遗骸的依据，除了牙模，还有遗体旁的一部小型黄金《古兰经》。这部黄金《古兰经》曾是沙特阿拉伯国王赠予达乌德的礼物。
随着总统府的陷落，阿富汗各地的驻军相继宣布效忠新政权。美国方面迅速反应，美联社的新闻稿说——是“克里姆林宫之手”策划了阿富汗政变。苏联塔斯社随即反驳——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是从报纸上得知阿富汗发生政变的。无论如何，隆隆的枪炮声中，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在首都喀布尔夺取了政权。1978年4月28日，塔拉基宣布将“阿富汗共和国”改名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塔拉基当选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兼部长会议主席（政府总理），卡尔迈勒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兼第一副总理，阿明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政变首要功臣阿卜杜勒·卡迪尔任国防部长。这标志着自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完全掌握了阿富汗。1978年8月，塔拉基兼任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第二年又兼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保卫祖国最高委员会主席。从此，阿富汗走上了苏联的轨道。塔斯社评论这次阿富汗政变时说，阿富汗新政府的诞生是“阿富汗民族解放运动史的转折点”。阿富汗人民保持了沉默，喀布尔离他们千里之遥，达乌德早已不得人心；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些舶来品对山区和农村中的阿富汗地方部族百姓来说没有太大意义。
人民民主党坚信，历史、真理和进步都在他们一边，他们将带领阿富汗人民走向“共产主义”。内阁会议上，塔拉基宣布：“用十年的时间实现目标！”阿明反对说：“五年就够了！”想这样快就实现目标，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掌权后，立即表示要以苏联为榜样，建设社会主义。7月11日，塔拉基对苏联驻阿富汗大使普拉诺夫说：“阿富汗的革命所以胜利和发展，是因为有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作为苏联的邻邦，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希望能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自然的参加者和成员。”当天，阿明又向这位苏联大使表示：“阿富汗革命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也是世界许多国家的榜样。我们总是从十月革命的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许多阿富汗革命者都接受过伟大的列宁的著作的教育。”阿明还说：“我们对苏联朋友没有秘密，因为我们总是想用四点基本品质教育党员，这就是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苏维埃主义、国际主义。”
塔拉基把推翻达乌德政府的政变称作“四月革命”，声称要在阿富汗进行彻底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包括社会生活和国家机构民主化，进行土地改革等等。“四月革命”后的短短几个月内，阿富汗同苏联签订了40多项经济协定。1978年12月，塔拉基访问苏联，苏联与阿富汗又签署了重要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双方开始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合作”。这种“全面合作”将阿富汗与苏联的全球战略连接在一起。大批苏联顾问和专家进入阿富汗，使阿富汗的一切重要部门和军队连以上单位都置于苏联顾问和专家的严密控制中；阿富汗的国旗也改成与苏联相似的单一红色；喀布尔街道两旁的房屋门窗都涂成了红色，整个首都变成了一片“红色海洋”。这些做法激起了阿富汗人民的反感和愤怒。阿富汗人说，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了“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
在苏联的帮助下，塔拉基政府大力整顿军队，大量清洗不可靠的军官。阿富汗军队中被清洗的军官达350人，中央军团司令、治安部队司令以及步兵第8、18、20师和装甲兵第15师师长等中上级军官先后被撤换，大批老军官和非人民民主党军官被迫退休。新政权筹建了一支3.5万人的“核心正规部队”，加强首都警卫。在楠格哈尔、拉格曼、坎大哈、乌鲁兹冈、查布尔、法拉等11个省，建立了以忠于人民民主党的知识青年为主的民兵队伍，每省约一个营的兵力，加强对各地的监视和镇压。阿富汗军队同时在喀布尔成立突击部队，配备运输机，以作为机动力量支援地方武装。以强化的军事力量为基础，新政府每周都把阿富汗人赶上街举行游行，表示忠诚，“颂扬革命成就和伟大的领袖塔拉基”。
塔拉基政府天真地认为只要照搬苏联的经验，就能使他很快赢得人民的支持。塔拉基相信阿明，他的口号是——准备用五年时间完成苏维埃政权在60年来所做的事。于是，阿富汗全国开始对工商企业、农村、宗教领域实行“全线社会主义改造”。塔拉基不顾阿富汗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绝大部分居民是虔诚穆斯林、部族力量强大的国家，仓促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如土地改革、教育改革、解放妇女等；这些改革非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反而激起了阿富汗国内的部族首领、宗教首领和广大人民的极度不满。各项改造项目中，以土地改革的影响最大。土改法规定每户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6公顷，超过部分一律收归国有进行再分配。新政府还宣布取消贫穷者的一切债务，引起了富有者的强烈反对。禁止买卖婚姻、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也招致普遍反感。
这些对政府现行政策不满的人，又遭到塔拉基政府的镇压。塔拉基政府在革命的口号下，大规模镇压所谓的“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把所有在野党、反对政府改革法令的人士一概斥之为“人民的公敌”。清洗运动在阿富汗全国大规模开展，有不同意见的军官、国家干部、党务工作者、政治组织领导人、部落代表和宗教界人士均遭镇压，监狱里人满为患，成千上万的政治犯被枪决，阿富汗国内政治经济由此陷入长期动荡。
在阿富汗内政外交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反政府武装出现了，阿富汗人纷纷拿起武器，进入深山。他们以“圣战者”的名义宣告，要将“圣战”进行到底，直至推翻人民民主党政权。“四月革命”后短短几个月，阿富汗的领土上就出现了十多个穆斯林武装组织。抵抗运动自发在阿富汗全国展开，政府军同穆斯林武装力量的战斗从阿富汗东部、南部发展到西部和北部省份，极大威胁着立足未稳的阿富汗“革命”政权。
随着阿富汗新政权威信的不断降低，越来越不得人心，阿富汗政府军内部开始爆发严重的兵变，阿富汗的政局更加动荡不安。1979年3月在阿富汗西部重镇赫拉特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兵变，政府军一个师反戈一击，成千上万的市民也参加了战斗，几十名苏联军事顾问及家属被杀。前来镇压的阿富汗政府军占领该城后，报复性地枪杀了几千人，其中多数是无辜者。仅仅一个月之后，贾拉拉巴德又发生了一次兵变，再次有苏联军事顾问在兵变中死亡；6月，在哈扎拉地区还爆发了起义。接二连三的兵变和起义搅得苏联人心神不宁，连苏联的军事顾问和专家的生命都失去了保证，看来塔拉基政府已经无力单独镇压这些“叛乱”，需要苏联的干预了。
阿富汗国内的混乱还因新政权内部的不和变得更加不可收拾。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内部，塔拉基的“人民派”和卡尔迈勒的“旗帜派”争斗死灰复燃，愈演愈烈，最后进入白热化。组织新内阁时，两派围绕权力分配问题斗得不可开交，最终以“人民派”占11席、“旗帜派”占10席，两派基本平分秋色而暂时平息。“旗帜派”因未占据主要领导位置而不甘心，私下组织力量夺权。而“人民派”则自恃有苏联撑腰，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和排挤“旗帜派”。
1978年6月，“人民派”控制下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扩大革命委员会编成的决议》和《关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统一的呼吁书》，在人民民主党内开展清洗，清洗的矛头直指“旗帜派”。属于“旗帜派”的内政部长努尔·艾哈迈德·努尔、社会事务部长阿娜希塔·拉特布扎德、广播电视部长希塔以及外交部秘书瓦克尔等6人被赶下台，派往国外当大使。卡尔迈勒本人也遭清洗，被解除副总统职务，派往捷克斯洛伐克任大使。卡尔迈勒当时拒绝出任驻外大使，声称是他将“把阿富汗从这伙国家叛徒的魔爪下解放出来的”，但面对塔拉基的枪口，他却不能不走。卡尔迈勒从此流亡东欧，处于苏联的保护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