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派遣肝胆相照的兄弟，

执行危险的秘密任务，

请及时照看他们，

请倾听我们的呼唤，

保佑上天，入地，下海的海豹队员。

这些人们只能自己找地方、找时间休息。我们在农场的人口处有一间很大的木头客房，人们一般都到那里休息。海豹队员则在房间里随便找个地方休息，睡在床、沙发、椅子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每隔三个小时，阿富汗前线就会打来电话，但每次电话的内容都一样：'役有消息。"一直有人陪着我母亲，但是她仍然担心得不得了。

到了7月1日，许多人开始丧失信心，觉得我已经死了。但摩根绝不相信这一点，反复说他一直与我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非常确定我虽然受了伤，但还活着。

海豹队员们甚至不愿考虑我阵亡的可能性。他们相信我只是在任务期间失踪了。除非有人确定无疑地告诉他们我阵亡了，否则他们只会认为我失踪了。这跟那家愚鑫的电视台不一样，不是吗？电视台以为无论对错，自己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它播出的消息给我的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痛苦。

诺扎蒙德带着两个人回来了，结果又一次把我吓得够呛。当时大概是7月l日星期五的清晨4点，他们没有带提灯，压低声音耳语着相互交谈。他们又一次抬我下山到那条河边。我想把那个散发着恶臭的瓶子扔掉，但是他们又把它找回来了。看来兴都库什地区严重缺乏水瓶。他们把那个瓶子看得像钻石一样珍奇。

我们过了那条河，翻上陡崖，回到村庄。这段路程看起来用了很长时间，其中有一次我打开了手表上的灯，这一举动差点把他们气疯了："不！不！不！马库斯医生。基地分子！基地分子！"

我当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手表上的灯发出的光十分微弱，但他们一直指着我的表。我很快意识到光亮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有极大的危险，萨伯拉村已经被恐怖武装包围了，他们正等机会抓住或是杀死我。，抬我的人也是在普什图族中长大的，知道最微弱的光亮在此处的山里也是异乎寻常的，很容易引起一个机警的巡夜者的注意。

我立刻把那个该死的东西关上了。一个端着AK步枪走在前面的人懂一点英语，他折回来走到我身边低语道：' '基地分子看到亮光，他们会打死你，马库斯医生。"

我们终于到了山上，这时我想到了直升机。我想在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人会来救我。但没有人来。我躺在地＿匕天快亮的时候，萨拉瓦带着他的医疗包出现了，他是来医治我的腿的。他把被血浸透的绷带解开，清洗了伤口，敷上消炎药膏，然后又用新的绷带包扎伤口。随后他拿出一些胰岛素来治疗我的'糖尿病，，这让我大吃一惊。

看来我撒谎的技巧比我想象的高明。而且很显然我必须服下这些药。我这是为了我的国家。难以置信，不是吗？

他们把我抬到靠近村庄最高处的一座房子里，一会儿以后，我遇到了我第一位真正的朋友，穆罕默德·古拉布，他是村中长者的儿子，33岁，在当地担任警长。每个人都叫他古拉布，而他在村子里有很高的地位。他明确表示只要有他出面，基地分子就不会把我带走。他是一个大好人，我们成了好朋友。或者说我们几乎成了好朋友，因为我们双方的语言障碍几乎无法克服。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试图谈各自的家庭，我知道他有一个妻子、六个孩子和数不清的叔伯兄弟。要让他明白我有一个双胞胎兄弟非常困难，他最后只知道我有一个兄弟，因为我每次提到摩根的时候，他总是会把摩根当成我。

古拉布身边还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个非常好的人，很明显他是在充当换班的警卫。他们两个总有一个人在，从不让我单独一个人呆着。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是为什么。由于基地分子全副武装地冲进村庄，不顾村民的意愿对我进行拷问，全村都感到十分愤怒。那些基地分子险些导致全村依据洛克海法则对他们实施最终惩罚，这意味着整个村子都要为了我战斗至最后一人。

我还没有完全理解洛克海法则的含义，但我清楚我不会被交给基地分子。现在我的房间里有一个全职保镖。不过仍然有村民来看我，我来到新住处后第一个来看我的是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

他坐在我的床边，想教给我一句祈祷词。我很快就学会了，开始跟着他一起念。他非常兴奋，拍着手大笑，然后飞奔出门找来了一群孩子。第一个孩子几乎立刻就带着他所有的小朋友重新回到房间里，一共大概有二十个孩子，他们都很想跟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一起祈祷。我告诉他们我是个医生，他们很快就懂了，开始大笑着一遍又一遍地喊，'称好，马库斯医生"。我能看出来他们是真心喜欢我，我从一个孩子那里借了一支笔，用英语把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写在胳膊上。然后我

让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我的胳膊上。

我们相互教了"耳朵"、"奥子"和'．嘴巴"这儿个词，然后是'冰"和''走路"，学会这两个词对我来说非常有用。他们终于离开了，但是其他村民又来跟古拉布聊天，在古拉布的鼓励下，我开始与那些能够准确判断距离的牧羊人交谈。在整天的谈话中，我们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在大约两英里外的地方有一个小型的美军基地。

他们指着窗外的一座山，这座山很像美国的洛基山，高高地耸人云霄，花岗岩的岩壁就连山羊也爬不上去。"在那里，马库斯医生，在山的另一边。"其中一个牧羊人说道。但是我因为还不能行走，更翻不了山，所以暂时打消了前往美军基地的想法。

他们指的是曼洛及地区的莫纳吉村，我知道美军在那里设有一个哨所。但现在我不可能去那里，我在腿痊愈之前去不了任何地方。虽然如此，这些牧羊人对于地形和到各个村子及美军基地的距离了若指掌。他们一辈子都在山里行走，对当地有丰富的知识。而对每一个海豹队员，尤其是像我这样准备逃离软禁的海豹队员来说，掌握当地知识是关键所在。

通过与牧羊人的谈话，我能够推断出从6月28日我的队员战死的战场开始计算，我一个人前进了大约七英里，其中四英里是走的，三英里是爬的。一七英里！哇！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是这些牧羊人清楚他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而且他们也像大家一样，都知道墨菲山岭之战，因为基地组织在那里遭到了惨重损失。··一"你会开枪吗？马库斯医生？你会开枪吗？"

我？开枪？从来都不会。我只是一个照顾病人的医生。但在战斗结束后，我在那么糟糕的情况下还能在山区前进七英里，这让我非常骄傲。我抓起圆珠笔，在我的右腿上画了一幅各个山岭的地图，并标出了距离。右腿上画满之后，我就在左腿．上画。（那可真疼。那可真疼啊！)中午时分，孩子们又会来作祈祷，一块来的还有几个成年人，他们也很想见见我这个美国人。我想他们是在表示欢迎我加人他们祈祷的行列。当然，我没有告诉他们，在祈祷的时候，我悄悄地祈祷上帝尽快让我把步枪拿回来。

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他们都回来做下午的祷告，在日落的时候再次祷告。那些小孩子是我的第一批朋友，作完这次祷告后就必须回去睡觉，但是他们在离开之前都会来跟我拥抱，因为还没有学会用英语说"再见"或者"晚安"，他们在走之前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们学会的第一句英语："你好，马库斯医生。"

那些十几岁的大孩子可以留下来跟我再聊一会儿天。古拉布帮他们跟我交流，当我们分开的时候，大家都成了朋友。麻烦在于，现在我开始感觉不舒服，不仅伤口疼，而且还有一点类似感冒，只是比感冒的症状更重一些。

当孩子们全都离开以后，村子的长者来看我了。他给我带来了大饼和干净的水，并坐下来跟我谈了大概花个小时，讨论我怎样才能到一个美军基地去。很明显我现在是这个村子的一个大麻烦。基地组织已经警告村民，必须立刻把我交出来，因为这对基地组织的事业极其重要。那位长者向我透露了这一消息，但是他认为我现在无法行动，如果他的一名普什图族人能够徒步前往阿萨德巴德的美军基地，通知美军我的位置，那么事情会简单的多。当时我不知道他准备亲自前往，那可是要一个人在山里走三十到四十英里。

他要我写一封信让他带到阿萨德巴德。我写了如下的内容：这个人给我提供了住处和食物，务必全力帮助他。当时我以为他要让我一起前往，可能还要带上一个护卫和几个帮忙抬我的人。出发的时间定在第二天19 : 30，晚上的祈祷一结束就动身。

但是我理解错了。这位老人根本没打算让我一起去，因为他清楚如果让我在山里走这么长的路会引起很大的麻烦，还不如让我躺在这里。而且，如果基地分子发现我们的行踪，很有可能会设下埋伏。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老人，没有机会向他道谢。

第二天整个下午和前半夜我都在等他来叫我走。当然，他没有来。我再一次大失所望。

到了晚上，部落的首领们都来到我的房间里谈天，他们给我带来了我在第一座房子里曾经用过的那个小银杯，还给我倒了几杯他们喝的茶，估计他们大概在山上种了一点茶叶。喝茶的时候还有糖果。对于每天都

得啃干巴巴的大饼的我来说，糖果的味道简直桦极了。

古拉布跟我坐在一起，还像往常一样兴高采烈，但是他既不能也不愿回答我有关他父亲及其计划的问题。我想部落的首领们觉得我不知道更好一些。这是普什图族的一贯作风，有关长者的信息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会提供。我已经开始逐渐习惯这一点了。

古拉布整个晚上几乎都在努力向我解释将普什图部落和基地组织联系在一起的种种复杂关系。四年以来，美国一直在努力把所有的基地分子赶出阿富汗，但成效甚微。

基地分子们在戚得部落的忠诚方面似乎具有某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运用黑手党的整套办法，有时候送礼物，有时候用金钱，有时候许诺提供保护，有时候则直接进行威胁。但实际上如果没有普什图村庄的合作，他们不可能继续坚持下去。

基地组织的头目在许多村庄中都有亲戚，许多年轻人也认同他们的好战思想。刚刚小学毕业的孩子一一开玩笑，他们根本没有小学―就加人了那些宣称要把美军彻底赶走的凶手行列。

我想加入基地组织对于某些孩子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你在任何一个村子里都能见到这些潜在的基地组织新成员。我就见过几十个，他们还太小，眼里和心中还没有仇恨和杀戮的欲望。基督啊，一个这样的小孩子就坐在我的床上，让八个全副武装的人拷打我。他肯定还不到十七岁。

但是生活还有另一面。萨伯拉村很显然处在古拉布父亲的英明管理下。在一片没有法律可言的土地上，这里仍然维持着一定的规则和秩序。我们在库纳尔省已经呆了将近三个月，但由于地形的原因，基地组织实际上控制着这个省的大部分地区。

我的意思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中央政府怎么可能实施统治呢？没有道路，没有电，没有邮件，几乎没有通讯，主要的产业是羊奶和鸦片，山间的溪流就是自来水公司，包括鸦片在内的所有货物要靠骡车拉。r } ,央政府的统治？你是在幻想。那根本不可能实现。

基地组织就在光天化日下四处活动，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我们会把他们赶到巴基斯坦。他们在那里呆上大概十分钟，然后又会回到这片他们曾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山区。

这些日子里，礼物少了，恐惧多了。基地组织是一部无情的机器，其本能就是杀死他们的敌人，他们本来应该已经迫使古拉布和他的父亲屈从于他们的淫威，但是没有成功。古拉布父子都是坚强不屈的，都决心要遵从古老的普什图法规―即便对基地组织来说，这些法规也是绝对不容违反的。

我现在正坐在萨伯拉村的一座房子里，与村里的首领们聊天，与此同时，我待在屋子里等那位老人出现，而实际上他正在数十英里之外的山里，已经在前往阿萨德巴德的路上了。当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我就在屋外游荡，希望找到他。但他看起来失踪了。那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矮小的老人正在孤身前往阿萨德巴德。

我说不清是什么，但我感觉到村子里的人都非常紧张不安。晚＿L大约十点或十一点钟，我们出发了。他们给了我干净的水和大饼。我吃完以后，他们告诉我收拾东西出发。那时候我的腿好了一点，尽管仍然很疼，但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我已经能走了。

我们在黑暗中走到另一栋房子，从路上直接走上了房顶。我们有一条毯子，三个人挤在一起取暖。天非常非常冷，但我猜他们感觉如果我继续待在老地方会有危险。也许他们怀疑村里的某个人，担心他已经告诉了基地组织我的准确位置。不管怎样，这些人不愿冒任何风险。即便基地组织武装分子冲进我原来的房子，他们也找不到我。

当天晚上我就跟古拉布和他的兄弟在房顶上呆了一夜，虽然冻得要死但是安然无恙。我再次惊叹于山中的寂静。整个萨伯拉村没有一丝动静，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真的难以想象。

古拉布和他的兄弟一声不出，我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呼吸声。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即便我觉得自己已经安静得像一座坟墓了，他们还是总会对我说"嘘"。这里是另一个世界，它的寂静蔑视西方耳朵的逻辑。也许这就是至今仍没有人征服阿富汗这片高原的原因。

当天夜里我在屋顶上不时从梦中醒来。一旦我试图换个姿势，看到我的新朋友的反应你会以为我刚刚拉响了火等警报。'嘘，马库斯医生，安静。"这说明他们有多么紧张，多么担心基地军队中那些杀手。

黎明时我们收拾东西回到屋里。我希望再睡一会儿，但是窗外就是一棵大树．从树上可以一直望到山下。而在那棵树上住着世界上嗓门最大的公鸡。那家伙能把整片墓地里的死人都喊起来，而且它不只是在黎明时叫，而是一过半夜就开始不停地叫。有那么几次，如果让我选择是干掉本·沙马克还是干掉那只公鸡的话，我想我肯定会放过沙马克。早上大约七点钟的时候，部落的首领们又回到我的房间里作晨祷。我当然也加人他们的行列，背诵我学到的那点祈祷文。当成人们离开后，门一下被推开了，成群的孩子冲了进来，大喊着："你好，马库斯医生。"他们从来不敲门，只是一拥而人，抓住我，拥抱我。这种情况持续了整整一天。萨拉瓦把他的急救包留在我的房间里，我用里面的药品治疗了他们的割伤和擦伤，他们则又教了我一点他们的语言。那些孩子真是太棒了，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

但七月二日，星期六的早晨，我仍然疼痛难忍；我的肩、背和腿剧痛不已。古拉布知道我的痛苦，从村里派了一个老人来看我。那个老人带来了一个塑料袋，里面盛着鸦片，看起来像绿色的面团。他把袋子递给我，我挑了一点放进嘴里，等待药效发作。

我告诉你，那简直是奇迹。疼痛慢慢地完全消失了。这是我第一次服用毒品，我爱上它了。鸦片让我恢复了体力，还我自由。我感觉比我们四个人冲下山去的时候状态还要好。现在又喜欢上了鸦片，我正在融人阿富汗农民的生活。呼哟，古拉布，对吗？

那个老人把袋子留给了我，它帮助我度过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在你已经连续几天忍受巨大痛苦之后，解脱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我第一次了解了毒品的力量。当然，基地组织派遣自杀式爆炸者去毁灭自己和周围所有的人之前给他们吃的就是这种东西。

自杀式爆炸者根本谈不上是什么英雄。他们大多数是愚蠢而且被洗了脑的孩子，因为吸食毒品而精神不正常了。

在房子外面，我能看见美军的直升机在头顶上飞过，有黑鹰，也有支努干，它们显然是在寻找什么。但愿是在找我。我记得一个基地成员说过我们的一架直升机坠毁了，但我不知道谁在飞机上，也不知道包括肖恩·帕顿、詹姆斯·苏尔和军士长丹·赫利在内的八名A排的兄弟都

我同样不知道迈克、丹尼和艾克斯的尸体到那时都还没有找到。那些直升机在这一区域盘旋就是为了找寻参加红翼行动的四名海豹队员的踪迹。机组人员不知道我们是死是活。在国内，媒体的报道则在失踪和阵亡之间摇摆，我想这一定是当天的头条新闻，但它对于东得克萨斯的那些人们没有任何帮助。

不管怎样，我一看到那些直升机就冲到外面，脱下我的衬衣，一面在头顶挥舞它一而大喊："我在这儿，伙计们！我在这儿。是我，马库斯！在这儿，伙计们！"

但是它们还是飞走了，只留下我站在屋外孤单的身影。我穿上衬衣，不禁怀疑到底会不会有人来救我。

后来，我渐渐理解了美国军方所面临的窘境。四名海豹队员在激．找中进行了最后一次联络，告知后方他们已经濒临绝境。此后，就再没有这四个人的任何消息了。

从军事上讲，存在几种可能性。第一是我们现在已经全部阵亡。第二是我们仍然都活着。第三是至少还有一名幸存者，但很有可能已经受了伤，并失散在陡峭的山区，而在那里任何飞机都无法安全降落。我猜最后一种可能性是我们已经被俘，随后美军或者会收到索要巨额现金的勒索函件，或者收到一盘录像带，上面是我们被俘，然后被斩首的画面。

由于失踪的是海军的海豹突击队员，所以最后一种情况可能性不大。我们通常情况下不会被俘，要么是我们杀死敌人，要么是敌人杀死我们。海豹队员不会举起双手或者打起白旗投降。决不。阿萨德巴德和巴格拉姆的后方指挥所都清楚这一点。

他们不会等着基地组织发布活捉海豹队员的声明。海豹突击队有一句古老的格言：除非发现他的尸体，否则永远不要认为一个蛙人已经死了。人人都知道这句格言。

除了全体阵亡之外，最可能的一种情况就是一名或更多参加红翼行动的队员受了伤，无法归队，而且无法取得联系。问题是不知道他／他们的位置在哪里。我在哪儿？我怎么才能让他们找到我？

基地组织对此次行动保持了缄默，所以他们很可能没抓住俘虏。l司样的，失踪的海豹队员也一直没有音讯。他们受伤了吗？是不是仍在山里坚持？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这种可能性看起来越来越小了。现在古拉布已经告诉我他的父亲独自一人出发步行前往阿萨德巴德了。我所有的希望救寄托在这位身材矮小但握有强大权力的老人蹒跚的脚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