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十天（11月9日至19日），我们在第聂伯罗夫卡等待着发起进攻的命令。我们知道，主战线就在村子南侧几公里处，左侧的阵地由第3山地师的人据守。与他们毗邻的右侧，是第258步兵师的散兵坑和战壕。这两支部队都因夏季的激战而耗损严重。他们以虚弱的兵力和武器装备守卫着宽广的防区，抵挡着装备精良的敌人。谈及此事，我们这些士兵都很同情那些可怜的家伙，他们在前线据守了这么久，不得不生活在潮湿、泥泞的散兵坑中，还要与敌人激战。

我们已经升级至一支精锐部队，武器装备更加精良，而我们得到的任务是，只有在敌军突破我方防线时才能发起反击。实施了一次成功的行动后，我们得以享受到一些特权，可以返回自己的住处—这与其他守卫在最前线的部队不同—我们获得了更多的尊重。

经历了尼科波尔桥头堡的激战后，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整整耗损了三个轻装连，尽管我们一直在获得新兵的补充，但没有一个连队能做到齐装满员。经历了整整两个月的激战后，尼科波尔桥头堡战役才最终结束。

我们的头儿已经阵亡，因此，排长指定老兵瓦尔德马•克雷克尔和弗里茨•科申斯基担任班长，并给他们配备了冲锋枪。我的副射手是健壮的三等兵威利•克劳泽。二等兵海因茨•巴尔奇被一发反坦克炮弹直接命中而身负重伤后，曾为我担任副射手的弗里茨•哈曼升为主射手，接掌了一挺重机枪。为他担任副射手的是装甲掷弹兵比特纳，是个年轻人。我们小组中阵亡的两名供弹手由一位志愿者和装甲掷弹兵默施替代。

我们的迫击炮分排也进行了重组，豪克中士身负重伤后，芬德下士接替了他。他们那里，除了瓦利亚斯外，我只认识三等兵埃利希•舒斯特和京特•普法伊费尔。迫击炮分排就住在与我们相邻的房子里，有时候，他们三个会过来跟我们一起玩牌。其他人大多是最近分来的。奥托•克鲁普卡现在隶属于排直属队，同时还是上士的私人军械师，我们把上士称为“头儿”。

军士长总是身处前线以身作则，但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前辈，因此总是小心翼翼，以免冒上任何较大的风险。这对我们重机枪组很有好处，因为，由于拥有猛烈的火力，我们通常执行为进攻中的轻装排提供火力支援的任务，这就使我们避免了与敌人发生近距离交火。

作为连长的接替者，一名中尉短暂地接管了我们连。在他指挥全连的这段时间里，一些颇具创意的士兵把一间空房子改成了桑拿房—这个主意很妙，我们对此加以了很好的利用！

从一开始，魏歇特和我便与卡佳形成了很好的关系，她是“房东”玛特卡的女儿。她们俩都在厨房里为那些山地兵干活，卡佳干半天，她的母亲则干一整天。卡佳长着一头金发，是个身材苗条的俄罗斯姑娘，也被称为“Panyenka”[1]。她把自己的头发编成小发辫，像花环那样盘在头上。她穿着一件宽大的俄式风格连衣裙，这条蓝色的裙子已被洗成了灰白色。每天早晨，她都打扮得干干净净，走近时，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军用肥皂的味道。她看见我们便会用俄语跟我们打招呼“Sdrassvitye”（你们好），她的眼睛像矢车菊那样明媚。我觉得，要是让卡佳穿上些时髦的衣服，她将是个妩媚动人的窈窕淑女。

由于存在间谍和游击队活动的危险，我们得到命令，不得与当地居民保持密切的关系，不过，我们经常有事情必须跟卡佳和玛特卡商量。米沙是一名乌克兰志愿者，他在我们的部队里担任翻译。后来我学会了一点点俄语，我或其他人需要什么东西时，起码我能让俄国人明白我的意思。魏歇特充分利用了我的这一优势—他经常带着从其他地方搞来的鸡，请卡佳和玛特卡烧给他吃。我们的士兵与卡佳之间甚至会出现一些调情的场面，每当我们的俄语发音不正确或是她试着说德语时，她会被逗得咯咯直笑。不过，我们当中没人认真地考虑过与她如何如何：她对这个问题绝对免谈。

过了一段时间，对我们来说，卡佳成了我们的守护天使。这一切开始于某一天，我们从战场上返回住处，又湿又冷，冻彻骨髓，结果发现我们的房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温暖宜人，就连我们的床铺也换上了新鲜的干稻草。日复一日，卡佳以这种方式照顾着我们，为了表示感谢，我们给了她好多军用口粮中配发的巧克力块。有一次，她想为妈妈问我们讨要一双袜子，她马上得到了好几双，另外还有些内衣。她甚至还得到了一件热带制服中的卡其衬衫，穿上这件衬衫后，她看上去相当迷人。卡佳欣喜若狂，对着屋里墙壁上挂着的半块镜子不停地照来照去。当我们不得不出发参加战斗时，她看上去很紧张，我好几次看见她的眼中噙满了泪水。每当我们坐上卡车时，她总会跑来跟我们告别，她站在那儿挥着手，直到我们消失在视线外。有好几次，她是在最后一刻才匆匆跑来，因为战斗警报响起时，她还在厨房里削土豆。

11月22日。夜里再次出现了霜冻，清晨时下起了蒙蒙细雨。这场雨再次使地面变软，我们很快便陷入了深及脚踝的泥泞中。前方，沿着主战线，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可一个小时后，我们获悉，敌人已经被迫向南后撤。第2连连长和连直属队的几名士兵阵亡。但我们的胜利也很值得一说：师属高射炮排把他们的高射炮当做地面支援武器，至少打死了50多名敌人，我们还缴获了一些T-34坦克，另外还摧毁了16门反坦克炮和一些野战炮。

我们待在集结区，等待着对敌人发起进攻的命令。夜间，这里非常寂静，我和我的副射手威利•克劳泽把满是泥泞的散兵坑清理了一番，在坑底铺上草，再覆盖上几块从弹药箱上拆下来的木板。这让我们打起了精神，现在，在这个近两米深的坑里，我们可以睡上一会了。

11月23日。清晨，我们被敌人猛烈的炮击惊醒，苏军的炮火集中在我们右翼的步兵阵地上。我们聆听着炮火的齐射，暗暗希望步兵兄弟们能撑住，但我们的思绪被我们所听过的最响亮、最可怕的发动机声打断了。散兵坑的墙壁和地面颤抖起来，就像是发生了地震。发动机的轰鸣越来越响，随后，在战壕壁之间形成了回响。慢慢地，一个巨大的物体沿着峡谷底部出现了。这东西大得像一栋房子，前面安装着一根长长的炮管。我数了数，共有四辆这种钢铁怪兽—这东西比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一种装甲车辆都大。它们配备着很宽的钢制履带，以极慢的速度向前移动着。

所有的士兵都爬出了自己的散兵坑，观看着这些钢铁巨物，就连我们当中的老资格们也说不清这是什么东西。很快，一个消息像野火那样传播开来：这是新式的75吨“费迪南德”坦克歼击车，配备着一门88毫米主炮和一种特殊的瞄准器，可以在前所未闻的距离上击毁敌人的坦克。车组中的一名下士告诉我们，这种钢铁巨兽由两台巨大的柴油发动机和两具电动引擎驱动。它们依靠超宽履带前进，可即便如此，它仍会陷入泥泞中。下雨和泥泞是它们最大的敌人，能让它们完全动弹不得。所以，“费迪南德”更适用于阵地战和防御作战。目前，有五辆“费迪南德”被部署在这一防区进行性能测试。

在谈到“费迪南德”坦克歼击车时，我想说一下几天后发生在这里的一起事件，以此来说明它们的打击效果。当时，我们遏制住敌人的进攻，并发起了一场反击。为我们提供支援的是四辆突击炮和四辆“费迪南德”。敌人消失进一片向日葵地里，我们随即占领了他们的阵地，就在这时，苏军的22辆T-34朝着我们隆隆驶来。我们的突击炮和“费迪南德”驶入了身后的一条峡谷，彻底隐蔽起来，它们等待着，直到T-34进入到有利的射程中时它们才开火，六辆T-34当场被击毁。其他的T-34停了下来，随即开火还击。我们身后的大炮再次怒吼起来，三辆T-34的炮塔被炸得飞入空中，另外两辆T-34燃起了大火。剩下的T-34转身逃离，它们在较远处停了下来，再次转过车身面对着我们。11辆T-34停在它们认为安全的距离外，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坦克和反坦克炮的射程。但它们错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费迪南德”向上移动了一些，驶出了峡谷，这样便可以获得更好的视野。与此同时，苏军的T-34在一排小土丘上就位，以便观察我们的动静—通过机枪上的瞄准镜，我能清楚地看见它们。四辆“费迪南德”几乎在同一时刻开火了，我清楚地看见炮弹在T-34坦克中炸开，两辆坦克冒出了浓烟。两发命中！在这么远的距离上，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敌人的坦克开始移动，“费迪南德”继续开炮射击，它们又击中了一辆T-34。剩下的敌坦克仓促逃离，躲到了土丘后。

此刻，俄国人肯定很想知道，与自己对阵的是什么神奇武器。从现在开始，“费迪南德”将成为T-34的大克星，我们对此深信不疑。由于敌人的步兵就隐蔽在300米外的向日葵地里（向日葵尚未收割），所以我们决定守在敌人丢弃的阵地里过夜……

出于安全原因，隔一阵子我们便会发射照明弹。午夜时刻，一个黑色的阴影突然出现在我们上方，朝着我们的阵地投下了一些炸弹。过后，又有两架“缝纫机”在我们的头上盘旋，只要看见一丝亮光便会投下炸弹，防止我们用照明弹照亮阵地的前方。右侧的一挺轻机枪被击中了，我们听见有人在叫喊救护兵。这样一来，我们连烟也不敢点，哪怕是在隐蔽物下。

我们注视着阵地前方，一片漆黑。威利•克劳泽觉得自己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我什么也看不见，而且敌机就在上方盘旋，我们无法发射一枚照明弹以看清面前的情况。有那么一阵子，一切都很平静，可突然，我们右侧的一挺轻机枪开火了。与此同时，数发照明弹终于腾空而起，一下子将前方照得雪亮。沿着整条防线，机枪和步枪开火了。我们也发射了一枚照明弹，借着亮光，我们看见阵地前方有些人跳起身试图往回跑，剩下的人高举双手投降了。

我们在阵地前方抓获了六名俘虏，相邻的右翼阵地上，轻步兵单位抓获了十一名。所有俘虏立即被押送到我们连的战地收容所。这些俘虏令人惊讶：他们都是爷爷辈的老人，留着长长的胡须—据我估计，他们中最年轻的也已50岁了。我们从这些战俘嘴里得知，他们三十个人，由一名政委带领，任务是突破我们的防线，抓舌头。他们想了解我们部署在这一带的新式武器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发现这些人都是最近才征召入伍的新兵，只接受过“如何开枪”这种简单的训练，然后便得到了一支步枪，并被派上了前线。

更令我们吃惊的是，他们在政委的带领下，从向日葵地里朝我们的阵地爬来，他们的行动极其谨慎，300米的距离，他们爬了近四个小时。而我们阵地上方的“缝纫机”也是这一行动的组成部分。我们严重破坏了他们的计划，尽管我们的防线处在他们的炮火射程内，但除非他们能摸进我们的阵地，否则就只能继续猜测这种新式武器究竟是何方神圣。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辆“费迪南德”坦克歼击车常常被部署在桥头堡。由于其精良的装备，很快便获得了一片赞誉，作为一款出色的坦克歼击车，它在防御战中无可挑剔，但由于其自身重量过于沉重，在俄罗斯大草原的沼泽和深深的泥泞中，很难发挥出它的最大优势。这也正是尼科波尔桥头堡被疏散，我们开始穿过乌克兰的沼泽，从第聂伯河撤往布格河时，工兵的一支特殊爆破队不得不将它们炸毁的原因所在。

11月24日。夜里出现了霜冻。我们依然坚守着第聂伯罗夫卡与斯达汉诺夫之间的防御阵地。“费迪南德”的到来鼓舞起我们的士气，尽管到了夜间，它们便被撤至另一个地区。

早上的天气出现了变化，大雨倾盆。我们只能用防潮布尽量把自己覆盖住，但这并未能得到太好的防雨效果。我们被淋得浑身湿透，在泥水中挣扎着。随后，战斗的轰鸣朝着我们的防线扑来，坦克炮的吼叫撕裂了空气。两个小时后，激战声渐渐平息下来。这场鏖战主要是坦克大战，我们并未参与其中。

战果传播得非常迅速，我们的“费迪南德”在这一区域击毁了敌人的40辆坦克和15门反坦克炮。我们的“熊蜂”和“大黄蜂”也干掉了15辆敌军坦克。在我们西面，师里的其他单位也成功地击退了敌军。

此刻，一切都平静下来，雨依然下得很大，粘稠的泥浆渐渐淹没了我们的散兵坑。敌人同样遭遇了地形的困难—我们获悉，他们在运送补充兵、武器弹药以及其他补给品方面遭遇了问题。

11月25-28日。我们在污秽的散兵坑和战壕中又待了四天。天气变化多端，但主要是寒冷、潮湿、多雨。我们的装备被弄得脏兮兮的，出现了卡滞。夜间通常会出现冰冻，然后，所有的一切都被冻得硬邦邦的，我们的许多武器都已无法使用。这些武器到了夜间便被换下，因为白天我们一直处在炮火下。由于条件恶劣，供应给我们的伙食没个确切的时间。有一次，送饭菜的车辆从八公里的后方赶到前线，居然用了两个小时。

11月29日—12月1日。敌人以营级规模的兵力对我们发起了三次进攻。他们成功地在几个地段突破了我们的主防线，但我们每次都在突击炮和重武器的支援下将他们击退。敌人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不得不调集新的补充力量。

12月2日。山地部队的赶到终于让我们松了口气。他们的车辆到达时，雨下得很大。俄国人好像知道我们在忙些什么，因为他们马上使用重型火炮对我们实施了炮击。我们再次遭受了一些伤亡，两部汽车被击中后报废。司机试图驾车驶离危险地带，但厚厚的泥浆使这一努力根本无法做到。我们搭乘的汽车也陷入了泥泞，大家只好跳下车，帮着把车辆推出泥潭。返回后方的路程通常只要15-20分钟，可现在却需要两个小时。

我们累得筋疲力尽，还带着因战友阵亡而造成的沮丧，费力地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住处。第一个迎接我们的是卡佳，她给了我们一个惊喜，我们每个人的床铺上都摆着一份小礼物—两根香烟，几张用来写字的纸，一包卷烟纸，还有些类似的小玩意儿。这些东西大概是她从那些山地兵手里要来的。现在，三张床铺空了出来，其中两张床铺的主人负了伤，另一张是装甲掷弹兵默施的床，可他已经阵亡。卡佳在他的物品上放了个用树枝做成的小小的十字架。我们不知道她是如何得知这一情况的。

12月3日。我们一个个无精打采，墓地里的十字架每天都在增加。阵亡者中，许多是来自轻装步兵，我跟他们很熟。我还记得在法国，后来在意大利，他们是那么开心，那么满怀希望，可现在，他们离开了我们。特别令人悲痛的是，我们获悉，就在几个小时前，我们被山地部队接替的那场炮击中，连直属队幽默搞笑的三等兵鲁德尼克，不幸被弹片击中头部，当场阵亡。现在，我们唯一想的就是睡觉，没人唠叨这些。

12月4日。昨天就像是过节，我们洗了澡，刮了胡子，还换上了干净的衣服。食物也很好，我们吃到了菜炖牛肉和面条，作为饭后甜点，我们还得到了粗小麦粉做的布丁。我们还花了点时间清洗弄脏的军装，并把武器清理干净。我们甚至还趁着屋外下雪的机会睡了会午觉。可是，降雪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它只是增加了道路的泥泞程度。我们在通往厕所的路上铺上了木板，这样，我们至少可以让自己的靴子保持干净。

由于我们遭受的损失，一些班和排进行了重组。现在为我担任副射手的是保罗•亚当，他是个结实的小伙子，以前被分在罗特曼的重机枪分排里。威利•克劳泽被派去给弗里茨•哈曼担任副射手。我们队伍里的志愿者被转到了轻型补给车队，作为交换，我们得到了几名迫击炮分排的成员。这种人员的重新分配总会带来一些不自在，不过，影响确实不大，因为通常说来，不管是在住处还是在前线，我们都是个紧密的团队。

继续掌控一挺重机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否则的话，我会有一种强烈的不安，一种不踏实感，这一点毫无疑问。我觉得我们的头儿也认为他可以信赖我—尽管他告诉我们，从第2连给我们调拨了两名二等兵，他们也是重机枪射手。但弗里茨•哈曼和我继续掌控各自的机枪，这是对过去几周里我们的表现的一种肯定。

12月5-9日。给我们派来了一名新连长，由于各个连队规模的缩小，连里军官的调换司空见惯。我们的新连长—他们都称他为“老头”—显然没有在前线部队服役过，尽管他装作很有经验的样子。这就是说，他会不时地召集起他的下属，给他们上作战课，这些内容都是他从军校或其他什么地方学到的。奥托过去是一名专业服务生，现在，他时常被“老头”叫去充当勤务兵，他告诉我们，“老头”掀起了一股外文热潮，他在授课时主要采用一种所谓的“学术式”德语，里面掺杂了大量的外来语。奥托说，最可笑的是，那些军士被问及他们是否听明白时，他们总是回答：“明白了，中尉先生！”事后，他们又向“萝卜”打听，课上到底讲了些什么。“萝卜”是连部的一名下士，也是个学究气十足的家伙，他在意大利得到了这个绰号，因为他不吃肉，总是吃素。

于是，“萝卜”便用“预防性进攻”、“按比例投入”、“扩散式前线的划界”以及类似的专业名词给大家解释“老头”所说的意思。“老头”居然指望自己的部下能理解他这种“优雅”的语言：显然他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浸淫得太久，已经无法用简洁明了的话语阐述问题了。

有一次，在一群整装待发的士兵面前，他问一名装甲掷弹兵是否做到了“自我整合”。这名年轻的士兵分到我们这里刚刚三天，他来自上西里西亚，说一口滑稽搞笑的方言。他疑惑地看着“老头”，但似乎又明白过来，回答道：“我不知道，中尉先生！”

我们可以看出“老头”没料到会是这个回答，于是，他问道：“为什么不知道？您已经跟我们在一起待了三天了。”

“是的，中尉先生，”这名士兵回答道：“可我在两个小时前刚刚得到第一片止泻药。”

在场的人个个捧腹大笑！这名年轻的士兵以为“老头”问他木炭片是否治好了他的腹泻。“老头”也跟着我们笑了起来，但他没有意识到，我们发笑是因为这名士兵面对一个故弄玄虚的问题作出了令人高兴而又务实的回答。实际上，“老头”想知道的是，他的士兵在部队里是否感到轻松自在。

经历了这个插曲后，来自上西里西亚的这名掷弹兵—他名叫约瑟夫•施皮特卡—成了许多笑话的主题。我们叫他“Peronje”：他经常用这个词，这个词显然涵盖了许多主题，但他从未说过它的实际含义。施皮特卡很快就成了我们关系密切的朋友。他是个可信赖的伙计，即便在前线战壕里他也干劲十足，我们不得不多次拉住他，免得遭遇危险。

12月14日。昨晚完全是一场庆典。你能听见士兵们放声大笑，就像有人刚刚说了个超级搞笑的笑话那样。你能听见许多营房里传出了歌声，混杂着手风琴的伴奏，持续了一整夜。这让我想起了德林下士，在雷特斯乔夫时，他吹奏的曲调几乎一模一样。士兵们的歌曲—通常是喜庆而又快乐的，但有时也有忧伤感人的。然后，所有人都平静下来，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每个人都问自己，下一次纵情歌唱时，自己是否还在呢。作为缓解，许多人把注意力转向白兰地酒瓶。他们喝得酩酊大醉，倒在自己的床铺上沉沉睡去。

瓦尔德马•克雷克尔和二等兵弗里茨•科申斯基就是其中的两个，他们是从哪儿搞来的这些白兰地？他们似乎发现了一个无穷无尽的宝藏。有时候，他们中的一个会消失，不多久便会带着一瓶酒再次出现。有一次，我闻了闻瓶子，味道让我感到相当恶心。弗里茨•哈曼说这是“萨马贡卡”，是一种俄国人自制的白兰地，通常用甜菜或玉米酿成。你可以从在厨房里干活的俄国志愿者手里买到这种酒。现在我知道了！他们在营房里狂喝滥饮这种令人厌恶的垃圾，因为这里就是“产地”，他们知道，等上了前线就再也喝不到这么多酒了。

12月15日。这里连着几天遭遇了强烈的霜冻，道路再次可以通行了。昨天甚至下起雪来，你能感觉到圣诞节的来临。这将是我在俄国度过的第二个圣诞节。要是我们够运气的话，也许可以在营房里庆祝节日的到来。

12月16日。今天，我们用白垩把所有可用的车辆涂了一遍，以此来作为伪装色。为了接下来的作战行动，我们把作战伪装服翻转过来，这样，白色的衬里便被暴露在外面。我和魏歇特以及保罗•亚当花了几分钟时间赶到重组后的迫击炮分排。瓦利亚斯告诉我们，从另一个连队给他们分来了三名士兵，都是相当有经验的老手。还没等我们走进他们居住的小木屋，一股炖鸡的香味飘入我们的鼻子里—这太令人吃惊了，因为在村子里征用家禽或其他任何物品都是严格禁止的。可是，一锅香喷喷的鸡汤实实在在地沸腾着。我看见魏歇特舔了舔嘴唇。

我们走进木屋时，屋里的几个人不是躺着就是围坐在一起喝鸡汤。有的人手里握着鸡骨头，快活地啃着。简短的问候和介绍完毕后，魏歇特好奇地问道：“顺便问一下，瓦利亚斯，这种好东西是从哪里搞到的？”

还没等瓦利亚斯回答，一个名叫伯恩哈德•库巴特的二等兵抢着说道：“从哪里搞到的？好吧，三只火鸡突然飞进了窗户，就停在玛特卡的汤锅上，这些该死的东西不肯离开，明白了吗？”

魏歇特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我们都笑了起来。

“这里长着羽毛的动物都是居民饲养的家禽，你们知道的，”二等兵啃着鸡块继续说道：“当然，我们真得很犹豫，这些可怜的家伙冻得要命，它们只是想待在这里暖和一下。”

屋里的人赞同地微笑着，有几个家伙甚至笑出声来。

二等兵用他啃了一半的鸡骨头指着屋外：“对它们来说，外面肯定是太冷了，简直就是冰天雪地。”

库巴特耸了耸肩。魏歇特暗暗希望能得到一块宝贵的鸡肉，他继续问道：“是啊，然后呢？”

库巴特摸了摸发红的前额，慢慢地说道：“是啊，然后，我当然是满足了它们对温暖的需求，不过……”他用双手做了个扭断它们脖子的姿势，“……我当然不能把活着的鸡放进锅里。你明白的，对吧。”

魏歇特笑着说道：“没错，看来我们应该把住处的窗户打开，也许会有一两只被冻得半死的鸡飞进来。我总是对这些长着羽毛的朋友特别有感情。只要它们看见我，便会伸长脖子等我帮它们挠痒痒。”

库巴特被一块鸡骨头呛住了，恢复过来后，他盯着魏歇特看了一会儿，毫不含糊地说道：“最好离它们远点，你这个偷鸡的家伙，你知道相关的规定。要是他们抓住你，这种屁事会波及大家，我们可能也会因此而倒霉。”停了片刻，他继续说道：“换句话说吧，离那些鸡远点，好吗？挠痒痒什么的，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要是你愿意的话，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啃点鸡骨头。”

魏歇特没再说话，他朝我们笑着，又对库巴特咧嘴笑着，上颚的一排金色假牙赫然可见。然后，我们每人都得到了一块柔嫩的鸡肉和半饭盒油乎乎的鸡汤。我们注意到库巴特就像班长那样，在这里是说了算的人物。瓦利亚斯后来告诉我们，他的朋友都把库巴特称为“觅食者”，以表彰他在组织食物方面发挥出的天才，毕竟，这个词比“小偷”要强多了。

通过与这些新来的士兵们的进一步交谈，我们听说了关于海斯特曼的一些传闻，他是个严厉的军士，在因斯特堡时我们就认识他。这家伙很会安排事情，所以他在连里担任装备军士，这样一来，他的任务主要就是跟车队打交道，从而避免了上前线作战。可是，库巴特接着说，海斯特曼的所作所为令人厌恶。部队在前线作战时，这家伙却在后方强奸俄国妇女。他以给她们工作为借口，把她们骗至自己的住处。山地兵们指控他强奸了两名替他工作的俄罗斯姑娘。据说，一天晚上，他把她们骗来，把她们带上他的汽车，强奸了她们。我敢肯定，他能干出这种事情。

尽管海斯特曼对此予以否认，但据库巴特说，上级部门还是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查。可这一调查却没能进行下去，因为海斯特曼突然消失了：他到后方的维修部门进行例行拜访，结果再也没有回来。据估计，他可能在穿越第聂伯河的低地时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在能做到的前提下，游击队经常会实施这种攻击。没人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正如我关心的那样，海斯特曼的这一章就此结束。回顾起来，我可以说，在战争期间我当然也遇到过其他令人厌恶的家伙，但没有一个像海斯特曼那样卑鄙、无耻、堕落。

12月17日。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今天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由于我们不断以身涉险，而且都还活着，所以我们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和铜质近战勋饰。弗里茨•哈曼、瓦利亚斯和我是我们这个年龄组里的几名获奖者。我不能否认，自己对此感到相当自豪，不是因为二级铁十字勋章，而是因为自己现在终于可以被归入“前线士兵”这一范畴中。授勋是个奇怪的事情。当然，首先获得勋章的是上级长官，其原因不言而喻：试想一下，如果一名士兵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而他的排长没有，我们如何继续下去呢？部队里原有的权威等级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我们这些当兵的，知道颁发勋章的这些门道。他们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我”指的永远是长官和上级。等他们被满足后，勋章甚至可以分发给印第安人。举例来说，如果一名普通士兵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的提名，那他真是拼着性命换来的。因此，我们这些前线士兵，将获得勋章的机会让给上级的机率远远低于后方人员。军官获得勋章通常是基于他的部下们所做出的贡献，同在前线时，士兵们会设法保全军官们的性命。一般情况下，没人会对这种体系提出质疑，只要上级能够证明他的领导能力即可。不幸的是，我也曾遇到过一些表现极其糟糕，远配不上他们所获得的勋章的军官。

尽管在几个月后我将获得等级更高的勋章，但我不会给予军事勋章过高的评价。这些勋章的获得，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运气，许多英勇的士兵从未得到过任何勋章，另外还有那些阵亡的战友，他们做出的贡献被低估了。在雷特斯乔夫的近战日里，以及后来战争行将结束时，我认识许多英勇的士兵，他们有好几次可以当之无愧地获得更高等级的勋章，但他们从未得到过，因为他们的上级在战斗中阵亡了，要么就是因为指挥官频繁更换，没人能证明他们的英勇无畏。还有一个可能是，他们的上级也许没想过对部下提出褒奖，从而为自己谋取荣誉。这就是士兵的命：最终的结果总是以上级的意见为准，除非，由于幸运的机缘巧合，他的英勇表现极为突出，以至于引起了更高层的注意。几个月后，这种事发生在我的一个朋友身上：他的英勇为他赢得了一枚骑士铁十字勋章。我获知这件事时已经是1944年春季，当时我们正进行着一场最为可怕的后撤，在深深的泥泞和沼泽中苦苦挣扎，这是我这一生从未经历过的。我们一路撤往布格河，再从那里被调往罗马尼亚。这场后撤持续了几个月，在此期间，许多战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不过要感谢上帝的是，还有些人是因为负伤而暂时与我们分别。

今天，获得了自己的第一枚勋章后，我稍稍喝了点酒—我已经有一段时间对它们敬而远之了。在这样的气氛下，总是有说不完的话，结果，我们折腾到很晚才睡。

12月18日。夜里再次下雪了。我们用干净的雪擦拭身子，随后又打起雪仗来。清晨的阳光下，白雪闪烁着光芒，仿佛是钻石的碎粒洒在了上面。所有的一切异常安静，唯一的声响来自前线，偶尔会出现爆炸声和枪声—这只是司空见惯的骚扰性射击。昨天，村里放电影，连里的部分人员去看了，今天则轮到我们。

看完电影返回住处时，屋内弥漫着一股诱人的香气。卡佳和玛特卡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一锅热腾腾的甜菜汤—这是一种俄国式火锅，里面摆着泡菜、夹馅番茄，当然还有好多罐头牛肉，味道一级棒。这锅汤令人惊喜而又愉快。

保罗•亚当不停地在卡佳身旁绕来绕去，他们在一起欢笑着。我并不嫉妒他。我走到他们身旁时，卡佳正给他看几张家人的照片，这些“照片”其实是画像。

“上面是谁？”我问道，卡佳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她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保罗的俄语学得非常棒，他告诉我，画像上的是卡佳的两个哥哥，他们也已投身这场战争。其中的一个画了这些画像，估计他是个出色的画家。

突然，卡佳抽泣起来，她诅咒着这场战争，然后，她举起一双粗糙的手叫道：“Woina kaput！”，接着，她又重复了一遍：“Woina kaput！”这句话的意思是“这场战争必须结束”。可怜的卡佳！我们也想让战争尽快结束，可谁知道它会不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