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的坦克组员们可能也和我们一样，正盯着黑暗处，并不确定该如何行事。在敌人的眼皮下发射一枚照明弹可能不是个好主意，最好的做法是尽可能快地离开这里，以便获得一些距离。

苏军坦克组员们发现我们时肯定也是同样的想法，因为就在这时，坦克发动机轰鸣起来，我们随即听见履带驶过道路的声响。我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这使我们清楚地看见了坦克的轮廓。正如侦察排报告的那样，这辆T-34就靠在树篱旁，此刻，它在灌木丛的掩护下正在驶离。自行反坦克炮的炮手瞄准了黑暗处。月亮再次从云层后出现了，暗银色的炮管熠熠生辉。

“准备完毕！”

一个声音打破了紧张的状况。伴随着沉闷的炮声，一道白色的闪电划破了黑夜，将我们身边的一切照亮。借着刺眼的亮光，我们看见了那辆T-34，距离我们不超过30米，车身正对着我们。我们看见一些身影沿着灌木丛奔跑着，寻找着隐蔽。炮声撕裂了空气，几乎是一瞬间，自行反坦克炮的炮弹在那辆T-34的侧面车身上炸开，撕开了一个拳头大的洞。几秒种后，第二发炮弹再次命中目标，借着曳光弹的光亮，我们看见T-34炮塔的舱盖处冒出了滚滚浓烟。舱盖猛地被打开，一个俄国人用手捂着头上的伤口，爬出坦克，慌慌张张地跳入了小溪中。

我们趴在灌木丛中，朝着俄国人开枪射击，他们出现在房屋之间，对着我们开火还击，但没用多少时间，他们不是被打死打伤，便是被迫逃离。我们没时间逐一搜查每间屋子，但我们在村子前设立了阵地，因为我们估计，敌人可能会试着重新夺回村落。

10月31日。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爆发了一场激烈而又艰苦的交火，但我们还是挡住了敌人的进攻。我们的自行反坦克炮击毁了五辆T-34。后来，我们又缴获了七辆T-34，这些坦克是因为燃油耗尽，被它们的组员们所丢弃。敌人的步兵也被击退，他们在距离我方阵地仅有几百米的地方掘壕据守，但大多数敌人躲藏在100米开外的一处洼地里，避开了我们的火力。我们选择村边的一个小丘作为我们的重机枪阵地，因为这里居高临下，视野非常好，但那片浅浅的洼地里长满了高高的杂草，隐蔽性非常好。另外，对我们来说，控制右侧的河岸也是无法做到的，因为那里灌木丛生，由我们的一个轻装排据守。

结果，敌人出乎意料地从河岸处发起了进攻。土黄色的钢盔从洼地处伸出时，我们才发现了这些进攻者。第一波次的敌人被我们两挺重机枪凶猛的火力刈倒，后面的人立即缩回到洼地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我们毛发悚然：我们真真切切地亲眼目睹了苏军指挥官对他们的部下实施的毫无人性的对待，我们真的很同情这帮可怜的家伙。

由于我们两挺MG-42在50米距离上猛烈的火力，敌人几乎没什么机会冲出他们隐蔽的洼地，更别说对我们所在的小丘发起进攻了。我们听见苏军政委用凄厉的哨音迫使他的部下们向前冲锋，仿佛他操控着一群疯狗。只要一看见他们的身影，我们便开火，任何一个敢于跳起身冲出洼地的俄国人，根本无法向前多冲一步——最多两步——便被子弹击中。而活着退了回去的士兵则像动物那样遭到了斥责和辱骂。

苏军的政委或指挥官疯了吗？也许，他只是担心自己的性命不保，因而牺牲自己的部下。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入了一个陷阱中，等到天亮后，他就再也没有逃脱的机会。他是不是打算牺牲自己的士兵，以此来牵制住我们，这样他便可以在夜色的掩护下偷偷逃生？但是，死亡正等待着他，不幸的是，也正等待着那些可怜的倒霉蛋，这比被子弹打死更加糟糕。

我们的坦克投入了战斗，位于侧翼的两辆坦克离开了队列，朝着那片洼地驶去。我注意到两辆坦克的炮管与其他的坦克炮不太一样，又粗又短，正指向地面。

弗里茨•科申斯基很熟悉这些装备。“喷火坦克！”他的叫声很大，一旁的我们听得清清楚楚。

我曾听说过这种武器的威力，后脊梁不禁一阵阵地发冷。我可不想成为洼地里那些家伙中的一员，那个疯狂的混蛋很快就将失去他那只一直吹着的哨子。现在，对洼地里的这些人来说，已经没有生还的机会了。我问自己，苏军士兵一直在盲目服从命令，甚至在眼前这种状况下亦是如此，会不会因为不服从的话就会被毫无人性的指挥官枪毙呢。

甚至在喷火坦克消失进洼地之前，我们便已看见长长的火柱从炮管喷射而出，火柱所经之处，所有的一切都被彻底烧焦。洼地里爆发了恐慌——我们听见了惊恐的叫嚷声。伴随着浓浓的黑烟，传出了一股肉体和衣物被焚烧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恶臭。一些俄国人跳起身，冲出了洼地，他们浑身是火，拼命地哭喊着。这些人惊慌失措地从我们身旁跑过，倒在地上来回翻滚着。许多人跳入了小溪中，试图挽救自己的性命。火焰的热度如此强烈，我们待在自己的阵地上也能感觉到。眼前的情形确实非常可怕。我们爬出散兵坑，跟上了前进中的坦克，我们必须把残余的敌人悉数消灭。

推进了一公里后，我们遭遇了猛烈的还击火力：敌人已经挖掘了防御阵地。就在我们无法继续前进一步时，四辆喷火坦克从侧翼发起了进攻。这种武器太可怕了！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它的破坏力，可怕的恶臭让人透不过气来，几乎要令我窒息，这种感觉很难忘记。

11月1日。这一天，我们的部队里阵亡负伤了许多人。后来，我们在捷尔诺瓦特卡桥头堡取得的胜利被国防军公报提及，并对我们的上尉提名表扬。这种特殊的奖励通常被用于激励部队的士气。

11月2日。我们奉命火速赶往一个新的地区。一如既往，我们这些普通士兵对目的地一无所知，但有传闻说，我们正在第聂伯河上构建桥头堡。我们彻夜赶路，在卡车后厢里被冻得要命。过去的两天里，夜间或下雨的白天寒冷无比，可怕的狂风冻彻寒骨。地上满是泥泞，车辆频繁陷入其中，深达车轴。等我们帮着把车辆推出泥泞，重新爬回车厢后，我们的军装和靴子上沾满了乌克兰粘稠的黑泥浆。终于，我们到达了一个村子，住进了屋子里，在这里，我们获得了新的毡靴以及加厚的冬季伪装服，俄国的冬天即将到来。

11月5日。我们退回到一个名叫“沃什内•罗佳斯奇克”的大型集镇周围的防御阵地中。主战线距离这里应该非常近。我们能听见远处传来的炮声以及战场上的其他声响。我们获知，俄国人沿着一条宽广的正面突破了我军的防线。我们团，在火炮和坦克的支援下，本该在清晨时发起进攻，以便重新恢复原先的防线。

11月6日。经过重型和中型火炮长时间的炮击，我们沿着一条宽广的正面向着敌人推进。迎接我们的是苏军猛烈的拦阻弹幕。太阳升起后，迎着阳光前进的坦克炮手们看不清目标，他们不得不频繁地停下坦克，仔细寻找着炮击目标。战斗演变为一场凶残的厮杀，双方都伤亡了大批军官和士兵。我们这里，阵亡的人很多。在我身边的一名下士，头颅被一发炮弹炸飞。一块弹片把我机枪上安装的弹鼓撕了个裂口。

尽管伤亡惨重，但我们还是设法突破了苏军的防御，并迫使敌人狼狈逃窜。喷火坦克担当起扫荡据守在散兵坑和战壕中负隅顽抗的敌人的任务，它们留下了一片满目苍夷的焦土，连着几个小时，带着恶臭的黑烟升入空中，污染了空气。黑烟与空中飘动着的白云相融合，携带着被烧焦尸体的残渣越过广阔无垠的乡间土地。

就在我们觉得今天也许能稍稍放松些时，俄国人发起了反击。他们用“斯大林管风琴”和榴弹炮实施了毁灭性的弹幕射击，把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们再次遭受了大量伤亡，但在此期间，我们获得了一队“大黄蜂”重型坦克歼击车和一些安装着150毫米榴弹炮的“熊蜂”自行火炮的支援，敌人已经没有机会突破我们的防区。此时，我们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也对敌人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我们看见黑色的烟柱升入空中，这就表明它们命中了它们的目标[2]。

我们扫荡完旧战线上的阵地后，第79步兵师重新占据了他们先前的阵地。当晚，我们转移至一个新的防区，这使我们再次靠近了沃什内•罗佳斯奇克镇。俄国人在这里的防御比较薄弱。我们后来获悉，被我们击败的是携带着大炮和重型武器的一个苏军近卫炮兵师，另外还有两个近卫师也在人员和装备上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但这场胜利也让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光是我们排的阵亡人数便超过了20人，我们团损失的全部人数加在一起超过了一个连（大约155人）。阵亡者中，除了士兵、军士以及军士长外，还有些军官，其中包括第1营和第2营的营长以及三个连长。我们的重武器排损失了一个迫击炮分排和一个重机枪分排。令我们所有人感到痛惜和愤怒的是，深受大家尊敬的法贝尔下士被一颗手枪子弹从背后击中身亡，开枪的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军官，这家伙负伤后倒在地上，法贝尔刚刚为他进行了伤口包扎。这起事件让我想到了施瓦茨下士，当初在雷特斯乔夫附近的桥头堡，他开枪打死那些装死的俄国人，当时我还认为这种做法很不人道。这次，我可没那么多想法了，轻装排的一名中士举起手里的冲锋枪，把那个王八蛋打了个稀巴烂。但愿上帝能阻止我的愤怒发展成这种强烈的仇恨，否则，我将成为另一个施瓦茨。

11月7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会想念深受大家尊敬的连长，他总是和我们一样身处最前线。排长告诉我们，上级已经命令我们的连长接管一个折损过半的营，而我们将得到一位新连长。与此同时，有消息说，我们师将赶赴第聂伯河上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尼科波尔桥头堡。此时的气候发生了变化。尽管在夜里会出现冰冻，但白天时却下起雨来。地面泥泞不堪——甚至连履带式车辆的通行也会出现问题。我们花了许多时间，艰难地将汽车推出泥沼。

折腾了几个小时后，我们筋疲力尽地到达了第聂伯罗夫卡，这是尼科波尔桥头堡东端的一个大村子。我们浑身湿透，身上沾满了黑色的泥浆。村子里应该还驻有一个步兵师师部和一个山地兵单位，据称，他们辖下的作战部队正沿着主战线掘壕据守，以抵御敌军持续不断的攻击。

11月8日。我们住进了被一支国防军装甲部队放弃的住所。我们班搬进了一间宽敞的木屋，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位俄罗斯妇女，她和18岁的女儿卡佳住在一起。她们俩住前屋，屋里有一个很大的粘土制暖炉，按照俄国人的习惯，她们把这座暖炉作为床铺使用。我们这些士兵搬进了另一间房间，屋里也有一个暖炉。屋外潮湿阴冷，我们给暖炉加上燃料，然后开始清理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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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时的第24装甲师隶属于第1装甲集团军。

[2]在德文中，Hornisse和Hummel都是“大黄蜂”的意思，为作区别，特译为“大黄蜂”和“熊蜂”。实际上，“大黄蜂”坦克歼击车在德军装备序列中，后来被改称为“犀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