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鲜红的雪并非从空中落下(2 / 2)

半小时后,这场地狱般的灾难有所减弱,但对我们来说,这段时间漫长无比。交通壕和我们的阵地几乎被填满,我们还活着,这是个奇迹。敌人现在想干什么?我们知道,这种疯狂的炮击是他们进攻前的准备,但敌人仍隐藏在清晨的薄雾后。

有人叫着我的名字!然后,我们看见了瓦利亚斯。冒着迫击炮弹的爆炸,他朝着我们匆匆跑来,来到我们面前时,差一点摔倒在地。瓦利亚斯气喘吁吁,几乎说不出话来,污秽的脸上满是汗水和泥浆,但我们仍能看出他的面色苍白如纸。

随即,瓦利亚斯尖叫起来:“德林的掩体又被击中了!迈因哈德、猪猡和另外几个人都被炸死了。掩体外的一个小伙子只负了轻伤,我已经为他进行了包扎。可塞德尔和另外两个人也负伤了,我需要更多的绷带,这样才能为他们包扎。”

魏歇特将两包绷带塞进他的手里,瓦利亚斯沿着之字形匆匆跑了回去,以避开袭来的迫击炮弹。

迈因哈德和“猪猡”的死,对我们是个沉重的打击。我流下了眼泪,这并不仅仅是刺鼻的烟雾所造成的。恐惧越来越紧地纠缠着我,我的喉咙发干,我觉得自己似乎就要被勒死了。我的目光盯着瓦利亚斯,看着他毫发无损地跳入了战壕。

随后,维尔克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坦克来了!一大群——数量很多!”他最后的这句话被淹没在坦克朝着我们射出的炮弹的爆炸声中。

随即,我也看见了它们!起初,它们像一堵火墙那样朝着我们推进,然后,一大群棕色的钢铁甲虫越过白色的草原朝我们慢慢逼近。一场坦克的进攻!维尔克匆匆数了数,50辆,但肯定不止这个数字。原来,这就是俄国人想干的——他们组织起一场大规模的坦克攻势,来对付我们这个孤零零、装备简陋的前哨阵地,这处阵地长时间地阻挡住了他们,并给他们造成了太多的损失。

T-34坦克喷射出深具威胁的炮火,沿着与铁路线平行的道路向村子驶去。只要十五分钟它们就能到达村落,并从后方席卷或切断我们的阵地。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无法守住这里了,这段永无休止的恐怖时刻,其可怕的结局即将到来。问题是,我们是否还有逃生的机会呢?

我们站在掩体的掩护中,脸上满是汗水,紧盯着迎面而来的坦克,此刻,翻搅着地面的剧烈爆炸,向着山丘的安全处延伸。山丘附近的一些士兵跳出战壕,朝着隐蔽处跑去。他们想抢在坦克前赶到村子里,这样,他们便可以渡过冰冻的顿河逃生。越来越多的士兵这样做了。他们奔跑着穿过雨点般的炮火和弹片。但他们需要奔跑的距离较远,能让他们生还下来的机会很小。地面上散落着武器、大衣、装备以及其他的物品,丢弃这些东西能让他们跑得更快些。许多人被击中后倒在了地上,还有些人挣扎着爬了起来,流着血继续逃命。我们该怎么做?

格罗梅尔和维尔克像笼中的困兽那样在掩体里进进出出。魏歇特伏在我身旁,也准备逃跑,但他还没决定该如何行事。他指着两个跳出战壕的家伙,这两人穿过致命的炮火,朝着安全处跑去。我认出了高个子的瓦利亚斯,另一个是塞德尔,他的头上扎着绷带。塞德尔倒下了,但随即又跳了起来,继续奔跑。维尔克激动地朝我们打着手势,示意敌人的第一辆坦克已经到达了村子。我们该怎么办?跟着他们一起跑?我们距离那座小丘最远,就算能幸运地跑到那里,山丘后面等待我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但很明显,我们也不能待在掩体里——这意味着我们会被打死或被困。就算不死,活着让俄国人抓俘虏吗?我无法活下来的。

“他们都跑了!”维尔克激动而又惊讶地叫嚷着。

“不,不是所有人,还有些人仍在阵地上,”魏歇特回答道。

但维尔克已经脱掉了他的武装带,冲入了这口沸腾的大锅。我看见他一边跑一边扔掉了沉重的大衣,然后,我扶着魏歇特和格罗梅尔爬上了战壕,他们已经扔掉了一切不必要的行装,匆匆逃命。现在,轮到我了!我是最后一个吗?不是,我看见战壕里还有几个人等待着。还等什么?无非是两种选择——逃命或留下。继续留在掩体里,等着俄国人穿过炮弹的爆炸赶到,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我是个多么出色的士兵啊!我并未扔掉身上的一切,而是希望带着自己的腰带和所有的装备。奔跑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速度不够快,于是,我边跑边扔掉了自己的大衣,松开腰带,让身上的东西落在了地上,手里只握着一支鲁格尔手枪。

我冲过地上的弹坑,跌跌撞撞地跑过逃命的士兵丢弃的物品。炮弹在我四周不停地爆炸。这是一场生与死的奔逃。许多人并未能逃至小山丘后,他们无声无息地倒下,或者就是在地上呻吟着,还有些人喊着救命。我怎么救他们?我随时可能倒在他们身边。死亡或身负重伤的恐惧打消了其他所有的念头,我只看见保住自己性命的唯一机会。等到达山丘并藏身于山丘后时,我剧烈地咳嗽起来,浑身被汗水湿透,我的那些战友早已消失在视线外。我被一具尸体绊倒,摔倒在雪地上,这里的雪地一片洁净,几乎没有人践踏过。将我绊倒的这具尸体是施瓦茨下士,他倒在数处伤口所形成的血泊中。从面色上判断,他死了没多久。

随即我发现了自己面前新的危险。数辆T-34在村子前方逡巡,挡住了我们的逃生去路。它们驱赶着前面的几名士兵,这些逃命的德军士兵像兔子那样沿着之字形路线奔跑,试图躲开坦克。但俄国人的坦克用机枪开火了,一些人被射倒在地,随即又被坦克履带碾得粉身碎骨。我必须冲过去!这个念头不断地在我脑中回荡——我必须待在坦克的盲区!子弹在身边呼啸掠过,我突然感到左胸部遭到了重重的一击。中弹了?可我并未觉得有什么削弱了我,并让我放缓脚步,于是我继续向前猛跑。

突然,维尔克出现在我身边,他跪下双膝,大声咳嗽着。

“妈的,我坚持不下去了!这简直是要命!”

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了起来,但刚走了几步,他的双腿再次软了下来。他被击中了?就在这时,我惊恐地看见一辆T-34坦克朝着我们冲来。我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跳到了一旁,但维尔克再也站不起来了。坦克履带从他身上碾过,他那惊恐的惨叫声被淹没在坦克的炮声中。它从来不会注意有人被它轧死了。现在,坦克朝着单独的士兵射击着。再也没有阻碍我的东西了:我没命地奔跑起来,肺部喘得像一对陈旧的风箱。终于,我跑到了一个围栏处,纵身跳了过去。我摔倒在另一侧坚硬的地面上。我在地上躺了片刻,汗水从额头流入了眼中。我用手背擦抹额头时才发现,手上全是血,但我摔倒在石块上,手上仅仅被轻微地擦伤。然后我注意到一间支离破碎的小屋,它能为我提供些掩护——我必须赶到那里!我紧走了几步,来到了小屋前。

破裂的房门倒在地上。等我发现残存的墙壁后埋伏着一辆T-34坦克时,已经太晚了。坦克的炮塔盖敞开着,一声雷鸣般的炮击几乎将我的耳膜震碎。突然,一名苏军士兵跳过墙壁走进屋里,随即停住了脚步。我们俩都大吃一惊,相互对望着。此刻的他手无寸铁,而我手里握着一支鲁格尔,正对着他。这个俄国人很年轻,和我差不多大,他不安地盯着我手里的枪。如果他攻击我,我就开枪,但他没动:他只是站在那里,两只手垂放在身体两侧。

我慢慢地向后退去,直到身子碰上了一根横梁。然后我转身朝着河岸处的灌木丛跑去。在那里,我遇到了一群德军士兵,和我一样,他们筋疲力尽,在这里稍事喘息后,他们朝着冰雪覆盖的顿河冰面逃去。大批苏军坦克的机枪火力和炮火集中到了河岸上,冒着可怕的枪林弹雨,这些德军士兵试图渡河逃至对岸的安全处,以便加入到其它德军的行列中,他们完全处在惊慌失措的状态,正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苦苦挣扎。为了避免落入无情的敌人的手中,他们选择了较小的风险——跨过致命的冰面,就在几分钟前,这里还是一片平静。我也抓住了这根希望的稻草,朝着对岸冲去。

对坦克来说,冰面太薄了,因此,它们沿着河岸排列在高地上,对着我们开火射击,就像是在靶场打靶。炮弹不停地爆炸,在我左右两侧,不时有人倒在雪地上。白色的伪装服被他们身上的鲜血染红了。被打死的人堆积如山,负伤的人呻吟着,呼叫着救命。许多地方的冰面被炮火击碎,激起的水柱高高地窜入空中。冰面破裂后,倒在积雪上的许多尸体消失进汩汩的河水里。我跌跌撞撞地跑过冰面上的死者和伤者,耳中只有爆炸声,我意识到,地上的积雪已被鲜血染成了红色。最后,我终于跑到了对岸的安全处。

我们当中,并没有太多人成功地逃至遥远的河对岸,并在那里的白桦林中获得隐蔽。可就算在这里,我们也不安全。坦克炮弹在树梢上炸开,弹片和树枝雨点般地落下。许多人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结果却在这里负了伤。

树林中有许多掩体。正当我们跑过一座掩体时,一名下士朝我们挥着手,示意我们进去。我踉跄着冲进了掩体的通道,花了几分钟时间才恢复了正常的呼吸和说话能力。感谢上帝,我终于在这场渡过顿河的死亡之旅中生还下来。

这些掩体的状况出奇地好,不仅干净,而且相当专业,都是用相同长度的白桦树干搭建而成,肯定是为了长期防御而建造的。不过,谁知道它们在这里被空置了多久呢?一名士兵估计,这些掩体曾被一支炮兵部队所占据,他看见过顿河河岸上准备的炮兵阵地。我认为这些掩体在这里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位下士递给我一根烟。当我伸手到左胸袋里掏打火机时,我的手指夹住了一块铁,打火机已被一发子弹或弹片打得变了形。手指摸到的地方,金属壳已被击破,我甚至能闻到军装上渗出的打火机油的气味。我想起在我到达小山丘时,左胸部感到重重的一击。这只坚硬的打火机,是上等兵格拉拉在斯大林格勒时给我的,可能就是它救了我的命。我不知道他和其他人现在怎么样了。但现在没时间缅怀往事——我们必须继续逃命!最后一批逃过顿河那场可怕磨难的士兵中的一员气急败坏地说,敌人的步兵和迫击炮部队正踏过冰面,很快就会到达这里。

我们没有武器,根本无法挡住他们。那位下士丢弃了他的冲锋枪,而我手上只有一把手枪。下士跑在最前面,穿过树林中的灌木丛,我们紧紧地跟在他身后。每个人都显得惊慌失措。头顶上,我们听见迫击炮弹在树梢处的爆炸声,碎片雨点般地朝我们落下。此刻应该是钢盔派上用场的时候,可我们在仓促逃命时,为了减轻重量,早已将它们丢弃。

在树林边缘,我们出现在一片冰雪覆盖的草原前。冰冷的寒风将粉状的雪吹入小土堆,土堆渐渐变成了大雪堆。我的体力慢慢地得以恢复,身上的汗水渐渐消退了。但现在,我开始发冷。其他人的情况也和我一样。我们把衣领竖了起来,仍戴着帽子的人把护耳拉下,遮挡住自己的双耳。

我们顶着寒风,隐蔽在一道峡谷中,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另一群筋疲力尽的士兵,他们也是我们部队的人。他们已经在雪地里挖了坑洞,以躲避刺骨的寒风。令我高兴的是,在一个雪坑里,我遇到了我的朋友,瓦利亚斯和格罗梅尔。他们俩平安地逃过了顿河,但现在却冻得要命。瓦利亚斯的头上甚至没有帽子,而格罗梅尔则坐在雪坑里瑟瑟发抖。

寒冷会致命,特别当身体憔悴到像我们这样。而且,这里看不见房屋和谷仓——根本没有温暖的容身处。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直到找到自己人为止。可他们在哪里呢?他们会不会去了南面更远处,以至于我们找不到他们?冒着寒风行军非常累人,尽管运动能让我们保持些温度。

一些负伤的士兵再也无法前进半步了。我们在下一道峡谷处休息,并在雪地里挖了些坑。但在坑里待太久会把我们冻僵,所以我迫使自己不时地站起身,来回奔跑几步,以放松自己僵硬的身体。

12月14日。清晨时,我们被猛烈的炮火赶出了峡谷:俄国人发现了我们,并用迫击炮对准我们实施炮击。我们像受惊的公鸡那样四散奔逃。刺骨的寒风将冰冷的雪花抽到我们滚热的面孔上,雪花立即融化成细细的水流,随即又被冻成小小的冰块,挂在我们胡子拉碴的脸上。重新集结起来后,我们听见右侧传来了交火声,突然,一股德军士兵出现了,他们冒着纷飞的大雪朝我们跑来,大声叫喊着:俄国人就在他们后面。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一同奔跑起来。在我们身后,伴随着步枪的射击声,俄国人的一挺机枪吼叫起来。一名德军士兵转过身,疯狂地叫喊着。他举起步枪,朝着敌人拼命开枪,可没走几步,他便中弹倒在了地上。又一个士兵阵亡了。

我们拼命奔跑着。身后的射击声越来越猛烈。枪声中,我们听见了苏军先头部队的叫喊声,“乌拉”的喊声就在我们身后,这让我们逃得更快了。突然,三辆坦克出现在我们前方——德国的突击炮!它们等待着,直到我们从它们身边跑过后,它们这才开火了。我们身后的枪声和叫喊声沉默下来。突击炮慢慢地向前驶去,并以最高的频率开炮射击。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战斗群中,在坦克的支援下,他们发起了反击,将敌人赶了回去。可这种状况能持续多久呢?

跟随着这场反击,我们加入了这支部队,随后又跟着他们返回到进攻出发地。一名负责的少尉决定把我们这三十来人整合到他的部队中。他们居住在一个集体农场和一些农场建筑中。尽管我们获得了一些吃的东西,这是两天来的第一次,可我还是觉得悲惨无比。或者,这就是怯懦吗?不管怎样,一名刚刚穿过炙热的地狱的士兵,看起来他似乎已经向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屈服,就像大多数他的朋友和战友那样,你还能指望他什么呢?他是否应该将死亡作为士兵的命运,心安理得地予以接受,并继续战斗下去呢?该死的!如果我们发起一场进攻,并有一些获胜的机会,那我会这样做的。可现在,我们正在仓皇逃窜。当你手里不再有任何可用于保护自己的东西时,这是怯懦吗?

我们三个最终加入的这群乌合之众,的确对我们战斗意志的提高毫无帮助。他们都是些散兵游勇,就像在雷特斯乔夫加入我们队伍里的那些人一样,那帮家伙士气低沉,我们根本无法安排他们作战,他们所想的只是如何更好地逃命。我们都曾听说过,当领导的是如何使用他的枪让这些人听话的——这帮家伙都曾是逃兵,看见敌人撒腿便跑。有些人甚至对着自己的胳膊或腿开枪。他们会用一片面包挡在枪口前,以免留下火药或灼伤的痕迹。自伤的行为一旦被发现便会被送交军事法庭,可以肯定,等待他的将是枪毙。

一名二等兵将被送交军事法庭,因为他被认为故意让自己的双脚被冻伤。他们送他去救护站前,他告诉我们,随着俄国人发起的一场进攻,他靠装死捡了条命。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他躲在一个雪堆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另一支德军部队发起了反击,他获救了,可他的双脚冻成了两个冰块。不幸的是,这支部队里没一个人认识他。

新的部队给我们配发了卡宾枪和弹药。另外,我还得到了一套旧衣服,这套衣服原本是一套白色的伪装服,包括一件夹棉外套和一条裤子。但我们没有得到钢盔。寥寥无几的几座房屋被挤得满满当当。我们班住进了一间棚子里,构成棚壁的木板间的缝隙非常大,透过缝隙,狂风席卷着冰冷的雪花吹进棚子里。我们尽量用地毡把这些缝隙覆盖上,棚内只有潮湿的稻草可供我们睡觉。可尽管如此,还是比我们在冰冷的草原上露营要强得多。第二天早晨,我们得到了一些热饮,尽管是替代品咖啡,但它至少让我们的体内产生了一丝温暖。

12月15日。我的情绪已经跌至谷底。我们获知,已经有一群士兵坐着卡车离开,现在,我们也要跟着三辆突击炮和两部卡车撤离。据说,那些离开的士兵来此之前属于一个惩戒连。真是谣言满天飞!

我们出发了,一直向前,朝着前线的某处而去。雪下得更大了,很快,我们便只能看见前方一片白色的地面,只有偶尔出现的灌木丛将其打断。阵地在哪里?如果它们真的存在,肯定也已被积雪覆盖。身后的房屋早已消失在这片雪幕后。在这片冬季的荒原上,队伍里的中士似乎显得局促不安。他决定在一道宽阔的峡谷前停下。

突然,某个地方传来了步枪的射击声。几个身影穿过纷飞的雪花出现了,跟着我们跑入了峡谷中。他们是从敌人那里逃出来的德国士兵。他们告诉我们,从昨天起,他们就在这片积雪覆盖的荒原上迷了路,到处都是俄国人,他们完全是因为运气好才没有落入敌人的手中。他们所属的战斗群驻守在冰冻的奇尔河畔,昨天,一群苏军坦克搭载着步兵打垮了他们的防御。幸存的德军士兵四散奔逃,此刻正在这片大草原上四处游荡。在刚才的交火中,一名士兵身亡——他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了,因为昨晚睡着后,他的两条腿都被冻僵。在我们前方的苏军士兵正忙着架设起四门迫击炮,准备对我们开火。

我们的中士犹豫不决,他派一名传令兵回去,要求三辆突击炮赶上来。只要它们赶到,我们就将对敌人的迫击炮阵地发起进攻。我们等待着——由于天寒地冻,我们在雪地上挖了些藏身处。有那么一刻,我们身上很暖和,因为刚刚经历了行军,但随着风力加剧,寒风透过衣服传到身上,使我们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瓦利亚斯不时地用手拍打着小腿、胳膊和肩膀。他所得到的冬衣太短,脚上穿着双裂了缝的旧毡靴,这双靴子是从一名阵亡的士兵脚上扒下来的。格罗梅尔也穿着一双旧毡靴,他的大衣破破烂烂,是那种薄薄的陆军款式。但他说里面还穿了件很暖和的羊羔毛背心,在集体农场时,另一名士兵试穿过这件背心,结果发现它太紧了。格罗梅尔的头上戴着顶俄国的毛皮帽,这是一名突击炮组成员给他的。结果,这让他看上去像个俄国佬,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称他为“伊万”。我身上穿着那套伪装服,遮风挡雪的效果相当好,可在这个血腥的国度,我仍觉得冷得可怕,拿破仑和他的大军就曾在此全军覆没。那段历史的详情,我曾在书上读到过,现在,轮到我亲身经历这一切了。自己可能会在这片白雪皑皑的荒原上负伤,无助地躺在地上,直到身体慢慢地被冻成冰块,想到这些便让我不寒而栗。

突击炮怎么还没来?我们左等右等,然后——太迟了!我们听见了迫击炮弹破空的呼啸,尽管炮弹的落点离我们稍有些距离,可尖啸的弹片四散飞溅,从我们头上不远处掠过。这种情况并未给我们造成太大的恐慌:我们曾经历过比这更为严重的状况。我甚至决定站起身来,这样便可以让双脚活动一下。接着,一发炮弹在我们对面的斜坡上炸开,我们甚至能看见弹片在雪地上嘶嘶飞过。一名士兵大叫着,我觉得左膝盖下传来一阵轻微的疼痛。他们召唤着我们组里的医护兵,此时,这位医护兵正在照料一名大腿处被弹片划伤、血流不止的伤员。这名伤员穿着蓝色的军装,是空军野战师里的一名二等兵,他所在的部队被打垮后,他和另外三个人加入到这支队伍里。

医护兵救治完那名伤员后,我让他帮着看看我觉得被弹片击中的地方。在我膝盖的正下方出现了一个小洞,约有一颗豌豆那么大。它并未给我造成太重的伤,我的腿也行动自如,但一股细细的血沿着胫骨流下,颜色几乎呈黑色。

医护兵为我敷了些药膏,“太糟糕了,”他几乎是带着歉意说道,耸了耸肩膀。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想告诉我,很不幸,这个伤势无法让我获得离开前线回家的资格。我觉得失望——回家的希望破灭了。随即我又想到,人的情感和态度居然能变化得如此之快。就在几个星期前,我还梦想着荣耀和英雄主义,信心满满,可现在,这一切都已破灭。此刻,我渴望着能负上个Heimatschuss[2],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体面地告别这片令人身心俱毁的环境的唯一办法,这样的话,我至少可以在后方休养几个星期,从而摆脱这个可怕的国家和她那严酷的冬天。

这种想法是不是怯懦的表现呢?在这里,我们仅凭血肉之躯便能阻挡住一场全面的雪崩吗?就靠这些充满了绝望和被冻死的恐惧,在冰冷的雪坑里瑟瑟发抖的士兵?每天早晨醒来后,他们都会感谢上天自己的骨头还没被冻僵,因为面对进攻中的敌人,他们仍需要它们带着自己逃至安全的地方。我并不认为这样一群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在没有适当的重武器的情况下,能在冬季的顿河和奇尔河上阻挡住俄国人。任何一个仅凭一处伤势便能逃离这一险境的人,真的可以说是上苍保佑了。

要是尽想着自己也可能加入这一“负伤回家”的行列是不现实的:这是个梦想!什么时候才会美梦成真?弹片和子弹的飞行轨迹并不会遵从普通士兵的意愿。弹片和子弹坚硬、滚热、危险,它们搜寻着隐藏在肮脏的衣物下的生命,试图通过狠狠的一击将其消灭。

风更大了,它嚎叫着穿过峡谷,在我们的雪坑周围旋转着。它卷起粉状的雪花扑在我们的脸上,融化在温暖的皮肤上。移动左腿时,我感到一阵牵引的疼痛,同时还有些轻微的肿胀感。

下午晚些时候,三辆突击炮赶到了。由于雪很大,他们想等等再发起进攻。但敌人却抢先动手了:对苏军来说,这种天气正适宜于进攻。等他们靠近了峡谷,我们才注意到他们。

突击炮使用了杀伤人员的高爆弹。我们对着雪花纷飞的雾霾盲目射击着。雪片不停地落在我们的脸上,迷糊了我们的双眼。随后,那些“鬼魂”消失了!我们几乎压制不住敌人的还击。

“这只是他们的一个侦察班,”属于中士圈子里的一名三等兵说道。他告诉我们,昨天早晨,敌人攻击了这里,一些阵亡士兵的尸体就倒在这里,已经被积雪覆盖了。

随后,我们听见侧翼传来了一阵交火声。三辆突击炮奉命返回集体农场。事态会如何发展呢?我们待在自己的雪坑里等待着。我再次想站起身来,但却发现自己无法做到——就好像我长了条木腿。左膝盖完全僵硬了,要是敌人在此刻发起进攻,恐怕我就完了。我无法行走,更别说奔跑了。天哪!我焦急地呼叫着医护兵。他轻轻地敲着我的膝盖,它已经肿得像个气球。膝盖处的皮肤绷得紧紧的,仿佛用涂料涂抹过那样,呈深蓝色。

“大出血,”医护兵说道。膝盖下的小洞导致小腿处大量出血,药膏封住洞口后,血液无法流出,在小腿内淤积起来。

“我对此无能为力。你这条腿应该上石膏,让它无法动弹。但在下奇尔斯卡亚的医护人员给你的腿打上石膏前,你最好先让医生看看你的伤势,否则很容易造成败血症。”

下奇尔斯卡亚?

“我怎么才能赶到那里呢?”我问道,我既觉得惊讶,也为自己或许能离开这个烂摊子而感到高兴。

医护兵耸了耸肩,“我也不知道。”

“可我没办法行走,”我忽然感到一阵紧张,每当焦虑感出现时,我总有这样的感觉。

“我知道,”医护兵点点头,“还有个二等兵也负了伤,我想让他搭乘突击炮回去,但他们的车子里放不下一具担架。”

该死!现在,我得到了一个离开这里的机会,可我却走不掉。还有什么比这更倒霉的吗?但我随即又得到了一线希望,医护兵返了回来,告诉我说,今晚我们将待在峡谷里,并会获得补给。然后,我们应该会跟着补给卡车返回集体农场。至于补给车辆何时到来,他不知道。我们只能等待。

好吧,这意味着什么呢?要等多久?两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这真的无关紧要,因为我知道,我很快就将踏上通往安全之处的路途。但我现在还没有到达那里!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左思右想。我无法相信自己能离开这里——离开这片白雪皑皑的草原,它对任何人都不抱同情,它只会加剧我对负伤或被冻死的恐惧。但接下来敌人的进攻——这是我们无法抵挡的——将改变一切。我无法行走,我将不得不留在这个糟糕的雪坑里等着结局的到来。我只能祈祷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上帝肯定听见了我的祈祷,因为补给卡车比预想的来得早些。他们还带来了命令,让我们这支队伍立即出发,据报告,敌人已经突破了集体农场的侧翼防御阵地。卡车司机急着回去。瓦利亚斯和格罗梅尔把我扶上了车,那位二等兵的三个朋友也帮着他上了车。我们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背靠着车厢的侧板。那位二等兵疼得很厉害,他呻吟着向他的几个朋友告别。

一想到格罗梅尔和瓦利亚斯还将继续留在这里,离开的兴奋感大打折扣。我的喉咙里像是堵了些东西,越来越强烈,我的眼睛潮湿了。此刻的情形就像是我抛弃了他们。身处这些陌生的士兵中,我们三个亲如兄弟。我们在一起同甘共苦,尽己所能地相互帮助。他们向我挥手道别时,格罗梅尔用手臂擦着眼睛,瓦利亚斯则试图以夸张的情绪来掩饰自己的情感,他大胆地宣布:“别忘记向蒂沃利的金发女招待打个招呼,告诉她,我很快会到那儿安排跟她的约会的。”我强迫自己笑着,并向他保证,我会告诉她的。随后,卡车驶入了黑暗中。

尽管卡车的车厢上蒙着帆布,可寒风还是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冻彻骨髓。卡车沿着突击炮履带碾出的车辙印行驶着。每当汽车驶过隆起的地面,我们都能感觉到车厢的颠簸。那位二等兵轻声呻吟着,似乎处在极大的痛苦中。除了包扎些绷带外,医护兵为他做不了什么。他摸索着口袋,掏出一包Aktive递给我。相对于手卷的香烟,Aktive就是我们所说的现成的香烟。

我很感激,因为我那烟草袋里,粗劣的烟丝已经见底了。我们俩默默地吸着烟。卡车颠簸着,猛地来了个急转弯。我感觉到膝部的疼痛,负伤的二等兵强忍着伤痛,呻吟着:“真他妈糟糕!起初,你白天盼夜里等,想负上个Heimatschuss,结果,一切都变了!你甚至对此高兴不起来,因为你不得不满怀羞愧,悄悄地离开那些战友。这些可怜的小伙子们还能再见到自己的家乡吗?”

幸亏在黑暗中他看不见我的脸,也感觉不到自我们离开后,我的喉咙里涌动着的酸楚。甚至连辛辣的烟草也无法驱散这种感觉。

到达集体农场时,天色已近拂晓,营地里弥漫着一种常见的气氛。一些人正等着卡车的到来。我们听见西面传来了断断续续的坦克炮火。一名军官允许一些衣物被装上了卡车。一位下士和另外两个人上了车,坐在这些包裹间。其中的一个人头上裹着绷带,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认出了他的声音。

“库尔特•塞德尔!”我惊喜交加地叫道。

真的是他!一时间,我们俩有说不完的话——从死亡降临到冰封的顿河以及之后的一切。他告诉我,他和其他一些人在河岸处等了很久。冲在最前面的俄国人快到他们身后时,他终于开始逃命了。当时,苏军的坦克已经离开。他和另外三个人成功地摆脱了俄国人,后来遇到了另外一群被苏军追赶的散兵游勇。直到今天他们才遇到了这股较大的德军作战部队。

我指了指他头上的绷带,他告诉我这只是个小伤,几乎已经痊愈,但因为没有帽子,所以他没把绷带拆掉,以此来保暖。塞德尔不属于幸运地得到了Heimatschuss的人,但他可以继续留在后方照料自己。

这次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到达下奇尔斯卡亚前,我和另外几个伤员被装上一辆救护车,塞德尔和另外几个人则跳下了卡车。直到后来,我在康复连里才获知,塞德尔阵亡了。

救护车把我们送到一座大型建筑物前,轻伤员下了车,我和另外两个伤员则被担架送入了一间充斥着乙醚和石碳酸气味的房间。伤员躺得到处都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呻吟着。屋外传来了下达命令的声音,拖车和坦克轰鸣着,远处的炮声清晰可辨。

对这一切,我已不再担心——我在这里感到很安全。可我真的安全吗?一个小伙子告诉我,他是两个小时前负的伤,就在北面不远处。苏军一直在进攻,而且,据他说,我们的军队无法阻挡他们太久。尽管这样,可我在铺了稻草的床上睡得很安稳,因为我实在太累了。屋里暖和得让人有点不太习惯,再加上知道自己今晚不用出去,这让我大为放松。

12月16日。两名医护兵把我抬上担架,睡眼惺忪的我刚抬起身子,立即呻吟着倒在担架上。我第一次感觉到膝盖处发出了剧烈的疼痛。他们把我送进一间光线充足的房间。屋里,有人正将截断的残肢断臂、血淋淋的身体部件从地上收集起来。过了一会,一个穿着血迹斑斑的橡胶围裙的男人来到我身边,陪在一旁的中士称他为“少校军医先生”。他用剪刀剪开我的左裤腿和两条棉毛裤,检查着我的膝部。我的腿呈暗蓝色,从大腿一直延伸至小腿处,肿得像条充了气的内胎。他给我打了一针,并告诉一名助手,用夹板把我的腿固定住,再敷上石膏。

“只能这样了,其他的,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他说着,朝下一位伤员走去。

医护兵把我大腿以下的裤子和棉毛裤全部剪掉,熟练地用夹板固定住我的腿,再敷上湿湿的熟石膏。石膏成形得很快。然后,我得到了一张负伤证明,上面加盖着相应的日期,这张凭证被固定在我的胸前,接着,我被转送至另一间专用病房,屋里,一些伤员正在休息。通过这些伤员我了解到,这里都是些可以移动的的伤病员,我们将被转送到莫罗佐夫斯克,那里有一座大型的医护站。过了一天,我再次被送上了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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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战中德军使用的地雷,可以像手榴弹那样抛出去炸毁坦克,但由于地雷的重量和威力,这种打坦克的方法非常危险。

[2]这个词指的是所负的伤既不至于让自己残废或阵亡,但又能被送回国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