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下午，我们这个战斗群出乎意料地得到了一大群工兵的增援，这群工兵由一名上尉带领。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队伍前面还驱赶着一个排的苏军士兵，这是他们在赶往这里的途中抓获的俘虏。这群工兵来自卡拉奇附近顿河高地处的一所工兵学校。他们的实力接近三个连，这使他们得以从苏军T-34坦克的攻击下幸免于难。

经验丰富的工兵上尉接管了我们这个战斗群的指挥权，并将我们这些混乱不堪、士气低落的士兵组织起来。事实证明，大多数士气低落的士兵和军士都没有作战经验，他们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主要是在后勤、维修及管理部门服役。尽管我们这些十月份派上来的补充兵也没有什么前线作战经验，但我们毕竟是一支受过良好训练、装备精良的部队，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以应付任何严重的状况。出于这个原因，分配给我们的老兵很少，只有几名机枪副射手。突围期间，他们不是病了，就是在休假返回的途中，都在后方地带。

上级把我派给二等兵佩奇担任副射手[1]，我对此并不感到特别高兴，他已经丧失了勇气。屈佩尔被派给迈因哈德，担任副射手，这是我们班里的第二挺MG-34轻机枪。等我们获知，本单位的大部分士兵将在彼此靠近的情况下占据阵地后，大伙儿的士气得到了提升。

与此同时，我们也弄清了我们究竟身处何方。现在，我们待在所谓的“顿河岭路”上，在我们身后是一个名叫雷特斯乔夫的村子。这片地区坐落在顿河上，刚好位于通往奇尔和斯大林格勒的铁路线上。东南方几公里处，有一座重要的铁路桥横跨过顿河。如果使用望远镜，我们便能清楚地看见那座桥梁。据报，顿河对岸驻守着另一支作战部队。在我们西面几公里处便是奇尔火车站。奇尔镇有一个燃料库，还有些其他的物资仓库。两名司机从那个方向朝我们而来，据他们报告，俄国人已经占领了那片地区。

我们还从迈因哈德那里获知，为了确保通往斯大林格勒重要的铁路线，以及通向顿河南岸的两座桥梁，我们的作战部队已经形成了一个桥头堡，以阻挡住俄国人。为了实施防御，我们拥有一门88毫米高射炮，两门安装在炮架上的75毫米反坦克炮，还有一门对付地面目标的四联装高射炮。除此之外，工兵们还有几门迫击炮以及对付坦克的“空心装药”。另外还有三辆坦克和另一门88炮也应该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的心里燃起了更多的希望，因为有传言说，霍特大将率领的第4装甲集团军正赶来打破敌人在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圈。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这里的形势也将得到缓解。

这个消息和随之而来的一句口号——“将士们，坚持住！元首会救你们出去！”——短暂地提升起大家的士气。但我们很快便意识到，我们只能依靠自己。敌人的第一发炮弹刚刚炸开，我们最初的希望便像融化的积雪那样消散了。苏军几乎每天都发起进攻，持续不断的战斗使我们的有生力量被明显消耗。除了这些困苦外，还必须加上一连数日我们所忍受的饥饿，没有食物分发，这迫使我们不得不翻寻倒毙于我们阵地前的苏军尸体，以便在他们脏乎乎的干粮袋里找到些能吃的东西。有时候，这些俄国人身上的德国口粮，比我们所分到的还多。

一切都非常困难，这是我和另外几位生还者永远无法忘记的一段时期。造成我们士气尤为低落的另一个原因是，寥寥无几的反坦克武器遭到损失后，再也没有替代的武器可用了。另外，与其他作战部队在顿河南岸会合的可能性也已不复存在。

11月24日。大约在中午时刻，位于我们右翼的一挺机枪突然咆哮起来。然后，我们又听见了步枪的射击声。枪声变得激烈起来，随后便看见苏军步兵穿过烟雾出现了。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遭遇上敌人，除了一种不可否认的好奇心外，也感觉到强烈的紧张和刺激。不知何故，面前那些蜷曲着身子的棕色身影让我想到一大群正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迁移的绵羊。进入我们的射程后，他们犹豫了片刻，稍稍分散开，随即又向前涌来。

我们从各自的阵地开火了，只有我这挺机枪保持着沉默。出了什么问题？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俄国人身上，根本没有留意佩奇。他为何不开火？他的机枪完好无损，弹链也已就位。随即，我听到了德林下士的叫声：“佩奇，怎么了？为什么不开枪？”

是啊，看在上帝的份上——为什么不开火？在步枪和迈因哈德那挺机枪的打击下，一些敌人倒下了，但更多的敌人并未受到阻碍，继续朝着我们涌来。我陷入了慌乱，身体的每一处都感到恐惧。为什么佩奇的双手在机枪上游走，而不是扣动扳机？我在内心里大声叫喊出这些疑问。他的身子颤抖不已，就像是在发烧，机枪的枪管前后晃动着。他受不了了！他惊恐万状，已经无法开枪射击！我该怎么办？我不能过去把他从机枪边推开，进而取代他的位置，我依然对他非常尊重，可现在的每一秒钟都弥足珍贵！

机枪终于吼叫起来——枪管喷出了一串点射！弹链上，每隔两发子弹便是一发曳光弹。子弹拖着亮光从进攻者的头上掠过，消失进薄雾中。下一串子弹的准头依然不佳，高高地窜入云中。此刻，进攻的俄国人已经发现了我们的机枪阵地。子弹在我们的头上呼啸，钻入了身后的岸堤。突然，佩奇大叫一声，捂着流血的耳朵跌入了战壕。塞德尔看见了所发生的事情，赶过来照看佩奇。

机会来了！我立即来到机枪后，打了几个经过细心瞄准的短点射，就像我在训练期间学会的那样。我瞄准了推进中的大批苏军士兵，此刻，在我身边的是格罗梅尔，他帮着我往机枪里填塞弹链。我的准头不错，数名身着棕色军装的身影倒在了地上。涌动的人潮停顿了片刻，随即再次向前涌来，他们猫着腰，朝着我们步步逼近。

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的眼中只看见苏军士兵组成的人潮朝着我们径直扑来。我再次对准涌来的人群开火了，我唯一的恐惧是——这些恐怖的棕色人潮不断逼近，他们想要杀了我和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机枪卡膛后更换枪管，我的右手抓住了滚烫的金属件，可我甚至没有感觉到灼痛。

太疯狂了！我们待在安全而又隐蔽的阵地上，用四挺机枪和至少八十支卡宾枪对着涌来的人群猛烈开火。机枪的扫射在敌人的队列中撕开了许多缺口，死者和伤者不停地倒在地上，可更多的俄国人从薄雾中出现，我们无法看清对方。此刻，冲在最前面的苏军士兵距离我们的阵地已经非常近，我们毫无困难地看清了那些猫着腰，变大了的身影，他们端着步枪和俄制冲锋枪。突然，我们阵地右翼的两挺机枪沉默了。

涌动的人潮立即朝着右翼扑去，此刻，他们在那个方向只遭到步枪火力的打击。与迈因哈德一起，我不停地对着往右侧涌去的敌人猛烈扫射。他们的移动现在成了他们失败的原因：20毫米四联装高射机关炮投入了战斗，喷吐出凶猛有力的火力，带给我们一阵惊喜。机关炮的连发声就像一面鼓上发出的低沉、有节奏的敲击。我们看见了曳光弹是如何从四根炮管中喷出，在进攻的人群中炸开，将敌人的队列撕开了巨大的缺口。这时，阵地右翼的两挺机枪再次吼叫起来，我甚至怀疑他们先前的沉默是故意的。

四联装机关炮扫射着我们前方的进攻者，等它停火后，寂静降临在战场上。我们听见了俄国人发出的哭叫声。我深深地吸了口气。与敌人的第一次交手使我深受震动，但此刻，我的思绪又开始活跃起来。我把头伸到战壕外，注视着前方的战场。我们面前的雪地上，躺着无数具棕色的尸体。四联装机关炮惊人的威力依然让我惊叹不已，我从未想到它会具有如此大的打击效果。

前方一片寂静，我天真地认为，所有的进攻者非死即伤。可就在我稍稍爬出战壕，想看得更加清楚些时，俄国人的一挺机枪开火了。子弹从我耳边掠过。随即，苏军的第二挺机枪也对着我们扫来。在这之后不久，传来了一些声响，我认为这种声音是来自“斯大林管风琴”，接着，迫击炮弹也开始在四周落下。

“迫击炮！”有人叫喊道，不久，又叫道：“德林和马尔科维茨负伤了，我们需要个医护兵！”有人回应说，医护兵正在赶来。

三等兵马尔科维茨曾是我们连里的一名司机，我后来得知，他被子弹击中了肩部，不得不撤离了前线。而德林下士只是面颊处受了轻伤，按照他自己的要求，他继续留在前线。佩奇的右耳被打掉了，当他被带回村子时，我们都很高兴。

敌人的迫击炮火异常猛烈，我们根本不敢把头伸到战壕外。但很快，我们听见了我方的迫击炮发出了熟悉的“噗通”声。工兵们进入了阵地，开始对敌人还以颜色。他们射出的炮弹飞入空中，掠过我们的头顶，在薄雾中炸开，那是他们估算的敌军所在的位置。我小心翼翼地探身到战壕外，想看清楚发生了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许多棕色的身影从地上爬起身来向后退去，我原以为他们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伤了，在机枪和迫击炮火力的掩护下，他们正在后撤。

瓦利亚斯也看见了这一幕，他从相邻的战壕里喊叫着：“嗨，俄国佬正在逃跑！”

此刻，我们的迫击炮弹准确地落在撤退中的苏军人群里。对四联装高射机关炮的炮组成员们来说，要么是因为敌人的距离已经太远，要么是为了节省些弹药以待日后使用，他们没有开火。不多久，俄国人便消失在雾色中。

反击的命令下达时，我刚刚往烟斗里塞好了烟丝。我们清理了阵地前方的地面，并向前追击了一段距离。在跳出战壕，把随时准备开火的机枪扛上右肩前，我先点上了烟斗，深深地抽了几口。烟丝的味道从未这么好过，这种感觉就像是我已经获得了新的力量。我们沿着宽阔的正面呈扇形展开，只遇到了零星的射击。我们一边还击，一边慢慢地向前推进。那门安装在炮架上的四联装高射机关炮紧跟在我们身后。

从被打死的俄国人身边走过时，我们发现他们的伤员已经被带走了。我第一次看见了敌人的尸体倒在自己的面前。那些死尸躺在雪地上，有些尸体靠得很近，保持着倒下时的状态：他们穿着厚厚的棉衣，四肢摊开或是蜷缩着身子。雪地上鲜红的血液已被冻结。

我的胃部一阵翻腾，我无法让自己凝视他们毫无人色的面孔。此刻，当我第一次看见面前这些毫无生命迹象的尸体时，我真正意识到了死亡的含义。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很可能会把这些念头抛之脑后，但眼前的情形却让你无从逃避。这些死者是我们的敌人，可即便如此，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就和倒在雪地上的他们一样，我或者我们中的一些人，也可能倒毙在这冰冷的雪地上。

我看了一眼格罗梅尔，他正为我扛着两个子弹箱。这个可怜的小伙子脸色白得像纸，他的目光盯着前方，这样便可以不去看地上的死尸。其他人也一样。屈佩尔、维尔克和我走到一具尸体旁，尸体上血肉模糊的头颅只剩了一半，另一半大概是被炮弹炸飞了。屈佩尔用尽全力忍住了呕吐，维尔克和我一样，转过了身子。对我们这些新兵来说，第一次看见战场上的死尸，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慌乱、恐惧和无助感，除非有人生来就很坚强，并对人类的情感感觉迟钝，才会让他不受任何影响：就像那位矮小、黝黑的步兵下士，他看上去就像个吉普赛人。他名叫施瓦茨，两天前，我在补给路线上的一个阵地看见过他，此刻，我又遇到了他。这时，我和格罗梅尔正往前推进，敌人的火力已经减弱，但仍具威胁，在我们左侧，平坦的地面开始升高。在这里，我们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圆形的工事，圆圈的中心处挖得非常深，在其周围，还有另一个圆圈，足有一人深。

待在防御阵地里时，迈因哈德就曾提到过这些特征。他说，我们师在推进时利用这种工事来安置大炮和高射炮，我们现在觉得，俄国人反过来也在使用这些工事。这种判断显然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看见周围的地上躺着一些苏军士兵的尸体。这时，我听见那个步兵下士告诉一名士兵，让他对着地上蜷缩着身子的一具尸体的头部开枪，而他自己则将冲锋枪枪口抵上了另一名苏军士兵的后脑勺。两声沉闷而又令人不快的枪声，听起来就像有人对着个麻袋射击。我感到震惊，不禁打了个寒颤。难道这家伙满腔怒火，甚至连死者也不放过吗？然后，他从我身边经过，朝着另一个倒下的苏军士兵走去。他踢了踢那具侧身躺着的尸体，不太高兴地嘟囔着，“这家伙也活着！”然后，他把枪口直接抵在这名苏军士兵的前额上，扣动了扳机。我以为已经死了的这具尸体剧烈地抽搐起来。

“我们干嘛不把他们作为俘虏抓起来？”我气愤地问他。

这名肤色黝黑的下士厌恶地看了我一眼，咆哮道：“他们在装死，你试试让他们站起来！这帮猪猡以为我们不会发现他们还活着，等我们走过去，他们就会从身后把我们干掉。以前我见过他们这一套。”

我无言以对。战争中那些可耻的勾当，我仍不太熟悉。但我决不会对着手无寸铁的士兵开枪，哪怕这会成为我的个人缺点。这种我认为可耻和可怕的行径，在这位下士看来，只不过是确保我们自身安全的措施罢了。

他只是说道：“不是他死，就是我们死！”

不过，在没有遭到攻击的情况下，我还是无法让自己开枪，而且，我永远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想法！

格罗梅尔对此也感到心烦意乱，于是加紧向前走去，我不得不加快了脚步以赶上他。这种沉闷的抵头射击声此起彼伏，这真的让我产生了一种深及骨髓的不安。尽管这位下士也许拥有合乎逻辑的理由，但我还是认为，他的大部分想法来自他相当残暴的本性，战争时期，这种本性借着合理的借口得到了满足。

迈因哈德说，苏军同样对我们的士兵施加暴行，他们很少抓俘虏，所以，我们的人也以牙还牙。他说这就是战争的方式，它不断地增加着愈演愈烈的仇恨。这种仇恨始于一场进攻，然后是战斗。交战双方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并都发展成不屈的决心和过度反应。这就导致了复仇和报复，就像老话说的那样，“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哦，愿上帝救救那些失败的人吧。此前，我从未听迈因哈德说过这些，但我认为他说的没错。我参加战斗的时间太短，尚不足以形成自己的观点。

到达了苏军发起进攻的起点后，我们的反击结束了。在此期间，敌人早已远远地撤走了，于是，我们占领了这些阵地，保持着警惕。

天黑后，我们得到了热咖啡和口粮。车辆带着五名伤员返回我们的村落，其中的一辆汽车上带着一名阵亡者和一名负了轻伤的士兵，我们不认识这两人。几个士兵告诉我们，他们在苏军士兵的背包里找到了德国口粮和香烟。在一个苏军政委的手腕上，他们还发现了一块德国的“蒂勒”牌手表，表盖上还刻有名字。补给车辆的司机把这些物品交给了那位工兵上尉。

我们在新阵地上过夜。这里冷得要命，凛冽的东风痛彻入骨。没人站在观察哨上查看情况，都蜷缩在冰冷的散兵坑里打盹，直到天色放亮。

11月25日。天还没亮，我们便接到了登车的命令。我们朝着村落驶去，重新占据了散布在草原上的旧阵地和旧战壕。这省了我们许多工夫，地面的表层被冻得坚硬无比，只能用尖镐将其凿开。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在草原上的视野可以达到很远，但不幸的是，在某些地段，敌人也能看见我们的战壕。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敌狙击手击中我方士兵的事件。这些狙击手隐藏得非常好，我们很难发现他们。因此，我们的口粮和弹药总是在夜间送来，尽管在夜里也存在着危险。我们猜测，敌人的狙击手在白天时便已用他们的步枪瞄准了重要的目标，然后，他们偶尔会在夜间扣动扳机。

今天早上，一开始比较安静，但后来，苏军动用坦克和步兵，对奇尔火车站发动了进攻。起初，我们只是看着他们的行动，但很快，我们也遭到了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的攻击。朝我们扑来的敌人出现得非常突然，就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我们后来从俘虏那里获知，他们悄悄地爬到距离我们只有几百米远的地方，再挖个小小的土墩以保护自己。吹拂的东风掩盖了他们挖掘时发出的一切声响。

正当我们用准确的射击压制住前方的敌步兵时，一辆T-34离开了五辆坦克组成的队伍，从峡谷的另一侧朝我们驶来，不停地射击着。它停在了峡谷边，侧面对着我们。在此之前，我从未这么近地看见过敌人的坦克，它看上去相当危险。坦克车身涂着白色伪装，钢制炮塔转动着，压低炮管，对准了一个目标。雷鸣般的射击使车身颤动了一下，伴随着一股短暂的烟雾，一团小小的火焰从炮口喷出。几乎在同一时刻，炮弹击中了我们身后的地方。随即，马力强大的柴油发动机加大了转速，这只钢铁巨兽沿着峡谷的边缘离开了，履带叮当作响。

泥土淋了我一身，但敌人没有发现我。那辆坦克知道我们趴在这里，但他也许没有注意到我们精心伪装的掩体。他肯定认为，在这片地带，我们没有任何反坦克武器。尽管如此，这辆坦克在驶过峡谷顶端的平坡并进入峡谷前，还是显得小心翼翼。坦克停在那儿，侧面对着我们，一发反坦克炮弹或88毫米高射炮弹便能干掉它。但我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反坦克武器此刻正守卫着铁路线和村庄。

突然，这辆坦克向后倒车，并试图转向，但它没能完美地做到这一点，坦克的一条履带碾上了峡谷的边缘，造成了轻微的断裂。这时，我看见峡谷中有几个工兵，他们拿着某些东西忙碌着——看上去像是棍棒或是木杆什么的。就在这时，魏歇特打断了我，他提醒我注意敌人的步兵，对方在坦克的掩护下正朝着我们逼近。我该怎么做——开火？是的，我应该这样做，否则，敌人就会扑上来——哪怕这意味着敌人的T-34会发现我们的阵地。

我蜷伏在机枪后，扣动了扳机。魏歇特为我供弹。几乎在这同一时刻，迈因哈德和其他人也对着进攻中的敌步兵开火了。第一排敌人倒在了地上，其他人迅速趴了下来，但在这片积雪覆盖的草原上，他们毫无遮掩。敌人的坦克在做什么？那辆T-34已经发现了我们，炮塔转动着指向我们。然后，它压低炮管，直接瞄准了我们。它离我们的距离不到50米，留在原地继续开枪简直就是发疯，所以我把机枪从阵地上拉下来，跟其他人一起，隐蔽在战壕中。炮弹击中了我们身后几米远的地方，巨大的爆炸声混合着四散飞溅的弹片。

“这次算我们走运，下次我们就要倒霉了！”魏歇特说道。一股寒意沿着我的脊柱传遍了全身。

这时，“猪猡”兴奋地叫嚷起来：“坦克被干掉了！”

我们赶紧爬上战壕向外望去，那辆断了一条履带的T-34挂在峡谷的边缘，车身后部冒出了浓浓的黑烟，但很快便消散了。

有人叫了起来：“工兵们用空心装药干掉了它！”

我们如释重负，对工兵部队的那些家伙感激不尽。后来，一位工兵下士告诉我，这易如反掌，因为那辆T-34根本没有发现他们就在峡谷边缘的下方，坦克几乎就停在他们头顶上，所以他们轻而易举地把自制的“手榴弹式炸药”放到了坦克的履带下。尽管如此，他们也差点被破裂的履带打死。

我们今天的运气相当不错，敌人坦克的炮火只让我们的三个人负了轻伤。工兵们被迫用烟把那辆坦克的组员熏出来，但对方在坦克里坚持了几个小时，希望能被他们自己人所搭救。最后，他们爬出了坦克，我看了看他们。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既有些好奇，也感到一丝威胁，甚至还带有某种尊重。看着他们所戴的头盔，我觉得非常惊讶，恰当的描述是，这种头盔是把一些吹足了气的自行车内胎缝合到一起，一条接着一条。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明白，也许是为了隔音和保暖。

11月26日。今天的开始伴随着地面的雾气。在冬季阳光的照耀下，雾气消散了，这让我们获得了很好的视野。德国轰炸机在护航战斗机的陪伴下，不受干扰地在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中嗡嗡飞过。格罗梅尔识别出那些飞机是He-111和Do-17。在过去的空战中，我经常看见身材苗条的护航战斗机，Me-109。偶尔，我们也能认出重型的Ju-52，这种飞机被称为“容克大婶”，用于货运或运兵。这些飞机装载着沉重的货物飞入斯大林格勒，如果幸运的话，他们便能空机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