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海上风暴对船舰和船员的损伤是十分严重的，许多在敌人港口外参加封锁任务的舰队军官都感受到了这种损耗，科林伍德说：“我们所遭受的每一次打击都极大地削弱了这个国家的实力，上次的巡航使得5艘大型船舰失去了作战能力，最近又有2艘舰船失去了战斗力。这其中有几艘已经被送进了造船厂。我甚至无法想象在这2个月中会不会有好的睡眠。”他接着说，“在我看来，这样持续不断的航行已经突破了人类的极限，科尔德瘦得皮包骨头，身子也垮了。我还听说，格兰夫斯也好不到哪里去。”豪勋爵也非常反对这种政策。

除了船员和船只的损耗外，还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到，那就是没有一种封锁能够完全阻挡敌人舰船的退路。比如维尔纳夫就从塔兰逃离，密西斯也从罗什福尔脱身。科林伍德写到：“我们现在在这里监视着罗什福尔港内的法国舰队，然而我们却感到要阻止它起航并不是那么实际。可是，要是让他们从我身边白白溜走的话，我会颜面扫地……唯一能够防止他们逃避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不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闯进我们的埋伏圈。”

不管怎么说，那种紧张不安的状况已经成为了过去。英国的船队占领了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岸；所遭受的损失也得到了补充，受损的战舰也得到了修理；当一名军官在岗位上力竭而亡时，就会有别人来取代他的职位。对布列斯特的封锁和见识彻底打破了那位皇帝会师一处的美梦。虽然一路上困难重重，纳尔逊的警惕心却没有丝毫减退，从他们出发的那时候起，一直到横穿大西洋，最后回到欧洲的港口。这还是在他们进行军事打击很久之前，将战略扔在一边而单凭战术完成了特拉法尔加的胜利之前。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步一步，依靠这群身心疲惫却纪律严明的英国海军，加上伤痕累累却仍有作战能力的战船，拦截住了那些高傲无能的对手们的进攻，他们在敌人的每个补给基地前方都驻扎了军队，用小型战舰组成的链条将它们联结起来，他们虽然无法阻止敌人的进攻和偷袭，但是却能有效地阻止敌人分舰队的集中。

从本质上来讲，1805年的战舰和1780年的战舰并没有什么两样，虽然后者有了极大的进步和提高，但这种进步只是深度方面的，并不是战舰种类方面的。不仅仅是这样，20年前的英国舰队就敢在冬季闯入比斯开湾，当时舰队的领导者是霍克。霍克的传记作家在后来说：“在霍克的通信中，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英国海军称霸海洋的能力，这支海军不但能够抵御住冬季的风暴，还能在他的率领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行动，而且这也是他的使命。”

比起霍克与纳尔逊的时代来，法国海军现在的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海军官员的整体素质也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尽管如此，法国的海军部不会不知道自己海军军官的长期匮乏，以至于影响到海军的整体质量，海军的缺口太过庞大，只能用陆军的士兵来替补这一缺口。

西班牙的海军状况也不会比15年前更好。纳尔逊在提到西班牙向法国赠送战舰的时候就说：“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船舰不再由西班牙人率领，因为那是毁灭它们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但是我们应该尊重事实。对于实力比较弱的一方而言，摧毁敌人舰船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港口进行监视，等到敌舰刚要起航的时候就向它们开火。这种战术唯一所遭受到的反击就是在欧洲。法国和西班牙海岸线之外的气候非常多变，特别是在冬季的晚上，所要面临的严重灾难有时候连坚固的战舰都无法承受，随之而来就造成了各种物资的匮乏，所以就需要大量的储备舰船，用来替换那些执行任务的船只，还要替换船上的船员。

如果执行封锁任务的舰队能够在敌人必经之路的一侧找到一个合适的停靠地带，那么上述的问题就不算问题了。就像纳尔逊在1804年与1805年利用撒丁岛的马达莱纳湾监视塔兰舰队时，他是迫于众多战舰非常糟糕的状况才做出这样的选择。1800年，詹姆斯·索玛尔兹爵士甚至使用了位于法国海滨且离布列斯顿仅仅有5英里远的杜瓦纳内湾，以便在气候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能够安全地在岸边停靠他的舰队。从这个军事观点来看，普利茅斯与纽比的地理位置并不是十分理想，它们并没有如同马达莱纳湾一样在敌人必经之路上的一侧，而是同斯塔卢西亚一样，在线路的大后方。虽然是这样，霍克依旧以为，战舰的四处航行和有效的管理能够弥补这种种不足，就像罗德尼后来在他风暴肆虐的基地所表现的那样。

如果将1778年的那场战争视为一个整体，英国将它的舰队分散布置在美洲、西印度群岛与东印度群岛，并跟敌人旗鼓相当。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凡是提到战舰的分配时，这种理论就是成立的。在欧洲，则刚好相反。同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相比，英国要处于劣势，英国人想要发动进攻，就只能小心谨慎，并且只能依靠运气和敌人的小型舰队相撞。因此，除非是取得了一个非常有决定性的胜利，否则也要承受交战舰船在战争过程中暂时失去战斗力而导致的极大危险，而即使取得了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昂贵的。由此可见，英国本土或海峡虽然有可供依赖的直布罗陀、地中海等交通线，一旦发生战争或者天气突变，就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并只能待在本土海岸线的地方待命，或者骚扰敌人的交通线。

印度的距离便有些远，在那里，这种政策同样适用。被派往那里的舰船停在了那里，一旦遇到紧急状况，它们可能既得不到补充援助，也无法脱身，那么这个战场就是孤立的。然而，欧洲、北美与西印度群岛却是一个巨大的战争活跃区，这些战场都是相互关联的，各个地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必须时刻防范它们。

海军在战争中扮演的是交通线守护者的角色，海军和那些交通线的连接都是依靠本土，在本国，军需库被集中起来。这样会出现下列两种状况：第一，处于战争防御地位的国家，比如大不列颠应该将主要力量集中在这些兵工厂和军需库跟前；第二，为了进行军队的集中，不应该将国外的交通线继续扩大，以防止本来就不够用的海军还要增派兵力去保护它们。与第二种情况密不可分的任务是通过强化其他的方式来达到巩固交通线的目的，使这些交通线根本不需要派兵保护，只要每隔一段时间运送给养和增援部队就可以。

如果这种理论正确的话，英国在美洲的做法就完全错了。他们占领了加拿大及哈里法克斯、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而且哈德逊一线也在他们的控制之内，他们完全有能力孤立一大片地区，或许是决定性的地区。当时的法国舰队尚无能力攻克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从而使英国的守备部队只需要应付海上的进攻，并且将英国海军的任务降低到最小的范围。一旦敌人的部队摆脱了英国舰队在欧洲的监视，并且在美洲露面，那它就会在那些众多的港湾中找到安身之所。相反，纽约和纳拉甘西特湾被英国经营得非常羸弱，只要有一个类似于纳尔逊或弗洛格特这样的人物就能攻陷它。而纽约的陆军被两度切割，先切割出去的一部分被派往切萨匹克，后面被切割出去的一部分则到乔治亚，而这两支军队都没有能力来独自应付眼前的灾难。在这种状况下，英国的陆军没有经过考虑就在中间地带冲杀出一片区域，如果敌军一旦控制了海洋，必然会利用这种条件插入英国陆军被分割的两部分中间。而这两部分英军之间的联络完全依靠海军，因此随着这条交通线的不断延伸，海军肩负的担子也沉重了起来。保护港口和交通线是英国海军的双重任务，英国必须在这些地方分兵，自然削弱了英国海军的军事实力，那么，所造成的后果便不足为奇了，当法国的德斯坦于1779年出现在北美海岸时，英国人就匆忙放弃了纳拉甘西特湾，因为克林顿根本没有力量同时保卫纳拉甘西特湾和纽约这两处地方。

在西印度群岛，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问题是尽量保留对一些物资丰富的小岛的使用权。不仅如此，还要占据这些岛屿，并保持它们的自由贸易，尽量让其免受敌人的骚扰。这就要求海上兵力要优于敌军舰队或者单个巡逻舰，确立明确的实力优势。但无论怎样警戒，都无法将敌人完全限制在港内，所以，在西印度群岛的水域内必须有英国的护卫舰和船舰进行巡逻。但是如果可能的话，避开法国的舰队要比制止它们强得多。由于英国海军只局限在防御的范围内，所以总是很轻易损兵折将。实际上，在它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中，在受到袭击后，它占据的大部分岛屿也会悉数丧失，并且在敌人炮火的轰击之下，英国的舰队往往不会有所动作。而相反的是，它的敌人在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等着自己的增援部队到达，在这期间不会担心发生任何事情。

这种尴尬的困境并不是仅仅局限于西印度群岛。由于这些岛屿距离美洲大陆非常近，使得进攻的一方总是可以在防御的一方弄清其真实意图之前就集中两个海区的舰队，虽然这种集中有时候要受制于海上气候和季节的变化。但是，1780年和1781年的一些事件显示出英国颇具才华的海军将领所表现出来的茫然，虽然他在战术指挥上存在着种种弊端，但是这在另一方面显示出了他内心的迷茫。英国的繁荣主要依赖的是贸易，在任何情况下，困境是军事实力处于劣势的一方共有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位英国的舰队将领在西印度群岛的任务非常沉重。

在欧洲，由于缺少大规模的特遣舰队，英国本土和直布罗陀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梅诺卡岛丢失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当同盟国的66艘战舰和英国匆忙集结起来的35艘战舰迎头撞上，并且将它们驱赶进港口时，导致了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终于落入了法兰西手中。拿破仑一直认为，只有夺下英吉利海峡，法国才能够成为英格兰的主人。一连30天，30艘法国战舰组成的特遣舰队一直在比斯开湾巡航，等待行动缓慢的西班牙人。但是法国舰队没有受到英国舰队的任何骚扰。直布罗陀面临着严重的饥荒问题，因为英格兰的交通线中断了。对直布罗陀的救助获得成功，并不是因为英国政府派遣的强大海军舰队，而是英国军官高超的指挥能力和西班牙人的懦弱。在最重要的一次军事救援中，豪勋爵的舰队仅仅以34艘舰船对抗同盟国的49艘舰船。

在英国面对的种种难题中，哪一条出路才是最佳的呢？是让敌人自由离开港口，维持一支足够强大的海上力量，在每个暴露的阵地上同敌人决战；还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形下，监视敌人在它本土的造船厂，而不是徒劳地试图制止敌人的每次偷袭；或者是拦截敌人的运输船队，并挫败敌人大规模的军事联合行动，并紧随其后追赶逃脱的大型舰队呢？这种监视和封锁完全是两码事，这个术语虽然经常被运用于战争中，却不是非常准确。

纳尔逊写到：“请让我奉告阁下，塔兰港从来就没有被我封锁过，与之相反的是，我给敌人提供充分的出海机会。因为只有在海上，我们才有希望实现国家的意图。”“只要法国的舰队想要离开港口，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将它们留在塔兰或布列斯特。”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大其词，但是试图将它们封锁在港湾中的任何军事行为都是徒劳的，这一点绝对正确。

纳尔逊之所以靠近敌人的港口，并布置了适量的观察舰船，就是想要知道它们于什么时候起航，去什么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跟着它到达地球的另一面”。他说：“我相信，法国的费罗尔特遣舰队一定会驶向地中海，如果在那里和土伦舰队会合的话，我们的数量便落到下风。可是我不会放弃它们，我的舰队将一直紧追它们。”在那次持续时间很长的战争中，会出现种种情况，比如由于气候的恶劣，参加封锁的舰队会暂时离开战场；或者由于指挥官的错误判断，使得法国海军的分舰队在英国海军的眼皮子底下逃掉。好在英国海军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出警报，那些在海上巡航的舰船中总有一些能够发现敌人的踪迹，并尾随其后，弄清它们的目的地，并把情报传达出去，从一支舰队到另一支舰队，接着便很快有一支同它实力相当的特遣队尾随其后，会“一直追踪到地球的另一面”，如果战争需要的话。

按照历届法国政府对其海军的管理使用，它们屡次远征并不是为了和敌人在海面上拼杀，而是有着种种不可告人的“最终目的”，随后的追击和滋扰也不可能不受干扰地执行已制定的计划，哪怕是由一支分舰队单独完成。对大规模的舰队会合来说，取决于将各大港口不同的舰队统一起来，那样它们便具备了致命的威胁。1799年，法国的布吕克斯率领25艘战舰离开布列斯特，开始冒险性的巡航，这一消息迅速传播开来。英国人仓皇与错误的举动，法国计划挫败和追击者的迫在眉睫，1805年密西斯从罗什福尔、1806年维尧姆分舰队从布列斯特等的脱逃，再加上特拉法尔加海战，这些都为本书提供了一种十分有趣的海军战略研究材料。1798年的战役中，英国虽然在尼罗河取得了骄人的战果，但是当远征船队起航时，由于在塔兰前面兵力空虚，而且派给纳尔逊的护卫舰也远远不够，所以这场战争依旧可以作为一个连续失败的实例来分析。1808年，冈托姆在地中海9个星期的巡逻也充分显示出，即使是在一片狭窄的海域内，若是没有一支强大的坚实舰队，要控制一支已经出海的舰队是非常不容易的。

从1778年的战争中我们却找不到类似的例子来，虽然英国这个古老的君主国没有刻意掩饰舰队的活动在暗中是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的。在两个时期，英国都处在一个防御的地位；但是，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它就放弃了在敌人港口之外的第一道防线，将它的整个舰队分散到世界各地，试图保住帝国在全世界的所有领地。我们在揭露这种政策的不足之处时，也要承认另一个政策的危险性和难度，就是通过封锁或者战斗缩短战争的进程，这样海军就成了战争局势的核心。这就要求英国政府有一支数量能够和敌人媲美，效率还要高于敌人的海军，将它们分配在有限的作战海区内，这个范围要能够使此海区的几个分舰队之间能够相互救援。在这样部署完兵力后，剩下的就要取决于打击和拦截敌人的分舰队的灵动性和技巧了。通过对敌方舰队的进攻来保护海外的领地和商品贸易，这样便能清楚地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军事目标，自己的敌人是谁。在靠近本国港口的前提下，那些需要修理的舰船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休整，而且还能够减少对海外基地供给物资的要求。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求海军在数量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不同的分舰队之间会由于相距太远无法及时提供救援，所以，每一支分舰队都要具备和敌人力量相当的兵力。这就意味着每个分舰队都要在其所处的地方占据力量上的优势，因为敌人有可能得到额外的援助，但在己方的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这种防御性战略看起来总有些不切实际。尽管英国在每一处都有着同敌人力量相当的兵力，但是英国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海外战场都不占优势，这就说明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这种防御性战略是行不通的，而且非常危险。1778年豪在纽约、1779年拜伦在格林纳达、1781年格拉弗斯在切萨匹克外海、1781年胡德在马提尼克、1782年又在圣基特，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与此同时，欧洲的同盟国舰队在数量上却占有很大的优势。所产生的结果是英国船员的危险不断增加，舰船受到的损害日益严重，那些不适合出航的舰船得以保留，而并没有将它们运送回国，缩小海军的力量，因为在没有穿越大西洋的时候，英国殖民地造船厂严重匮乏，使得这些舰船得不到及时的修缮。上述关于这两种战略的比较性开支，问题不是哪一种在同一时间支出最多，而是哪一种能够在最大限度内缩短战争的进程。

同盟国的军事政策相比较英国就更加值得诟病了，因为同盟国作为进攻方，它的条件要比防守方有利得多。当同盟国终于克服了难以将各种力量联合起来的阻碍时，我们发现，英国从来没有阻止或危及它们的相互联合，同盟国完全可以选择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和任何作战方式，依靠自己的优势兵力，发动对英国的进攻。同盟国是怎样利用自己这一巨大优势的呢？它们一边对英国的边缘地带不断蚕食，一边用自己的脑袋去撞直布罗陀这块坚硬的石头，法国做出的最认真的军事决策就是向美国派遣了一支分舰队和一支部队，想让目的地的兵力在数量上增加一倍，其结果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英国殖民者发现同殖民地的对抗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从而结束了对自己分散力量的控制，其实这种控制对它的敌人是最有帮助的。而在西印度群岛，大多数是趁英国舰队不在场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小岛被攻占，这种轻易地占领说明，只要能够绕过英国的舰队取得胜利，那么其他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尽管法国人有很多的机会，可以通过攻击英国的海上力量来解决这个难题，可它从未付诸过行动。在佛罗里达，西班牙虽然用一支绝对优势的兵力换取了一场胜利，但这种胜利却是毫无意义的。而在欧洲，英国政府采取的计划使本来在数量上就处于劣势的海军陷入了绝望的境地。然而，同盟国却从来没有消灭英国海军的作战计划。在最关键的时候，德比舰队的30艘战列舰被同盟国舰队的49艘战列舰围困在托比湾开阔的锚地上，战争委员会对此的决定却是围而不打，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同盟国海军作战行动的特点。为了进一步阻拦英国海军在欧洲的行动，西班牙固执地将自己的舰队束缚在直布罗陀附近。但是它们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就是无论是在直布罗陀海峡还是公海，只有对英国海军的粉碎性打击才是攻克直布罗陀最直接也是最可靠的途径，而在当初就不止一次地让直布罗陀的守军陷入了饥荒中。

在实施攻击性行为的过程中，同盟国跟大多数海上联盟一样，在军事行动的意见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吵得不可开交。从这点看来，西班牙尤为显得自私自利和不讲信用，而法国则比较忠实可靠。为了对付一个共同选择的军事目标，进行两国真正战略上的合作，应该是双方共同期盼的目标，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同盟国在管理和准备上存在着不足，尤其是西班牙在管理和战备方面的效率非常差，根本没办法和英国抗衡。不过，虽然管理和战备问题具有非常深远的重要性，但这些问题和同盟国选择攻击目标，从而达到战争目的所采用的战略计划和方案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对于管理和战备问题的调查，不但会毫无意义地拉长这种争论，而且其中纠缠的一些同本书主题无关的细节也会模糊我们最重要的战略问题。

关于战略问题，我们可以简略地认为“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这一军事政策的主要错误。这种猜想让同盟国的希望彻底落空，因为它们都一心向着自己不可告人的目标，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为前提。把自己最狭隘的目标当成主要目的——或者是致力于能够达成他们的目标而具备的某种优势上，以至于对眼前能够把握住的唯一机会视而不见。因此就战争的结果来看，它们都一无所得。在我们做出结论之前，有必要再次重申前面的概述，同盟国的目标是为它们所受的伤害进行报复，并结束英国称霸海洋的时代。做出的这种报复对于它们自己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当时的人认为，同盟国不但解放了美国，更加打垮了英国，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它们没有将直市罗陀与牙买加收回，这就意味着英国海军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损失，而北方的各个强国都武装中立，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就返回了。随后不久，英国的海军再次崛起，更加飞扬跋扈和专制了。

同英国海军相比，同盟国的准备、管理和作战素质都远远比不上对方，他们所能依靠的唯一优势就是数量上的差距。在同盟国处于攻击地位而英国处于防御地位时，面对英国的海军，同盟国的舰队却采取了防御性的措施，并没有主动进攻。谨慎严肃地运用自己在数量上的优势，逐个击溃对方的小股力量，将两方的数量差距拉得更大，接着摧毁对方的海军组织，并推翻这个海上帝国。而这些都没有在同盟国的战略活动中表现出来，除了沙弗伦唯一的光辉事迹以外，同盟国不是逃避就是仓皇应战，从来没有主动地发起过进攻。只要英国海军能在没有任何打击的前提下在海上耀武扬威，不但法国人的最终目标不会实现，如果因为某一次幸运的机会而让英国人获得一场胜利，那么两方就会恢复到原有力量上的平衡，不这样做是英国政府的错误。但是，如果英国由于某种指挥错误导致它的舰队仍旧不如同盟国的话，那么同盟国没能很好地利用这次机会便更加值得批评了。进攻的一方不能由于防御方拥有许多基地就分散自己的兵力，这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我们上次已经批评过法国国民的民族偏见，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再次得到了展现，看起来这种民族偏见是法国政府和海军军官同时具备的，它是法国海军作战的毒瘤。依照作者的观点，它也是法国海军没有在此次战争中获得重大胜利的关键所在。这种传统的观点对于它的民众所产生的影响是致命的，法国一大批极具才干的海军军官满怀着崇高的事业感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如此不重要的任务，这就说明传统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有多么根深蒂固。如果这种意见正确的话，它也算是一种警示，就是目前盛行的观点和将要产生的影响总是需要检验的；如果它们是错误的话，就会招致毁灭性的灾难。

商业袭击战作为海上战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对于像英国这样依靠商业立国的国家具有特别的效果。当时的法国海军官兵就有这种观点，而这种观点现在在美国广为流传。一位著名的海军军官拉蒙特·皮奎特写到：“在我看来，打败英国最可靠的方式就是袭击它的贸易。”所有人都承认，对一个国家商业贸易的袭击，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无穷的灾难。这无疑是海战中最重要的一项辅助性作战行动，并且在战争还没有结束之前，都不会过时。但如果把它看做一项根本性的、能够置人于死地的战争措施，恐怕也是不对的。当这种幻想披着廉价而迷人的外衣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它就非常具有危险性。尤其错误的是，把袭击商业贸易对准像英国那样的海洋大国，要知道海上强国必备的两个条件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商业和足够强大的海军。

如果把一个国家财富的来源集中在几艘运宝船上，就像西班牙那样，它的财政来源就随时有可能被切断。但当财富被分散在成百上千的商船上，这种制度慢慢扩散开来，就像一棵大树，当它的根系深深扎进地里的时候，就不怕种种剧烈的打击了，即使丧失掉某一个比较大的枝干，也不会危及生命。只有通过海上力量控制海洋，进而长期控制商业中心，这种攻击才是致命的，只有通过一支强大的海军进行战斗并赢得胜利，才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200年来，英国一直是世界上主要的商业国家，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它都把财富寄希望于海洋商业上，而在众多的国家中，它是最不愿意承认商业具有豁免资格以及中立国权力的国家。英国不将这种贸易豁免资格当做一个权力上的事情，而是一种基本政策，历史也证明，这种拒绝是很有远见的。如果英国还能够维持自己庞大的海军的话，那么未来将是历史的重复。

英国和同盟国的预备性合约就是为了结束这场延时已久的战争，并于1783年1月20日在凡尔赛签署。这个协议是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在两个月之前就制定好了的，这是这次战争最辉煌的胜利。除此之外，英国从法国人手中收回了除多巴哥以外在西印度群岛丢失的全部领土，但是却放弃了斯塔卢西亚。法国在印度的军事据点也得到了恢复，由于亭可马里被敌人所占有，英国无法反对把它还给荷兰，但它却拒绝割让内格帕顿（Negapatan）。英国还把佛罗里达与梅诺卡还给了西班牙，如果西班牙的海军有足够的实力占据梅诺卡的话，这对英国来说是一次灾难性的损失。但是事实上，在下一场战争中，梅诺卡再次落入了英国人手中。此外，条约还对非洲西海岸的贸易据点进行了某种不太重要的重新分配。

虽说这些安排不重要，但是我们仍要对这些安排进行论述，那就是：在未来的任何一场战争中，这些安排的持久性都完全取决于海上力量的平衡，取决于那些没有归属权的海域上的海洋大国。

1783年9月3日，和平条约最终在凡尔赛签署。

注释

①图尔维尔（1642—1701）法国海军上将，路易十四的海军赢得世界主宰时期的杰出指挥官。

②美国海军将领。

③美国海军将领。

④维尔纳夫（1763—1806）法国贵族，15岁加入海军，在1796年晋升为海军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