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在防御中，存在着两种决定胜负的方式，即有两种对付进攻的方法。它们是因为进攻方是被防御方的军事力量消灭，还是因为自身的劳累问题而崩溃这两个问题而存在的。

无需多言，第一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适用于采用前3种防御方式的场合，而后一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适用于第四种防御方式的场合。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往本国腹地撤退时，第二种方式才会决定胜负。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通过向本国腹地撤退能够决定胜负，人们才会选择这种需要做出重大牺牲的退却。

如此一来，我们便知道两种不同的抵抗原则，而一些战例则能够很清晰地将二者区别开来，正如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区别双方基本概念那样清晰。

1745年，在腓特烈大帝率领大军进攻霍亨甫利得堡的奥地利军队时，奥军刚从西里西亚山区下来。此时，奥军的力量既不可能因为分散，也不可能因为劳累而受到明显的削弱。

跟上述事例完全相反的例子是：威灵顿在托里什·韦德拉什的筑垒阵地上坚守，直到马塞纳[5]的军队因为饥寒交迫而不得不主动撤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削弱进攻方的并不是防御方的军事力量。

在别的战例中，这两种原则则相互交织在一起，当然，其中也有一种发挥了主导作用，比如1812年的战例。

尽管在这一场举世闻名的战局中发生了许多流血战斗（如果在其他场合，发生这样多的流血战斗也许就能说是用武力彻底决定胜负了），但它依旧证明了，进攻方是如何因为劳累而遭到灭顶之灾的。30万的法国中央军团在抵达莫斯科时仅剩下约9万人，而派出去的军队人数只有约13000人，所以，法军一共损失了197000人，其中战斗减员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

在以所谓拖延制胜著称的战局中，比如在有名的“拖延者”非比阿斯展开的那些战局中，主要是希望敌军因为过度劳累而崩溃。总之，劳累这一原则在很多战局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人们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只有抛开历史著作家杜撰的原因，而深入研究事件本身，才有可能找到这个决定胜负的真实原因。

讲到这里，我们认为已经很充分地阐明了防御的一些基本观念，清楚地讲明各种防御方式及防御方式中的两种主要的抵抗原则，我们还对等待这个因素是如何贯穿于整个防御概念中、如何与积极行动密切结合作了说明。我们也说明了，积极的行动必将出现，而当它出现时，等待的优势便不复存在。

到此为止，我们认为，我们已经从总的方面分析并探讨了防御的问题。当然，防御中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要塞、营垒、山地防御、江河防御及侧翼活动等的实质和作用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各自成为独立的研究点，也是我们要探讨的，我们将在后面专门研究。

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问题都在上述一系列观念的范围之内，只是这些观念在具体地方和具体情况中如何被进一步地运用罢了。

以上的系列观念是我们从防御的概念和防御同进攻的关系中研究得出的，我们将它们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就指明了如何才能从现实中再回到那些简单的观念上来，即找到靠谱的依据，避免在讨论问题时求助于那些自身毫无依据的论据。

然而，战斗的组合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在流血战斗实际上并未发生，武力抵抗在只有可能发生作用的情况下，在形式和特点上有很大的变化。所以，人们往往会认为在这里必定有另一种发生作用的因素。

在简单的会战中，流血抵抗所产生的作用和完全不至于发展到浴血奋战的战略计谋所发挥的作用是有较大差别的。所以，人们肯定会认为一定有一种新的力量存在于二者之间。

如果进攻方发现防御方认为自己凭借非常坚固的阵地就觉得敌军无法攻下，如果进攻方发现防御方以大河作为掩护便认定敌军无法渡河作战，甚至担心补给问题无法得到保障，那么始终只有防御方的武力能引起这些效果。因为进攻方被迫停止的原因在于，他担心在主要战斗中或者在一些尤为重要的地区会被防御方的军事力量击败，只不过进攻方压根儿不会或者起码不会坦白这一点。

就算人们认可我们的观点，承认在不需要经过流血战斗而决定胜负的场合，其最终决定作用的依旧是那些尽管还没有真正进行但已经作了部署的战斗。他们依然会认为，在这样的场合中，应该被当成有效因素的并不是战斗在战术上的胜负，而是制定这些战斗的战略计谋。

而且在谈及运用武力之外的其他防御手段时，他们所说的不过是战略计谋所起的突出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认同，不过，这也是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意思是：如果非要说任何战略计谋都要将战斗中的战术成果作为基础，那么进攻方必然会针对这个基础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首先力求让己方在战术成果方面获得优势，为下一步完全摧毁防御方的战略计谋奠定基础，这一直是防御方所担心的地方。

所以，绝不能将战略计谋当成某种独立的东西，战略计谋只有在人们拥有一定的根据、势必能获得战术成果时才能发挥作用。以拿破仑为例子，像拿破仑这样天才般的统帅可以不顾一切击破敌人的全部战略计谋而努力战斗，是因为他对战斗的结局将利于己方深信不疑。

由此可见，如果战略计谋未能不遗余力地以优势兵力在战斗中压垮拿破仑，而是沉迷于玩弄比较精巧的计谋，那么它的下场将像蜘蛛网那样被轻而易举地撕破。所以，试图采用普鲁士军队在七年战争中所使用的对付道恩及其军队的方法来对付拿破仑及他的军队是愚蠢之举。为什么呢？

因为拿破仑本人深知，所有一切全部取决于战术成果并确信自己可以获得战术成果，但道恩却不是如此。所以，我们认为，任何战略计谋都只能以战术成果为基础，无论是采取流血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还是通过不流血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战术成果都是决定胜负的真正的本质原因。也只有对胜负抱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期望从战略计谋的本身获得利益。

概览战争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许多战局中，进攻方在还未进行流血决战的情况下选择了放弃进攻的打算，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战略计谋发挥了十分大的作用。或许这会让人这样认为，这些战略计谋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力量，并且在进攻方未能在战术成果方面占有明显的决定性优势时，战略计谋大多能够单独解决问题。

对此，我们要说，就算上面所说的现象的原因存在于战场上，换句话说，它属于战争本身的现象，这一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众多进攻没能发挥作用的原因在于战争中较高的关系，即存在于战争的政治关系之中。

产生战争因此也形成战争的基础的总的关系也决定着战争的特点，关于这点我们会在后面专门探讨。在这里，我们只要知道，这些总的关系会让绝大多数战争变成半真半假的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原来的敌对情感会因为要迂回曲折地通过诸多的关系而变成只能起到微弱作用的因素，这点在进攻方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突出。

所以，只要增加一点压力，软弱无力的进攻便会自动停止，这不足为怪。因为，应对一个被种种疑虑和压力削弱的决心，往往只需摆出点抵抗的样子就足以让进攻方放弃进攻。

因此，防御方常常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方式获得成功，而不是缘于他有固若金汤的阵地，也不是因为横贯在战区的山脉和穿过战区的大江和大河让人惧怕，更不是战斗组合真能很容易地瓦解敌人用以攻击他的力量，原因不在于此，真正的原因在于进攻方意志薄弱、踌躇不前。

我们能够且必须考虑上述的这些抵抗力量，但同时也要注意，必须对它们的作用有一个恰当的认识，而不应将这里所谈的其他事物的作用全部归到它们的身上。在这里，我们要强调，如果批判者不能站在正确的立足点上进行批评，那么战争史中有关这方面的阐述将不具备客观性和真实性。

我们现在要谈论一下许多没有采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失败的进攻战局通常是什么样的。进攻方的军队入侵他国，迫使敌军后撤一段距离，但是进攻方却对一次决定性会战犹豫不决，于是进攻方在敌军面前停了下来，好像进攻方已经完成了占领的目的，除了掩护已占领的地区之外，进攻方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任务了。至于会战，则似乎是防御方的事情。如此一来，进攻方似乎每天都在等待决战。

其实，这都是借口，进攻方的统帅拿着这样的借口欺骗部下、宫廷、世界，甚至他本人。事实上，他停滞不前的原因在于他发现敌人实力太强大。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情况：进攻方放弃进攻的打算是因为他无法利用已经获得的胜利，而是因为他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发起新的进攻。这样的情况是以一次成功的进攻，即真正的占领为前提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谈的不是这样的情况，而是进攻方还没有达到预定的占领目的就停顿不前的情况。

这时，进攻方采取了等待，以期将来利用有利的战机发动进攻，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几乎不会出现。因为预定的进攻已经证明，最近的将来并不比现在有更大的希望。所以，它也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倘若该行动和常见的那样，是和同时进行的其他行动紧密相连，那么，这支军队就会将属于自己的，但却不愿意自己承担的责任转嫁到其他军队身上，他们往往会说自己因为支援不力或协同不够而无法发动进攻，他们还会以各种无法克服的困难和各种微妙关系来为自己辩护。

于是，进攻方的力量就在这种无所作为之中被白白消耗掉，而防御方则获得了十分宝贵的时间。随着恶劣天气的临近，进攻方便会退回到自己所属的战区过冬，进攻随之结束。

战争史将这一切都记录了下来，虚假的借口掩盖了进攻方未能取得成果的最简单的也是最真实的原因——害怕敌人的军事力量。如果批判者想研究这样的战局，那么他就会陷入诸多相互矛盾的原因之中而得不出让人信服的结论，因为这些原因是毫无根据的，而人们也没有深入研究事情的真实情况。

然而，这样的欺骗后果很严重，它不但是一种恶习，而且会造成战争威力的削弱（减弱进攻的牵制力量）。人们总是将大部分存在于国家的政治关系及政治企图中的诸多关系和企图隐藏起来，让世界、本国人民和军队一无所知，在很多场合，甚至统帅也被蒙蔽，比如谁也不愿意承认，他最终决定停顿不前或者放弃进攻的理由是担心自己的军事力量不足以血战到底，或者是因为害怕招惹新的敌人，或者不愿意让自己盟友的实力大增等。对于这样的事情，人们都习惯于长期甚至永远绝口不提，可是，任何事情总要有个缘由，于是统帅出于为自己或者为他所效力的政府考虑，便不得不胡编乱造，搞出一些虚假的借口。

在理论上，有关军事问题上进行辩论时屡次出现的这种欺骗手法已僵化成一些体系。当然，这些体系并不包含什么真理。只有像我们力图做到的那样，根据事物内在联系的简单线索进行探索，才能搞清事情的真相。

如果我们抱着怀疑态度来研究战史，那么各种关于进攻和防御的空洞理论自然就会不攻自破，而我们在这方面所提出的简单观点便会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简单的观点适用于整个防御领域，人们只有完全掌握它，才能够很清楚地弄清楚诸多事件的真相。

现在我们还要谈一下几种防御方式的使用问题。上文所说的防御方式一个比一个有力量，这是在付出一个比一个大的代价的情况下获得的。所以，要是没有别的条件影响，仅凭这点就能够在统帅选择防御方式时起主导作用。统帅会选择适当的防御方式，既可以让他的军队具有所需的抵抗力量，又可以让他在撤退时不致退得太远，进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这些防御方式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因为防御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条件会对统帅选择何种防御方式产生重大的影响。以向本国腹地撤退为例。向本国腹地撤退需要有广阔的国土，或者要具备像1810年的葡萄牙那样的条件，当时，葡萄牙有一个同盟国（英国）作它的基础，而另一同盟国（西班牙）则用它辽阔的国土极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攻击力量。此外，要塞位置的远近也较为重要。要塞更多的是建立在边境附近，还是在本国腹地，往往会影响统帅的决定。国家的地理和地形状况、居民的特性、习俗和信念则会产生更重要的影响。

进攻会战或者防御会战的选择往往要根据敌人的计划、双方军队和统帅的特性来决定。最后，特别有利的阵地和防线也是统帅决定采取这种或者那种方式的重要因素。

总之，列举这么多的条件足以证明，防御方式的选择在许多场合更多地取决于上述这些条件，而不是由简单的兵力对比决定。上述这些重要条件，我们还会在后面进行深入探讨，在此不再赘述。

不过，我们还应注意，这种影响多数是在双方兵力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才会起决定性作用，而在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兵力对比则发挥着主要作用。

战史不断地证明，人们并非依据我们在此所提出的论断，而只像在战争中的多数场合所做的那般，自觉地通过迅速的判断，并根据兵力对比选择防御方式。

同一个统帅，同一支军队，在同一个战区，这一次发起了霍亨甫利得堡会战，可那一次却在崩策耳维茨扎营。至于会战，就连最痴迷于进攻的腓特烈大帝，在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他也不得不攻占真正的防御阵地。拿破仑也是如此，此前他就像一头野猪似的冲向自己的敌人，但在1813年8-9月间，在兵力对比已对他产生不利时，他就像栏中的野兽那样东冲西撞，而不是不顾一切地向敌军发起冲锋，这点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吗？在同年10月，在双方兵力对比悬殊到达极点时，他在莱比锡附近、在帕尔特河、埃耳斯特尔河和普来塞河所构成的角落里寻找掩护并等待敌人，这点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吗？

我们在此强调，我们研究的目的不是要提出作战的新原则和方法，而是研究久已存在的东西的内在联系，并弄清其最基本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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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奥地利王位战争中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于1741年4月10日进行了第一次大会战。

[2] 利奥波德·约瑟夫·道恩（1705—1766），罗马帝国陆军元帅，七年战争中奥地利的拯救者。他是腓特烈大帝最强大的对手。

[3] 1普里约等于10英里，约为16千米。

[4] 位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以北21.5千米。1810年，英国威灵顿将军统率联军与拿破仑作战时，曾建立托里什·韦德拉什营垒。

[5] 法兰西第一帝国将军、指挥官，曾于1810年远征葡萄牙受阻，于1811年3月退出葡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