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关河五十州)_第六章知道什么是幸福吗（2 / 2）_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苏军狙击手使用装有瞄准镜的莫辛狙击步枪，两人到三人组成一个“猎杀小组”，每天二十四小时瞄准弗依高地上的日军，展开“草原狩猎”。

在诺蒙坎战场上，这样的画面逐渐成为常态：一群日本兵蹲在战壕里，一个家伙把脑袋探出来往外看，也只是探出去一点点，但没过一会儿，他就像突然触电一样，整个人往后倒去。同伴一检查，不少胳膊不少腿，只是前额多了一个圆圆的弹洞。

一枪毙命！当他被撂倒时，周围的人连子弹从哪里飞来都没弄清楚。

苏军狙击手不放过任何暴露的目标。日本兵或蹲或趴，别说伸脑袋了，就是身体动一动，或者俯卧的姿势稍高一些，都会惹来子弹。有的人过于惊恐，像鸵鸟一样拼命往地上钻，一不留神，屁股抬了起来，结果子弹就从那个倒霉部位上穿了过去。

苏军的“猎杀小组”中只有少数经过专业训练的职业狙击手，大部分也是临时从前线步兵连队中挑选的。这让日军很不服气，于是也针锋相对地组织“射击敢死队”。

两名苏军狙击手在行动，他们手中所持武器就是莫辛狙击步枪。诺蒙坎战役时，苏军的狙击战术尚处于起步阶段，重视程度也有限，到1939年底的苏芬战争结束后才予以高度重视。

日军装备于前线的三八式狙击步枪非常少，狙击手的数量也因此受到极大限制，而且日本人在狙击战中的战术特点跟他们进行迂回、夜袭时一样，非常死板，总是一群人守在一个地方，乒里乓啷射，极易被发现。发现之后，苏军都不用派自家狙击手与之对悍，只需确定目标，远距离一炮就能将这些人枪统统炸碎。

朱可夫的狙击战术给一线日军造成的心理压力，远大于其实际损失。日军不得不对前沿步兵的行动做出严格规定，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连续待在同一个地方，以免进入苏联狙击手的瞄准镜范围。

苏军狩猎的区域不仅有地面，还包括天空，进入7月以后，日本航空队的损失逐渐增大，其中以战斗机战队最为严重。

损失大，就得补充，参谋本部被迫将分布在日本国内、中国关内、朝鲜的飞行战队陆续调出，以应前线之急。加上嵯峨彻二的第二飞行集团，此时集结于诺蒙坎的飞行战队已达十八个之多，当时日本航空部队统共只有三十六个飞行战队，投入诺蒙坎战区的就有一半。

1939年7月12日，也就在日军地面部队停止进攻的这一天，日苏在诺蒙坎上空的新一轮角斗才刚刚开始。在当天的空战中，日本航空兵挨了重重一棒，第一战队长加藤敏雄中佐驾驶的飞机被击中起火。

在这所有战斗机战队里面，最精锐的还不是起初的第十一、二十四战队，而是从日本国内调来的第一战队。作为战队长的加藤时年已经四十四岁，但他在日本陆军航空队中非常有名，被尊为航空兵的“长老”，二战后日本国内的一些游戏还以他为主角，称作“操纵的神”。

战机起火后，“操纵的神”跳伞逃命，结果落在了苏军后方，幸得僚机在草原上紧急着陆，才将他救了回来。

自第二十四战队森本重信战死以来，这已是日军王牌飞行员第二次落败，显示出年轻的苏联飞行员通过实战磨炼，正渐趋成熟和硬朗。

为应对苏联空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在嵯峨彻二的指挥下，日军地勤部队加紧施工，从海拉尔到诺蒙坎、阿尔山这一带，短时间内便出现了五个机场群，计三十六处机场。

如此多的机场，一方面有利于战机分散和隐蔽，另一方面各战队在支援陆军时，也拥有了更大的纵深和正面宽度，可以做到前后机动，左右支援。

诺蒙坎的天空又维持了均势，但这只是就白天而言，苏联空军主任斯穆什科维奇从中找到战机，并派出波-2袭扰机执行他的意图。

波-2袭扰机的俗名叫“玉米”，机如其名，因其结构相对简单，这种飞机的产量特别高，是历史上生产最多的双翼机，总产量在四万架以上。

最初飞机设计师是想把波-2作为战斗机使用，它的外观跟普通战斗机也确实很相似，但后来发现，波-2的飞行速度太慢，碰上正宗战斗机，根本就打不过，还得战斗机为它护航。

幸好波-2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它不会进入螺旋状态，即便偶然进入，只要飞行员放掉驾驶杆，飞机也会自动予以强制解除。对于新飞行员来说，螺旋是大敌，因此就被拿去做了教练机。

诺蒙坎战役让斯穆什科维奇看到了“玉米”的潜力，于是重新征召其入伍，教练机成了袭扰机。

当时日本和苏联的电子工业都很落后，飞机均未配备机载雷达，也就是说都不具备完全的夜战能力。波-2凭借完全隔离螺旋的特点，可以在晚上进行超低空飞行，在那个高度上，日军战斗机根本没法识别和发起攻击，因高度太低，高射炮也难以有效地进行跟踪射击。

斯穆什科维奇把“玉米”撒到日军阵地上空，这些“夜行怪客”驾临后，从机舱里扔下几颗炸弹便扬长而去。

波-2投掷的多为小型炸弹，对日军造成的实际损伤并不大。斯穆什科维奇用波-2进行夜袭，其主要目的也不是轰炸，而是搞“恐怖主义”。

当波-2现身时，下面的几乎所有官兵都会从睡梦中惊醒，然后四散奔逃，以寻找藏身之处。一来二去，就连声称最擅长夜袭战的日军都被折磨到濒临崩溃，许多部队一夜数惊，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

有时，斯穆什科维奇还经常“掺私货”，把TB-3跟波-2混在一起行动。

TB-3是像SB一样的轰炸机，不过SB快，TB慢。波-2既是袭扰机，也可以当侦察机使用，当它在前面探完路，判定所在空域比较安全后，尾随的TB-3重轰炸机群便会趁势下手。

TB-3号称“空中恐龙”，当它的炸弹像雨点一样纷纷落下时，地面的日军几乎无路可逃。

这位要说了，TB-3可以做到的事，难道日本九七重爆就做不到？

做不做得到，决定权不在轰炸机手里。日军配备的89式20毫米高射炮数量很少，而且射高有限，对TB-3重爆机群只能望空兴叹。

你换苏联的试试——1939式85毫米高射炮，在这种高射炮的齐射下，连飞行集团高级参谋的座机都难逃劫数，可知有多么凶猛。九七重爆要是也像TB-3一样摸黑袭击，飞行集团有多少也不够填这个坑，更何况拥有的轰炸机本来也不多。

日军是兵多，苏军是武器多，而且随着战斗的延续，还在不断升级。苏联炮兵主任（相当于炮兵司令员）沃罗诺夫中将进入战场，至此，除海军外，几乎所有兵种的苏军司令员都到了诺蒙坎，他们的集体扎堆，既是为了给前线提供火力支援，同时也是要借这个机会对新武器和新装备作实战检验。

沃罗诺夫带来的是三个远程重炮团。苏军前线的火炮阵营变得十分豪华，野战榴弹炮从以122毫米为主，发展到以152毫米为主，即便是迫击炮，也多为120毫米的大家伙。

这些火炮群呈梯次配置，按照各自预设区域，每天对包括弗依高地在内的日军一、二线阵地进行攻击，并且集中于拂晓和傍晚这两个时间段，为的就是有效阻击日军的夜袭可能。

日军展示他们所缴获的一门苏军火炮，应该还是第四战车联队在夜袭行动中的战利品。苏军拥有很多大口径的野战榴弹炮，并不在乎被缴或被摧毁的那一部分损失。

小松原退后一步，换来的不是海阔天空，而是水深火热：坦克、狙击手、飞机、远程重炮连轴转，到处烟尘滚滚，鬼哭狼嚎。

惊天动地的炮弹爆炸声，连身在后方，与弗依高地相距六公里之遥的松本都能听见，他比喻成是贝多芬的交响乐演奏——只是演奏的曲目太残酷了，对日军士兵而言，那不啻于死亡交响曲。

他举头向弗依高地所在的北方望去，那里的天空一片火红，光看着就让人觉得酷热难忍，甚至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可以想见，忍受着苏军重炮“灼热煎烤”的前线士兵该有多么痛苦。

不久，松本也有了亲身体验这种痛苦的机会。

日军卫生队和辎重队奉命前移至三角山阵地。三角山是个山顶呈三角形的沙丘，相对于弗依高地，这里算是介于前沿和后方的二线阵地，但已经进入了苏军的重炮射程，所以大家一到宿营地，第一件事便是急着挖掘可以躲避炮弹的战壕。

松本在山顶找到了一个地势相对平坦的地方，最适于挖战壕。就在他弯下腰刚要动手开挖的时候，忽然发现地面有被炸过的痕迹。

松本曾听老兵说过，落了炮弹的地方，十有八九炮弹还会再次飞来。他就长了个心眼，在相邻八九米处挖了“章鱼罐”。

第二天早上醒来，松本听到头顶有人说话，探出头一看，原来两个辎重兵正在他昨天放弃的地方挖战壕。

松本急忙大声提醒：“那里危险，有炮弹落下过。”

日本陆军里的规矩，野战兵看不起辎重兵，辎重兵又看不起卫生兵和军医。两个辎重兵对松本的好心提醒不屑一顾：“喊什么，这儿没你什么事，不要瞎说。”

军医或许会瞎说，苏联的重炮却不会瞎说。

后来松本再去看时，辎重兵的那个战壕连影子都找不到了，原先的位置上只有一个被炮弹炸出的大坑，坑里的土看上去白燎燎的，好像被火烧过一样。坑的边缘还有没完全烧焦的襟章和刀把，以及带血的碎肉和骨头……

松本能侥幸躲过一劫，除了选址正确外，还缘于无意中得到了“土遁秘法”的相助。

那天在把战壕挖好后，松本仍然疑神疑鬼，心神不宁。为了使自己安心，他就把用来垫背包的宽木板抽出来，用于盖住洞口，接着又在洞口蒙了块毛毯。

苏军炮击时，松本的“章鱼罐”也挨炸了，他差点被倒塌的掩体活埋，正是木板和毛毯救了他一命。

在木板和毛毯的遮挡下，沙土只埋到松本的肚脐眼，双手还可以活动。靠着两手拼命扒，他才得以从“章鱼罐”中挣脱出来，也因此把木板、毛毯的组合称为“土遁秘法”。

三角山上，每天都会有日军士兵死去，不是被炸死就是被活埋，松本能屡屡逃生，连他自己都认为是神在保佑自己。

松本的职业是个医生，参战之前他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属于无神论者，可是在这种天天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环境下，他也不知不觉地成了求神保佑的信徒。

关东军在诺蒙坎战场上的糟糕表现，引起了参谋本部的极大不满。

一直以来，关东军都是日本军方的第一宠儿，特别是对苏实行全面备战后，基本上是有求必应，从巨额的军备开支到最精锐的部队，要什么给什么。

付出越多，期望就越高，诺蒙坎战役之前，在日本宣传机构的卖力鼓吹下，“无敌关东军”已经名声在外。很多陆军高官的潜意识里，关东军不战便罢，真要拿出来练练，击败苏军不过是小菜一碟。

可惜最终被做成小菜的却是关东军。

第一次诺蒙坎战役失败，说兵力有限，投入不足，道理上还算说得通，到第二次诺蒙坎战役，飞机、坦克、大炮，全上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亲自指挥调度，可实际上第二次败得比第一次还要惨。

从1933年对苏备战开始算，关东军也足足练了六年之久。这六年里面，练的就是怎样进攻苏联，怎样突破苏军的各个阵地。结果呢，要么是阵地攻不下来，要么是攻下来也站不住脚。

请问一句，花那么大代价让你们练，你们练的这究竟叫个什么玩意儿？

早在第二次诺蒙坎战役即将全面展开时，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就为是否要轰炸外蒙古机场而红过脸，当时参谋本部认为此举可能会招致苏军的报复，关东军不听，硬是把参谋本部甩在一边，越权做出了轰炸决定。

在日本陆军这个圈子里，输赢从来都是原罪，越权轰炸只是第一桩，其他烂谷子的事也都让参谋本部给陆续倒了出来。

比如参谋本部曾征求关东军的意见，想把归参谋本部直辖、驻于青岛的第五师团拨给关东军，以增强对苏作战的实力，未料热脸贴了冷屁股。植田一口回绝，说关东军完全能自己搞定苏军，用不着第五师团插手。

看到事后第二十三师团鼻青脸肿的惨样，参谋本部别提有多火了：难道我的第五师团比特设师团还要差，你跟我较得着这个劲吗？

上级的脸已经明显黑了下来，但关东军似乎一点都觉察不出，照旧我行我素，甚至变得比以前更高傲。参谋本部翻旧账，他们就找资本——

是谁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建立“满洲国”，从而为日本开辟了数倍疆土？是我们关东军！

是谁创建和训练了日本在大陆的主要军事力量，使日本在大陆实施进攻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力支援？还是我们关东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平时就是相互利用，参谋本部利用关东军的影响力，来提高自己在国内政治界的地位，乃至与本国政府直接对抗，而关东军也趁机坐大，俨然以日本在大陆的“小政府”自居。

参谋本部养虎成患，那只虎越来越不听招呼了。

1939年7月16日晨，苏联空军轰炸齐齐哈尔西南的富拉尔基江桥。显而易见，这是苏联缓过手后，针对日军轰炸塔木斯克基地一事展开的报复。

关东军一边在东北边境实行灯火管制，进入一线战备，一边向参谋本部打报告，要求也对苏军的外蒙古机场进行轰炸，反正一句话，不能白挨打。

1939年7月17日，关东军收到了参谋本部的答复，参谋本部否决了轰炸提议，并且告诫他们“注意隐忍”。

不能轰炸也就算了，“隐忍”两个字让参谋们很是不爽。他们捏着拳头大叫：“说话能不能打打草稿，什么叫隐忍，隐忍就是对苏军屈服，就是污辱日本帝国！”

看来，非得来点干货不行了。作战课立即给小松原发去急电，催促他尽快确定总攻时间，以便启动第三次诺蒙坎战役。

电报发去很多封，却没动静。原因是小松原非常犹豫，除了炮兵尚未到位外，这位前敌指挥官面前还摆着一堆烂账，里面有两笔账最让他头疼。

第一笔账，原先是正数，如今成了负数：步兵。

日军步兵曾是小松原的骄傲，尤其是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无论射击还是格斗，其单兵技术都被认为远在苏军之上。可是第二次诺蒙坎战役打响不到半个月，损兵折将已达万人，关东军增拨的那两千多老兵也很快就被填进了无底洞。

因为伤亡过大，前线补充了大量新兵，仅在第二十三师团的步兵联队中，就有三分之一是补充兵。在狙击手和远程重炮的袭击下，这些补充兵时时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若是立即投入大战，难保不尿裤子。

谁也不是天生的老兵，小松原相信，只要在前线多待上几天，新也能变成老，让他更为忧心的是下面这个。

第二笔账，原先就是负数，如今还是负数，而且负得更加可怕：补给。

因为补给缓慢，小松原曾对着师团勤务部长大光其火。勤务部长实在扛不住，竟然开枪自杀了。

其实这哪是勤务部长那小肩膀能扛的呢？辻政信认为，相对于苏军，日军的兵站线占有优势。地图上一量，的确很短，不过只限于地图。

阿尔山这条线就不用提了，路上不知道有多难走，光说从海拉尔到诺蒙坎，看着距离很短，不到两百公里，可是你得看是用什么工具在拉。

与苏军大量使用载重汽车不同，马拉大车是日军师团的基本运输方式。平板车拉上一趟，至少需八天，牛还要慢，途中得耗上十天，而且不管是牛还是马，抑或押车的人，全都得吃东西，所以车上不能全装军用物资，起码须用一半空间放食物，这样使得辎重部队每次运到将军庙的物资都少得可怜，也慢得可怜。

东西来得本来就慢，好不容易囤积了一些，苏军又不肯放过——经过轰炸机群对日军后方持续的夜间轰炸，仅将军庙一地，小松原就先后损失了五十多吨物资。

日军的弹药粮草由此变得十分紧张。因为缺乏蔬菜，士兵们在驻营地四处寻觅，想找点野菜，但是周围连点绿色都很难找到，到处都是干枯的杂草和一种被士兵们称作“诺蒙坎樱花”的野花。

除此之外，自第一次诺蒙坎战役以来，就一直困扰日军的缺水问题依然如故。首先是阵地附近找不到水源地，往下面打水井，打得再深也冒不出水，就是偶尔渗出一点，又哪里够人吃马用。

以前是离哈拉哈河较远，现在倒是近了，但河里又给石井部队投了细菌，那水喝不得。

生命之水来之不易。紧挨着哈拉哈河，却不敢喝里面的水，日军算是尝足了作茧自缚的滋味儿。

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汽车到后方运水。白天飞机大炮，汽车不敢出行，要去，就得晚上去。有一次汽车运水回来，哨兵听到马达声，还以为是苏军装甲车冲入了阵地，对着汽车就开枪射击，其他步哨不问缘由，也跟着瞎射一气，结果打坏了汽车，水漏了个精光。

拉来的水，平均一个中队一桶，一个分队只能分到几壶，再到个人，那水真的得用“贵如油”来形容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因为盛水用的桶是汽油桶，水上面还真漂着一层汽油，必须事先用火柴点燃了才能喝。

这两笔账，就足以把小松原搅到死去活来，一提总攻两字便苦着个脸，好像几辈子不得翻身的样子。

小松原迟疑不决，急得关东军总部直翻白眼，于是决定以派代表会商的方式，“倒逼”小松原早点敲定总攻时间。

1939年7月18日，关东军在将军庙召开了高级作战会议，研究总攻时间及相应战术。出席会议的除了小松原及其部下外，还有炮兵团长内山英太郎少将、重炮部队指挥官畑勇三郎少将。

炮兵将官突然如此显要，当然与他们即将在战役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

出人意料的是，在总攻时间上，会上没有出现任何分歧，内山对小松原延后作战的想法表示完全理解。

其实内山的“理解”本身也最容易理解，因为他需要等自己的炮兵部队完全到达前线才能开战，否则凭他一个光杆司令就只能打打酱油了。

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第三次诺蒙坎战役的总攻时间最终确定为7月22日。

会议也不是一帆风顺，争执的焦点全都集中在另外一个问题上：战术。

围绕战术，与会者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以小松原为主，另一派以内山为主，小松原的部下小林支持小松原，内山的部下畑勇支持内山，双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会场闹得不可开交。

看这群人脸红脖子粗的样子，似乎谁都劝止不了，但是突然之间他们就全部闭住了嘴，像是被施了定身法，或者是有人在遥控器上按了暂停键。

他们听到了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就在会场外。

随后卫兵进来报告了情况。原来苏军的几发远程重炮弹落在附近，不偏不倚，正好打中一辆弹药车，弹药车立即飞上了天。

一众将官被唬得面无人色：这些炮弹要是落到会场内会怎么样？

会议不能再开下去了，分散隐蔽要紧，至于用什么战术，还是交给植田司令官去裁断吧。

关东军这里定好了时间，参谋本部那边却已打定主意要“屈服”于苏军。

两次诺蒙坎战役把稻田这样的狂人都给打醒了——妖精要千年以上才可成形，差一天都不行，昨天孵出来的今天就是吃不了唐僧，还是按照“八号作战计划”，老老实实地挨到1943年再说吧。

1939年7月20日，参谋本部通知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回国，研究如何解决诺蒙坎事件。

参谋次长中岛铁藏开宗明义，见面就点了题：“看来在诺蒙坎短期内难以取胜，还是由日本方面做出让步吧。”

矶谷一听，味道不对呀。他马上坚持说，经过前两次诺蒙坎战役，苏联方面的损失也很大，要是再组织一次大规模进攻，必能取胜云云。

中岛说话间已经给参谋本部，也给关东军留足了面子：“我并不是说不能取胜，我是说短期内难以取胜。要是我们派它两三个师团，难道还消灭不了诺蒙坎的苏联军队吗？”

话锋一转，中岛又说：“可要是苏联也进一步增兵怎么办，难道扩大成全面战争？”

中岛的言外之意，现在已不是日俄战争时代了，大多数日军师团都在关内作战，等于陷在侵华战争的泥潭里，要拔脚也拔不出来。

矶谷一梗脖子：“谁说要搞全面战争的？苏联不想，我们也不想，你们简直是在杞人忧天。外交途径？只有在诺蒙坎对苏军予以彻底打击，问题才能解决。”

在把矶谷叫回来之前，中岛次长其实就没打算再听人瞎唠叨，他事先已经派人拟订了“诺蒙坎事件处理要纲”，“处理要纲”把诺蒙坎事件的处理限定在局部范围，主张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

矶谷一边吵着，一边从中岛手中接过“处理要纲”。他不看犹可，一看脑袋轰的一下。原来所谓外交途径解决，就是要关东军撤离诺蒙坎！

关东军参谋长顿时气得胳膊都软了：我们关东军这么多部队流血牺牲，“抛头颅洒热血”，最后就被你们这些人给活活断送了。

中岛的一双眼睛紧盯着矶谷，就等对方点头同意“处理要纲”。矶谷明白了自己今天的处境，这可不是叮叮当当说知心话的时候，如何回答问题，得先过过大脑。

矶谷说，他作为参谋长，个人决定不了是否要执行“处理要纲”，必须回长春后让植田司令官定夺。

一句妙语把中岛给将住了，那脸上的变化比过年的年画还要来得丰富多彩。矶谷摆脱了中岛的纠缠，心里好生得意：正是油滑好说话，正直惹人嫌，今天不给你来点调皮的，如何过得了关？

对参谋本部召矶谷回国的用意，关东军上下早就猜到了几分，尽管总攻尚未开始，但诺蒙坎的空中战场已经提前热闹起来，因为谁都知道争夺制空权对掩护地面作战的重要性。

在第一回合的交战过程中，几架日机突然绕到苏军斯科巴里欣大队尾部，一口咬住了殿后飞机。等大队长斯科巴里欣发现这一情况，编队掉头已经显得太晚。

殿后飞机的飞行员还是第一次参加空战，在遭到敌机围攻后，可以肯定十有八九会被干掉。情急之下。斯科巴里欣把指挥任务交给副大队长，自己率先转弯飞了过去。

在编队尾部这一局部范围，日机占有了数量优势，斯科巴里欣瞄准其中一架，但另外一架相邻日机也同时瞄准了殿后飞机。

眼看战友要遭殃，斯科巴里欣不假思索地向相邻日机撞去。

空中撞击术的苏联名称又叫“火焰突击”，它并非斯科巴里欣首创，发明者是一战初期的俄军飞行员，但被苏联空军给继承了下来。当然，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会贸然采用，因为这需要的实在不是一点点勇气。

斯科巴里欣的惊人举动，使日机飞行员不得不中止开火，这时他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乖乖地退出作战，退避三舍，要么索性也豁出去，跟斯科巴里欣玩对撞，看究竟谁怕谁。

长期的熏染和教育，使日机飞行员做出了第二个选择。

如果他坚持下去，结果就是同归于尽。可是在撞击即将发生的一刹那，这哥们儿又胆怯了，他将飞机向上拉起，企图避开撞击。

早干什么去了你？日机飞行员的动作再快，此时也来不及了，斯科巴里欣的飞机撞上日机的要害部位，先是起落架被撞断，接着腹部被撞出一个大洞，转瞬之间，日机就断成了两截。

在撞击过程中，斯科巴里欣暂时失去了知觉。随后，他驾驶的飞机进入极其危险的螺旋状态，飞机机头向下，急剧下降。当斯科巴里欣再次醒来时，飞机已下降到距地面两千米的高度，正向山坡俯冲下坠。

斯科巴里欣急忙采取紧急措施，当飞机降到离地面八百米时，他终于成功地将飞机解除螺旋。

这是苏联空军撞击敌机的首次记录，当天斯科巴里欣击落一架，撞落一架。据说当他飞回机场上报撞机一事时，飞行团长起初还不太相信，认为他是信口胡说。幸运的是，斯科巴里欣的战机上还插有半个日机机轮和部分机翼，上面清晰地印着“三菱”字样，为勇士做了最好的证明。

在苏联空军中，像斯科巴里欣这样英雄级别的飞行员并不多，但凭借战斗机数量上的优势和集体配合战术，苏军总能坚持到最后。

天天上演空中大战，松本和卫生队无意中也成了看台上的观众。某天早晨，先是天空中传来万雷咆哮一般的轰鸣，松本抬头一看，苏联战斗机正铺天盖地而来，看上去黑压压的一大片，连大地都一下子显得昏暗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松本吓得赶紧把头低下来，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慢慢缓过神来。在他重新抬起头的时候，空中已经出现了三架喷着白烟的战斗机，那是第十一战队的飞机。

就个人技战术而言，日军飞行员总体上确实要胜过对手一筹。据说日本著名武士宫本武藏在决斗时，会特地选取背朝阳光的一面，在对手被耀眼的光线弄得眼花缭乱后，可以占取先机。当天第十一战队背朝阳光，利用云层作为掩护，硬是以三架顶住了几十架。

天空中不时传来嗒嗒嗒的机枪扫射声，以及嗵嗵嗵的炮击声，每次爆炸后，都会有飞机冒着黑烟退出战斗。它们主要是苏联飞机，显示日机初战取胜。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周围的苏联战机越聚越多，那三架日机就都扛不住了，很快也中弹坠地。

看完这场让松本“紧张得心都提到嗓子眼”的空战，从他心底里涌出的全是恐慌和不安：日军飞行员的技术是说得过去，可照这样打下去，再怎么技术精湛也无济于事，因为苏联飞机太多了，好像总也打不完的样子。

一种难以形容的胆怯，像影子一样围着松本，想到毫无未来可言的明天，他的胸口隐隐作痛起来。

空战并没结束，接下来还有一场。

早上迎光而战吃了亏，到下午苏军来了个背光作战，这样起码就天时而言，日军便开始处于下风，但这对王牌飞行员来说，也许并不算什么，没有天时，不还有“人和”吗？第十一战队最大，也是关东军最大的王牌筱原弘道准尉驾机升空。

筱原果然凶猛，一人撂倒多架苏联战机，只是他太骄狂了，不知道对手还藏有一把夺命撒手锏。

就在筱原杀得投入的时候，突然从云层中钻出两架苏联战斗机，如猛虎下山，一齐扑向筱原的座机。

斯穆什科维，曾参加西班牙内战，以作战英勇获苏联英雄称号。在诺蒙坎战役中，他亲自驾机并指挥航空兵对日军作战，再次获苏联英雄称号。

有飞将军之称的斯穆什科维奇在战术方面有许多创新，比如他曾在西班牙内战中推出一种编队新阵形，叫作“双机攻击”。

“双机攻击”以两架飞机为一组，组里包括长机和僚机。它的最大特色是打破了以往的主次之分，采取了“谁先看到，谁先攻击”的思路。即便是处于副手地位的僚机，当它所处位置相对有利时，也可以先于长机发起攻击，而长机则见机行事，转换角色，为僚机提供掩护。

在西班牙内战中，西班牙叛军的飞行员使用的是一战时常用的“V”字编队，即三机为一组。当“V”字编队遭遇“双机攻击”时，顿时被打得溃不成军，“双机攻击”由此得到了认可。

突袭筱原的正是典型的“双机攻击”编组。筱原不知厉害，当场被僚机击中，并在空中爆炸分解，随后他被甩出飞机，直挺挺地坠落地面。

地面观战的卫生兵们并不知道这就是筱原，他们只是本能地向身影落下的方向跑去。跑了没多远，就听见前方扑通一声巨响，筱原的身体撞到了地面，一股尘烟腾地冲天而起。

卫生兵们愕然地站住了。由于从高空急速落下，呈大字落地的筱原身体肿胖，面部又紫又黑，其状惨不忍睹。

松本赶紧上前检查，在筱原身上，已找不到任何生命迹象，人早就断气了。

日军曾经宣称，筱原在诺蒙坎空战中前后一共击落了五十八架苏联战机，这位“关东军第一机”堪称关东军航空兵的精神支柱。他被击落身亡后，直接导致关东军航空队的士气一落千丈。

第十一战队除筱原之外，几个中队长都先后战死，整个战队元气丧尽。比第十一战队更惨的是第一战队，战队长、中队长因伤亡更换数次最多，该战队损失了原有的全部飞行员以及飞机，至此，日军第一王牌飞行员和最精锐的飞行机队均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