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关河五十州)_第五章从堤坝里喷涌而出的怪兽（1 / 2）_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迂回进攻讲的是一个快速机动，但这些在诺蒙坎战役中根本就做不到。

各路集结部队，以第二飞行集团到得最早，翅膀一扇就来了。其次是第二十六联队，他们有卡车坐，虽有颠簸之苦，但总算保证了机动性。再次是第二十三师团，一支没水喝的大军，熬了一周，才于6月27日完全到达前线。

最晚到的，恰恰是看起来应该速度最快的——第一战车团。

受限于日本的坦克制造能力，坦克装甲车在日军中一直是稀罕物，成建制坦克部队更加少见。第一战车团是当时日本仅有的一个坦克师团，被参谋本部视为“军中国宝”，就这么一个“国宝”，给了关东军。

关东军也舍不得用，平时除了举行检阅式时偶尔拿出来装装门面，炫耀一下外，哪儿都不让去，所谓“养在深闺人未识”。间接地，也使战车团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出征诺蒙坎，是它首次参加大规模远距离作战，光整理行装就忙了好些天。

1939年6月25日，第一战车团乘火车到达阿尔山。阿尔山就是白阿铁路往北的终点站，这里比海拉尔到诺蒙坎要近一些，但也有一百八十公里路程，沿途尽是原始森林，一下雨，河水泛滥，道路泥泞不堪。

战车团没有专用拖车，全靠坦克自行。还没走一会儿，坦克履带就被泥土糊住，导致故障频出。土路被坦克履带碾压后，形成了泥浆沟，后面跟着的那些油罐车、弹药车、给养车可倒了霉了，经过时全都陷了进去。

一辆陷入泥沟的卡车，得二十个士兵才能拖拽出来，整个战车团每天就忙着拖车、推车，战车团长安冈正臣中将为此常常急得上蹿下跳。

战车团的工兵联队也没少给他们的头儿添乱。这个工兵联队缺乏重型舟桥设备，遇到稍微宽一点的河流就抓瞎，只得绕路而行，弄得行军速度更加缓慢。

1939年6月29日，安冈率战车团向小松原报到，成为最晚到达诺蒙坎前线的一支参战部队。

在等待部队集结期间，小松原除依靠飞机对苏军阵地进行侦察外，还派会游泳的军官，利用晚上偷偷地游到哈拉哈河西岸，潜伏在草丛和芦苇中进行观察。

小松原从中发现，苏军在两岸的阵地体系已趋于完备和坚固，东岸设有高低铁丝网，西岸不仅有前沿工事，还有相互贯通的纵深工事，另外苏军后方每天都有大量物资运达。

这些与第一次诺蒙坎战役时完全不同的情况，表明苏军有备在先，进攻的难度也因此增加不少，小松原不由得暗暗吃惊，他对渡河作战开始感到犹豫不决。

辻政信不让了。

关东军专门向前线派驻了一个战地观察组，成员除了辻政信、服部卓四郎外，还有关东军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少将。虽然名为观察，但这些人从头至尾都参与了指挥调度，作战计划就是辻政信负责编制出来的。

我好不容易把计划编出来，你说不渡就不渡了？辻政信以监军的口吻对小松原说：“如果第二十三师团不能主动渡河作战，关东军司令部将直接下达命令。”

无可奈何之下，小松原只得俯首听令。

矢野看出了小松原的心思，在第一战车团到达前线后，便带上小松原和那两个参谋，几个人一道乘着侦察机，再次对哈拉哈河两岸的苏蒙军阵地进行俯瞰观察，竭力寻找东岸苏军防线的漏洞和破绽。

经过仔细研究，大家终于得到了一个全新的收获，也让小松原稍稍放下了疑虑。

1939年7月1日，小松原以第二十三师团主力组成河西攻击兵团，按计划发起总攻。大部队故意绕了一个弯子，在避开东岸所有的苏蒙军防线后，向哈拉哈河下游开去，那里就是矢野等人事先选定的理想渡河地点。

随后，接近两万名战斗兵潜伏于沙丘后，坐等工兵联队架桥。日军的后勤补给则继续维持着极其糟糕的状况，这次饮用水又没能及时送上来，经过近一天急行军的士兵们早就喝光了水壶里的水，嘴唇干到开裂。哈拉哈河的水倒是清又清，而且近在眼前，可你敢喝吗？

除了酷热和干渴，河边还另有大敌。两岸芦苇茂密，蚊蝇非常多，数量超过了一个师团，一对一攻袭日军还有余。有的部队配备有防蚊罩和手套，境况尚好一些，更多的部队什么防护装备都没有，只能直挺挺地咬牙忍受，唯一的指望，就是工兵能早点把架桥的活给干完。

工兵没在架桥，他们在干着急，因为汽车联队还没能把架桥设备给运来。

不是汽车联队故意拖拉，而是他们迷路了。在地貌极其相似的丘陵间，汽车兵也遭遇了“鬼打墙”，直到天黑才从转圈运动变成直线运动。天黑以后，天空乌云密布，没有一颗星星，大地也被重重雾霭所笼罩，人的视野几乎等于零，又不敢开大灯，在这种环境下，汽车联队犹如在没有灯火的地道里行驶，必须一辆跟着一辆，亦步亦趋，走得要多慢有多慢。

看到“哈拉哈河”后，汽车联队如释重负，卸下设备便打道回府。

开汽车的认为东西已经送到，可是河边等着架桥的却连设备的一根毛都没看到。光天化日下冒出如此无厘头的事，让工兵联队又气又急，一查，原来是汽车联队错把一座咸水湖当成了哈拉哈河。

再让汽车回转，时间也来不及了，只好再靠最贱的人力。工兵联队上千人上阵，连拉带拽，耗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设备弄到了真正的哈拉哈河边。

再要架桥时，恰好下起了雷雨，哈拉哈河的水位急剧增高，流速也加大了，加之夜暗无光，给架桥工兵增加了不少困难。

进入哈拉哈河西岸的日军。日军擅长突袭，此处突袭行动在一开始也达到了神不知鬼不觉的效果。

1939年7月2日凌晨2点，浮桥终于架设完毕。因为材料不够，架的浮桥很单薄，卡车要过河，就得先把所载货物先卸掉，而且要小心翼翼，不然很可能滑到河里去，火炮也得大卸八块后分运，只有步兵和速射炮可以直接通过。

为了抓紧时间，第二十三师团所属的藤田步兵大队便率先过河，辻政信也随这支部队到达了河西。

在日军的登陆点上，驻有一支外蒙军的小型警戒部队，他们没想到日本兵会突然冲到眼前，由于缺乏准备且数量上处于明显劣势，很快就被日军击溃。

自从塔木斯克基地遭到日军空袭后，苏联空军忙于增补新的飞机，空中侦察不足，所以小松原的这次大规模兵力调动，事前并没有为苏军所察觉，即便日军已经过河，外蒙古高台上的炮兵阵地也未做出及时反应。

上午10点，河西兵团的一线主力大半得以过河。小松原驻足向上游远眺，他所站的位置，距离苏军连接两岸的渡口和高台炮兵阵地不足十三公里，距离朱可夫的指挥部不到十五公里，迂回包抄行动即将宣告成功。

不过在此之前，小松原还得跨过一道坎。

相比于第一次诺蒙坎战役中折戟的沙日布，朱可夫在排兵布阵上要显得成熟老练许多。沙日布没有为侧翼设置警戒兵力，朱可夫则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安排了一个骑兵团。

这个骑兵团就是小松原曾经宣布已被他“全歼”的蒙军骑兵十五团。虽然没到被“全歼”的程度，但骑十五团的损失确实比较严重，部队减员很大，朱可夫便将它调回二线，一边进行休整补充，一边担任侧翼警戒。

骑十五团据守于西岸的巴英查岗山。藤田大队刚刚靠近阵地，就被外蒙军哨兵发现，原先的偷袭只能改为强攻。

在战斗还没完全打响时，一名苏联高官正在巴英查岗山检查防御。他是苏联驻外蒙军的总顾问阿布宁上校，见情况危急，阿布宁立即驱车赶往前沿指挥所，向朱可夫汇报了情况。

朱可夫同样吃惊不小，他赶紧下令骑六师主力赶去堵截。

日本人根据相关情报，认定在肃反的影响下，外蒙古军队与苏军早已是面和心不和，出工不出力，但他们忽视了外蒙古捍卫其国境的决心。

诺蒙坎战役是蒙古宣布独立后面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在这一战中，蒙军伤亡很大，除沙日布外，还战死了一个国境警备队政委、一个炮兵政委。外蒙古由此受到极大刺激，苏蒙之间的隔阂自动退至次席，为保卫外蒙古国土而战成为外蒙军官兵新的精神动力。

肃反之后，苏联任命乔巴山为外蒙古统帅，在与苏军的密切合作方面，乔巴山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他首先移植了苏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开始向前线立功官兵颁发红旗勋章和立功勋章，并发展了一千多名士兵火线入党入团。紧接着，为弥补前线伤亡，又宣布全国进入总动员，十九岁到三十五岁的外蒙古男子必须应征，所有军校的三四年级学生一律提前毕业，以开赴前线作战。

乔巴山对朱可夫全力支持，早在6月下旬，他便亲临哈拉哈河前线，视察并慰问一线官兵，从而大振了外蒙军士气。

巴英查岗山并不是一座高山，只是一座六十多米高的大沙丘，但骑十五团阻击的顽强程度大大超出了日军预料。

藤田大队一鼓作气，潮水般涌上了沙丘，随即按照步兵操典，准备将子弹退膛后进行白刃战。白刃肉搏时，子弹必须退膛，只是日军操典的说法，不是外蒙军的，外蒙军根本不理这套武士规矩，机枪手端着机枪平扫过来，其他士兵也全在拼刺中“耍了赖”，让日军大吃苦头，大队长藤田干也少佐就在这种“不公平”的拼剌对决中饮弹丧命。

诺蒙坎战役中的施特恩、乔巴山和朱可夫（自左至右）。这时的施特恩主要负责协调苏蒙两军的活动和后勤工作，并因此在战后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拼刺毕竟是日军的强项，一旦他们站稳阵脚，外蒙军并不是对手，经过两个小时的苦战，骑十五团很快伤亡殆尽。

可是两个小时也不是白折腾的，利用这段时间，骑六师主力奉命赶到，迅速拉起第二道防线，在暂时挡住日军攻势的同时，也为朱可夫用兵筹策创造了更为充裕的空间。

朱可夫早已设计出了一套组合拳，但他必须得到一个人的同意。

苏军早期实行的是单一首长制，即部队的所有权力和责任都集中在军事主官一人手中，但在肃反进入极盛时期后，苏联以双重指挥制度代替了单一首长制。双重指挥制度也叫“政委最终决定制度”，按照这一制度的规定，部队长的所有战术计划和决定，都得提交同级政委同意，军事主官的一切指令和作战命令，都必须两人共同签字才行。

朱可夫的境遇不错，或许因为是“钦命”的原因，他与军政委尼基舍夫的关系处得不错，尼基舍夫对朱可夫的整套方案完全同意。

朱可夫决定将位于东岸的装甲兵团抽回，集中主力消灭西岸之敌，在此之前，他采用的手段是轰炸浮桥。

正从浮桥上通过的是河西兵团的二线部队，松本及其卫生队也在其中。在苏军炮兵阵地发威后，浮桥周围被炸到水柱冲天，烟雾加上水雾，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

落到浮桥上的炮弹直接制造出炸穿炸塌的效果，这时候就需要工兵冒死下水修补。刚刚修好，轰炸机又来进行俯冲投弹，把在河边等待渡河的士兵吓得一愣一愣的。

为了对付轰炸机，日军在岸边架起了高射机关炮，这才减少了轰炸机的威胁，使得二线部队得以陆续过河。

苏军的这次轰炸虽然未能把日军二线部队拦在东岸，但已成功地使河西兵团前后脱节，一线和二线部队的间隔达到了六公里左右。

与此同时，苏军装甲兵团奉命加快向西岸移动。

1939年7月2日下午3点，小松原向战车团长安冈正臣传达了一个重要情报：河东苏军正陆陆续续地向河西撤退。

安冈负责指挥河东攻击兵团，该兵团除战车团外，还包括第二十三师团所属的山县联队以及一个野炮兵大队。按照计划，河东兵团应在7月3日拂晓发起正面攻击，但小松原建议安冈，可以派山县联队提前追击，否则将失去战机。

安冈与小松原在陆军大学时是同班同学。他听后怀疑苏军不会这么快就撤往河西，以为一定是老同学求功心切，犯了急躁病，因此起初没敢轻举妄动。

过了一会儿，一架日军侦察机飞临诺蒙坎上空，给安冈投下了一个通信筒，这份通信件终于让安冈坐不住了。

通信件上写着：“已发现苏蒙军向河西撤退。”

侦察飞机在上空观察得明明白白，绝不会随便忽悠，看来苏蒙军撤退这件事千真万确。

安冈立即下定决心，当天晚上就展开夜袭，以配合河西兵团的军事行动。

下午7点40分，又一架侦察机投下通信筒。打开一看，内容是：“东岸的苏蒙军正在向西岸撤退，应从速追击。”

安冈掐指一算，距离发现苏军西撤，已经四个多小时过去了，苏军得撤过去多少部队？

夏天的呼伦贝尔草原昼长夜短，时近黄昏，天色仍未有昏暗的迹象，照这个趋势来看，要是再不进攻，东岸的苏军就可能要跑得一个不剩了。

安冈按捺不住，下令不等夜袭，就“昼袭”好了。

在野炮大队实施三十分钟的压制性炮击后，第三战车联队率先从北面进发，坦克和重型装甲车纷纷冲出掩体，向苏军阵地攻去。

朱可夫将装甲兵团调回西岸，仅在东岸留置包括两个团的第三十六摩托化步兵师（摩步师）。因兵力缩小，摩步师在象征性抵挡一阵后，便主动放弃了两道前沿警戒阵地。

联队长吉丸清武大佐一看，那个乐：我已经很努力地约束我的魅力了，没想到老毛子还是这么不经揍，冲啊！

吉丸命令各坦克中队放下包袱，开足马力，全速前进。

日军实行的是步车协同战术，战车联队后面跟着山县联队和工兵联队呢，坦克这么一发飙不要紧，可两条腿的步兵如何跟得上。

第三战车联队狂飙突进，看来是根本就不打算让步兵们跟上来的节奏。

山县急忙派人跑上去与吉丸联系。坦克车封得严严实实，步兵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只好举起枪托猛敲装甲车的外壳。吉丸打开舱盖，问明事由，很不耐烦地回了一句：“你们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吧。”

说完之后，他把舱盖啪地一关，坦克一溜烟开走了。

没有坦克时，山县盼坦克，有了这耍大牌的铁壳子车后，惹来的却是一肚子闷气。

难道我们非得拿热脸贴你的冷屁股？步兵们干脆不跑了，反正就是跑到腿抽筋也追不上。

第三战车联队放开缰绳，一路狂奔，当距离河岸只有四公里时，他们停了下来。

<h4>弱智和聪明</h4>

不是吉丸想停，实在是不得不停。

朱可夫用半个多月时间，在东岸修筑了纵深达三公里的防线，其中包括多个高地。挡住第三联队的是733高地，高地上的苏军早就严阵以待，在日军发动进攻后，他们集中一百多门轻、中、重迫击炮，向坦克群进行百炮齐射。

迫击炮发射的是霰弹，霰弹凌空爆炸，对步兵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可在坦克身上的“疗效”一般。吉丸真是想不通对手为什么要用霰弹：你们的弱智还有没有底限啦？

在吉丸的指挥下，战车联队冲过霰弹雨，逼近防线前沿。一进入防线，坦克兵们开始暗暗叫苦。

朱可夫花那么多时间和工夫打造的防线，自然有它的玄妙之处。防线内密布十几道蛇腹铁丝网，这种铁丝网的铁丝呈螺旋形，坦克只要一压上去，履带就会被其死死缠住，然后坦克便进退不得，只能原地打转。

无奈之下，坦克兵钻出坦克，想把铁丝从履带上拔出，忽然临头又浇下了霰弹雨。

坦克兵们被炸得哭爹喊娘。吉丸这才恍然大悟，苏联人不是弱智，是绝顶聪明，霰弹打的不是坦克，是他的坦克兵。

第三战车联队自中队长木之本守之助少佐以下，三十多名坦克兵死于霰弹之下，坦克也被击毁击破多辆。

吉丸急忙撤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一低洼处躲了起来。面对着丧魂落魄的部下和弹痕累累的坦克，他不由得悔恨交加：早知道就应该带着步兵和工兵一道玩，弄得危急时刻都没有人帮着抽铁丝。

正这么自怨自艾，步兵和工兵却奇迹般的出现在了眼前。原来在被坦克甩开后，山县联队扛着个膀子慢悠悠地往前行军，拖到天黑后迷了路，只能一个劲地在原地转圈，转着转着就转到了战车联队所躲藏的地方。两下一见面，脸都红到了耳朵根。

第四战车联队出发得较晚，路线是沿南面进攻，以便切断苏军向河西撤退的另一道路。在整个进攻过程中，他们被755高地所阻，接下来的遭遇便与第三战车联队十分相似，不仅挨了揍，还在退却中与山县联队一样迷路，一群坦克像苍蝇一样，在黑暗中嗡嗡乱叫，来回打转。

安冈只能等待天亮再继续发起进攻，同样处于焦急等待中的还有他的同学小松原。

虽然占领了巴英查岗山，但第二十三师团损失不小，共有包括两个大队长在内的六百多人伤亡。唯一让小松原感到欣慰的是，由步兵团长小林恒一少将直接指挥的第二十三师团一线部队（小林部队），已经沿着巴英查岗山，形成了向南迂回攻击的有利态势。

第二十三师团的编制和老的常设师团不同，常设师团一般为两旅团四联队制，第二十三师团采用三单位制，即师团下辖一个步兵团，步兵团再辖三个步兵联队。除西岸的山县联队外，其余两个联队都在小林部队之列，天一亮，他们就可以继续深入，直至完全切断西岸苏军的退路。

1939年7月3日晨，小林部队向南疾进。这次进攻果然异常顺畅，似乎连对面的骑六师都撤走了，部队长驱直入，一口气赶了十公里。

一看地图，离苏军渡口还有三公里到四公里路程，胜利在望。

突然，让日军为之瞠目结舌的情景出现了：一批炮弹倾泻而下，把士兵们炸得鬼哭狼嚎，接着是第二批、第三批，日军阵地成为一片火海。

炮击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小林部队被摁着脖子，难以再向前迈出一步。

与此同时，朱可夫又调动飞机继续对浮桥展开轰炸。

浮桥关系着至关重要的补给线以及日军的退路，小松原必须进行全力防护。第二飞行集团奉命前去保护浮桥，并掩护河西兵团的进攻。

有了奇袭塔木斯克基地的胜利，日本航空兵在对阵苏联空军时颇有心理优势，他们早早地就在巴英查岗山上空摆开阵势，准备将来袭的苏联飞机一架不剩地击落于地。

可是当苏联飞机出现时，航空兵们肝儿颤了。

那不是一架一架，也不是一群一群，而是一阵一阵，经过源源不断的补充，苏联战机已经是密密麻麻，编队飞来时，犹如乌云压阵。

在悬殊的数量差距面前，日军航空兵越来越显徒劳。有的飞机选择了先去拦截轰炸机群，没想到“戴帽燕”伊-16瞬间从高空呼啸而下，日机惨叫着从空中掉了下去。

趁此机会，多达七十多架苏军轰炸机群飞临浮桥上空。由于轰炸机实在太多，浮桥旁边的高射机关炮都忙不过来，弹雨泼洒下，停在岸边等待过河的补给车队一片狼藉，浮桥也不时中招，河西兵团所依赖的补给线已被基本切断。

高射炮兵们越打越急，只要从浮桥上空过的，不由分说就是一炮。一阵排射过后，一架屁股后面冒着黑烟的飞机倒栽了下来，再仔细上去一瞧，众人傻眼了。

飞机上面还画着膏药旗，这不是日本飞机吗？

在不幸被自家人绊倒前的一刹那，从飞机上掉下一只通信筒，士兵捡起后，送到了河西兵团的临时指挥所。

辻政信正在指挥所里守着，他打开一看，终于弄清楚被误击的是一架日军侦察机，飞行员在侦察过程中看到了一幕不敢想象的画面，所以急惶惶地跑回来报信。

对通信件所说的内容，辻政信根本不相信，一边看一边骂：“这家伙被打下来真是活该，连数数都不会，怎么飞行集团尽出这号糊涂虫？”

然而很快，他就明白了，这个飞行员尽管很倒霉，但绝非不会数数的糊涂虫。

中午时分，小林部队突然听到巨大的轰鸣声，声音由远及近，连沙丘都为之颤动不已。随后，他们的嘴巴张大，而且再也合不拢了：数不清的坦克和装甲车从地平线上冒出来，就像一股股从堤坝里喷涌而出的怪兽。

继空军之后，由苏联装甲坦克部部长（相当于装甲兵司令员）巴甫洛夫中将亲自率领，苏军的两个坦克旅、一个装甲营早已到达外蒙古，但由于补给的限制，能一直在前线作战的只有坦克、装甲各一旅。

朱可夫把它们与原有的坦克部队组合在一起，形成了装甲兵团，总计有一百八十六辆坦克、二百二十六辆装甲车。

小林部队看到的，正是由河东调来的这支装甲兵团，而这些情况，已经被日军侦察机飞行员提前发现了，在丢下的通信件里，他说了一个概数：“苏军有四百辆坦克正朝我们而来。”

辻政信按照他的“兵站极限论”，认为前线根本不可能出现如此多的坦克，他以为飞行员在四十辆坦克后面错添了一个零，因此才大骂飞行员是糊涂虫。

事实证明，那个糊涂虫正是辻政信自己。

说起装甲兵团，就得先说说朱可夫与坦克的渊源。

苏联对坦克战车的重视，最早是受到德国军事理论的影响。此后，苏联逐步效法德国，实施骑兵机械化。在朱可夫担任骑兵团长期间，苏军第一批坦克团正处于创建阶段，朱可夫以其出色的练兵才能被选入其中。

从那时候起，坦克作战便引起了朱可夫的极大兴趣和热情。平时他很少待在司令部，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研究坦克，或者带领骑兵团进行野外训练。训练结束，不管时间多晚，他都要求坦克兵们必须把坦克车洗刷干净，然后他会背着手，一声不响地来进行检查，谁不服从规定，他就让这个人离开自己的部队。

当时苏军对坦克的运用，仅仅局限于步车协同，也就是让它对步兵进行掩护，但是朱可夫越来越相信，坦克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新武器，在现代战场上所能扮演的角色，绝不仅仅是助手。

按照朱可夫的想法，坦克应该用于独立作战，也就是说，不要分散到各个步兵部队去，否则作战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步兵追不上坦克，坦克既不能配合步兵，又可能使自身力量受到削弱。

要配合，就让装甲车配合，而且是以坦克为主，装甲车为辅，装甲车本身具备快速机动和防御进攻的能力，它不仅不会拖坦克的后腿，还能为坦克提供必要的火力支援及掩护。

这就是朱可夫关于装甲兵团的设想，诺蒙坎战场为这个大胆想法提供了试验的机会和舞台。一群群坦克装甲车作方阵聚合排列，有的二十辆在一起，有的三十辆在一起，最少的一群也有十辆左右，它们有的成横队，有的成纵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方向向日军阵地快速袭来。

日军惊慌失措，急忙把可攻击坦克的速射炮搬上来。小林部队的速射炮数量有限，对于如此庞大的坦克集团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苏联名将伏龙芝认为，随着武器的改进和军事技术的进步，战术也会随之改变。装甲兵团的构想正是这一理论在实战中的体现。

速射炮不够用，小林下令实施“肉弹攻击”。

被编入敢死队的“肉弹”们开始收集武器，这些武器包括反坦克手雷、炸药包、集束手榴弹、迫击炮弹，最多的就是燃烧瓶。

早在从海拉尔出发前，第二十三师团便给每个士兵都发了一瓶汽水，要求先将汽水喝完，然后灌满汽油随身携带，这些瓶子就是燃烧瓶。

“肉弹”们抱着武器，三三两两地跃出战壕，他们一边高呼口号，一边向坦克冲去，但是大部分人还没跑几步，就被担任火力支援的装甲车打得血肉横飞，尸骨无存。

苏军坦克仍在不断增加，一批坦克从侧面渗入了河西兵团的二线区域，与正在赶路的卫生队狭路相逢。

当松本发现时，已有十五辆坦克呈扇形包抄过来。松本急忙拔出战刀大喊：“全体卧倒！”

光卧倒不济事，还得挡上一把才行，松本又叫：“埋反坦克雷，埋反坦克雷！”

这时候再埋雷哪里还来得及，坦克眨眼冲到跟前，卫生队附近的战斗兵首当其冲，离得远些的被坦克炸死炸伤，离得近的更惨，轻者被压断了腿，重者被辗成了鱼干。

幸亏卫生队后面跟来了速射炮，在近距离下，两辆苏军坦克被炮火击毁，其余坦克才被迫后撤。

日军已经死伤一地，卫生队也顾不得再追赶一线部队，先进行战地救护要紧。就在这时，松本看到一辆崭新的轿车。

车里坐着的，是小松原和他的参谋长。听说小林部队遭到了苏军的猛烈反击，他感到很是突然，想亲自到前线去一探究竟。

谁都知道，一般士兵不可能坐轿车，能坐轿车的十之八九是大头目，这个松本眼里的“胡来举动”，又引得苏军坦克成群杀来。

速射炮先被炸毁，接着轿车旁边的护卫骑兵也遭了殃。只听一声坦克炮响，战马飞向天空，在空中打了几个旋，又扑通一声重重地摔在地上。

战马的惨状吓坏了卫生队的挽马，它们撒开蹄，拉着装运医疗器具的大车没命地向旷野跑去。

小松原的汽车回身便向临时指挥所逃去，两辆坦克在后面紧紧追赶。指挥所里面的人这时才发现，苏军坦克的密集和战局恶化的程度已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留守指挥所的辻政信一边接应小松原，一边急调兵团预备队从河东到河西，以稳定后防。

被作为预备队的，是第二十六联队及一个野炮兵大队，联队长须见新一郎大佐派安达大队和野炮兵大队前去支援。

两个大队过河后，立即遭到坦克攻击。野炮兵大队首当其冲，刚刚过河的挽马因受惊而四处狂奔，弹药车与火炮被掀翻在地。一名日军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当时惊慌失措，战马嘶叫，拖着火炮四处奔跑，汽车也到处乱窜。”

知道西岸险恶，没想到如此险恶，由于情况过于紧急，野炮兵来不及装定标尺，就像步兵使用速射炮一样，采用直接瞄准的方法对坦克进行射击，以阻挡其前进。

先期带来的炮弹有限，很快就打光了，在这要命的关头，浮桥又被炸断了，河里抢修的工兵死伤惨重，炮弹也因此断了炊，使得一门门山炮、野炮全做了哑巴。

安达大队这时更加动弹不得，他们被侧翼赶来的一个外蒙军装甲营死死缠住。

第二十六联队曾被认为是关东军中最适合对苏作战的部队，该联队长期在草原上进行高强度步兵训练，士兵熟练掌握刺杀、射击和机动三项技能，战场上面对面，无论是对射还是拼刺，他们都是高手。

可是面对坦克和装甲车，安达大队根本得不到显能耐的机会。外蒙军这次使用的仍是苏造轮式装甲车，它的外貌与BA-6相似，不过已经是BA-6的重量级完善版，叫作BA-10。

BA-6是轻型装甲车，BA-10则是重型装甲车，典型特点是装甲厚、火力猛。三十六辆BA-10非常聪明地与日军步兵拉开距离，保证它能打得着你，你却摸不到它。

安达大队想用“肉弹”都不成，只能被动挨打，无法向指挥所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