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首先回电称不能在南京供职，仅保荐心腹赵戴文出任内政部次长，以代理部务。阎锡山此举令白崇禧拍案叫绝，称为“阅历深，见得远”，而不像冯玉祥“近视眼，不度德，不量力”。

接着，针对蒋介石让他尽速与会的要求，他又编了一套谎话，说是在老父生病期间，他一直亲自服侍汤药，现在虽然父亲的病刚刚好了一些，可他自己却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了，所以还是不能立刻赴京。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体确实虚了，阎锡山还真的将家搬到太原崛围山休养去了。

对蒋介石急于通过编遣会议毕其功于一役的情绪，阎锡山看得一清二楚。他有些不屑地对亲信幕僚说：“蒋介石这人器量狭小，排除异己，遇事操之过急，终不能成大事。”

在各方函电交促下，阎锡山一直拖到编遣会议中期才前往南京。南京的军政大佬们无不翘首以待——蒋介石应付不了冯、李，指望他能从中转圜，而“李白”见冯玉祥与蒋似乎靠得很紧，惧怕蒋、冯真的合作起来，也期盼阎锡山加入他们的阵营，以便增加声势，共同对付老蒋。

骤然升高又如此集中的期望值，使得阎锡山未来南京之前就造成一种气氛，好像只要他一来南京，关于编遣问题的一切症结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当阎锡山的专车到达南京时，他受到了各方面的热烈欢迎，充分证明这次的投机生意又是有赚无赔。

阎锡山到南京的当天晚上，即派晋军总参议周玳到白崇禧处拜访，以便摸一摸这次编遣会议的底。一见面，周玳就问白崇禧：“你们近来做了些什么？”

白崇禧哈哈大笑：“我们还能做出什么成绩？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倒是大做特做。他的口不大，肚子却很大，还想侵占我们的地盘呢！”

白崇禧接着讲了冯玉祥在南京这段时间的言行，并讥笑冯玉祥：“他现在第一步想捧蒋、拉蒋，消灭三、四集团军，将来有机会再把蒋推倒，他好独霸中国。他不想蒋介石是个大流氓，在上海交易所里闯荡过多年，哪里像曹三爷（指曹锟）一样容他摆布。”

白崇禧对周玳说：“你瞧着吧，不久他（冯玉祥）就会吃亏的，你们老总对他怎么样？我想，因为方顺桥那段故事，对他的印象不会太好吧？”

周玳急忙回应：“我们老总对冯这个人十分清楚，方顺桥的事他当然不会忘记。不过他看出老蒋的目的是想各个击破，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因此对于冯焕章还想拉他一把，免得唇亡齿寒。”

白崇禧在方顺桥战役中曾经爽爽快快地帮过晋军的大忙，虽然双方在争夺平、津地盘上有矛盾，但表面上仍客客气气。周玳问白崇禧，既然冯玉祥已经提了方案，为什么你们不也跟着提一个方案？

白崇禧回答，和蒋介石共事，就是画上个“龙天表”也等于零，所以索性不提了。

“龙天表”是道教中法师焚化的一种符箓，大致相当于送给神仙的私密信件，白崇禧以此表示跟蒋介石之间没什么可谈的。

夜访结束后，周玳把白崇禧的话详详细细地转告给阎锡山。他建议：“冯焕章准备了提案，咱们也应该准备个提案，以免临时措手不及。”

阎锡山老谋深算：“不必着急。等老蒋叫咱们提的时候再提，也还不迟。”

过了三四天，何应钦来见阎锡山。谈到编遣会议，他也特别谈到冯玉祥的提案，并且如阎锡山所料提出了请求：“蒋先生希望阎先生也提一个方案，在会上共同研究。”

何应钦还说：“蒋先生的意思，是希望在四个集团军的辖区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央区，最好请阎先生在方案上一并提出。”

“中央区”是给谁用的，大家都心知肚明，看来蒋介石也把阎锡山当成了可倚仗的对象。阎锡山考虑片刻，不敢马上答应，便说：“我可以准备个提案，但‘加上中央区’这个问题由我提出，似乎不甚合适。如果蒋先生提出来，我一定首先赞成。”

何应钦走后，阎锡山召集周玳等幕僚研究提案内容。此时他想到对“中央区”还是得表个态，毕竟这个话要让蒋介石自己说，确实有些难以出口。

北伐之后，阎锡山实际成为地方诸侯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不仅不想真的和“李白”搞在一起，跑去触老蒋的龙须，甚至于还要依靠老蒋做后台，力保平、津。

因为有可能跟阎锡山争夺平、津的，其实正是白崇禧。白崇禧老是赖在华北，让阎锡山时时有芒刺在背之感，对这个小诸葛，他既不能得罪，可也绝不肯让对方占到什么便宜。

一份考虑周全的阎提案就此出笼。

<h2>羊肉馒头没得吃</h2>

几天之后，编遣会议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当天出席列席的所有人员都坐在主席台下，只有蒋介石一个人高高地坐在台上。他在会议致辞中说：“我们的军队既不用对外，就应尽量缩编，该编者编，该遣者遣。至于按照什么标准，本人没有成见，大家可以从长计议。”

接着他让何应钦将冯、阎的提案都读了一遍。冯提案已不新鲜，大家注意听的是阎提案。阎提案：蒋军、西北军各编十个师，晋军、桂军各编八个师，其他杂牌部队编六到八个师。最后剩下的六到八个师待编名额，可以由中央处理。

阎提案可以说是得罪一家，讨好大家。蒋介石的“中央区”有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觉得自己在兵额上跟冯玉祥相差不大，心理也能够平衡。于是在随后的发言中，多数人赞成阎提案，反对冯提案。

蒋介石很高兴：“既是大家赞成阎总司令的提案，那么原则上就采用这个提案。我的意思，在中央编遣区之外，再加上东北编遣区。”

会场上沉默了三四分钟，冯玉祥突然放开喉咙喊道：“咱们刚刚打完仗，军队还没有复员，似乎应该缓口气再进行编遣。”

蒋介石对此缺乏思想准备，顿时语塞。看到蒋介石一副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在座的吴稚晖急忙接过话茬，引经据典地大谈古今中外的治国之道，借此开导冯玉祥：既然已经通过了编遣的决议，就不能再拖下去。

吴稚晖的嘴功是有名的，即便临场发挥，也能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足以让老蒋缓过劲来，并想出应对之策。他哼哼了两声：“对，对，编遣也并不是即刻就进行，不过我们可以先成立一个机构。我们这个会只要讨论如何把机构组织起来，就算达成了任务。”

蒋介石打算先成立编遣委员会，委员会里还要设一个管理财务的经理组，组长则由阎锡山担任。阎锡山听后沉默片刻，答道：“好吧，我一定勉为其难。”

“勉为其难”的背后，是满载而归的喜悦。经理组组长的油水有多厚，谁都清楚，这也是老蒋给阎提案的回报。

老冯瞧在眼里，心里这个窝囊劲就别提了，正是“羊肉馒头没得吃，空教惹得一身臊”。

会议结束，老冯两眼喷火，怒容满面地走出了会场。一回到寓所，就对幕僚说：“咱们的裁并电报以后不要再发了。”

这时候西北军已经自行裁并了八九个师，幕僚有些不明所以，只听冯玉祥气呼呼地说道：“人的十个指头不是一般齐，削长补短，削足就履，总不是办法。”

第二天继续开会，冯玉祥称病不再赴会，只派代表参加。在与会者陆续到达会场而蒋介石还没有露面时，白崇禧开玩笑似的对阎锡山说：“经理组是个花钱的事，你当心左右为难。”阎锡山还没答话，冯玉祥的代表便含酸带醋地揶揄道：“百川先生（阎锡山）有办法。”

当天蒋介石在会上公布了他的一个新想法，即将每个集团军作为一个编遣区，每区设一个编遣主任委员，但集团军司令不再兼任，而另由集团军司令挑选下次一级的人员担任。

蒋介石自己选定了何应钦，冯玉祥的代表选鹿钟麟，阎锡山选周玳。轮到李宗仁，他停了好一阵，才说选白崇禧。

之后，蒋介石照例又说了许多官样套话。台下，“李白”等人一个个犯困打盹儿，只有阎锡山毕恭毕敬，心领神会般的默默静听。

接下来有两天休会时间。蒋介石便派孔祥熙代表他前去慰问“生病”的冯玉祥。

冯玉祥年少时想当传令教习，曾经四年如一日地练习喊口令，结果练出了一副惊人的大嗓门，他的声音隔着老远都能听见。就在孔祥熙走进院子时，还听到冯玉祥在和许多人说话，但一进屋，却看到冯玉祥倒在床上，盖两张棉被，满头是汗，呻吟不止。

孔祥熙上去摸摸他的头，发现他又没有发烧，可见不是真病。至此，冯玉祥得了“心病”的说法便流传开来。

作为堂堂一个集团军总司令、有影响力的地方诸侯，跑到京城来装病自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可是老话说得好，“一日不识羞，十日不挨饿”，只有脸皮足够厚才能吃饱饭，这可是他老冯多年在江湖上摸爬滚打才总结出来的经验。

老冯的态度很明白地摆在那里：既然你老蒋不够意思，让我阴沟里都翻了船，那我还有什么义务再陪你玩？

蒋介石十分不悦，晚上他请阎锡山去吃饭，当着阎的面，就表示出对冯玉祥的极度不满。

对冯是不满，对阎则是赞赏。蒋、阎二人一直闲聊到晚上十一点，阎锡山才含笑回到自己的寓所。

在南京城里，阎锡山真正成了一块热腾腾的香饽饽。接下来，老蒋又单独找他商讨了好几次，征求他的意见，并研究如何才能把会开好。

阎锡山一边极力表示拥护编遣会议，一边劝蒋不可操之过急，他还答应会去劝说冯、李不要固执己见。蒋介石对此甚为满意。

李宗仁和冯玉祥那边也一个不肯落下，他们或亲自或派人，上门劝说阎锡山反对编遣会议。阎锡山则对他们说这不是好办法，若是操之过急，弄成僵局，蒋固然不爽，于他们冯、阎、李也很不利，还是应该徐图良策才行。冯、李虽不以为然，可表面上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

阎锡山左右逢源，好不得意，他高兴地对周玳说：“咱们迟来的办法是做对了。”

<h2>耍赖最方便</h2>

重新开会，蒋介石为了强调编遣的重要性，特地提到了日本军制。当时日本是征兵制，中国还是募兵制。老蒋认为，这是中国士兵素质不如日本士兵的主要原因，“募来的士兵都是一些无赖、流氓、土匪”。

蒋介石刚刚说完，冯玉祥的代表就抢白道：“一般军队素质不好，因为是拉来的壮丁，没有经过选择。我们第二集团军便不是如此。”据他说，西北军都是先由各县征集，再经中下级军官选拔，剔出一半较差的，剩下来的人还要由冯玉祥和其他高级军官一一验看，不合格的人仍然要继续剔除。

“我们的军队就是这样严格选拔出来的，所以绝不是无赖、流氓、土匪。”冯玉祥的代表话中带刺，说得很不客气，显然是有备而来。

蒋介石猝不及防，十分尴尬，会场也陷入了沉寂，没有人出来搭腔。幸亏阎锡山见势不好，急忙站起来打了个圆场，才没有陷入僵局。

冯玉祥的搅和，让蒋介石很是恼火。虽然会场上制度很严，没有出席证的人员一律不得入场，同时也不许新闻记者前来旁听，但列席的军政人员不少，总是要维持些起码的体面才好。

明知冯玉祥是装病，蒋介石也不得不当成真的一样对待。除安排阎锡山前去探视外，他自己更是两度偕夫人宋美龄上门慰问，在希望对方不要借机闹事的同时，也想重新弥合双方的裂痕。

由于冯玉祥对会议持抵制态度，编遣会议已很难取得重大进展。白崇禧等人推举阎锡山出面，以阴历除夕将至为由，要求离开南京。

眼见众人都无心议事，蒋介石只好宣布：“那么咱们就休会，我给你们预备专车。”

阎锡山、白崇禧都走了，冯玉祥找来谋士张钫商量今后怎么办。

老天隔不了一层窗户纸，一个编遣会议把各人的真心假面全都暴露得清清楚楚。冯玉祥认为自己和老蒋大概是尿不到一块儿去了，但今后最有可能斗得跟俩乌眼鸡似的人，绝不会是他和老蒋，而只会是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

蒋桂暗斗，预示着内战将起。冯玉祥打算学习阎锡山，暂时避开这个旋涡。

冯玉祥的幕僚大多出身行伍，缺乏新型政治理念。张钫毕业于保定军校，是冯氏幕僚中眼界较宽的一个。他就此建议冯玉祥回西北整军经武，“三年不问国事”。换句话说，就是不参加关外乒乒乓乓的打斗，先用三年时间休养生息，“保持西北一片净土”。等有机会再出关问事，到时西北军兵强马壮，若争霸中原，不由得什么老蒋、老阎、老李不服，所谓“风声所树，一切事自然迎刃而解”。

计是好计，关键是眼下如何脱身。冯玉祥在和张钫计议后，想到两个办法：一是借个名义出国；二是直接返回自己的军队。

如果要求出国，蒋介石必然不会同意，毕竟冯头上还套着一个军政部长的官帽。如果要返回军中，以现在这种蒋、冯已经形同破裂的关系，估计老蒋不仅不会答应，还会加重疑虑。

思来想去，冯玉祥还是觉得耍赖最方便。于是他便以不告而别的方式突然离开了南京，直到渡过长江后，才给蒋介石发去一封信请假，理由是：养病。

当蒋介石得到消息时，冯玉祥已经在数百里之外了。

曾被外界寄予极大希望的编遣会议就此无疾而终，除了热闹热闹大家的眼睛，基本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蒋介石对此嗟叹不已，说：“各省分离分子所控制的军队系抗命不奉命，仍为新政府未能解决之严重问题。”

冯阎李，只有李宗仁还留在南京上班。这是因为新桂系跟冯阎不同，其地盘皆另外有人掌控——两广有李济深、黄绍竑，两湖有胡宗铎、陶钧，就连北方的唐山、山海关还有一个白崇禧。这些地方，李宗仁都用不着亲自坐镇，非但如此，他长住京师，还能起到打听内幕并暗中掌控的作用。

编遣会议是冯玉祥第一个搞砸的，也让蒋介石对冯玉祥有了新的认识，只是以蒋军彼时的实力，实在奈何西北军不得。冯玉祥离开南京后，老蒋便想缓和与李宗仁的关系，用蒋、桂联手的方式来合力对付冯玉祥。

李宗仁固然不乐意冯玉祥，但比之于冯玉祥，他更不喜欢的恰恰是老蒋，因此他不但不肯接受这一建议，还反过来劝老蒋要对冯玉祥“感之以德”，说假如老蒋肯这样做，冯玉祥“必能接受中央的领导”。

蒋介石哼了一声：“冯玉祥自命老前辈，他会服从我们吗？”

李宗仁说服从不服众是一回事，能不能对付是另外一回事：“冯玉祥一人易对付，但是冯氏统兵十余万，他下面的每一个统兵将领都是一个冯玉祥。一个冯玉祥容易对付，无数个冯玉祥就难应付了。”

接着，李宗仁又打了个比喻，说冯玉祥今日的作用，就像穿制钱的绳子一样。有绳子在，制钱一提即起，如果绳子断了，钱便会撒一地，再捡起来就麻烦了。

知道李宗仁不愿合作，蒋介石只能知难而退。这时的新桂系势力自岭南横贯长江，蜿蜒以至燕蓟，宛如一条长蛇一样俯瞰华东，处于全盛时代的他们确实不需要，也不屑于看老蒋的脸色。

正因为势力发展过快，其实从很早开始，新桂系就有些找不到北了。

<h2>借力打力</h2>

当初，为了与李宗仁携手北上参加善后会议，蒋介石曾在武汉绕了一圈。在李宗仁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新桂系位于两湖的将领夏威、胡宗铎、陶钧均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借故不肯出席，给老蒋来了一个结结实实的下马威。

第二天，蒋介石循例检阅驻汉部队。在他做了简单训话后，身为阅兵总指挥官的胡宗铎突然站到阅兵台前，提高嗓门，说：“北伐军在进展期中，中央政府政潮迭起，致影响军事，屡受波折。”

蒋介石固然心中不快，但也只好装成没事人一样，暂时隐忍不发。

编遣会议召开前后，看到老蒋在对付诸侯方面似乎仍然力有不逮，新桂系又在两湖掀起了新的风浪。

两湖中的湖南系广西门户，且是鄂桂通道，新桂系要巩固后方，势必将湖南政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过去“李白”以程潜主湘，固是迫于形势，以后软禁程潜，由鲁涤平继任，其实也出于权宜之计。

鲁涤平是湖南人，为谭延闿的嫡系，他所率领的第二军，其前身就是谭延闿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代表着中央政府的利益，作为其嫡系，鲁涤平的立场自然也比较接近中央。新桂系始终持反蒋态度，这时候的反蒋也就是反谭，反谭也就是反鲁。他们能够用鲁涤平主湘，仅仅是因为此前已连续扳倒了唐生智、程潜，如果再以外籍人继任湖南省主席，恐招致湘人的公愤和反弹。

对于鲁涤平，新桂系只视之为一个暂时过渡的角色。在鲁被发表主湘的次日，叶琪请他吃饭，席间他屡次宣扬“李白”的“威德”，意在窥察鲁涤平的态度。

鲁涤平不知对方究竟用意何在，神色略带惶恐，表示不敢就职。叶琪又劝他放手去干，并推荐自己的人协助其工作，实际上是安插“内线”，对鲁涤平实施监视。

鲁涤平不是不明白叶琪的用心所在，但回湘后，仍委任叶琪的“内线”为湖南省政府军务科长。不但如此，叶琪每次来长沙，他必定都要亲自到车站迎送。

叶琪以前做过鲁涤平的部属，鲁任团长时，他是连长；鲁任师长时，他是团长。对一个老部属极尽奉承讨好，在民国那种氛围下并不多见，也很容易惹人笑话。

鲁涤平当然不是真的愿意这么做，而是不敢不这么做。因为叶琪跟夏威关系密切，夏威遇到事情必要先跟他商量，可谓言听计从。夏威时任第七军军长，乃是新桂系在两湖的实力派，鲁涤平深知，叶琪可能几句话就能决定自己的去留。

新桂系在两湖已经嚣张到了何种程度，而鲁涤平对他们又害怕到了何等地步，由此可见一斑。

鲁涤平主湘后，照例兼任湖南清乡督办，仍以何键蝉联清乡会办。以前程潜主湘时，湖南事务多交给何键主持，自己很少过问。鲁涤平继任后，表面上虽然萧规曹随，但已明显不同于程潜。程潜那时候是认为自己兼管两湖，他经常要往武汉跑，湖南这边想忙也忙不过来，而鲁涤平只有湖南可归他管，何键管多了，就等于和他争权一般。

清乡督办署是掌握湖南省地方武装的枢纽。鲁涤平想要独揽督办署的大权，可是因为初次打理湘政，他对于湖南的军政情形颇为生疏，而何键对湘事摸索日久，心中有数，结果鲁涤平还是只能将督办署交由何键主持。

何键随着羽翼渐丰，也感到湖南有鲁，自己在湖南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始终只能屈居于“会办”这样一个助手的地位。如果他想完全掌握湖南的地方政权，则非驱鲁不可。

何键为人深沉，平时喜怒不形于色，鲁涤平同样不是那种喜欢咋咋呼呼的人。两人尽管从一开始就同床异梦，并且猜忌防范之心日甚一日，然而彼此仍虚于周旋，没有爆发过任何剧烈冲突。

从何键方面来说，单靠他自己来驱鲁，是一件很不现实的事。他得借力打力，而这个能借到的力就是新桂系。新桂系此时虽然还没有公开喊出反鲁的口号，但忌鲁驱鲁之心，与何键并无差别。

新桂系在鄂将领多为保定生，何键也是保定生，这是没进过保定军校大门的鲁涤平无法相比的。何键便利用这一优势，与新桂系中的“湖北派”拉上关系。

何键并非新桂系主湘的理想人选，但他们认为何键是保定军校同学，较之亲南京政府的鲁涤平毕竟要好一些。“李白”以下将领均认为有拉何制鲁的必要，叶琪在与人闲谈时说：“湖南这个地方要抓住，鲁胖子（指鲁涤平）想过主席的瘾，让他过过瘾。以后的事就要靠何芸樵（何键字芸樵）了。”

弄清新桂系的意图后，何键便时常赴汉，与“湖北派”加强联系。同时，他对清乡督办署的事务也抓得更牢，已达到完全一手包办的程度，鲁涤平几乎无从过问。

一次，叶琪由鄂来湘，鲁涤平设宴招待，宴席上他对同桌的人说：“湖南的事，只要芸樵先生肯替我帮忙，是大有可为的。”不安之状溢于言表。

<h2>汉口之约</h2>

一山难容二虎，鲁涤平开始苦寻反制何键的办法。此时湘赣边区的红军力量正日益壮大，于是他向南京政府建议，由湘赣两省进行“会剿”。根据鲁涤平的提议，南京政府批准设立湘鄂“会剿”总指挥部，任命鲁涤平为湘赣“会剿”总指挥，何键为副总指挥。

鲁涤平一面致电南京政府，请辞总指挥职务，以何键代替；一面向省务会议提议裁撤清乡督办署，并将督办署的全部人员移至“会剿”总指挥部。

如此一来，何键不仅被剥夺了督办署的实权，而且在他带兵到江西“剿共”之后，也实际被赶出了湖南。

何键为人圆滑，尽管吃了这么大一个哑巴亏，他也没有立即与鲁涤平闹翻：你说撤督办署就撤督办署；你说让我去江西，就去江西。

背地里，何键与新桂系靠得愈加紧密。他除以报告湖南事项为名，到武汉面谒李宗仁外，还在胡宗铎的陪同下，到北京拜见白崇禧，以此得到了新桂系两位老大的首肯。

当“湖北派”表示要何键担负湖南全部责任时，他便趁势说道：“责任是愿负的，但职权有限，万一力不从心，为之奈何？”

“湖北派”马上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胡宗铎拍着胸脯说帮忙帮到底，还说：“鲁咏安（鲁涤平字咏安），由我与煦苍（夏威字煦苍）、翠微（叶琪字翠微）来共同对付他。芸兄（何键）可置身事外，暂作壁上观。不过湖南问题，需要你回湘后及早妥作安排。”

何键心领神会，遂安安心心地到江西萍乡就职，同时集中兵力，做好了应变倒鲁的准备。

编遣会议结束后，“李白”侦知，蒋介石已决定撤销各地的政治分会。自老蒋复出，新桂系就丧失了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他们所唯一能依赖的合法组织是武汉政治分会，一旦政治分会被撤销，用以罢免鲁涤平的工具就没有了。

正好蒋介石此时离开南京，回到了家乡浙江奉化。新桂系决定抓住时机，先发制人。李宗仁不再回武汉，而是来往于宁沪之间。除窥伺各方面的动静外，他主要还是为了装出一副好整以暇的态度，以便在事变后，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在减轻责任的同时，为自己预留说话的余地。白崇禧也跟冯玉祥学，装病住进了医院。

随后，在“湖北派”的邀约下，何键到岳阳与叶琪商量倒鲁的军事配合行动。1929年2月19日，武汉政治分会作出决议，撤免鲁涤平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改由何键继任。鲁涤平被免职的理由和以前给程潜的罪名大同小异，说他“把持税收，‘剿匪’不力，重征盐厘，有渎军纪”。

当天晚上，胡宗铎电告何键：“汉口之约，今日实现。”

第二天，叶琪、李明瑞、杨腾辉所部按计划分路南下。何键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刻跑回自己位于湖南醴陵的部队驻防地，坐等鲁涤平下台。

北有阎锡山，南有何键，都是善于多方应付的聪明人，对事也常常会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为了防止出现鲁桂交兵，相持不下的尴尬结果，他一边借口要竟“剿匪”全功，不肯贸然登台，一边特地打电话告诉鲁涤平：“鄂方有军车南开，请预为准备。”

对鲁涤平来说，何键的两面派式预警已为时太晚——因为桂军调动极其机密，连鲁涤平派驻武汉的联络参谋事先都被完全蒙在鼓里，未能提早向长沙发送电报。等桂军的军车越过汩罗江，接近鲁部防线时，鲁涤平才接到相应报告。

叶琪此前每次来长沙，鲁涤平都把他哄得跟个大爷似的，现在突然翻脸，自己也觉得不太近人情。行军途中，他给安插于鲁涤平身边的“内线”发去急电，要此人劝鲁涤平速离长沙。“内线”给鲁涤平一讲，鲁涤平大吃一惊，赶紧让他乘专车前去与叶琪接洽，并且说他愿意自动辞职，请桂军不要开入长沙。

“内线”马上在鲁涤平的宅邸打电话，向铁路局要车，得到的回答却是铁路上军车太多，专车已开不出去。

21日，见桂军兵临长沙，鲁涤平乘坐外国轮船，由九江转赴南京，跟蒋介石、谭延闿诉苦抹眼泪去了。

在鲁涤平的部队撤退时，何键还暗为掩护，让其从容撤离湖南，以此表示自己置身事外，同时给日后与鲁涤平见面留下余地。

<h2>水浒的世界</h2>

鲁案（又称湖南事变）毫无疑问是新桂系对中央政府，也是对蒋介石权威的一次严重挑衅。武汉政治分会尽管还没有被撤销，但相关条例明确规定，这一机构无权任免该区域内的人员。桂军兵至长沙，更是违背了编遣委员会关于各部队应静候检阅，不得擅自调动的决议。

惊闻鲁案爆发，蒋介石忙从奉化赶回南京。在听鲁涤平讲述完事变的经过后，他大为气愤，认为新桂系擅自撤换中央所任命的封疆大吏，形同造反。

李宗仁自知理亏，在蒋介石返回南京的当天，即电呈南京政府，说：“虽事前并不知情，但职责所在，亦应请予处分。”之后他推托患了眼疾，跑到上海租界的医院里躲了起来。

蒋介石在南京发表的谈话中，还提到新桂系此举，“没有给谭院长留面子”。的确，看到自己的嫡系丧魂落魄地跑回南京，身为行政院长的谭延闿与蒋介石一样对新桂系极为不满。

另一个让谭延闿感到不高兴的人是何键。尽管何键在事变中给自己留了余地，可这如何能瞒得过大半辈子都在官场上厮混的谭延闿？从鲁涤平的哭诉中，谭延闿完全能够判断出何键就是倒鲁行动的主谋者之一，以及在这次事变中担当了怎样两面讨好的圆滑角色。他对人说：“何键被桂系牢笼，不能自拔，想趁此机会捞取政治资本，也是实情，但以后再想两面讨好，那是做不到的。”

鲁案后，南京政府面临着十分棘手的难题。根据法理，武汉政治分会的任免是非法的，何键当然也不能主湘，可现在的问题是木已成舟，如果对何键的新职务贸然加以否认，不仅可能使湖南局面更加陷入僵局，而且必然会将何键进一步推向新桂系一边。

正因如此，当鲁涤平手下的一些幕僚愤愤不平，纷纷对何键展开攻击时，谭延闿又选择了缄默不言。他和蒋介石商量一致的结果，还是要暂时稳住何键，以防湖南再次出现动荡。2月27日，南京中央会议做出决议，派何键暂行代理湖南省主席（不久便正式督湘）。与此同时，蒋介石将其主力部队集中至安徽境内，积极准备以武力解决盘踞在长江上游的桂军，而桂军也不甘示弱地摆出了一副决斗架势。

看到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过鲁案，李宗仁遂请辞国民政府委员职，白崇禧也称病请辞前敌总指挥职。

当然，这只是一种姿态，或者说是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进行要挟的手段。在新桂系内部，早已通过秘密带信、传发密电等方式对军事方案展开讨论。

在新桂系的三巨头中，“李白”都以军事指挥见长，偏重于攻，唯有黄绍竑以政略见长，被称为新桂系的“阴谋家”，偏重于守。黄绍竑认为不能急于同蒋介石开火，他主张把桂系主力控制在粤汉线上，必要时不惜放弃武汉和北平。这样至少可以确实控制住广东和湖南，达到进可战、退可守的目的。

白崇禧却认为黄绍竑的战略过于消极。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新桂系由广州到武汉、北平的热烘烘局面就自己垮掉了。他计划派自己在唐山的“桂系湘军”（指唐生智旧部）徐州直趋浦口，而以武汉的“桂系鄂军”（指胡宗铎、陶钧两部）顺长江东下直取南京。

白崇禧的观点得到了胡、陶的支持。李宗仁见状，便也站到了白、胡、陶一边。

“李白”不肯舍弃尺土寸地，当然是缘于对自身实力的评估，但同时也是因为得到了冯玉祥的许诺。

西北军的兵力超过蒋、桂中的任何一家，可以说冯玉祥选择跟谁合作，谁就可能立于不败之地。蒋、桂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双方都竭力与冯玉祥套近乎，一时信使往来，颇为频繁。最后，李宗仁派出的代表抢先一步得以在河南拜见冯玉祥，并带去了“李白”的意见，称老蒋要以编遣的名义压迫冯桂两军，现在“李白”决定倒蒋，约冯一同行动。

蒋、李曾是结义兄弟，可是一转眼也就翻了脸。李宗仁为此大发感慨，说兰谱中的话真不可靠，所谓的“亲如兄弟、同生共死”转瞬间就会变成“兵戎相见、你死我活”，无怪乎“政治是最污浊的东西”。他指的当然是蒋介石的“背信弃义”，但实际上对他们这些身在政治场和利益圈中的人们而言，不过彼此彼此。

蒋、冯的关系也是一样，昨天还是山盟海誓，第二天就可能谁都不认识谁。老蒋把河北和平、津给了阎锡山，已经让老冯相当不快，后来在编遣会议中结成的恩仇，更令老冯视蒋为敌。

在离开南京时，老冯曾有一个不参加蒋桂之争，回大西北整军经武的计划，但这个计划需要有能静下来读老子庄子的心，而外面的世界却是水浒的世界，那个热闹与喧嚣，他又如何有这等定力？

各方面代表一活动，冯玉祥就逐渐改变了原先不加入内战的计划。他告诉李宗仁的代表：“烦请转告李总司令，我一定和他合作打蒋，但调动军队需要时间，希望他发动后能撑持两周，我就可以出兵响应。”

冯玉祥开始进行反蒋准备。谋士张钫劝他不要理会李宗仁，还是按计划速速西去，冯玉祥则复电说：内战将起，奈何奈何。

有了冯玉祥的承诺，“李白”信心大增，这也成为他们不屑于收缩兵力的一个重要理由。

从来新桂系内部的大事都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人共同商量，然后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过去三人的意见一般都是一致的，很少出现争执，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出现重大分歧。

见“李白”坚持己见，黄也就不好再加以反对了。包括黄绍竑在内，三个人当时都不知道，从这时候起，失败的阴影已经开始紧紧地笼罩于他们的头顶。

<h2>八抬大轿</h2>

在杨永泰的“削藩策”中，他将南方的新桂系视为一股，北方的冯、阎视为另一股，称这两股力量都足以与蒋争霸天下。

冯、阎、桂一旦实现大联合，对蒋政权就意味着灭顶之灾，杨永泰论述道：“广西第七军横行两湖，李济深负隅两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三个军，称霸一方，三分天下有其一，如勾结冯、阎，则南京无法立足。”

在编遣会议草草收场，表明“政治削藩”希望渺茫的情况下，杨永泰转而主张在冯阎桂联手之前，逐一进行“武力削藩”，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决新桂系。鲁案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和理由。

即便抛开冯、阎，对当时的蒋介石而言，要想用军事手段单独消灭新桂系，似乎也是一个很难达成的目标。桂军从南到北，从两广到两湖，再到山海关，战线长达千里，已经形成了可以互相配合，彼此呼应的“一字长蛇阵”，蒋军不攻便罢，一攻很可能成为对方的“腹中之食”。

显然，若想仅靠打仗来解决新桂系，胜负难有定数。杨永泰的办法是武力进攻和政治分化相结合，对新桂系分散在各地的势力予以各个击破。

他首先把目光盯在了广东，所用之术是“收买陈铭枢、陈济棠，以缚虎之势，扣留李济深于广州”。

陈铭枢早就投入了老蒋的阵营，陈济棠也与南京政府暗通款曲，但广东的关键人物并不是二陈，而是李济深。李济深在两广拥有过人的威望，陈铭枢、陈济棠等广东将领多为其旧部，就算他人不在广东，只要能够继续发号施令，二陈仍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正好国民党三大即将在南京开幕，各地代表纷纷赴京。李济深本来也应率代表与会，但处于这种敏感时刻，还要不要到南京去，他颇费踌躇。躲在上海法租界的李宗仁希望李济深能以广东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新桂系，不愿他为蒋所谋，所以也力劝其不要赴会，并预言李济深到南京只会凶多吉少。

见李济深犹豫不决，徘徊不进，蒋介石决定派吴稚晖到广州迎接。

在蒋氏幕府，吴稚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是孙中山的同辈人，当他名满天下，以反清革命家、国民党元老、教育家的形象跻身于民国政坛的时候，蒋介石还是一个小学生，两人年龄相差居然有二十二岁之多。

仅看两人过去的履历和年龄差距，似乎更应该是蒋介石给吴稚晖牵马坠镫才是。当然，如果说吴稚晖想借助蒋介石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之梦，这倒也可以理解，可实际情况是，吴稚晖并没有什么做官的瘾，其人生信条为“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他担任过的最长时间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常委，除此之外，并没有在南京政府当过大官，连蒋介石内定他为监察院院长，都被他一口拒绝了。

有人觉得蒋介石坏，宁死也不肯做蒋介石的官，吴稚晖是完全相反，他满心满眼都觉得蒋介石好，就连坏的都是好的。在吴稚晖看来，自己不做官的好处之一，也是能更好地为蒋介石奔走呐喊。他曾一再说：“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过问国事，帮蒋先生说话，不是比在南京政府里任职的人说话更方便吗？”

与陈布雷等“文胆”不同，吴稚晖的本事主要不是笔，而是嘴。蒋介石让他到广州去拉李济深，老头子立即赶赴广州。去了之后，便不顾鞍马劳顿，喋喋不休地跟李济深讲起了务必要赴南京开会的道理。

吴稚晖与李济深本是儿女亲家，这种关系加上吴稚晖那张锋利的嘴，终于让李济深招架不住，答应动身北上。

3月11日，李济深率一批代表抵沪。这时全会还没开幕，李济深暂时不来南京也无不可，但蒋介石又向他发出邀请，请他来南京居中调停中央政府与“李白”的矛盾。

李宗仁见状，再次劝李济深千万不可去南京，否则必被扣留无疑，到时广东必陷，广西也会随之失去援助。听完他的分析后，李济深觉得很有道理，当即说，自己决不去南京。

李济深不来，蒋介石自有办法，他让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四元老出马，要求即便用八抬大轿，也非得把李济深抬到南京来不可。

张静江等人对此事都不太热心，只有吴稚晖特别能体谅蒋介石，在劝李入南京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活跃。一到上海，四老就前去拜访李宗仁，同时约李济深来李宗仁的寓所谈话。吴稚晖代表四老对李济深说：“蒋先生命我们四人来劝任公（李济深字任潮）入南京面谈，请任公不要推辞。”

李济深当然不敢贸然答应，他说：“蒋先生对我素有成见，此次烦请诸位来请，更说明其中有问题。蒋先生能保证我入南京后的安全吗？”

吴稚晖立即回答：“我们来沪之前，便曾和蒋先生谈到任潮入南京后的安全问题。蒋先生表示，他以人格担保，不致使任潮失去自由，但是如果任潮不去南京，中央便一定要对武汉用兵！”

<h2>三路并进</h2>

即使有了蒋介石的“人格担保”，李宗仁也坚持不让李济深去南京——你蒋介石不是要调解吗？可以，就在上海调解好了。

他对吴稚晖说：“中央如有诚意和平解决，则在上海谈判和在南京谈判，究竟有何区别？必要时，蒋先生自己也未尝不可屈尊来沪。至于蒋先生以人格担保一层，像蒋先生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人格可言，你们又何必骗任潮去上当呢？”

吴稚晖对在上海谈判不予考虑：“只有任潮去南京，才可消弭兵祸。”

眼看蒋介石的信用得不到对方的承认，吴稚晖把自个儿都给撂上了桌：“如果蒋先生不顾人格，自食其言，我便当着蒋先生的面，在墙上碰死。”

李宗仁并不相让：“稚老，慢说你没有自杀的勇气，纵使你自杀了，战争还是免不了的。”

接下来，任吴稚晖说破了嘴，李宗仁只当是两片瓢，惹得吴稚晖暴跳如雷，跳着脚大喊：“我们不管了，我们不管了！你们有的是枪杆，你们去打好了！”

四老与二李的谈话足足持续了两天之久，第二天更是从上午十一点一直谈到半夜十二点，但结果都是不欢而散。让吴稚晖特别来气的是，李宗仁始终以李济深的保护人自居，一再阻止其赴京，这使得他真恨不能上前捶李宗仁两拳才好。

突破口还是在李济深自己身上。经常出入南京政府的钱昌照对二李有一个基本评价：李宗仁比较忠厚；李济深不仅比李宗仁更老实忠厚，而且心肠较软，容易因轻信于人而受骗上当。

李济深以前就因为相信汪精卫而吃过苦头，在吴稚晖的软硬兼施下，他的态度最后又软了下来。他告诉李宗仁：“我以国事为重，抱着跳火坑的精神，去京一行。”

李济深不顾李宗仁的劝告，从上海来到南京。最初，蒋介石倒没有像李宗仁所说的那样，立即翻脸不认人，李济深也得以与蔡元培一起，对鲁案提出调查报告。

李济深与新桂系形同一体，当然只会向着“李白”说话。这份由他主导的调查报告采取了避重就轻的办法，即以李宗仁“因公留京，事前并未与闻”为由，免去李宗仁的责任和处分。至于板子，则打在了张知本、胡宗铎等人身上。

3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根据蔡、李的报告，做出决议，宣布免去张知本、胡宗铎等人的职务。

鲁案到此似乎就可以了结了，但蒋介石显然对“三一三决议”并不满意。他所满意的也许只有一点，那就是李济深已身陷南京，并受到了秘密监视！

设法困住乃至于诱捕李济深，只是杨永泰各个击破策略的一部分。他的整个计划是粤、汉、津三路并进，使新桂系的“一字长蛇阵”首尾不能相顾。

杨永泰建议蒋介石：用新桂系的政敌俞作柏来拆李宗仁的台，同时让唐生智收回旧部，以进逼白崇禧。

俞作柏当年在广西与李、白、黄等人共同打天下，此人恃才傲物，自称为“广西的蒋介石”。他不但不屑白崇禧，甚至于连自己的顶头上司李宗仁都看不起，曾经对人说：“把一只狗甚至一只猫扶上树是可以的，但一头猪无论你怎么扶，它还是上不了树。”话里的“猪”隐喻的就是李宗仁。

对这样的刺头，“李白”自然难以容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俞作柏感到在新桂系里站不住脚，就自动辞去本兼各职，到香港做寓公去了。

作为新桂系中最先分裂出去的头目，俞作柏虽然已无兵权，但对桂军仍有一定影响力，尤其是现任第七军第一师长李明瑞是他的表弟，两人关系非常密切。

奉蒋介石之命，杨永泰手持他的亲笔信，秘密来到香港找到俞作柏。除了那封信件外，他还向俞作柏赠送巨款，并且许诺：“如果俞将军能够活动李明瑞、杨腾辉倒桂成功，中央将委你为广西省主席，省府委员由你决定。”

<h2>这种事都能做得出来</h2>

钱昌照与杨永泰同为蒋介石的幕僚，然而钱昌照对杨永泰却素无好感，他认为杨永泰喜欢搞权术，不够光明磊落。事实上，钱、杨在这方面的确有很大不同。后来有一次杨永泰曾半开玩笑地对黄郛说：“乙藜（钱昌照字乙藜）真傻，蒋先生对他很信任，而他就是不在蒋先生左右安排耳目。”

归根结底，钱昌照搞的是经济，杨永泰搞的是政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古到今，政治领域就没有完全光明一说，如果连权术都不会，充其量也就是个书生而已。

如何亲近知识界，蒋介石要靠书生钱昌照，而在如何搞阴谋诡计方面，政客杨永泰则当仁不让。

俞作柏接受了杨永泰带来的巨款，答应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在杨永泰陪同俞作柏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即委任俞为上将参议，并决定由杨永泰协助他到汉口，与李明瑞进行秘密接触。

新桂系在武汉的基本部队，为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和陶钧的第十八军。其中，第七军为桂军老部队，第十八军、第十九军都是后来收编的。

在早期的老桂军中，夏威、胡宗铎并列，称为“夏胡”，对胡宗铎当军长，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只有陶钧是由旅长越格提拔上来的，而资历比陶钧更深，战功也更高的李明瑞等人却未能得到提拔，他们的内心自然极为不满。

而后，“李白”又搞“鄂人治鄂”，放纵胡、陶把持湖北军政大权，“夏胡”一变而为“胡、陶”，夏威反倒处于若有若无的地位。

陶钧为人骄横，升任军长后即抢得湖北收入最大的禁烟局；胡宗铎也不甘人后，将榷运局搂于怀中。两局的收入，除归入胡、陶私囊外，其余大部分留给十八军、十九军使用，导致这两支新部队的生活反优于第七军。

由于待遇不平等，在第七军中爆发了“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愤慨情绪，李明瑞等人向军长夏威诉苦，要求夏威向胡、陶交涉，可是夏威却采取了漠然置之的态度。

桂鄂不合，让俞作柏的汉口之行非常顺利。通过李明瑞的居中牵线，俞作柏与杨腾辉等第七军干部秘密会晤，相约时机一到，即采取共同行动。

天津策反几乎与武汉策反同时进行。唐生智的部属借着以军队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三大的机会，来南京拜见蒋介石，表示“桂系湘军”对蒋竭诚拥护，并希望中央仍派唐生智对他们进行指挥。

蒋介石此时已派人和从日本归来、正寓居于上海的唐生智联系，让他去天津接收“桂系湘军”，同时承诺一旦唐生智完全掌握部队，便给予名义。

3月20日，蒋介石接到报告，证实两路策反都进行得相当顺利，加上李济深又虎入牢笼，在南京受到秘密监视。基于这些情况，他认定解决新桂系已有确切把握，于是便在三大上发表了对付新桂系的意见，并且怒气冲冲地说：“中央对地方，只有法令，无所谓条件；只有命令，绝无调停的可能。”

这意味着“三一三决议”被蒋介石完全推翻，他要对新桂系动武了。

在此之前，李济深也察知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颇有悔不当初之感。他的幕僚想秘密和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接洽，派一艘法国军舰到下关来把他接出去，但李济深在已遭到密探监视和跟踪的情况下，生怕自己还未到江岸就被暗杀，所以只能放弃这一出逃计划。

3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宴请李济深，宴席之上，即以“勾结桂系，拥兵自护”为名，将李济深公开软禁于南京汤山官员招待所。

老蒋不顾“人格”、背弃诺言的举动，令原先在上海做过保证的四老全都目瞪口呆。蔡元培一怒之下，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张静江与蒋介石是结拜弟兄，私下只称蒋为“老三”，他气得顿足大骂：“老三太不给我们面子了，这种事都能做得出来！”

最尴尬的是吴稚晖。到了这个地步，你要让他真的“在墙上碰死”，他也做不到，不过令人称道的是，他没有装聋作哑，或一溜了之，而是抱着铺盖卷到汤山与李济深同住，并让人带话给蒋介石：“我要陪任潮兄（李济深）在一起，你要宰他，就把我也宰了！任潮不获释，我就不出去！”

张静江、李石曾出于内疚之情，也常去汤山看望和抚慰李济深。这些对改变李济深本人的现实处境都不无帮助，但要想让他获释，老蒋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3月26日，国民党三大通过决议，宣布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犯了“叛党乱国罪”，决定予以撤职查办以及“永远开除党籍”。第二天，蒋介石又亲自发布了“为讨伐李宗仁等布告将士”的文告。

在被三大定罪的前一天，李宗仁在上海市长张定璠的协助下，秘密离沪经香港到达广州。他那里前脚一步，后面张定璠就因此被蒋介石撤掉了职务。

广东方面，虽然李济深的旧部第八路军中还有人为其鸣冤，但掌握广东军政实权的陈铭枢、陈济棠早已与蒋介石达成了妥协。3月30日，二陈发出通电，声明：“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使，粤省之财，皆粤人卖儿贴妇之膏血，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

李宗仁在广东无法立足，不过二陈对他尚算客气，没有立即翻脸不认人，当李宗仁表示想去武汉时，陈济棠还为他提供了飞机。倒霉的是，那些天春雨连绵，飞机无法起飞，李宗仁只得暂时回到广西，也相应失去了坐镇武汉直接进行指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