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蒋介石又一次处于命运转折点的时候，他在南昌迎来了黄郛。
黄郛一到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昌和九江的国民党党报便纷纷撰文，指责黄郛是北洋政府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南方的革命阵营。蒋介石为此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膺白（黄郛字膺白）是我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
李宗仁那时在蒋介石手下任江左军总指挥，他经常可以在司令部内见到许多陌生面孔。这些人中，最能引起他注意的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张群，另一个就是黄郛。
初次见到黄郛，对方便给李宗仁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风度翩翩、举止从容，且能说会讲，其成熟干练一望而知。
黄郛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辛亥革命时，蒋、黄一起参加过光复上海之役，并结拜为异姓兄弟。虽然黄郛是老同盟会员，但从未加入过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任何党派，不仅如此，黄郛后来还在北洋政府迭任过要职，甚至一度出任内阁总理。要知道，国民党北伐“伐”的就是北洋政府，由此看来，武昌和九江的舆论对黄郛大加排斥似乎并不冤枉。
当然了，只要蒋介石出面说话，其他人再啰唆和不满亦是枉然。李宗仁不解的是，张群已经在总司令部做了总参议，但黄郛并未被授予任何职务，那他来南昌干什么？
<h2>万全之策</h2>
事实上，黄郛一直都与蒋介石有着比较密切的书信往来，并且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就开始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南昌时期的蒋介石尽管已经显山露水，但在政权和党权上尚不具备优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均视之为敌，好听点说他是“拥兵自重”，难听点就直接指责为“新军阀”。另外，蒋介石当时拥有的军事力量也不足。国民革命军在誓师北伐时一共有八个军，其中只有何应钦的第一军跟蒋介石有直接关系，而且蒋介石还不能做到完全掌握，他真正可以控制的其实仅有第一军第一师。显然，当时的蒋介石要想问鼎中原，难度着实不小，他的日子也一直不是很好过，所以才会在日记中写道：“三年来酸辛泪，时自暗吞。”
感觉周围危机四伏的蒋介石急需拿出一个万全之策，但绞尽脑汁亦无所得，这时候他便想到了黄郛，说：“要筹划大计，非膺白兄莫属也。”
蒋介石两次给黄郛写信，邀其南下，第二次还特派张群到天津送信。
思虑再三，黄郛决计南下帮盟弟渡过难关。他首先途经上海，通过和自己的故交、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敖商谈，为正苦于薪饷无着的北伐军筹到了大批款项。接着，在张群陪同下，他又来到南昌，当面向蒋介石阐述了自己“共底于成”的策略。
“共底于成”包括政治、财经、外交、军事、社会人心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居于首位的是“离俄清党”。
黄郛援引了一个经济现象。他说由于一般市民畏惧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已经导致“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产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初则广帮，继则沪帮，纷纷北来”，北方成为“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
黄郛的意思是，蒋介石只有改变“联俄联共”的政策，才能在国民党内部站稳脚跟，进而问鼎中原。
黄郛的这一番宏论，对蒋介石而言无疑非常具有说服力。蒋介石决定采纳他的建议，着手开始进行“离俄清党”的准备。
其时，中共羽翼未丰，手上连枪杆子都没有，相对而言，“清党”是容易做到的，难的是“离俄”。国民党当初依靠苏联才在广东再度崛起，倘若没有苏联的支持，黄埔军校都不一定能办得起来。如今鸟尽弓藏，要一下子把人家甩掉，谈何容易。黄郛为此也想到了办法，这就是从清末起就采取的“以日制俄”策略。
日本虽然主要以国民党的对手奉系为支持对象，但它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按照黄郛的分析，“中国两个邻居（指日本和苏联）都不善”，眼下只能用缓急轻重之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以迅速改变从前一边倒向苏联的局面。
黄郛长期在北洋政府从事外交工作，在日本军政两界均有熟人。在黄郛的牵线搭桥下，蒋介石先后与日本军政代表进行会晤，称自己与苏联和中共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并将断绝这种关系。他告诉日本军方代表铃木贞一：“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
这一期间，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主持下，武汉政府通过反蒋方案，撤销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矛盾由此愈发激化，也更加坚定了他“表明态度”的决心。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当天便发生了“南京事件”（即“宁案”），英美两国以在宁侨民遭到北伐军的侵犯和劫掠为由，下令在长江上停泊的军舰对南京城实施炮击。
日本在“宁案”中也有损失，但日本政府禁止其军舰开炮。据说日本舰队司令在军舰驶回上海后即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由于奉令不准开炮，以致海军保护侨民不周，这让他无面目再见国人。
日本政府在“宁案”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显然与之前对蒋介石达成的谅解有很大关系。当时一般舆论对“宁案”的解读，大多归结为列强对北伐军的挑衅，也有说北伐军部分士兵违纪，或者是北洋军乔装后故意嫁祸北伐军。
黄郛从日本领事馆得到了英美拟对蒋介石实施高压政策的情报，他立即向蒋介石进行了传达。
“宁案”让蒋介石的军政生涯面临着一场重大考验，蒋介石和他的部下幕僚们日夜商讨着应对之策。有一天晚上，黄郛去蒋介石的住所详谈，临行还特别关照家人带上铺盖，准备万一时间太晚，就留宿于蒋介石处。
黄郛给蒋介石的建议是，抓住时机，化被动为主动，在外交上争取日本的支持和英美的谅解。蒋介石表示完全认同，他对黄郛说：“膺白兄，现在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取得日本人的支持！”
<h2>信任已成力量之人</h2>
受蒋介石之命，黄郛两次与日本领事矢田七太郎进行秘密谈判。矢田得到了蒋介石准备发动政变的机密情报，而黄郛则希望日本能出面调停蒋介石与英美等国的关系，并让英美与日本保持一致，将矛头指向武汉方面。
币原外相在听取矢田的汇报后，即与英美使节进行会晤。不久，日、美、英、法、意五国公使达成协议：对“宁案”的抗议照会不加时限，不提制裁，所有锋芒全部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中外势力”。
所谓“中外势力”，指的当然不是蒋介石和它们这五国，而是中共和苏联。
与列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消除后，蒋介石马上开始了蓄谋已久的行动。4月11日，他密令被北伐军控制的南方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第二天凌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周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另立政府。主持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闻之十分震怒，宣布对蒋中正“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至此，宁汉双方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并均称自己为代表国民党的唯一合法政权。
一开始，北伐还能继续，尽管是各干各的。5月31日，唐生智率武汉北伐军占领了河南重镇郑州，同一天，蒋介石的南京北伐军则攻占了山东的南面门户徐州。
不过很快，武汉政府就因财政恐慌和政局不稳而被迫停止北伐。南京政府也觉得先搞垮武汉才是正事，于是同样暂停北进。
6月10日，汪精卫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这时的冯玉祥坐拥陕甘宁三省及十几万军队，其兵力分布于陇海线上，从郑州可以直下武汉，从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下，其地位显得举足轻重，可以说他这枚棋子被放到哪一边，哪一边的胜算就更大。
为笼络冯玉祥，汪精卫不仅将唐生智辛苦打下的河南全部让给了冯玉祥，同时还按照北伐军的编制，将冯玉祥的部队扩编为七个方面军。
联络冯玉祥，本是黄郛“共底于成”策略的一部分，当时黄郛就指出，只要蒋介石能引“阎、冯为同调”，北伐便可事半功倍。不过这主要还是就北伐而言，未料汪精卫会抢先出手，通过“以豫交冯”，将冯玉祥也放入宁汉相争的筹码盘中。
在宁汉对峙中，蒋介石并不占据有利地位。如果汪精卫再得到冯玉祥的全力支持，“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皆意中事”，而蒋介石很可能在武汉发起的第一轮攻击波中就颓然倒地。
现在没有什么比把冯玉祥拉过来更重要了，但问题是汪精卫已经走在了前面，何况蒋介石与冯玉祥又素无交往，两人甚至从没有见过面，就算是要给对方送金赠银，都不知道该从哪个渠道着手。
关键时刻，黄郛再次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拥有武汉政府根本不掌握的资源，即与冯玉祥有着很深厚的私人关系。
对蒋介石、李宗仁、唐生智这帮新生代军人来说，冯玉祥称得上是军界前辈，清末时就担任混成旅旅长，但他在北方军政界的名声一直以来都不太好，时人称之为“倒戈将军”，连李宗仁都知道，“北方军人都对他衔恨”。
黄郛自然不会不清楚这一点，而且他和冯玉祥在个人性格、气质乃至学识上的差距也很大——许多人视冯玉祥为“土包子”，黄郛本人却学识渊博，不仅在政府迭任要职，还出版过多部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
不过这些都不影响黄郛看好冯玉祥。他很早便听说冯玉祥治军严明，能与士兵共甘苦，并叫得出几乎每一个士兵的名字。与此同时，冯玉祥虽然行伍出身，从未受过正统军事教育，但却有刻苦慕学之名，思想比较新潮，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滦州起义，用当时南方流行的话来说，即“很爱国”。
黄郛在北方从政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发展革命势力，以便实施“首都革命”。冯玉祥这样的履历和独特风格，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和好感。
黄郛经常引用一句名言：“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从这句名言中的“宏”出发，他建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交友观和用人观，这就是他曾向蒋介石提出的“任方面”。
黄郛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只有少数人做事是不够的，所以必须“任方面”，也就是“信任已成力量之人”。大家分工合作，如此才能做成大事，干出成绩。
冯玉祥显然就是黄郛心目中的“已成力量之人”。
<h2>精诚所至</h2>
黄郛在北方军政界拥有很高地位。冯玉祥对他也很关注，尤其对黄郛出版的“一战”专著极为欣赏，曾买了数百本让部下阅读。这些部下中有人后来见过黄郛，竟然还能背得出书中的几段警句。
黄郛后来经人介绍正式与冯玉祥相识。当时冯玉祥正以陆军检阅使的身份率部驻扎北京南苑，他邀请黄郛定期去南苑军营，为他本人及其营以上军官讲授军事学，以及分析国际国内形势。
从北平到南苑，一个小时车程即可到达，但那段道路崎岖不平，黄郛向有胃病，来回两个小时颠簸下来，经常捂着肚子叫痛，并且许久都说不出话来。
尽管家人多次劝他告假，然而黄郛仍坚持不懈，他说：“这个集团可能是为北方工作的唯一同志，彼此必须认识了解，且此中必有他日方面之才，能（让他们）多认识本国及世界形势，或者可以少误国事。”
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黄、冯关系日益密切，两人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有一次黄郛讲演结束，请冯玉祥指派一些部属到家里吃顿便饭。虽然请的是晚饭，但客人们很早就从南苑赶来北京，并且转述了冯玉祥关照的话：“黄先生（黄郛）不是空闲着的人，他为爱国肯来指导我们，北京城里有地位的人谁还会像他那样？你们早点去，谢谢他。”
黄郛的工夫没有白费。就在他和冯玉祥结交的那一年，冯玉祥朝“已成力量之人”更进了一步。当年美国《每周评论》发起民意测验，在“十二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中，冯玉祥得票仅次于孙中山，名列第二，超过了他的上司、直系首脑吴佩孚。
眼见“首都革命”的时机逐渐成熟，黄、冯经过多次密谋，决定发起政变。通过政变，冯玉祥罢黜了“贿选总统”曹锟，解散了声名狼藉的“猪仔国会”，同时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以实际行动将自己从北洋系统中割裂开来。
很多时候，政治家的私人情谊也是难得的宝贵资源。虽然“首都革命”形成的局面并没能维持太久，但黄郛却因此与冯玉祥建立起较为深厚的信任关系。这一点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南京政府的国民党要员，不管老的还是新的，与冯玉祥的关系都不深。
在武汉政府已向冯玉祥投去“甘辞厚饵”的情况下，黄郛出面稍一斡旋，冯玉祥就答应蒋介石的邀请，到徐州与其见面。
1927年6月19日晨，蒋介石沿陇海线专车西上，在郝寨车站欢迎冯玉祥。一时间，郝寨车站的站台上冠盖如云，众人都屏息以待，静候着那个传说中的重要人物到来。
等了很久，西面才传来数声汽笛，一列火车缓缓驶进了月台。
军乐队赶紧奏起欢迎曲，按序排立在月台上的蒋介石等人也急忙整肃衣冠，并纷纷向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窥视。前面的车厢是“花车”，也就是有豪华装饰的高级车厢，里面有卧室、起居间和饭厅。大家认为这一定是冯玉祥坐的，但是左瞧右瞧，发现全是冯玉祥的文武随员，唯独不见冯玉祥本人的影子。这些随员见月台上的人伸首窥探，便知道是在找他们的老大，遂用手指了指后面的车厢。
大家一齐向后走去。令人诧异的是，后面的车厢并非客车车厢，而是一系列装运马匹的敞篷车，以及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里面既无窗户也无桌椅。
等铁皮车驶近了，只见一个布衣敝履的关东大汉站在铁皮车的门口，向着众人招手，原来他就是冯玉祥。
车停了，众人一拥上前，逐一与冯玉祥握手寒暄。蒋介石等将领均佩剑着冠，衣着鲜亮，而冯玉祥穿的是一套粗布军服，且腰束布带，足踏布鞋，二者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
这是蒋、冯第一次见面。老冯当时眼中的老蒋是这个样子：四十岁左右，整个人瘦瘦的，两只眼睛都凹了进去，说起话来先笑，然后就是哼哼哼。
虽然彼此都觉得对方的形象有些别扭，可是由于前面做了铺垫，会晤的气氛还是不错的。冯玉祥抵徐后，下榻在花园饭店。当晚蒋介石设宴招待，席间谈笑风生，颇为融洽。
趁谈得高兴，蒋介石便提出来，希望冯玉祥能帮他们打武汉。冯玉祥不是第一次听到类似的请求，先前汪精卫也是这一套，当然是反过来，让他帮武汉打南京。
在已经收了汪精卫好处的前提下，冯玉祥决定两不得罪，谁也不打。他对蒋介石说：“若是我们自己打起来，何以对得起孙中山先生，又何以对得住中国的人民！不论如何，我宁愿得罪你们也不愿你们自己打。我恳求你们是共同北伐，先打倒我们的敌人，这是重要的事。”
第二天，南京政府的一批文官、元老也专车抵徐，参加与冯玉祥的会商。会商过程中，冯玉祥再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一方面竭力赞同北伐，另一方面在宁汉对立上力主“调解”，并且说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分共”，国民党内部不能再进行自相残杀了。
蒋介石至此不再提及让冯玉祥打武汉的要求。晚宴上，冯玉祥一语惊人：“今天是南赤、北赤在这里集会！”
<h2>紫气东来</h2>
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来又赴苏联考察，这让他在北方军人中几成异类。张作霖和吴佩孚都说：“南方的‘赤化头子（南赤）’是蒋介石，北方的‘赤化头子（北赤）’是冯玉祥。”
冯玉祥的惊人之语即出此典。他由“南赤、北赤”开始借题发挥：“我们哪里赤呢？我们是真真实实地赤心赤面要流赤血，保护中华民国的赤子，决不像张吴（张作霖、吴佩孚）两个样子，他们只要杀谁就给谁一顶赤帽子戴。”
有蒋介石“师爷”之称的吴稚晖心领神会，立即呼应道：“今天这里是紫气东来！”
6月21日，蒋介石拿来拟好的一份电报稿给冯玉祥看。冯玉祥看后无异议，便与蒋介石共同在电稿上签了名，这就是“马日通电”（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
“马日通电”出自于黄郛手笔。黄郛自始至终参加了徐州会谈，他起草的这份通电有两个内容最为重要，其一是要武汉政府早日送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其二是呼吁宁汉合流，共同进行北伐。
生意场上，人情归人情，生意归生意。蒋介石为“马日通电”付出的代价是，允诺每月拨助冯玉祥军费两百万元，并预请冯玉祥将来任军政部长之职。
冯玉祥从徐州返回郑州后，即将“马日通电”发出。武汉政府顿时陷入孤立和被动，汪精卫曾经高喊“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以“左派领袖”的面目与蒋介石进行抗衡，如今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宣布“和平分共”。
宁汉合流，但未能合作。吃了亏的汪精卫以“在夹攻中奋斗”为口号，派张发奎率粤军“东征”，武汉政府也准备随之东迁。为了抵抗“东征”，蒋介石将徐州前线的主力部队全部调回南京进行防御，结果造成徐州空虚，被孙传芳趁机予以攻占。
有人建议缩短战线，退守淮河，但蒋介石认为徐州乃战略要地，放弃徐州，势必助长北洋政府和武汉的气焰。他调来嫡系的第一军两师，亲自指挥对徐州发起反攻。
出师时，蒋介石誓言说，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可是事与愿违，不但徐州没有打下，而且败得很惨。
徐州反攻战的失败，让蒋介石认识到不搞定武汉就无法分身北伐。于是他召来负责前线指挥的何应钦和白崇禧，商量西征讨汉事宜，不料白崇禧却不愿服从命令，而主张与武汉讲和。
蒋介石闻言非常生气，他愤然说：“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讲和好了。”
白崇禧话一出口，就让老蒋栽了个悬梁的大筋斗：“我看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又说：“总司令太辛苦了，应当休息休息，让我们试试看吧！”
蒋介石立刻意识到白崇禧并非出言无意，实际上是在“逼宫”。
“逼宫”不是偶然的，这是新桂系蓄谋已久的一次突袭行动。新桂系的“新”，乃是相对于已被他们扫荡清除的老桂系而言。在这支崛起于广西的新兴地方军事集团中，李宗仁和白崇禧分居一、二把手的位置，时人也常以“李白”并称。
“李白”的桂军第七军在北伐军中占据八分之一，蒋介石对他们不能不重视。李宗仁可以时常出入于总司令部，见蒋介石从来无须预先约定。他们谈话有时是为了公事接洽，有时只是一般的聊天。有一天李宗仁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和他闲聊时，蒋介石突然问他：“你今年几岁了？”李宗仁回答：“三十七岁。”蒋介石便说：“我大你四岁，我和你换帖。”
所谓换帖，也就是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李宗仁连忙说：“我是你的部下，我不敢当啊！同时我们革命也不应再讲旧的那一套哇！”
蒋介石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必客气。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换帖子后，使我们更能亲如骨肉。”
蒋介石说着打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的兰谱，原来他已经事先填写好了兰谱。
李宗仁又推辞：“我惭愧得很，实在不敢当。”一边说，一边向后退，表示不敢接受。
蒋介石站了起来：“你不要客气，你人好，你很能干……”他抢上两步，把兰谱塞入了李宗仁的军服口袋，并叮嘱李宗仁也写一份给他。
李宗仁回去之后，把蒋介石所写的兰谱拿出来一看，上面除了一般兰谱所共有的生辰八字，以及一般如兄如弟的例行文字外，还有蒋介石自己撰写的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蒋介石写完誓词，郑重签上“蒋中正”三字，另外附有“妻陈洁如”四字。
<h2>有了敢怒敢言更敢做的资本</h2>
换兰谱，拜把子，甚至结为儿女亲家，只是当时南北双方要人拉近彼此关系的习惯做法。新桂系不是这样，他们强调的是团体，从李宗仁到白崇禧，再到留守广西的三把手黄绍竑，三人都没有金兰结盟，所以李宗仁本身对与蒋介石结拜这件事并不是很热心，除了老婆外，也没向任何一个人提及。
然而蒋介石却是认真的。他对李宗仁说：“你要写个帖子给我呀！”过些日子又继续追问：“帖子写好了没有？”李宗仁被搞得很难为情，实在推托不了，他便支吾着说不知道如何写法。蒋介石想了想说：“那你就照我给的那种方式写吧。”
蒋介石如此一说，李宗仁也就真这么做了，而且竟然一字不改地把蒋介石的四句誓词又照抄了上去，只是署名改为“李宗仁，妻郭德洁”。
白崇禧也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赏识。白崇禧原在第七军任参谋长，蒋介石筹组北伐军司令部时，就提议把白崇禧调升司令部参谋长。他找李宗仁商议，李宗仁还颇觉意外，说：“恐怕健生（白崇禧）资望太浅，年龄太轻，不能负此重任。”蒋介石则说：“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
最后内部探讨下来，决定由资历较深的李济深担任参谋总长，由白崇禧担任副总参谋长。李济深在广州留守，其职权由白崇禧代行，所以北伐期间，军中仍呼白崇禧为“参谋长”。
新桂系与蒋介石之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蜜月期”。“四一二”前后，北伐军除留守广东的一个军外，其余开到前线的七个军大部分都反对蒋介石，倾向于武汉政府，只有新桂系的第七军、何应钦的第一军站在蒋介石一边。这种情况连老外都很清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前，上海工部局日报就曾有过这样的报道：“据准确之观察，国民党中不久将发生分裂。白崇禧是右派的坚强支持者，他会帮助蒋介石。”
从蒋介石最有力的支持者，逆转成为最迫切的反对者。旁人或许觉得不可思议，但实际上从北伐一开始，这一阴影就已经留在了当事者心中。
当初，李宗仁曾要求把桂军编成两个军，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只允许他编成一个军，也就是第七军，并且没有在财政、军需方面给予任何补助，第七军的装备、给养完全由广西自行解决。
如果说这是因为广东政府本来就如同空架子，没有很厚的底子作为支撑，尚情有可原外，下面发生的事就很容易让“李白”感到不快了——广东政府从苏联运来一批军火，包括步枪一万多支、重机关枪一百挺，李宗仁几经交涉，蒋介石也只肯分给第七军步枪一千支、重机关枪四挺，其余的大部分为第一军所有。
北伐之初，“李白”尽管对此不满，但他们作为地方军队，需要在蒋介石的北伐革命大旗下谋求发展，所以暂时只能把怨气放在肚子里，对蒋敢怒不敢言。
其实蒋介石那时候也是有苦说不出。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他必须经常让自己的嫡系部队承担最艰难的作战任务，否则就难以调动桂军、湘军、粤军等其他非嫡系部队。在武昌久攻不下时，他甚至对刘峙等亲信部属说出了“虽至全军覆没，积尸累邱，亦非所恤”一类的狠话。
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能够让蒋介石获得非嫡系部队及其派系的应有尊重，反而在作战不利时，还得蒙受各方指摘。与此同时，蒋军在战斗中受到的严重削弱，又使其难以得到快速发展。蒋介石在日记中大叫撞天屈：“我忠勇将士死亡过半，牺牲程度如此之大，而反受人讥刺，中正（蒋介石名中正）之罪尚能自赎乎？”
相比之下，其他非嫡系部队的发展倒大大超过了蒋军，其中桂军就由一个军变成了两个军（第七军和第十九军）。随着羽翼渐丰，“李白”开始有了敢怒敢言更敢做的资本。
到这个时候，蒋介石对“李白”的重用，便有了新的解读。在“李白”看来，蒋表面上信任他们，实质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指挥第七军，就连蒋让白崇禧当副总参谋长也被认为是别有用心。
白崇禧对李宗仁说，蒋介石私心重，偏爱第一军，容易引起其他各军的不满，由此引起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很难处理，这个参谋长很不好当。
白崇禧还说到，老蒋为人刻薄，事情不论大小都要由蒋一个人决定，他作为参谋长每走一步都必须向上请示。在这方面，蒋、白确实常有冲突和矛盾，比如有一次北伐军在江西缴了孙传芳部队的三万多支步枪，白崇禧当着蒋介石的面提出，打算将这批枪支分发给各军，以补充他们在作战中的损失。
蒋介石没有作声，过后白崇禧却还是自作主张地将枪支分发了出去。蒋介石当然很不高兴，认为白此举是为了讨好各军，以树立个人的威信。在同一些国民党元老谈话时，曾说白崇禧“办事越出他的职权范围”。
其实就算没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李白”也不会甘于久居人下。毕竟桃园结义也罢，千里马、伯乐也好，与团体利益一比，分量都轻了。
新桂系反攻的架势已经摆好，蒋介石在徐州反击战后的不利处境，则正好让他们找到了一个集中发难的机会。
<h2>这还不是兵变吗？</h2>
白崇禧要往老蒋眼里插棒槌，这根棒槌搁不搁得住，就看旁边的何应钦如何反应了。
何应钦时任第一军军长兼黄埔军校教育长，在所谓的“黄埔系”中，俨然蒋、何并称，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从黄埔时期开始，蒋、何就有了默契合作，可以说是生死之交。尤其在第一次东征的棉湖之役中，当蒋介石的指挥部被包围时，何应钦曾亲自督队冲锋，挽救危局。那一天后来还被蒋介石定为他和何应钦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
在此之前，何应钦对蒋介石一直是言听计从，蒋介石对何应钦也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之感。如今遭到白崇禧的“逼宫”，蒋介石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何应钦身上，他希望何应钦赶紧站起来，即便不扇白崇禧一个漏风掌，起码也得让对方噎到话都说不出来。
令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何应钦居然一声不吭，对老上司的求助暗示视若不见。
蒋介石的脑袋顿时蒙了，他气得当场拂袖而起：“好，好，我这就走罢。”
回到寓所后，蒋介石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达半小时之久。第一军虽然被称为他的嫡系部队，但实际上该军只有刘峙一个师算是绝对忠诚于蒋，其他两个师都不太靠得住，如果身为军长的何应钦再不表示支持，确实就完蛋了。
直到此时，蒋介石仍然不愿相信，在自己再次遭到“包围”，政治生命即将面临覆亡危险的时候，何应钦真的会见死不救。
考虑再三，他传来侍卫长：“你打电话请敬之（何应钦字敬之）来！”
何应钦接到电话后随即赶到蒋介石的寓所。蒋介石尽量用很亲切的语调问他：“敬之，你以为白健生（白崇禧字健生）的提议如何？”
何应钦回答道：“在当前形势之下，我也只能同意他们的建议。”说完，就返身告辞而去。
蒋介石把何应钦看成左右手，可是何应钦却有另外一番想法。他自认与白崇禧私交甚厚，不愿轻易与之翻脸，而且以他的眼光来看，徐州新败，南京政府腹背受敌，这种情况下，若再与武汉交锋也确实不智。
显然，今日之鲍叔已非昨日之鲍叔，蒋介石对此感到极为失望和愤怒。
见蒋介石已完全落于下风，南京政府的军人都纷纷站到了新桂系一边，有人甚至说：“不管长衫佬（指吴稚晖等文官）赞成与否，我们主张与武汉合作。”
为了达到以退为进的目的，蒋介石想到以辞职相威胁。“师爷”吴稚晖则赶紧召集在宁要员开会，要动员大家对蒋介石进行挽留。
会上，吴稚晖首先发言，不外乎是目前正在北伐，蒋介石又担负北伐的军事主责，所以绝不可以辞职云云。他刚刚坐下，何应钦就站起来说：“总司令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国家。”
接着白崇禧也站起来发言：“革命是大家的事，总司令走了很好。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做革命工作，少了他，我们一样可以做。”
相对来说，李宗仁的话算是比较客气：“请总司令自决去处。”不过他的实际意思其实和何、白并无不同。
吴稚晖仍想站起来替蒋介石说上几句，有人从背后伸手拉了他一把，用嘴对着他的耳朵低语道：“这还不是兵变吗？你不要老命啦？”
“兵变”的一个明显迹象是，在召开会议之前，李宗仁已经把第七军部署在了南京以西，同时又联络反蒋的周凤岐，让后者派部队进入南京外围，从而对南京城形成了包围。
蒋介石明白大势已去，只好主动表白，说他确实“需要休息一下”。会议遂不欢而散。
8月13日，在“李白”的逼迫下，蒋介石通电下野。刚刚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的黄郛与蒋介石共进退，几天后也宣布引退。
<h2>能忍人所不能忍</h2>
蒋介石下台后，冯玉祥连电宁汉双方调解，汪精卫也表示论事不论人。宁汉对立的局面松弛了不少，于是李宗仁决定前往武汉商谈宁汉合作事宜。
这时孙传芳已陈重兵于江北。北洋军在浦口隔江炮轰南京，炮声终日不绝。李宗仁所乘的“决川”舰无法在下关江面停泊，他们乘夜间跑到下关上游约二十里的江面，以芦苇为掩护，才得以安全登船。
8月22日黎明，“决川”驶近安庆江面。晨光熹微中，李宗仁发现长江南北堤岸上分布着许多武汉方面的部队。过安庆时，两岸的唐生智部队更多，不仅岸上有络绎不绝的步兵，江面上也出现了载运辎重及火炮的运输船只。
安庆连同整个安徽在内，早就被新桂系视为俎上之肉，但因为徐州失守，第一、七军均调驻南京，安庆附近并无驻兵，武汉部队占据安庆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部队并不属于原先“东征”的张发奎。张发奎因追击南昌起义军已经跑到广东去了，现在占领安庆的是唐生智。
李宗仁对此自然极不满意。在庐山会谈时，他特地强调了沿途所见的情形，并坚决要求唐生智停止东进。
李宗仁讲完后，汪精卫便说：“德邻同志（李宗仁字德邻）的报告已十分详尽，所说各点也极合情合理，希望大家研究……”他把目光移向唐生智：“孟潇兄（唐生智字孟潇），你能否考虑把东下的部队暂时停在安庆呢？”
唐生智回头看了一下汪精卫，接着又把视线转移到李宗仁的脸上，最后斩钉截铁地说：“我的部队绝不能在安庆停止……至少要开到芜湖！”
与蒋介石的不怒自威相比，汪精卫比较有亲和力，谈话过程中风度翩翩，彬彬有礼，使人有如坐春风之感。同时他的口才也十分了得，语言简练清晰，层次分明，很少有废话，每次演说的记录不需删改，便是一篇好文章。据说当时的青年人初次见到汪精卫，很少有不被他折服的。
可是乱世之中，亲和力也是需要实力依托的，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汪精卫不掌兵权，张发奎曾是他依赖的主要骨干力量，张发奎一走，他就只能依恃唐生智。唐生智当场不给面子，让他十分尴尬，连平常口惹悬河的舌头也变得不好使了。
见汪精卫一声不吭，两手搓个不停。众人只好把目光都集中在李宗仁和唐生智身上，李宗仁停了半晌才说：“孟潇兄，你的军队如果开到芜湖一带，江南军心、民心都要惶惑不安，江北的敌人也必乘机渡江啊！”
唐生智把两眼一瞪：“我可不管这些！”
李宗仁不得已而求其次：“那你的军队能不能在安庆暂停一下呢？”
唐生智摇摇头：“安庆没有粮食能供给大军所用，我军必须到芜湖！”
李宗仁又建议唐生智把兵北调到巢湖，说芜湖只是米市，巢湖才是真正的鱼米之乡，而且这样还可以北上截断津浦路，与南京方面形成呼应。
要让唐生智把即将到嘴的肥肉给吐出来，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唐生智板着个死人脸，一字不饶地说：“李同志（指李宗仁）说的话不可靠，……我有我的计划，别人用不着管！”
唐生智执掌的是湖南湘军。在依附广东革命军之前，他被吴佩孚逐出长沙，并准备自衡阳向广西边境撤退。李宗仁已先一步在革命军阵营中“入伙”，接到唐生智的求援电后，他立即派援兵将吴佩孚阻遏于衡阳。
按照李宗仁的说法，他因担心桂军的力量独力难支，又积极促成了援唐北伐。不仅如此，唐生智能够在刚刚“入伙”的时候就担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也有李宗仁的一份推荐之功。
李宗仁后来回忆初次见面的情景，他还记得那时的唐生智身材高大，留一撇北洋军人常爱留的八字胡，一上来就和他握手言欢，谈笑风生，并且还说要报答他。
时间过去并不是很久，唐生智那可爱的八字胡还在，但人却变了。当然不是现在才变，自打攻入武汉起，李宗仁就感觉到了。
随着湘军实力的恢复和扩大，唐生智开始变得不可一世，并隐隐然以清末曾国藩的后继者自居。因为桂军起自于从前太平天国起义的广西，唐生智便以“老长毛”呼之，还称两湖、三江一带加入桂军的新兵为“新长毛”。到武汉政府预备“东征”，唐生智更是以“打倒老长毛”来号召部属。
加上这次庐山会谈中唐生智表现出的蛮横态度，李宗仁得出的结论是，他已经彻底翻脸不认人了。
想想这小子以前为吴佩孚所败，穷途末路时，对我是何等地卑躬屈节、摇尾乞怜啊！一旦羽毛丰满，便立刻反噬，实在可恶至极！
猴子拉稀，小人儿也会坏肠子，李宗仁对唐生智愤恨不已，但他并没有当场发作。在广西，李宗仁能被公认为新桂系老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认为他“器量宽宏，能忍人所不能忍”。说白了，也就是比一般人更善于打利害算盘，知道什么时候得夹着尾巴，不轻易干有损于自己利益的傻事。
见唐生智不肯相让，李宗仁强压胸中一口恶气，不再与之争执。在他的要求下，汪精卫另派谭延闿、孙科随其回宁，以便显示“宁汉之间误会已冰释”。
<h2>宝刀未老</h2>
李宗仁一行乘舟东返，在到达芜湖江面时，突然有数十艘帆船从上游急驶而来。船上的人分排就座，一看就是孙传芳的北洋军，其中离得最近的一艘帆船仅仅只相隔二十米。
李宗仁以作战勇敢顽强著称，人送外号“李铁牛”。面对意外状况的出现，他丝毫不惧，反而还在甲板上大声喊道：“你们是敌人，赶快缴械！”
对方的那艘帆船一声不响，直到两船距离拉近至七八米，一个连长模样的人才一跃而起。只见他从船夫手中抢过竹篙，然后高高举起，想用竹篙一头的铁钩来钩“决川”的船沿，与此同时，他还招呼自己的士兵：“冲锋，登船！”
千钧一发之际，李宗仁大声向卫士们下令：“这是敌人，快开枪！”
李宗仁的警卫排全部配备驳壳枪，立即与北洋军展开短距离的隔船互射。一时间，烟雾弥漫，弹药横飞。
李宗仁和孙科、谭延闿原来都站在船侧的走廊甲板上，此时赶紧避入舱房。孙科、谭延闿一文一武，孙科是个纯粹政客，吓得满地躲子弹。谭延闿任第二军军长，长期督领湘军，且少年时即喜骑射，是个见过大场面的人。他和李宗仁一道凭窗观战，见有一名副官枪法不准，老是打不中，就对那副官说：“你把驳壳枪给我！”
谭延闿年近五十，却宝刀未老，接过驳壳枪后弹无虚发，迎面冲过来的敌船竟然被他打得人仰船翻。
这时归“李白”指挥的陈调元正驻军芜湖，闻讯也派了一个机枪连前来援助。北洋军队虽然船多，但火力被完全压制，最后有的沉没，有的逃回岸边，一场水上枪战宣告结束。
李宗仁把庐山会谈的情形简要地跟陈调元说了一下，陈调元也告诉李宗仁，唐生智确有东下迹象。两人分手后，陈调元果然接到唐生智的一封信，信中让陈调元把芜湖让开，不要阻止他东下之路，以免“误会而发生意外”。
陈调元发来的电报，让“李白”又气又急，但他们还是告诉陈调元，如果唐生智真的逼近芜湖，就立即率部向南撤退，避免与之发生冲突。
“李白”已经顾不得跟唐生智计较了。因为他们正面临着比芜湖遇险更为惊心动魄的形势——孙传芳从龙潭南渡，直逼南京。
孙传芳的部队素来能战，是北伐军的头号大敌。此次孙传芳又效仿项羽的“破釜沉舟”，亲自在龙潭督战，因此其攻势极猛。相比之下，何应钦指挥的第一军自蒋介石下野后，士气和斗志都受到很大影响，负责防守南京的第一军各部禁不住北洋军的猛烈冲击，几乎到了溃不成军的程度，而因为通信断绝，何应钦又无法通知和指挥沪杭线的其他部队。
当防守部队溃退至南京城外时，城郊也同时出现了孙传芳的便衣队。南京城内闻风震动，一片混乱，政府机关、党部、报馆纷纷将招牌取下，国民党的相关人员随时准备在城破前逃往汤山。谭延闿、孙科同样惶惶不安，他们一个晚上给李宗仁打了几次电话，向他探询前方战况。
谭延闿在芜湖遇险时尚如英雄出世，此时也颇有些后悔随李宗仁来到南京，他对李宗仁说：“德邻先生，你莫不是要把我们请到南京来当俘虏哇？”
当时南京军事实际由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三人共同负责。白崇禧因筹军饷已去了上海，李宗仁见情形危急，连忙前去第一军指挥部寻找何应钦。
民初的南京只有一条马路，其余街道都不能通汽车。当李宗仁乘汽车到达总指挥部所在的巷口时，发现那里人声嘈杂，行李堆得满巷都是，似乎正在做撤退的准备。
<h2>何婆婆</h2>
看见李宗仁到来，指挥部人员均让路敬礼。李宗仁问道：“你们的总指挥呢？”众人齐声回答：“在里面，在里面。”
李宗仁走进指挥部，却见何应钦正在办公室内吩咐参谋整理文件和行囊。他忍不住叫道：“何敬公（何应钦字敬之）！为什么搬行李出发呢？”
何应钦一抬头，看见是李宗仁，脸上便现出了忸怩不安的神态：“德公，这样早！我原打算就到你那里去辞行，我要出城收容部队。”
李宗仁是在子弹中泡大的，这点虚招哪里瞒得了他：“现在战局这样紧急，收容部队应由师长负责，何须总指挥亲自出马？况且你行李都捆绑好了，人员全都集合在巷子里，这不是准备出发开拔了吗？”
何应钦见搪塞不过去，只好摊牌：“你看，我的军队不能打了，我怎么办呢？总司令下野之后，军心涣散，他们不打，我有什么办法？”
李宗仁哪里肯放他走：“首都（指南京）存亡所系，你不能一走了事！”
何应钦一脸苦相：“德邻兄，我的军队打不得了呀！”
李宗仁顿时声色俱厉：“敬公，你真要走，我可对你不客气了！”
何应钦见李宗仁脸色都变了，赶紧说：“你要我不走，我不走就是了。你要我怎么办？”
李宗仁把心一横：“你的军队不能打，让我的军队来打，好吗？我们生要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绝不能离开南京！在这紧要关头，你一走，必然影响民心军心，南京就守不住了……你快叫他们把东西搬回总指挥部来。”
何应钦在军中有“何婆婆”之名，常给人不够刚猛的印象，但若有人从旁施压，亦肯拼死坚持，过去棉湖之役就是如此。见李宗仁如此坚决，他马上吩咐自己的副官：“不走了，不走了。叫他们搬回来。”随后便与李宗仁同车赶往军委会，一起商讨如何发起反攻。
此时一个巧合帮了他们大忙。原来白崇禧在从上海返宁途中，被阻于无锡、镇江之间，正好可就地调动沪杭路的第一军向龙潭反攻，以此形成了对孙传芳东西夹攻之势。
由于和南京的有线电话已被破坏，随身又未携带无线电器材，白崇禧便在无锡车站使用车站电话联络上海，再由上海方面用无线电转发南京。
接到白崇禧夹击孙传芳于龙潭的电报，李宗仁、何应钦不禁精神大振。此时军委会在南京尚存有七八百万发子弹，由何应钦负责保管，必须他下条子，才可领用。李宗仁便问何应钦：“现在我第七军、十九军缺乏子弹，出击之前，能否请你补充一点子弹呢？”
何应钦很谨慎地问道：“你要多少呢？”
李宗仁报了个数：“六十万发！”
何应钦皱着眉头：“德公，太多了。”
李宗仁和蒋介石一样，打仗时都是不算经济账的，何况南京战局又已经如此紧张。他对何应钦说：“你预备发给我多少呢？总是拿出去打敌人的呀！”
何应钦笑了笑：“我看，三十万发，三十万发。”
李宗仁对“何婆婆”抠抠唆唆的小气劲颇不以为然，心里又好气又好笑，但也不便再与之争执，就说：“好了，好了，就三十万发吧！”
白崇禧率第一军出乎意料的夹攻，令北洋军腹背受敌，战局顿时为之大变。孙传芳的“破釜沉舟”带有很大的冒险性质，必须一击而胜才能取得成功，现在被夹在中间，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加上缺乏补给，最终只落得个一败涂地、全军覆灭的下场。
龙潭之役是北伐战争中最激烈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次战役。白崇禧在这一战役中被认为居功至伟，谭延闿在设宴慰劳作战将领时，曾亲笔写一副对联送给白崇禧，联曰：“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
实际上，“李白”能在龙潭之役中大获全胜，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种种巧合，也可以解释成是天亡孙传芳或者北洋，其中谈不上有什么了不得的战略战术。
除了运气使然之外，当然还得靠硬拼。拼士气、拼武器、拼后援，成为当时国内正规战的一个普遍特点，以“李白”为代表的新桂系本身敢拼能拼，是他们得以成功的一个关键。
“李白”因龙潭之役而身价大涨，心也随之变得更大了。他们曾打出过“反蒋拥汪”的旗号，但当通过庐山之行，发现汪精卫连手握重兵的唐生智都驾驭不了时，便不再把他放在眼里。
<h2>泥菩萨</h2>
9月5日，汪精卫偕武汉政府要员自武汉抵达南京。当天街上便贴反汪的不署名标语、辞句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
汪精卫岂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欢迎会上，他当面质问李宗仁：“你们既然欢迎我到南京来，为什么又要贴标语骂我呢？”
“汪先生，谁敢贴标语骂你呢？”李宗仁做一脸无辜状，“只是宁汉刚恢复合作，局势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级党员不识大体，擅自贴出这些标语来——你看这些标语，不都是不署名的吗？”
汪精卫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