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会战结束后，七十四军一直驻扎于常德附近进行整训。1944年2月，军长王耀武升任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

第二十四集团军是个已撤销过两次的老番号。最后一次撤销前，集团军司令为在台儿庄会战中声誉鹊起的庞炳勋。庞炳勋指挥的集团军主要在冀察敌后活动，因在与日伪军作战中失利，全军崩溃，庞炳勋自己也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投降了日军。于是军委会就撤销了这一番号。

现在的这个番号是重新恢复出来的。整个集团军下辖三个军，除第七十四军外，还有第一百军、第七十三军。

第二十四集团军可以说就是为王耀武所建。蒋介石对王耀武的信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王耀武被特许可以自行决定集团军内团级以上军官的人事升迁。

人事的复杂程度，向来不低于指挥打仗。王耀武一升上去，七十四军军长的位置便空了出来。副军长李天霞在抗战前就担任补充旅团长，无论资历还是战功，继任军长都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

可是当王耀武逐个征求师长们的意见时，五十八师师长张灵甫却在关键时候投了李天霞的反对票：“欢迎施军长回来领导第七十四军。”

无论个性还是作风，李天霞和张灵甫都差异很大。李天霞私生活方面以好赌贪色闻名，不打仗时经常在军中开舞会。张灵甫则比较耿直正派，对李天霞的这些做法很不满意，称之为“乌烟瘴气”。两人时常产生冲突，关系也不好。

王耀武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按张灵甫的想法办。3月4日，原第一百军军长施中诚出任第七十四军军长，原七十四军副军长李天霞调任第一百军军长。

老蒋的编制没有白给，期望也未落空。在王耀武的调理下，时间不长，第二十四集团军即做到了人事畅通，第一百军、第七十三军在整训上也都逐步趋向规范。其中，第七十三军参加过常德会战，但实战表现不佳，除一个师长战死外，重武器丢了个一干二净，基本失去作战能力，原军长亦因指挥不力而被免职。这时候也开始逐渐恢复元气，整个集团军都呈现出一副生气勃勃的劲旅模样。

自然，第二十四集团军的核心和基本部队仍是“虎部队”七十四军。三年前，在军委会决定成立攻击军时，七十四军还有与其不相上下的竞争对手，最后需要由蒋介石亲自裁定是否具备攻击军的资格和条件。三年后，至少在国内的正面抗日战场上，已经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可以与七十四军比论高低，其良好的战术意识、敏捷的机动速度以及突出的战绩，使它毫无争议地被中国统帅部指定为战略总预备队。

<h2>反天炉战法</h2>

1944年春，中国已在云南组建出滇西远征军，但美国政府认为集结的部队数量还不够，必须继续增调部队，并立即向怒江以西的日军发动进攻。

为了组织滇西远征军，中国的防御部队事实上已经不足，而需要防御的面积却很大，如果再调过多的部队去滇西，会有不小困难。

美国援华航空队的陈纳德也反对如此做法，他警告蒋介石：“日本地面部队的部署是珍珠湾（即珍珠港）以来最有威胁性的战略。日本正准备发动两个攻势，一个是席卷京汉铁路连接河南的纽带；另一个是占领长沙。”

陈纳德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确切的情报支撑。日军的最新部署，实际上就是日军大本营曾要畑俊六加以研究的“打通大陆作战”，这时已正式定名为“一号作战”。“一号作战”预定总兵力达到51万，是整个侵华时期日军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过去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均望尘莫及。在日本陆军史上，原先规模最大的战役是日俄战争时期的奉天会战，但若论兵员数量之多、作战区域之广、作战距离之远、预定的作战日期之长，还是无法与“一号作战”相提并论。

可是美国政府站在他们自己的战略立场和角度上，并不顾及共同抗日的东方盟国有多少实际难处。4月4日，在原提议被蒋介石拒绝后，美国总统罗斯福仍坚持原来的主张，他要求蒋介石立即下决心：“命令Y军（即滇西远征军）渡过怒江进击缅甸。”

到了1944年，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已不像太平洋战争初期那样包容。中国在抗战中不断战败的消息，以及有关重庆政府腐败无能且作战消极的传言，都使美国人认为，他们给予中国的军事援助有打水漂的可能，而且这个看上去力量甚微的东方盟国似乎也抱定了“一千年不赖，一万年不还”的态度，再不打算对军事援助给予回报了。4月10日，马歇尔决定实施要挟性措施，计划削减援华物资的空运数量，同时还准备取消给中国航空公司的贷款。正与蒋介石争夺在华指挥权的史迪威更厉害，他打算将4月份给滇西远征军七百吨的空运量，全部转给陈纳德的航空队使用。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艰苦的生活和胜利的遥遥无期，已经使得中国军队在士气上普遍处于低落状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参战才让官兵士气有所振作，大家都寄希望于美国，对美国的援助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所谓说得好，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处于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得不对美国的要求做出让步，蒋介石在与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人经过历时十天的认真研究后，于4月14日做出决定，同意调出两个集团军、十六个主力师去云南作战。

仅过四天，即4月18日，日军就在华北渡过黄河，揭开了“一号作战”（中方称为豫湘桂会战）的序幕。5月27日，横山勇指挥日军第十一军所属的八个师团总计三十六万两千人，沿湘江两岸对长沙、衡阳发起进攻。

薛岳用以迎战横山勇的战术与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无异，仍然是“后退决战”与“争取外线”相结合，他还给这一战术冠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作“天炉战法”。

但是日军经过研究，其实早就已经能够有效地破解“天炉战法”。其核心的一条经验，就是改变过去惯用的孤军深入手段，在加厚兵力的基础上，将战斗力较强的骨干兵团部署在两翼进行掩护，以粉碎中国军队赖以侧击的据点。与此同时，正面除部署一线部队外，另外控制二线部队，以保持对大纵深的突击能力。

往前面看，浙赣会战可以被看成是“反天炉战法”的第一次有效使用，尔后到了常德会战，“天炉战法”已经明显力不从心，即便七十四军主力和第十军被保持在日军包围部队的侧面，亦难以通过侧击对日军形成反包围。

中国军方的智囊不是没有先见之明，赵子立等人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就指出，“不能用一个死架子来打人”，否则难以取胜。

要想取胜，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延长纵深度，同时集结足够的决战兵力。赵子立的设想是改在衡阳，而不是长沙与日军决战，在此期间，除使用第九战区的全力外，第三、第四、第六、第七战区的大部或有力一部也要调到衡阳与敌决战。

然而薛岳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所陶醉，仍决定照搬照套“天炉战法”。当然，即便他能采纳赵子立的建议，以各战区的现实状况，恐怕也难以集结出赵子立想要的那么多兵力——能调的大多调到云南去了，大家自顾不暇，守自己战区都够呛。

机动兵力没有那么多，不过军委会还是做了努力，尽可能从其他战区抽调部队进行增援。

此前史迪威曾多次指定要将第七十四军调至云南和缅北的密支那，并答应予以空投补给，但都被中方坚决地予以拒绝。也幸亏没有同意将第七十四军调走，否则在这节骨眼儿上，到哪里去找这样一支可靠的机动部队呢？

会战开始后，七十四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湘江北岸掩护第九战区侧翼，同时对南犯的日军第四十师团展开侧击。

6月5日拂晓，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出动部分兵力，猛攻日军第四十师团一部所驻扎的酉港镇。战至下午五点，日军溃败，五十一师占据酉港，毙敌一百三十多人。此后几天，五十一师、五十八师多次与敌接战，双方均伤亡惨重，日军第四十师团的南进行动也因此受到了很大干扰。

以湘江划界，日军第十一军主力在湘江南岸，第四十师团是在北岸配合主力的唯一一个战略兵团。在南进过程中，他们必须时刻提防来自右翼常德方向的七十四军的进攻，这令该师团很伤脑筋。

想当初，常德会战结束时，畑俊六曾指示横山勇不要撤出常德，他所顾虑的正是这一问题，但横山勇不听劝，到了这时候也只好自作自受了。

<h2>死守</h2>

6月9日，军委会电令王耀武，要他集中主力歼灭南犯之敌，同时争取以最少量的兵力防守宁乡等要地。宁乡是湘中、湘北通往长沙的要点，王耀武即派张灵甫五十八师前往宁乡，以拱卫长沙岳麓山的安全。

张灵甫率部以强行军的方式赶到宁乡，他将师主力控制于沩水河南岸，以一七三团团长何澜率部担任宁乡县城的防务。何澜所指挥的兵力除本团外，还有一七四团第一营以及师属的一个迫击炮连。

6月13日，日军第四十师团的两个联队向宁乡发起进攻。第九战区的防卫阵地被横山勇划分为三层，从外向内，分别是“厚皮地带”、“果肉地带”和“核心地带”。宁乡据于“果肉地带”名单中的第一位。

“果肉地带”是守军的主阵地地带。由于中国军队的防守兵力较多，阵地构筑、指挥体系、后勤供应等方面也都较完备，因此日军第十一军规定要以大兵团进行战略急袭和分割围歼。

保卫宁乡成为保卫长沙的前哨战。何澜首先指挥部队与日军在宁乡外围激战了一天。傍晚时分，日军出动三架飞机进行低空轰炸，结果因飞得过低，还被守军用枪打下了一架。

6月14日，宁乡被团团包围，一七三团连续击退了敌人三次猛攻，自身也伤亡过半。

日军两个主力联队用了足足两天，居然还不能攻破一座小小的县城，这让日军第四十师团吃惊不小。6月15日，他们改变部署，增派两千余人南渡沩水河，对五十八师的后方展开突袭。

五十八师的特点是攻守兼备，到了张灵甫执掌时期，尤其擅长于攻势防御。在正面顶住日军强攻的同时，张灵甫抽出一个营袭击日军侧翼，终将日军逼回了沩水岸边。

当天日军继续从四面向宁乡发起攻击。双方大打白刃战，阵地上响彻喊杀声和受伤者的呼叫声。守军再次遭遇较大伤亡，营长王炎城阵亡。

战至6月16日上午，日军突破南门城垣。经过逐屋争夺的激烈巷战，县城大部分已沦入敌手，守军被迫退守一七三团团部所在地福音堂，所部也仅剩两百多人。中午时分，何澜率数十名士兵从福音堂西南角开始突围，但由于三面被日军火力封锁，一面被沩水所阻，突围遭遇失败，何澜本人也身负重伤。

一七三团团附蔡亚锷因双腿中弹，正在福音堂地下室进行包扎，见此情形，他大声疾呼：“各位弟兄，我们突围逃生，等于白白去送死，不如坚守待援，才有希望存一条活路！”

本已乱成一团的官兵见团附站了出来，都表示愿意听从他的指挥。蔡亚锷清点了一下人数，除八十名伤员外，尚有可作战兵员一百四十人，他将这些战斗人员编成一个连，指定了连长，并再次进行动员：“把‘死’字顶在头上，成功把握在手里。与其生而辱，不如死而荣。”

蔡亚锷又把福音堂内所存有粮食、弹药、医药、饮水的所存量，也都一一公布于众，为的就是要告诉大家，只要死守，这里的东西绝对够撑到援兵到来。

宁乡坚守期间，张灵甫指挥五十八师主力，与集团军内的其他友军一起围攻日军第四十师团主力。第四十师团招架不过来，只能把攻击宁乡的兵力抽调一部分出来，而宁乡守军在已无退路的情况下，防守起来也更为顽强，因此之故，日军始终未能突进仅一百多人据守的福音堂。

蔡亚锷所部坚持至6月19日，第一百军的主力第十九师攻至宁乡城外，日军被迫从宁乡撤退。

就在五十八师与十九师会师宁乡的前一天，长沙失守。固守宁乡失去了意义，同时集团军还面临着日军骤然回攻的巨大压力。6月19日晚上，王耀武下令放弃宁乡，集团军向湘乡方向转移。

在宁乡保卫战中，五十八师以四营兵力守城，与优势敌军激战六个昼夜，军官伤亡五十余人，士兵死伤两千余人，是长衡会战前期较为突出的一个战例。论功行赏，临危不惧、沉着指挥的蔡亚锷被授予云麾勋章一枚，并得到了张灵甫的保荐提升。

<h2>馊主意</h2>

长沙失陷后，日军分成数路纵队，夹湘江西岸大举南下。数日间，湘乡等诸县未经激战即先后失守。

在长衡会战中，蒋介石和薛岳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很大的战略分歧。蒋介石要薛岳坐镇湘江以西，固守湘桂路与湘西，不让日军动摇西南大后方。薛岳则坚持不到湘江以西，认为必须固守湘东南，不让日军打通粤汉路，进而与香港取得联系。

为了贯彻个人的主张，薛岳只留第四军守长沙，第十军守衡阳，而把司令长官部移驻于湘东南位于湘赣边境的桂东，各部队也被陆续转移到桂东。薛岳的这一指挥失误，事后被认为是长衡会战失败的关键所在。

继第四军兵败长沙，衡阳的第十军又马上成为被日军包围的孤旅。按照赵子立的意见，即便这样，此时若能把绝大多数部队集中在湘桂路方面，向衡阳西南面发起反攻，仍有可能为第十军解围。

奈何薛岳就是不肯动身到湘西去，许多部队被分散在湘东两三百公里的区域内，且重点不清，毫无力量。赵子立最为看重的衡阳以西，只有王耀武兵团在活动。由此还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即湘江以西的部队由军委会直接指挥，薛岳只负责湘江以东的作战指挥，到后来他所负责的部队也已经被日军冲得七零八落。

衡阳是中国军队的核心防守阵地，也就是“核心地带”。横山勇知道中方会以重兵坚守，外围也会不时投入战略兵团，因此他要求抓紧时间，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攻占。

方先觉指挥第十军死守衡阳，随着阵地的日益缩小以及援兵不至，官兵士气逐渐消沉。他们对薛岳移师桂东，未出全力增援，都感到极为愤恨，零星脱险的士兵痛骂薛岳指挥无能：“几次长沙大捷（指第三次长沙会战前的‘大捷’）都是吹牛，第三次长沙会战要我们第十军死守长沙，这次又派第十军死守衡阳。我们已死守了这么多天，（他）把我们置之死地而不顾。”

有可能为衡阳的解围的只剩下王耀武兵团。此时王耀武除指挥第二十四集团军外，还能调动第七十九军、第九十九军以及失守长沙的第四军残部，号称有十七个师的规模。不过这些部队自六月初就投入了战斗，多为建制残破的久战疲师，战斗力已大不如前，难以在日军的阻击线上形成突破。同时兵团内想保存实力，甚至对第十军心存嫉妒的也不乏其人。第二十四集团军下面的一个军长私下就说：“如果衡阳解了围，方先觉岂不成了个人英雄？”

就在各部或真的力不胜任，或犹豫观望的时候，王耀武决定再次动用“虎部队”。长衡会战初期，王耀武只从七十四军中抽调五十八师随其一同进入第九战区作战，五十一师和五十七师都被第六战区留在常德附近担任守备。直至6月底七7初，五十一师和五十七师才得以归建并全部投入会战。

7月中旬，七十四军军长施中诚得到命令，限以急行军方式赶到衡阳以西的金兰寺、鸡窝山一线，以解衡阳之围。

七十四军的三个师也并非都处于最佳状态。五十七师在常德会战中几乎伤亡殆尽，战后开赴桃源整补训练，经过三个月的整训，才刚刚恢复战斗力。五十八师在宁乡保卫战后，又与日军第四十师团在永丰缠斗，部队损失也一直没有时间进行补充。算下来，只有五十一师的情形要稍好一些。在行军阵型上，施中诚以五十八师居前，五十一师在后，五十七师进行侧翼掩护。

第一个目标金兰寺在衡阳西南四十多公里处，原为第七十九军一个营驻守。日军包围衡阳后，为巩固衡阳外围，日军第四十师团派黑须大队攻占了此地。

最初收复金兰寺的任务，系由第一百军承担。7月20日，第十九师以一部断敌退路，主力在攻占金兰寺前的店铺和村庄后，逐步将敌人压缩至金兰寺内。

金兰寺是一座砖石结构的小庙，但日军利用周围地形，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据点：除以庙内的砖石建筑物负隅顽抗外，庙前的大树有轻机枪手进行俯射，庙后的小高地上还建有防守工事。

第十九师乃增派部队，先将寺后高地予以攻占，接着又集中迫击炮和重机枪，摧毁了树上的俯射火力点。只剩下寺庙无法攻入，对于这样的坚固据点，无论迫击炮还是重机枪都难以逞其技，必须得动用山炮，可是十九师连山炮都没有。盟军飞机几度对金兰寺进行轰炸扫射，也因为寺庙缩在山窝里面，难以命中。

围攻了一周，仍然一筹莫展。第一百军军长李天霞采取了一个投机取巧的办法，他指示十九师想办法将国旗插在寺前树上，以便使盟军飞机看到后，可以向上报告，说第一百军已攻取了金兰寺。

在担任团长至师长时期，李天霞并不乏七十四军将领所惯有的勇猛果敢，但后来便一意热衷于打巧仗、便宜仗，他的这个馊主意可害苦了十九师。为了插旗，十九师连续多次派敢死队员爬上树，但都遭到了日军的狙击，旗未插成，倒白白死伤了九个人。

7月23日，张灵甫挥师出击。五十八师在击退向金兰寺增援的敌军后，紧接着便会同十九师一道向金兰寺发起猛攻。五十八师有军配属的山炮连，在炮兵的支援下，他们摧毁了日军的铁丝网前缘工事，黑须大队余部见势不好，赶紧从东面突围逃跑了。

7月28日，王耀武督令兵团各部向衡阳西南郊全面攻击前进，但是第二天日军援兵一到，各部便全线后退，只有五十八师和十九师在继续向衡阳挺进。两天后，他们迫近衡阳近郊，并与守备该地的日军第四十师团第二三四联队展开殊死搏斗。

<h2>欺软怕硬</h2>

针对解围部队，日军第二三四联队面向西南占领了一系列阵地，其中以鸡窝山阵地最为险要。

鸡窝山距衡阳仅有十公里，登山顶即可望见衡阳，它也是衡阳西郊连绵山地中海拔最高的一座山头。鸡窝山的山脚下就是通往衡阳的公路，公路朝中国军队的一方是一片开阔地，易守难攻。

在常德会战中，五十八师的王慕羡乘漆家河守敌不备，率一连兵力围歼了在房子内休息的日军一个中队，因此七十四军军部曾授以“全军模范连”的称号。这次该连被作为尖兵连，担任攻击鸡窝山的尖刀部队，连长王慕羡当即立下军令状，并交代他一旦战死，便由第一排排长代理他的连长职务。

以炮火为掩护，五十八师从黄昏开始向鸡窝山主峰发起攻击。王慕羡手擎国旗，准备发起冲锋，不幸中弹牺牲。代理连长继续指挥冲锋，经过前仆后继的攻击，日军被迫撤至反斜面。

战斗进行到第二天，五十八师投入的一个主攻营即伤亡近半，两名连长一死一伤。第三天拂晓，一架低空盘旋的日机向中方阵地进行对空射击，尔后因为惧怕盟军飞机的反击，急于返回，结果慌慌张张投下的两颗炸弹都落到了日军自己的阵地上。五十八师乘机全力冲杀，向敌军阵地投去大量手榴弹。

抗战后期的中国军队出现了严重的兵员补充危机。部队补充与调拨的兵员，多半来自于师、团管区的壮丁。当时名为征兵制加募兵制，但实际上就是抓兵制，也就是俗称的“抓壮丁”。抓来的壮丁大多并不符合入伍条件，他们的身体往往不够壮实，吃不了苦也不愿意吃苦。同时因为前线频频告急，时间紧迫，稍作训练就得开往前线。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多数新兵不会使用枪炮，甚至有的军官都不会射击、劈刺，当然也教不了自己的士兵。

七十四军在被定为攻击军后，就在后方贵州有专门配属的师管区、团管区，负责为七十四军招兵买马编练新兵。横向比较，七十四军的新兵质量可能要比其他部队好些，但很多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时候让新兵发挥作用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教他们投掷手榴弹。

一名军官在给新兵做精神讲话时，这样给毫无军事基础和战斗经验的新兵们打气：“我们非常需要你们，你们虽然都没有打过仗，不会投手榴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会马上把你们教会。”

相对于射击、劈刺，投手榴弹确实最简单。只须几名老兵，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讲清楚手榴弹的投掷法。至于投掷时的实际水平如何，不讲究，你能投的远一些最好，稍近点也可以原谅，总之，短兵相接时，“只要投出去的手榴弹爆炸，敌人一定会死！”

暴风雨一般的手榴弹投过去，霎时间，炸得日军阵地一片火海，敌兵死伤累累，不得不向后溃逃。8月2日，五十八师收复了鸡窝山主峰。

在其余高地，中日两军也展开了激烈争夺。8月4日晨，五十一师随军部也到达前线。军属炮兵营的十二门山炮迅速放列阵地，对鸡窝山东面的一〇六六高地实施猛烈轰击，山头上的日军被轰得躲在掩体内不敢伸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