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士兵所处的艰苦条件和英勇精神，到过中国的西方记者无不深感震撼。这些士兵时时面临被20世纪武器所摧毁的危险，然而他们身后的社会组织和医疗救护却大多还属于中国古代。

英国记者阿特丽在前线看到过许多中国士兵，亲眼见证了士兵们的身体是多么消瘦，四肢是多么孱弱，可就是这样一种条件，战场的存活者们仍然会在第二天继续战斗。

在老外看来，这种东方式的坚毅实在是一个神秘的奇迹。有人甚至为此杜撰了一种理论，说中国人的神经组织一定跟西方人不同，因此也就没有与西方人同样的感觉。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还是那位颇有胆魄的美国人卡尔逊说得好：“只要给予中国士兵以精神的激励和足够的粮食，那就没有一种困难他们不能安然渡过。他们的毅力无可超越，他们的忍耐举世无双！”

阿特丽也深信，无论武器装备有多么落后，后勤条件有多么简陋，中国都是必胜的，原因就是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士兵。

卡尔逊和阿特丽所言非虚。王耀武的当家，使得七十四军更加兵精粮足，这支强军逐渐走向其历史上的全盛时代。

<h2>退一步海阔天空</h2>

自1939年6月起，由薛岳担任战区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向日军发起长达三个月的游击作战，战果虽然不算很大，但对日军威胁不小。与此同时，渗透进敌占区的谍报人员和武装小分队也乘势展开行动，日军的邮政所、运输队经常遭到袭击，连第六师团长稻叶四郎中将视察前线的行动计划简图，都被中方人员截取了。

为反击第九战区的游击战，保证敌占区的守备安全，并为即将成立的南京汪伪政权制造声势，司令官冈村宁次决定对长沙实施一次扫荡式的大规模进攻。

冈村在策划这次进攻时，并不准备像占领南昌那样占领长沙，这主要是考虑到作战和占领面积扩大后，会造成警备兵力的不足。他计划通过出奇制胜的战术，在短时间内给予第九战区以极大打击，然后再迅速返回原防区。

有鉴于此，冈村没有首先触碰湘北的“薛伯陵防线”（即薛岳防线，薛岳别号伯陵），而是打算从奉新以西进行突破，以迷惑和牵制中方的防守力量，隐蔽第十一军的主攻方向。

在高安至奉新约三十公里的一线正面，部署有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的四个军，以阻塞日军西进的道路。七十四军则作为战区预备队，被放置于可向高安，亦可向长沙作机动运动的分宜附近。

针对中方部署，冈村动用第一〇六师团全部和第一〇一师团的两个联队，组建了“赣北攻击军”。这时一〇六师团、一〇一师团都已调整为三联队制，并全面实施了骡马化，日军第十一军总部另外还为一〇六师团配属了军直辖的重炮、坦克和工兵部队，使其机动性和火力都得到大幅增强。

9月15日，日军一〇六师团在奉新集结完毕。按照冈村的事先设计，一〇六师团采取奇袭方式，以少数兵力在正面进行牵制，主力则从北翼实施迂回，从而一下子就钻入了中方第十九集团军的后方。

守方的防御阵线一片混乱，正面负责防守的四个军被压得连连后撤，罗卓英急向第九战区求援，要求把七十四军调至高安作战。

墙有风，壁有耳，薛岳已掌握确切情报，知道日军第十一军主力是奔着长沙而来，高安方面只是拉后腿的战斗，目的是要拉住罗卓英的后腿，不让第十九集团军的几个军来参加长沙方面的作战。对薛岳来说，那几个军不过来也罢了，七十四军是当时第九战区公认最有战斗力的一个军，他当然还是想把这个军使用在长沙方面作战。

各自都有各自的想法和考虑，最后经不住罗卓英的一再恳求，为稳住赣北防线，薛岳还是下令七十四军立即由分宜出发，开赴高安作战。

在形势急如星火的情况下，时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的罗卓英本想赶紧将七十四军全部顶上去，以帮助驻守高安的第三十二军支撑起防线，但蒋介石这时候亲自给薛岳发来电谕，告知除七十四军外，第九战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其余兵力抽调到高安一线来进行增援。

蒋介石的电谕表明，即便赣北防线被击穿，罗卓英也不要再指望能拿湘北方面的兵力来填补防线漏洞，七十四军就是罗卓英手中唯一的王牌和预备队。掂量再三，罗卓英选择了节约兵力的稳妥做法。9月18日，第三十二军奉命退出高安城，其他部队也且战且退，进入第二线阵地进行防守。

占领高安后，日军一〇六师团十分得意，在向第十一军进行呈报时，他们声称已通过奇袭迂回的方式击破了当面之敌，并开始捕捉败退的“重庆军”，整个作战过程“损失很小，成果较大”。

一〇六师团的喜报发得有些过早。退一步海阔天空，罗卓英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日军一〇六师团的主力在奉新以西的会埠，高安方面只是佯攻，所以他没有必要在高安方面收缩防线。

掌握对手的虚实后，罗卓英下令第三十二军重新对高安展开反攻。占领高安的日军属于一〇一师团派来助阵的一个加强联队，编号为佐枝支队，兵力并不是很充足，而且高安的地形本身也不利于防守，一经有力冲击，便会稳不住阵脚。9月22日，三十二军攻入高安，佐枝支队撤出时极为狼狈，连作战命令都被缴获了。

见佐枝支队吃了败仗，日军一〇六师团便索性放弃高安方面的攻势，让佐枝支队取守势，以尽量吸引中方兵力，而其师团主力则全力西攻，以争取与湘北日军会师。

一〇六师团的突进反而给罗卓英造成了一个歼敌良机。因为此时随着中方二线阵地的适时恢复和拉开，日军一〇六师团在战略上已呈孤军深入之势，第十九集团军只要派有力部队北上挺进，即可截断日军在奉新方面的退路。

罗卓英看到了这个良机，他决定先站稳脚步，待各军阵型相互连接后，再兵分多路向北挺进。在此期间，他下决心调用第七十四军。

接到罗卓英的命令，王耀武立即派五十一师北上，以帮助友军坚守防线，为袭击日军一〇六师团侧翼争取时间。

五十一师北上后，一面与友军取得联络，一面对日军展开堵截，北面防线逐渐得到巩固。见时机成熟，罗卓英电令各军转守为攻，同时五十七师也奉命向会埠挺进，直取敌军侧翼。

战场局势出现了新的变化。日军一〇六师团主力遭到三面围攻，后路又被五十七师威胁，境况十分窘迫。师团长中井良太郎中将感到极为恐慌，已有意放弃原先预订的会师计划，撤回奉新，但这时从湘北正面发动进攻的日军第十一军主力也正骑虎难下，急需赣北方面进行策应和配合，因此冈村严令一〇六师团在击垮当面中国军队之前不得先行撤退。

中井有令在身，遂集中全力进行抵抗，不时还以小部队进行逆袭，围攻部队的攻势因此减弱，大家都只能翘首等待五十七师那里传来好消息。

五十七师不负众望，10月1日午夜，该师击破了日军在横桥的警戒阵地，其中一个连冲上横桥东北的高地，以优势火力进行俯射，从而迫使日军警戒部队放弃阵地后逃。

攻克横桥，等于切入了日军一〇六师团侧腹。在其阵脚动摇之际，正面友军乘势猛击，日军战史中称：“敌军之抵抗逐渐顽强，并屡次进行反击。”

<h2>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h2>

一〇六师团最初的惊喜早已过期，可是限于冈村的命令，又不能单独撤军——实在要撤也行，那就必须发起一个说得过去的攻势，以证明一〇六师团的确完成了“歼灭重庆军主力”的战略目标，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地撤回奉新。

经过观察，一〇六师团找到了中方当面防线的一处薄弱点，马上进行重点突破。这时中方北面防线虽有薄弱点，然而周围的部队都靠得很紧密，一看到日军突入，援军即填入缺口，令一〇六师团前移不得。

眼见突破失败，中井师团长只好拿谎言代替战果，报告第十一军总部，说一〇六师团“已告突破”，并对“从西北方退却的重庆军大部队”予以了“重大打击”。

从南昌战役开始，冈村就有意扶植一〇六师团，以便使这个被指责为不顶用的“最弱师团”重拾信心，现在看到一〇六师团的战斗力果然增强到了见谁灭谁的程度，自然是大喜过望，连称如今的一〇六师团“使我愉快，也使我放心”。

得到冈村的点头放行，中井如蒙大赦，急忙准备撤退，以免后路被五十七师完全截断。

日军的撤退是秘密行动，尽管前方的中国军队缴获到一张日军地图，上面明确标明了一〇六师团要撤回奉新，但对方表面所做出的不退不进的姿态，仍令罗卓英举棋不定，不知道中井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经过一番研究，罗卓英判断日军一〇六师团将继续向西发起攻势。按照他的命令，七十四军的五十一师与五十八师集结于上高后方，第五十七师则向横桥以北攻击前进，以求与友军一起夹击日军一〇六师团。

在这一点上，比罗卓英更高明的是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早在日军一〇六师团寻求薄弱点攻击时，他就认定中井发动攻势的目的，不是为了与湘北主力会合，而是要掩护大军在九仙汤方面站稳脚跟，然后寻机向奉新撤退。

于是在罗卓英发现日军真实意图，下达追击令之前，王耀武便提前一步做出了部署，他派五十一师向九仙汤挺进，派五十七师向九仙汤与奉新之间的上富进攻，只把五十八师留下来做为军预备队。

五十一师轻装疾进，途中部队得到了赣北民众的大力支援。虽然冈村宁次站在有利于侵略的角度，制定了所谓的“讨蒋爱民”战略，然而他也承认，从始至终，他的“爱民”方针都未能得到彻底贯彻，日军“对俘虏、居民缺乏仁爱”。如果说在武汉等日军占领区，暴行还会相对收敛的话，在赣北这样的“敌对区”就不一样了，前线日军简直形同野兽，仅在一个多月前，就爆发了团山寺惨案，高安百姓一次性被屠杀六百多人。

深受日军荼毒和残害的赣北民众反过来对子弟兵更加拥戴。五十一师北上，根本不用额外征用民夫，老百姓都自发地为部队抬担架、送粮弹，并且是一站接一站地送过去，这对五十一师起到了极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部队士气旺盛，官兵们都抱有打大胜仗、抓活鬼子、得战利品的信心和决心。

10月6日，五十一师第一五三团攻占了九仙汤前的日军据点，但在向九仙汤攻击时遇到了日军的猛烈阻击，战斗异常激烈。

赣北多属山地，且越向北地势越高，九仙汤乃赣北地势较高的一处山地，遍山茂林修竹，只有一条狭长的山道与外部相连。攻击类似高地，一般是先用迫击炮连续向日军机枪掩体进行射击，炸哑机枪后，进攻部队再利用死角向制高点前进。

以第一五三团的能力，采用这种打法攻占高地，通常都没有太大问题，但九仙汤守军担负着掩护大部队后撤的任务，抵抗起来十分玩命。加之当时正逢秋雨季节，山上细雨蒙蒙且大雾弥漫，也大大增加了攻击难度。

一五三团在进退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在死角进行隐蔽，作战双方一度处于胶着状态。

10月7日拂晓，五十一师师长李天霞接获情报，五十七师一七〇团将盘据在上富以北村落的日军击退，上富一带已无敌迹。李天霞据此判断，日军一〇六师团主力正在急速向奉新方向撤退，九仙汤日军仅负责掩护，于是他进一步增加攻击兵力，将一五一团也投入了战场。

一五一团从右翼，一五三团从左翼，以迫击炮与机枪齐射作为掩护，终于完全占领了九仙汤。九仙汤是日军兵站基地，日军溃逃时丢下了不少辎重粮弹，甚至还有很多大皮靴。

九仙汤有百户人家，来不及逃窜的漏网之鱼便躲进民房里继续顽抗。直到清扫战场，还发现一间民房楼上藏有日本兵。一名上尉军官想上前去抓活的，不料竟被开枪射倒。其余官兵见状，一枪打中日本兵的腹部，将其生擒活捉。

五十一师最后一共俘虏了八名日本兵。本来还可以捉更多，但五十一师在赣北耳闻目睹日军的暴行，早已对敌人恨之入骨，有的士兵在搜捕时遇到死不肯投降的日本兵，宁愿不要两百元的赏金，一刺刀就把那家伙给捅掉了。

这时日军第一〇六师团主力已退回奉新，罗卓英为避免攻坚，电令各军停止追击，在收复区就地巩固阵地。

<h2>捕获队</h2>

攻占武汉后，由于战线的拉长，日军在兵力上已渐感捉襟见肘。蒋介石对此早已洞察于心，他在内部军事会议上分析说：“照敌人理想，他何尝不想一举挺进我们的长沙和南昌，而他进到岳州就不能再攻进来，这不是他战略上没有算到这一着，而是他事实上力量已经用尽。”

侵华成为日本国力的庞大负担，可是又不能就此退出，只好不尴不尬地这么挂着，也就是陷入了中国人所说的“持久抗战”。为了守住华中占领区，冈村以武汉为中心，将日军第十一军所属的七个师团、两个混成旅团洒雨点一样配置在长江南北岸，其联队以上主力主要集中于南昌、奉新等城防阵地内，外围以中队级部队据守山丘小据点，而在这些小据点之间，则安排大队级部队随时应援。

对于广阔的乡镇地带，日军就无力完全布防了，至多在重要关卡和渡口，再部署一些小队级部队警备，其他只能交给伪军去维持。

日军在占领区只能占点而不能控面的窘态，让军委会感到可以有所作为。1939年10月，蒋介石决心发起冬季攻势，组织正规野战军打击日军，同时让掩护整编成熟的游击部队挺进敌后，以游击战方式弥补正规会战的不足。

冬季攻势发起之前，七十四军即奉令接防第十九集团军在锦江北岸的部分阵地。此时日军第十一军总部通过截获和破译密电，已提前掌握了中方的冬季攻势计划，各部都在预作防范。当七十四军到达接防地点时，发现日军一〇一师团、一〇六师团也正与三十三师团、三十四师团交替防务。日军调动十分频繁，而且为了加以掩饰，还不时用火炮对中方阵地进行扰乱射击。

七十四军决定借机试探对方的虚实以及阵地的巩固程度。自11月15日晚起，五十八师开始组建多支“捕获队”。“捕获队”的称谓最早起自于南昌战役，当时也是因为敌情不明，所以建立了这样短小精悍的小型部队，目的就是捕捉敌人，查清日军番号。“捕获队”里既有携带手枪、麻绳、麻袋的便衣组，也有荷枪实弹的战斗连，这样万一与日军大部队遭遇，仍可靠火力进行对抗和突破。

在正面战场上“抓舌头”（即抓俘虏），比想像中要艰难得多。第六十军“捕获队”曾经一连十几天都抓不到一个俘虏，后来师部开会，研究出十几项捕捉计划，也一项都没有成功。最后还是日军看不下去了，派部队出来扫荡，结果反被“捕获队”给击退，这才抓到两个伤兵，弄清了对面日军的番号。

五十八师的“捕获队”也遇到了抓不到“舌头”的情况，更糟的是，日军全都缩在阵地工事里，并不主动跑出来扫荡。没办法只好硬攻，日军阵地前布有几层鹿寨和铁丝网，非常难以突破，即便进攻部队剪断铁丝网，从鹿寨缺口处冲入，日军秘密火力点的轻重机枪还可以进行侧射，使进攻部队前进不能，后退不得，从而陷入其火力网的覆盖和包围之中。

“捕获队”因此蒙受了很大损失，而收获寥寥。11月25日，五十八师一七三团团副罗仁麟亲自率部实施袭击，“捕获队”在冲破铁丝网、鹿寨后，同样遭遇了日军轻重机枪的集中封锁，一名副营长及以下百余人阵亡。直至第二天拂晓，“捕获队”才得以撤出。

不过这一次“捕获队”进入了日军工事内部，并缴获多件军旗、书籍以及至关重要的文件。文件显示，七十四军对面的日军确已由一〇六师团变更为第三十四师团。

军委会的冬季攻势令11月21日就发布了，但是因为考虑到第九战区在长沙会战后还未补充完整，因此将攻击发起日延迟到了12月12日。

两年前的12月12日，日军在南京展开了大规模屠城。中国军队选择这一天发起攻势，显示的是一种永不屈服的抗战意志。按照计划，第十九集团军被分成三个兵团，分别是警戒兵团、挺进兵团和预备兵团，七十四军被纳入警戒兵团，任务是实施佯攻。当天，警戒兵团发起第一波佯攻，王耀武派五十一师、五十八师出击祥符观。

在这次佯攻行动中，七十四军除以小部队袭击当面敌军外，主要精力都放在破坏日军的交通和通信设施上。就在破坏过程中，王耀武发现日军野战主力始终没有露面，企图前来恢复交通的都是小部队，而且一打就退，他由此推测，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在占领区内的活动能力相当有限。

为什么不乘此良机扩大战果呢，再说让七十四军这样的精锐之师承担佯攻、砍电线杆这样的活也未免太小才大用了。王耀武向罗卓英打电话，主动请缨要求打突破战。

战场上就怕你胆小畏缩，不怕你气势如虎，罗卓英听后很是高兴，于是授命七十四军加入进攻行列，不过主要目标仍限定于截断日军交通，而不是攻坚拔地。

12月15日，五十七师集结完毕，王耀武也率军部及直属部队向前推进。此时正值友军遭敌阻击，攻势停顿，七十四军得到了一个绝好的发挥机会。

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在奉新以西部署了大量以中队级兵力驻守的据点，并以大队级兵力进行机动配合，从而组成防御纵深。五十七师扑上去后连克十五个据点，但接下来的小岭阵地布防严密，日军凭借地形和工事组成了浓密的火力网，九二式重机枪和“歪把子”轻机枪不断喷吐火舌，让攻击部队难以接近。

在这种情况下，五十七师师长施中诚下令将各团迫击炮集中起来，为进攻小岭的步兵提供火力支援。

<h2>神出鬼没</h2>

12月16日凌晨，迫击炮兵开始进行试射。通过两次试射，炮兵修正了射向、射距，也获得了射击诸元的正确数据。

随着一声“预备——放”的口令，迫击炮弹“咣”地飞出炮膛，在预定目标地点发生爆炸。驻守小岭的是日军三十四师团二一四联队的一个中队，他们正在进行晨间训话，万没想到攻击部队会在这个时候进行炮击，连找地方躲藏都来不及。

单发炮弹命中后，便是连续射。炮弹一发接一连如冰雹一样落下来，前沿阵地上火光闪烁，烟柱翻腾。一俟炮火延伸射程，五十七师一六九团即发起冲锋，以迅猛的动作将小岭的两百余日军全部消灭。

同一天，五十八师也对阻碍其前进的沙古岭阵地展开猛攻。副师长廖龄奇亲自指挥三十七毫米平射炮支援步兵冲锋，一七四团两个营两面夹击，将日军二一四连队一个中队约两百余人予以全歼。

与一六九团以奇袭方式攻击小岭，因此伤亡较小不同，一七四团基本上是强攻，尽管有炮火支援，仍伤亡近四百人，为歼敌数量的两倍，但假使各部队申报的战果都不掺一点水分的话，这样的敌我伤亡比率在当时来说已经是非常划得来了。

五十八师攻克沙古岭后，罗卓英电调其他部队接防，让五十八师继续攻击。这时日军一个步战混合大队企图夺回沙古岭，五十八师为友军着想，继续留下来迎击，直到击退日军的反攻，他们才让友军进入阵地接防。罗卓英得报后很是赞许，特地报请军委会给廖龄奇记大功一次。

五十一师采取的打法与两个兄弟师有所不同。除加强当面攻势外，师长李天霞还以加强营为单位，组织了两个支队驰骋敌后，对日军进行破坏牵制。12月29日，其中的刘光宇支队冲入后方维持会，烧毁了两处日军仓库和通信机关，之后又从容撤出。

一着得手，让七十四军看出了对手的虚弱。事实上，自冬季攻势发起以来，日军三十四师团一直坚持乌龟壳战术，到12月末，甚至明知有外围据点不断遭到围攻，驻于奉新的主力部队也不敢派兵出城救援，任由各据点靠自己的力量死守。

你们不出来，那我们就进去。12月31日，五十一师王俊儒支队突然夜袭奉新。乘日军警戒疏忽之际，支队从奉新西门及北门冲入，以机枪和手榴弹将警戒部队歼灭大半。随后，王俊儒下令用手榴弹将城北的两门日军山炮予以炸毁，并焚毁了西门外的两座军用仓库。

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万没想中国军队敢摸它的老巢，赶紧调集奉新城郊的各支守军回援。王俊儒支队在撤退过程中遭到夹击，归路被切断后陷入了包围。一五二团三营前去营救，官兵们冒着枪林弹雨杀入敌阵，奋不顾身地搭救陷于重围中的弟兄，营长王经印因此在战斗中殉职，但该营终于帮助王俊儒支队安全冲出。

1940年1月，第九战区下令结束冬季攻势。整个攻势期间，以七十四军损失最重，对整个攻势所作出的贡献也最大。正是他们神出鬼没的突袭战术，使得日军第三十四师团被迫放弃奉新城郊的次要据点，将部队收缩到奉新城内固守。奉新的城防纵深由此变窄，其侧面要地大多控制在中国军队手中，已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卫阵地。不久，奉新便被第九集团军一举收复。

作为当时最熟悉中国情况的美国军事观察家之一，卡尔逊早在淞沪战役结束时，就认识到了游击战的价值，认为它可以有效地弥补正规战的不足。随着南京和武汉的先后失陷，军委会也开始越来越重视游击战的作用，蒋介石甚至破天荒地接受中共建议，在湖南衡阳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专门进行游击战术的训练。冬季攻势实际上就是一次游击战术的大演练，尽管它在收复失地和歼敌数上突破不大，但却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了袭扰目的。攻势进行期间，南浔铁路一连两个月不能通车，日军运送补给完全依赖水路。攻势结束后，第十九集团军留下的工兵破坏队又继续扰袭日军交通，仅南浔路铁轨就被破坏了二十余公里。

冬季攻势的成效令军委会颇受鼓舞，于是筹划一旦完成对部队的整补，便在一九四〇年夏季发动规模更大的攻势。夏季攻势的战术原则仍与冬季攻势相同，即以正规野战军配合游击部队对敌后进行大规模扰袭，以消耗日军战斗力。

一时之间，敌后游击战成为战略规划的新宠，但客观地说，在正面战场上，游击战术只能作为正规战的一种辅助——如果日军被游击战完全吸引，将其野战部队化整为零，专用于在占领区内的扫荡和固守，那就“入我彀中”了，然而倘若不为所动，继续发动中等规模的主力会战，则中方游击战的生存空间和意志将会受到严重打压。

身为日军指挥层一等一的战术高手，冈村对此做过深入研究。他认为在同等条件下，中国军队的战斗素质远不如日军，之所以能在冬季攻势中弄得日军左支右绌，忙于招架，说穿了，还是仗着人多，即每次作战，中方兵力都要比日军多十几倍。

怎么办？冈村的办法是集中使用兵力。这一手非常狠辣，两年后冈村赴任华北，正是用这一办法让八路军的游击作战陷入了全面低潮。

<h2>因人施术</h2>

冈村平时以儒雅作风示人，但对执行自己的战术非常坚决。最初日军第十一军内有不少指挥官都对他的战术思想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样做可能导致左右乃至后方空虚，从而为中国军队所乘。冈村听到后，马上以其他各种各样的理由把这些指挥官全都给调走了。

夏季攻势尚未启动，冈村便提前出击，集中五个师团的兵力对武汉北面的第五战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攻袭，这就是著名的枣宜会战。

枣宜会战令第五战区损失惨重，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首先战死南瓜店，令日本战地记者都深感震惊。当小俣行男了解到张自忠及其集团军司令部是在经过十几轮白刃战后才覆灭时，不由大为动容，在他的采访生涯中，这种“中国军长（实际应为集团军总司令，日方无此职务，因此小俣将它比拟为日军的军长级别）也战死了的白刃战”是从来没有过的，而如此高级别的指挥官都浴血沙场，也足以证明遭遇战打得有多么惨烈。

枣宜会战的坏结果并没有仅止步于此，接下来的宜昌失守，使得川东门户大开，重庆受到直接威胁，抗战形势变得异常严峻。

枣宜会战是一个分界点，自此以后，各战区谋略层都在埋头研究如何设防，正面战场上刚刚兴起的大规模游击战和已制订的夏季攻势计划均悄然流产。

战事暂歇，七十四军抓紧时间在上高一带进行休整和补充，军官层也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换血。王耀武用人秉持选贤与能的原则，甚少宗派或乡亲意识，他的胞弟王哲民一直跟随他，曾官至营长，但因在兰封会战中表现不佳，被王耀武降为副官。后来王耀武发现他这个弟弟确实缺乏才干和胆略，便再也没有予以提升，以至王哲民多少年都只挂着一个副官衔。

王耀武培植军官，非常重视当连长的过程。在七十四军内部，一个军官若没有连长履历，即便拥有光亮的学历和资历，也很少能够得到高级带兵官的职务。

某次王耀武有事到五十一师师部，碰到了刘炳均。刘炳均原来在别的部队任炮兵排长，经人介绍给王耀武后，被直接任命为五十一师炮兵营营副，以后李天霞又调他到师部当了作战科长。王耀武觉得刘炳均不失为做指挥官的好材料，但是因为没有当过连长，在带兵打仗和管理部队经济方面的实际经验必然不足，而这将给今后的个人发展造成不利。

有感于此，王耀武便提醒刘炳均：“你以为在师部当科长好吗？你没当过连长，将来要吃亏的！”

刘炳均没好气地回答道：“你们不调我去，我能自己去吗？”

王耀武治军严格，但畏而不猛，平时待部属非常随和。他被刘炳均顶撞之后也毫不生气，反而很是高兴：“好，好，我跟你们师长说。”

经王耀武安排，刘炳均很快被调回五十一师炮兵营任副营长兼第三连连长，使他的才干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培植将士的前提是必须了解将士。平时不管有多忙，王耀武都会尽量抽出时间，分别和各级军官进行个别谈话，同时了解军官各方面的情况。

王耀武的家属住在重庆，有一段时间，日军日夜不停地对重庆进行轰炸，他便想另外找个地方让家人躲一躲。刘炳均是会理人，会理位于四川省的最南端，是座偏僻小城，相对要安全一些。王耀武就找到刘炳均：“你的家乡会理，我看那里蛮好，日本飞机不会去。我想叫我家属到你家里去住上一段时间，如何？”

刘炳均的家庭条件不错，房子很宽大，不然王耀武不会这么说。刘炳均一听很高兴，满口答应下来。后来因为重庆轰炸逐渐趋于缓和，王耀武才取消了搬家的打算。七十四军的军官为数众多，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王耀武对部下个人乃至家庭情况的熟悉程度。

对邱维达、张灵甫这些既有实战经验，又具一定军事理论素养的指挥官，王耀武尤其爱惜，而且他也知道如何针对个人不同的性格特点进行鞭策。邱维达内敛沉静涵养好，即便你有时责备得过重，他也不会放在心上，王耀武给他的“待遇”就是职业老兵常用的那种骂骂咧咧，用以激发邱维达的豪气。张灵甫与邱维达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清高孤傲、固执倔犟的关中汉子。王耀武因人施术，对张灵甫大多数时候都是嘉奖兼表扬。即便碰到不满意的情况，王耀武也不直接批评，而是会当着张灵甫的面，对另外一名犯错的军官进行训斥。那些话其实就是说给张灵甫听的，王耀武的用意，是在给予启示的同时，还给对方留下面子。

王耀武有一套笼络人的独特技巧。还在他当五十一师师长时，张灵甫常派文书胡立文去师部送文件，王耀武由此认识了这个小家伙。他对胡立文格外和气，有一次胡立文在师部办完事时已近中午，到了该吃饭的时间，正好碰到王耀武。王耀武拉着他的手闲聊，知道他还没吃饭后，又叫他一起到师长办公室吃午饭。

一个师长每天不知道有多忙，能拉着一个十几岁的小兵问长问短，还请吃午饭，其实都是为了一件事，那就是要让小兵的长官，也就是张灵甫得到不一样的礼遇。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整个过程看似完全不经意，其实润物无声，王耀武想达到的目的全都达到了。

随着旅部的裁撤，原任旅长的邱维达闲置下来。王耀武先将邱维达调为师步兵指挥官，接着邱维达自己考上了陆军大学特别班，王耀武又将他调为五十七师副师长，让邱维达能够拿着副师长的干薪，在陆军大学心无旁骛地读书深造。

同样，王耀武也在张灵甫就医期间，为他挂了一个过渡式的步兵指挥官职务。因为内地医疗条件有限，张灵甫住院治疗了大半年，腿部也没能痊愈，当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送往香港，由英国医生负责治疗。可是香港的医疗费用很昂贵，个人承担不起。于是王耀武便报请薛岳，并通过薛岳转报蒋介石，为张灵甫争取到了一笔专门的治疗费用。

张灵甫伤愈归队时，正值廖龄奇升任师长，王耀武顺理成章地将张灵甫由有职无责的步兵指挥官递补为五十八师副师长，确保他有兵带有仗打。

无论邱维达还是张灵甫，抑或刘炳均这样的基层军官，对王耀武都是既敬畏又爱戴。这批少壮军官的脱颖而出，成为七十四军走向辉煌的重要保证。

现在王耀武和他的部下们要想继续走向成功，缺少的也许只是机会，而这些机会，自会有对手慷慨给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