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至今的日军装甲车履带，1990年代发现于缅甸。

西堡之战中，日军依托制高点355高地，出动了以九七式装甲车为主力的战车部队，掩护步兵反击中国军队的进攻。结果，遭到第50师师长潘毓昆少将亲自指挥的火箭炮部队迎头痛击，遭到全歼。战斗中有七辆日军战车成为中国远征军的战利品。

不过，看惯了33吨重的M-4谢尔曼战车，中国远征军的官兵对仅有三吨重的日军铁皮战车兴趣缺缺，竟将其丢在缅甸当地数十年，完全忘却。当地华侨李生勇先生回忆战后还曾经在被遗弃的日本战车上玩耍，这些战车后来可能被当地人拆卸作为废铁卖掉。在这位华侨的指点和帮助下，晏伟权先生从西堡观音寺找到了一截日军战车的履带，后经多位相关人士的努力送回国内，在建川博物馆展出。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6/1-200606211649126.jpg" />

远征军官兵乘车通过简易公路桥开往前线——这种叫做贝雷桥的东西可能是英国人少见的优秀发明

这也是远征军和日军战车部队在缅甸作战迄今留下的唯一物证。

根据当时留下的照片判断，日军这支装甲部队使用的九七式装甲车大多装有身管较长的战车炮。这与战争初期日军八九式坦克装备的短管战车炮颇为不同，具备一定穿甲能力，显然是吸取了和盟军装甲部队作战的教训。不过，这种武器在中国军队装备的M-4、M-3战车面前依然不足道。在欧洲战场上，面对虎式坦克和德国重突击炮，M-4谢尔曼坦克被称作“打火机”，一打就着。但面对日军只有25毫米的战车炮，它却是地地道道的“巨无霸”。

虽然中国的装甲部队在整个抗战历程中，始终没有发展出如同德国闪电战那样的大规模攻击战术，但远征军换装了先进的车辆武器后，日军一直也没有找到对付中国战车的有效办法。

第三条理由，这是中国远征军在第二次入缅作战中，打得最靠南的地方。

远征军入缅作战，历史记载纬度最南的作战也是其第一仗，发生在皮尤河汊，地点已经接近缅甸首都仰光。1942年3月19日，远征军第200师摩托化骑兵团和第598团在此伏击了日军第55师团的摩托化步兵一部，随后双方在皮尤河大桥以北的同古，爆发了长达12天的血战。

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远征军没能走得那样远，只到达了西堡。当中国远征军撤离西堡时，他们没有想到，从此中国军队数十年再没能回到缅甸如此靠南的地方。

但这个纪录，如今应该是被打破了。2010年9月1日，印度媒体报道“中国军舰泊靠缅甸八莫港引发印度焦虑不安”。这里所说的八莫，并非远征军东征路上打下的“八莫城”（Bhamo），而是缅甸南部港口“八莫港”（Burmese）。两艘中国军舰此前曾在本地做过短暂停留。

按照印度媒体的报道，新德里智囊机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的高级专家高希（P.K. Ghosh）认为，“中国军舰在缅甸近海的活动值得密切关注”。他并表示，“这很可能是中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中国海军的活动范围已经拓展到印度洋领域。”

唐朝中叶，大唐西域军统帅高仙芝率军与阿拉伯帝国军队会战于坦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败绩。此后不久，就发生了安史之乱。历史学家对于坦逻斯之战，有这样一个评价：“中国人从此离开了中亚西亚，再也没有回来。”

在缅甸之战中，中国人同样离开了近在咫尺的曼德勒，向北方退去。随着此后中国大陆进入内战阶段，当时大约也有人准备写下“中国人从此离开了缅甸，再也没有回来”。然而，几十年后，中国人却轻松地重新出现在了比曼德勒远为靠南的缅甸港口。

这不是一种军事力量的重现，而是中国在世界影响不断扩大的体现。

这种影响，还在不断的扩大之中。

攻占西堡，对中国远征军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行动，为缅北战场中国军队作战的区域划下了一条南限。但中日两军在缅北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次对决，还是要算八莫。

攻占密支那后的远征军兵锋东进，势如破竹，日军大多数据点皆一鼓而下，也是直到八莫，才碰上了一根硬钉子。

如果拿下八莫，东去云南打通中印公路，前方已经是一马平川，南坎、芒友、遮放，皆无险要可守。

蒙哥马利元帅在评价他的北非战争生涯时说：“阿拉曼之前，我们不知胜利；阿拉曼之后，我们不知失败。”

八莫日本守将原好三大佐显然不想让中国人说：“密支那之后，我们不知失败。”

应该说，原好三大佐在八莫的城防上是狠下了一番功夫的。

从密支那到八莫345华里，攻打八莫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沿伊洛瓦底江东岸南下，从东侧切断八莫与南坎方面日军的联络，然后攻城；另一条是小路，沿江西岸南下，到达八莫对岸的江村，然后渡江攻城。

历史上，从印缅发动的多次对八莫的进攻都是从西侧而来，因为八莫以西的江面宽阔，水流缓慢，笨重的攻城装备比较容易从这里渡过伊洛瓦底江。然而，原好三却在城东果断地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显然对后方并不放心。

这一招果然有过人之处。远征军对八莫的进攻，正是从东方而来。

早在第一次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时候，新38师第113团的部队就曾到过八莫，因此熟悉当地情况。他们也明白伊洛瓦底江上游波涛汹涌，难于徒涉。但当年的天险在现代化的机械设备面前几乎是不成立的——密支那的中美工兵不分昼夜工作，赶修了一座横跨伊洛瓦底江的大浮桥，把密支那通八莫的公路连接起来。

10月15日，孙立人指挥新一军部队全部渡江完毕，新38师为第一线兵团，新30师为第二线兵团，直扑八莫。

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国远征军，原好三大佐在八莫摆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乌龟阵”。从战后的结果看，这可不是什么好的阵法。所谓“乌龟阵”，指的是日军防御部署完全是防卫态势，对反攻不作考虑。原好三这位陆军士官学校30期的高材生，手中有三个中队的战车部队，实战中也有挥军控制柬埔寨王宫的战斗经验，却似乎是个地地道道的装甲战术盲。他竟然把坦克埋在阵地中充当支撑点，来与中国远征军对抗。

大概，原好三大佐对“铜墙铁壁”、“金城汤池”这样的防守态势特别钟情吧。

但是，战车没有了机动能力，那就是地地道道的“活棺材”、“乌龟壳”，特别是日军的战车装甲薄、吨位小，成为固定目标后，简直就是中国军队优势炮火的最好靶子。打八莫的过程中，中国远征军的部队除了给被俘日军的坦克拍过几张照片以外，几乎不记得这支敌军发挥过什么作用。

几十年后，有另一位将军效仿过原好三的战法，同样把坦克埋在地里当碉堡用，结果虽有百万大军，却在一百个小时内被打得全军崩溃。这个将军就是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1989年的科威特战争，规模可比八莫之战大多了。

可见，不吸取教训，在战争中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八莫日军的城防，从最初布局就是个“被歼灭的样子”，但真要歼灭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到具体的布防，当时的日本陆军还是有一套办法的。

原好三大佐把部队分三线部署：第一线放在伊洛瓦底江支流太平江沿线，组成江防阵地；第二线部署在莫马克的飞机场周围；第三线则是城廓防卫阵地。他计划以逐次抵抗的方式，迟滞中国军队的进攻，为日军部队“恢复元气”腾出时间。

三线阵地中，设防最为严密的，自然是市区城防工事。八莫市区南北皆有沼泽地，迫使进攻一方只能从狭窄的通道对市区进行攻击。

八莫古城，范围并不大，宽约3000码，纵长5000码，原好三把三分之二的部队，约2500人驻防于此，早在密支那战役刚开始时就大修工事，已达半年之久。这段时间，日军专心致志地做防御部署，把八莫城彻底变成了一座要塞。

据远征军留下的报告称，“为了构筑秘密工事，半年前敌人就禁止民众进入市区，许多掩蔽部都是十四五层合抱不着的大树，夹杂着钢骨泥土建筑起来，一座座的像是地下堡垒，150毫米的重弹打在上面，若无其事；五百磅的炸弹直接命中，也不能把它全部炸毁。核心阵地前一百码，挖了五码宽、三码深的壕沟，防止我军战车攻击，壕底用机关枪交叉火网封锁，步兵接近非常困难，一切都是做死守的准备。”

有死守的工事，部队也比较有战斗力，原好三大佐是有信心和孙立人在这里掰掰腕子的。他甚至派出人员，在附近的山间道路拦截各处败退下来的日军残兵，不论番号，编制成作战部队，以加强对八莫的防御。

不过，这种做法收效不大。究其原因，从原日军第18师团老兵野崎间人的日记或可见一斑。

到了1944年10月底，野崎所在的第56联队第三大队已经被打垮后重建几次，他们原担任在铁龙卡（中文也作“典龙卡巴”）防守当地太平江上的铁索桥，防止中国远征军偷渡的任务。这里海拔超过6000英尺，空气稀薄，道路崎岖。日军认为中国军队从这里偷袭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才派已经疲惫不堪、元气大伤的第56联队残部防守此地。不料，新38师最拿手的就是迂回袭击。与新平洋作战中左右试探、略带盲目的情况不同，此时的孙立人对迂回作战早已得心应手，因此，进攻八莫的战斗一打响，即命令部队抢占铁龙卡，指挥攻击的正是此前因西通截路而赫赫有名的第112团团长陈鸣人。

孙立人做出这个决断，可能与他的国学渊源深厚有关。所谓铁龙卡，有一个中文名字“铁壁关”，正是清代乾隆年间大将傅恒平缅甸叛军时所走的要道。

此时，野崎所在的部队尚未就位。日军军官还准备组织反击夺回铁索桥，但甫一交锋，中队长就被中国军队准确的迫击炮击毙，于是野崎等人员只得落荒而走。

野崎的日记，记录的就是他们此后逃窜中的经历。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6/1-200606211649442.jpg" />

年轻时的孙立人与父亲合影。他从父亲那里所得到的国学功底，可能是他选择攻击铁壁关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