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史迪威的计划，将为中国首先建立三支现代化美械装备部队——孙立人、廖耀湘指挥的驻印军远征军称为X部队，在云南的所谓Y部队，以及准备用于广东广西反攻的Z部队（最终因史迪威去职而没有建立）。

在滇缅战场上作战的，主要是X部队和Y部队。据说史迪威曾这样对驻印军解释：“X＋Y便可决定缅甸的命运，X部队从缅北打过来，而Y部队从滇西打出去，于是缅甸就解放了。”

担负滇西大反攻的中国第20集团军、第11集团军都属于Y部队，其装备因为依赖驼峰空运所以比驻印军稍差，但比之其他部队则堪称翘楚。两个军分别将军部移至保山瓦房街与保山板桥附近。作战命令下达后，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卫立煌上将亦由楚雄移至保山马王屯就近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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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支那反攻中摧毁的日军车辆。由于地形原因，中国装甲部队没有参战。

对于中国来说，此时抽调部队发动滇西反击，实际上颇为危险，因为有足够迹象表明，日军正在平汉线蠢蠢欲动（不久日军果然发动攻势，是为著名的豫湘桂战役，中国军队因为兵力不足而战败，伤亡惨重）；Y部队本应留作本土的战略预备队。但是，在罗斯福的强硬压力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了Y部队的反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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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师团师团长松山佑三

虽然对出兵疑虑重重，但一旦决心下定，蒋介石仍于4月25日致电远征军，“此次渡江出击之胜负，不仅关乎我国军之荣辱，且为我国抗战全局成败之所系。”

盘踞怒江西岸的第56师团，在师团长松山佑三指挥下，两年来几次试图越过怒江天堑，都被宋希濂将军击败。由于局势变化，1944年后，日军开始深恐中国军队反攻，改攻为守，大修工事。

1944年5月11晚，中国军队的大反攻正式打响。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集结在怒江东岸的两万中国远征军，在怒江150公里正面，从12个渡口乘坐橡皮艇等渡河工具强渡怒江。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率部分别由各渡口渡过怒江，向指定目标开始攻击。意外的是日军在一线并无重要据点，中国军队在渡江行动中由于江雾的掩护因而极为顺利。渡江的唯一损失，仅17名后援人员因橡皮艇触礁倾覆遇难。

5月11日至25日，远征军渡过怒江并冲上高黎贡山，完成了渡江攻击战第一阶段预定的目标。远征军渡江后，滇西本地武装纷纷参战，提供情报，自发协助杀敌。远征军第20集团军渡过怒江仰攻高黎贡山，与日军多处发生激战而战斗规模并不大，似乎日军无力阻击中国军队的反攻。兰晓龙所著《我的团长我的团》就取材于这次反攻。

中国军队的连战连胜，让盟军方面颇为陶醉。美陆军部长史汀生称：“滇西远征军怒江出击，是东南亚过去一周内盟军作战的重要新闻。”攻击部队只有第76师一个加强团在平达街与日军发生了激战，双方损失惨重，中国军队未能攻克平达，日军损失约两百人，以马驮尸体向西北逃窜，沿途鲜血淋漓。这里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观察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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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征军突破高黎贡山形势图

鉴于中国驻印军已开始攻击密支那，盟军方面判断日军难于短期内调动大量部队增援滇西，遂令远征军全部转入攻击，渡江作战。

5月22日，远征军全部渡江。按照作战序列，第20集团军霍揆彰所辖第53军、第54军、预备第2师为右翼攻击军，攻击目标仍指向腾越。第11集团军宋希濂所辖第2军、第6军、第71军为左翼攻击军，向龙陵、芒市方向实施战役突击。日军的抵抗骤然增强，战斗集中在腾越、松山和龙陵。原来，这里才是日军真正的阻击阵地。

远征军第20集团军自渡过怒江以后，向高黎贡山日军占领的各要隘持续攻击，分别攻下南、北斋公房及明光、固东、江苴街，形成了对腾越四路攻击的态势。形势似乎一片大好。

腾越，现名腾冲，城墙周长约四公里，高约七米，厚约四米，为岩石所筑，坚固异常。1942年远征军败退之时，这里却无人据守，被日军轻易夺去。经过两年多经营，日军在城内修筑了重点堡垒30余座，各街巷堡垒星罗棋布，战壕四通八达，整个腾越城已成一座庞大而坚固的堡垒。日军先是依托城廓进行阻击，8月2日，远征军第36师开始向西南城墙攻击，将城墙炸开一缺口突入城内。8月5日，美军飞机集中轰炸四周城墙，炸开13处缺口，日军随后将中国军队放进城内巷战。此时，密支那战役已近尾声。

几乎与远征军右翼攻击腾越城同时，左翼第11集团军宋希濂部开始围攻龙陵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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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支那美军阵亡将士墓地

龙陵至今是云南最为贫困的县之一。但是，从军事地理角度看，此地为滇西边陲重地，扼滇缅公路及腾越、龙陵公路之交汇点，为滇西反攻必争之地。日军第56师团长松山佑三，就在此地督战。而宋希濂却一路放弃日军坚固设防的据点，直奔龙陵。他攻取龙陵的思路是突然袭击，三面包围，北面由第87师实施攻击，东面和南面由第88师负责，龙陵西面则门户大开不设防，放日军抵挡不住时逃走——又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生门”。他希望赶在日军主力回援龙陵之前，将守敌赶出龙陵，而后全军回身，向东包抄，将仍在死守的据点各个击破，打通滇缅路的运输补给线。

反攻龙陵之初，似乎进展顺利。仅用了三四天，第87、第88两师便以破竹之势，直抵龙陵城郊。6月10日，第88师的一个团，甚至已经突入龙陵市区。围攻龙陵的中国官兵群情激奋，都以为胜券在握。6月下旬，中国一度宣布第11集团军第71军攻占龙陵，后方各大报纸纷纷刊载，同盟国的新闻媒体也予以热切报道。

但是，日本方面宣称龙陵仍在日军控制之下。经过证实，龙陵的确还在日军手中。第71军的确曾攻入龙陵，但由于士兵忙于争抢战利品，轻视日军的反攻，很快被打了出来。为此，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被调回后方，由黄杰代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之职。从此，龙陵陷入胶着战斗，中国军队骤然发现，日军第56师团竟是在全力死守龙陵，伺机反扑！

原来，狡诈的日军第33军参谋辻政信大佐协助军长本多政材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试图将进击迅速的中国军队滞留在龙陵周围，扼守中国部队补给线上的重要据点松山，使龙陵方向的中国军队失去可靠的后勤保障，而后发动反攻将远征军就地歼灭。

集中足够兵力以后，日军计划发动反击，将远征军击溃于滇西。1942年，日军曾经成功地将远征军逼入野人山，1944年，辻政信希望将这一幕重演。

这一作战计划经过补充，后被日军定名为“断作战”。

急于求成的远征军果然上当，在雨季撞入龙陵一线，却因为腾越松山始终无法拿下，前线补给困难，双方打成胶着，军心动摇，形势颇为险峻。

这位大佐战后曾出版《十五对一》一书，描述自己的战术杰作。十五对一，形容滇西前线国民党军对日军的优势。虽然有所夸张，但日军在以少打多中，用上这一“周亚夫破七国之乱”的招数，的确颇有效果。

关键一战，在于松山。

松山位于怒江惠通桥西北约六公里处，海拔2260米。这里是滇缅公路的咽喉，不拿下它，第11集团军在龙陵战场，第20集团军在腾越战场，就只能依靠人挑肩扛从山路获得后勤支持。滇缅公路由惠通桥向西，环松山过腊猛街，经狭长起伏的冈岭滚龙坡而至龙陵。这里，日军构筑大堡垒群16座，小堡垒群五座，各堡垒间均有隧道相通，甚至把一些坦克埋在阵地中充当支撑点。日军还设立了储备充足的粮服弹药仓库，其工事至为坚固。守卫这里的，是日军北九州久留米部队、第113联队松井秀治大佐所部。由于中国军队对高黎贡山一线的攻击十分激烈，5月上旬，松井率领一部分人员前往增援，在红木街与第20集团军所部展开混战。松山守军的实际指挥官是金光惠次郎少佐和真锅邦人大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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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松山守军指挥官松井秀治大佐（前排左二）、真锅邦人大尉（右一）等人合影。

远征军攻击松山是从6月2日开始的。当天炮击中，日军通信部队木村英人军曹在察看线路时，颈部被弹片击中，当场毙命，成为日军中第一个阵亡者。6月4日，第71军第28师的主力开始进攻，但很快在惨重的伤亡之下退回阵地。此后三个月，松山守敌一直处于四面被围的境地，却凭借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至6月20日，远征军第71军已伤亡1600多人。司令长官部急遣总预备队第8军的精锐荣誉第一师赴松山战场，代替新编第28师。第71军军长钟彬亲自坐阵督战。第6军的新编第39师亦南下到达松山附近，此时惠通桥经抢修通车，汽车日夜输送弹药于敌阵前数百米，继续发动攻势。7月4日以后，远征军开始第二次攻势，占领了日军前沿阵地，但因为日军抵抗十分顽强，工事布防严谨，致使远征军无法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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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松山将缴获的T-26坦克埋在土中充当堡垒

此时，龙陵方面的战斗，中国远征军在泥水中苦斗，已经出现不支状况。看到情况紧急，司令长官部又急派第8军主力第82师和第103师从昆明奔赴松山，卫立煌偕美国顾问多恩准将亲自到松山前沿视察。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杰在其回忆录里写道：“实以松山地形复杂，蜿蜒数十里，敌人依据最强固之据点工事，凭险固守，虽经我空军炮兵之轰击，亦未能摧毁。”7月20日，经过充分准备的中国远征军开始第三次攻势。这次攻势持续到8月20日，日军最关键的子高地阵地，因为屡攻不下，被中国工兵以20天左右时间掘坑道至阵地之下，使用三吨TNT黄色炸药施行大规模爆破而彻底毁灭。至此松山日军核心阵地终于动摇。9月7日，日军彻底被歼灭，东京广播电台称：“腊勐（即松山）守军全员‘玉碎’。”

松山守敌指挥官金光惠次郎少佐的死，是一个谜。日军幸存人员木下昌已在他写的亲历回忆录中说，“9月6日，有人对我说，金光大队长那个时候被中国军队的迫击炮炸死了。”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余戈进行了更详细的考证，证明金光实际上在这之前一个星期可能就死了，其后，真锅大尉一直隐瞒他的死讯，以鼓舞士气。

松山之战，中国远征军使用兵力先后达三个师，日军被击毙1500余人，而远征军死伤合计为6763人，双方伤亡比例约1：5，打了三个月，充分反映了战事的惨烈。

尽管伤亡惨重，但松山之战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松山意味着什么？松山本身是一个很沉重的符号，这要从300年前说起。松山之战，是中国反法西斯战役正面战场全面反攻的第一仗。而300年前在另一个松山，还发生过另外一起战争，就是明末洪承畴率领明军最后的预备队第十三总兵出征到东北，营救锦州，在锦州城外的松山战败。那次战败是明军的最后挣扎，此后明朝的覆亡已经无法避免。松山符号对当时的中国军人来说，是一个惨痛的符号。在抗日战争的松山战役中，把过去惨痛的符号变成了走向胜利的符号。这是第一层意义。

远征军两年前原有机会打一场跟松山非常相似的战役。第一次远征军由杜聿明指挥的第5军、第6军、第66军，在1942年初出征，率军后撤到密支那时突然得到消息，说密支那已被日军占领。这时杜聿明有两个选择：第一，率领军队打密支那，拼死一战，突破这个地方就可以回国，那样的话就可以把弟兄们带回家；第二，不去打，换一条路走。杜聿明选择了第二条路，走野人山回国，结果远征军因为病饿牺牲的人是参加战斗死亡的九倍。数万远征军没经过跟日军一战，死在野人山中。有一个姓蒋的中尉，在远征军穿越野人山时，因为饥饿把自己的皮带吃了，肠梗阻，最后没医没药疼死在山上。这个中尉死前说，为什么不让他们去跟日军拼死呢？要没有意义地死在山上！

松山战役是第二次远征军的出征，实际上他们在打松山前，中国军队面临和第一次远征军很相似的局面。松山战役我们损失了将近7000人，感觉好像我们的损失太大，但跟1942年的密支那相比，这些战士牺牲得多么光荣。远征军主力部队正在龙陵跟日军第56师团主力进行战斗，此时正逢松山地区的雨季，打通松山就是为远征军龙陵地区主力打通了提供物资的路线。龙陵地区中日军队在混战，中国军队得不到有效补给，很可能出现第二次“野人山”。只有打下松山，才能迫使日军虎头蛇尾地取消处心积虑的“断作战”。从6月份开始打，打到9月份，这个决心不好下。中国军队宁肯在松山拼死，也要把远征进行下去，打开大反攻的局面，这次我们选择对了。

根据史料，当时在云南的远征军中有大量的少年兵，最年轻的中国少年兵只有十二三岁，他们作战悍不畏死。我们总说和日本打仗，是一个大国和小国在战斗，可以用几个人的命拼日本人一条命，并最终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但这只是宏观的看法。假如把时间放在1943年、1944年，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观念实际上是不符合当时事实的。中国的确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的人口已经在沦陷区，而和日军胶着的战线上的部队，根本不可能抽调到大反攻的正面战场。那时候中国能控制的兵力，人数并不比日本多，能够动用的资源也不比日本多。在滇西战场出现了那么多的少年兵，是中国人值得自豪，也值得痛切纪念的事——中国人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正在献出我们最后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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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中的少年兵，最年轻的只有12岁。他们有些人在十来年后的朝鲜战争中，依然是志愿军最出色的战士。

一个国家能否兴旺就看他的少年，当时中国的少年能为国家做出这样英勇的牺牲，代表我们民族必将获得重生。

松山，是中国人战胜自我的一个符号。

拿下了松山，腾越和龙陵也指日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