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双方记载,远征军反攻缅甸之战,中日两军第一次战车对决,似乎发生在远征军坦克第一团进攻大班第18师团指挥部的过程中。日方记载,师团直属的战车部队在大班村附近迎战来袭的中美联合部队,指挥官为原骑兵第22大队的西正义中尉。战斗结果是勉强掩护师团总部人员脱离战场,但投入战斗的战车全部损失。中方记载,率先突入日军师团指挥部的是赵振宇的坦克第一营,也提到此战缴获两辆日军战车。然而,双方都没有战车间作战的具体记录。
特别是中国远征军战车第一营的作战记录中,谈到对大班的攻击势如破竹,不但毙伤多名日军高级军官,而且缴获了日本陆军第18师团的关防大印,过程十分详细,唯独不曾描述过和日军战车部队的战斗经过。
不过,从战场留下的照片看,的确可以确认日军有战车在此战被击毁。战斗结束后,潘毓昆团长还曾站在一辆被击毁的日军战车顶上给部队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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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裕昆将军站在缴获的日军战车上讲话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由于年代久远,对当时战斗的情况只能进行推测。
也许答案就在被击毁的战车上面。从照片上看,潘毓昆团长脚踩的那辆战车是一辆日军九七式装甲车,符合日本陆军从海路运输到缅甸,配属到第18师团总部的战车类型。第18师团也有少量九五式坦克,但原本不是自己的,而是借用的第14坦克联队原计划参加英帕尔作战,却掉队的一支部队。他们在追赶部队途中,因为抄近路进入了第18师团防区,被远征军打得焦头烂额的第18师团参谋长片冈衷当即将这些送上门的九五式坦克扣留。这位外号“雷神爷”的参谋长和正全力筹划英帕尔会战的牟田口廉也中将大吵了一场,终于获准“借”用这批坦克。当然,片冈连第14联队的乘员也没有放过,统统留下参战。用现在的说法,应该叫做“湿租”。但这些九五式坦克并没配属到孟关前线,因为它的履带压强比较大,只有被称作“豆坦克”(即袖珍战车)的九七式装甲车,能够在雨季通过日军的简易公路进入胡康河谷。
相比而言,同样一条路,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反攻的时候,连谢尔曼中型坦克都开过来了。原因无他,是路修得好。看到这个差距,中美联合工兵部队的施工水平确实值得称道。
这种九七式装甲车,在中国大陆战场,特别是在华北地区与“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作战时是名副其实的重武器,动辄横冲直撞,十分骄横。后来,八路军兵工厂用晋造山炮的炮弹改造了一批反坦克地雷,狠狠地炸了它几辆,才让它的气焰稍稍收敛。然而,到了缅甸战场,面对中国远征军的坦克部队,无论是号称轻型坦克的M-3斯图亚特还是中型的M-4谢尔曼,这种九七式战车装备的37毫米炮都无法击穿对方的装甲。如此,九七式就只有挨揍的份儿了。偏偏无论九五式还是九七式,装甲都薄得可怜,只能抵挡轻机枪的射击,所以,在缅北战场,日军装甲部队总是尽量回避和中国坦克的正面作战。
说来有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坦克在中国大陆难觅对手,几辆“豆坦克”也敢欺负中国的步兵团;美国谢尔曼坦克碰上日本坦克打成一边倒,战损率常常如同足球场上巴西队碰上了中国队;而德国“虎式坦克”打起“谢尔曼”来如同开罐头,美军甚至不惜拿20辆“谢尔曼”换一辆“虎”,很难想象如果德国的“虎式坦克”和日本的“豆坦克”碰上,又会是怎样的结果。
更让人觉得有趣又迷惘的是,几年以后,脱胎于老八路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虽然依然装备简陋,在朝鲜却打得美国装甲部队哭爹叫娘,连专门设计来打虎式的潘星式重型坦克都被抓到了军事博物馆。这条食物链怎么会偏偏在中国人手里出现了大逆转,很多人想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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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缅北战场放弃的一辆九七式骑兵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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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中战场被俘的日军九七式战车,这种战车虽然在中国战场耀武扬威,但并非无敌,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依然有缴获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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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八路军打掉的日军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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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提供给中国远征军的M-3轻型坦克,此时依然漆着美军的编号。
日本人没有这种大逆转的本事,所以日军坦克在缅北被摧毁缴获的不少。可惜跟进的美国工兵部队根本看不上这种废铜烂铁,这些战利品基本上没有保留下来。美国人有个很不重视战争遗物的坏毛病,美国海军唯一打过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企业号航空母舰,不但战绩辉煌,而且设计优美,是被称作美国军事工业“像制作竖琴一样建造起来的”扛鼎之作,战后却被回炉拆毁造了铁轨,至今令人扼腕。现在,只有作家戈叔亚先生收集了一条被击毁日军坦克的履带,算是这次战役中日军装甲部队败北的唯一纪念品。
然而,潘团长踩的这辆日军战车,还算完好。可是,在远征军缅北作战中拍摄的日军被毁战车,很少完好,看起来不像被中国坦克击毁的。
比如,有的战车的炮塔整个被掀掉了,如同一个钢铁的坟丘子一样落在一边(参见此图,在八莫作战中击毁的日军九七式战车残骸照片)。中国坦克部队大量使用的M-3斯图亚特战车,其37毫米战车炮可以打穿九七式的车体,却没有能力造成这样的伤害。
这种损伤,更像是被中国步兵造成的。确切地说,很像巴祖卡式反坦克火箭弹的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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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九五式轻型坦克,旁边是九七式装甲车,可以看到九七式比九五式更加“袖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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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九七式装甲车
巴祖卡,本是一种管乐器的名称。美国开发成功这种世界上第一个大批量生产的反坦克火箭之后,立即有人把它与巴祖卡联系了起来,于是,这种身管笔直的反坦克武器就有了个浪漫的名字。
虽然中国远征军坦克部队中的美军官兵,也有人回忆在缅北作战中,遇到过日军用火箭弹打我军坦克的战斗,但这应该是个误传。整个二战期间,日军的四式70毫米反坦克火箭一直在试验之中,到战败也没能装备部队。
在缅北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在整个战斗过程中配备并使用了这种最新式反坦克武器,这种单兵火箭击中战车后会产生惊人的爆轰威力,的确可以把九七式的炮塔连根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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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的反坦克利器,巴祖卡火箭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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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征军官兵用巴祖卡反坦克火箭筒打击日军——这种武器也可以用来打碉堡
远征军坦克第一营的攻击是由新22师步兵一部伴随发起的。丛林中步兵可以通行的道路远非战车可走的路能比,故此,步兵的穿插常常超越战车。大班之战,很有可能和日军九七式装甲车交手的是超越战车的远征军步兵部队。日本豆坦克在新22师的步兵面前还是很有威胁的。因此,这支日军才能暂时阻挡中国军队的进攻,掩护日军师团部的人员撤离。然而,缅北的中国军队,早已经不是淞沪战役时代绑手榴弹炸战车的装备水平了。在巴祖卡火箭筒的攻击面前,数量不多,又缺乏步兵掩护的日军装甲部队很快就成了火烧乌龟壳。如此说来,赵振宇的坦克部队赶来时,对手可能只剩了日本步兵,所以没有和日军战车交手的记录。中国装甲部队这次也许是捡了个现成便宜。不过,假如九七式碰上的是中国坦克部队,那战斗要结束得快得多——连中国运输部队的大卡车都撞飞过日军战车,远征军的坦克打九七式是不需要减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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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人将军观看美军演示火箭筒使用方法
这些装备远征军的巴祖卡火箭筒,战后被新一军、新六军等部队带回国内,一度进入内战战场。不过,战场上“土八路”的打法根本不和国际接轨,既没有坦克装甲车,也很少有碉堡炮楼之类等着挨打的目标。在“土八路”刁钻的夜战、伏击、渗透等战术面前,巴祖卡火箭筒根本找不到用武之地。这批武器的最后归宿是上了朝鲜战场。当时,苏联不肯把自己的RPG-2火箭交给中国人使用,担心中国人会把它丢给美国,暴露苏联最先进武器的秘密。结果,中国人只好带着美国人送来的巴祖卡去打美国坦克,结果收获甚丰。美国人惊异,或许还有些骄傲地发现,本国武器的使用期限远比预期为长。而在战场上,中国还缴获了美军最先进的折叠式反坦克火箭,回来仿制成了五一式反坦克火箭。这个结果弄得苏联只好马后炮似的追着把RPG-2送来装备志愿军,换取美国的新式武器技术。
这种事儿好不尴尬。
无论如何,在打掉大班日军第18师团总部的战斗中,中国装甲部队表现甚佳。
8日,战车第一营冲过南皮尤河到达南岸,随即突入日军在大班的指挥所,在混战中,日军师团经理部长(负责财务的)木村大佐等战死。战斗中,班长张天翼的座车冲在最前面,并迎面与日军两门47毫米反坦克炮狭路相逢。日军平射炮阵地设置巧妙,仿佛是从地里钻出来一般。张天翼眼疾手快,抢先发炮。这颗炮弹打在日军第一门炮的炮位边上,在敌人还没有瞄准完毕就将其掀翻。因为来不及重新装弹瞄准,为了抢时间,张天翼的战车直接朝第二门炮压了上去,反坦克炮的防盾挡不住小山一样的M3斯图亚特坦克,日本炮手的人头挂在履带上来回滚动,异常恐怖。远处的目标用枪炮打,近处干脆直接冲撞,中国军队的战车在日军指挥所来回碾压。战斗结束后,有人回忆坦克的履带状如绞肉机,许多日军的尸体惨不忍睹。
战斗结束后,坦克兵们发现,这一战最值得记录的缴获,既不是六门大炮,也不是被视作稀罕玩意儿的日本海带,而是一个不大的印章,这就是日本陆军第18师团的关防。对中国军队来说,抗战以来获得敌军师团关防,这还是第一次。
关于这枚关防缴获的过程,有各种说法,原新38师第112团第二营营附丁涤勋在回忆录《印缅之战征战实录》中的记载似乎最为可靠。书中写道:
“8日中午,我们一个战车兵看到有人往树林深处两辆装甲车处跑,他便一面冲过去,一面通知后面的搜索兵。搜索兵跟上去,看到一个穿马靴、黄呢制服的家伙已爬到装甲车下面,看样子像是一个军官,我军搜索兵便一刀砍下去,只砍下半个膀子,扯不下来,于是用力一扯,扯下了整条膀子,连肩上的背包也扯了下来。这时,敌人的炮火集中保护这里,他来不及细看,便把一个膀子和一个背包拖了回来。第二天一检查,在背包里看到了敌第18师团司令部的关防。”
也正因为这个,坦克兵们才恍然大悟自己踹了第18师团的总部,难怪这里的敌军居然有装甲车。
这个搜索兵可能姓刘,第二天他把这个印章交给自己的连长韩德明,恰好营长赵振宇在侧,于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赵振宇即将这枚大印收入囊中。新22师和新38师的军官们后来争着用这关防在白纸上压上印记,以纪念这一次不同寻常的胜利。赵振宇本人给他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寄去盖着日军第18师团大印的信笺,保存至今,成了难得的历史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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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间歇中的新22师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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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战士的丛林生活
被中国搜索兵砍死的那名日军军官,很可能就是负责保管师团关防的第18师团作战课长石川中佐。日方记载,石川在战斗中失踪,下落不明。
此战中,田中新一的私章,日军第55联队联队长山崎四郎大佐的印章、私人文件、日记等,也统统被坦克兵作为战利品搜去。田中新一师团长正好带着少量随员到第56联队督战,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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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陆军第18师团的关防
应该说,中国坦克兵在孟关—瓦鲁班战斗中表现相当出色。而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刚刚从学校突击完成训练课程的新手而已。许多坦克手直到第一次战斗结束,天亮后看到遍地日军尸体,才意识到参加的并非演习。
这些装甲兵中,不乏后来的风云人物。
中国驻印军坦克部队有两百多名军官,是经过驻印战车训练班培训后进入战斗部队的。尽管战车由美国人提供,教官也多是美国人,但训练班的主官是由中国方面任命的,这个训练班还兼有统筹中国方面在印战车部队的功能。中国政府试图假训练班的名义,统筹全部战车部队的意图还是明显的。
战车训练班的第一任主官是蔡宗濂,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说起来蔡是中国军队机械化部队的老前辈了,也是搞教育的老前辈。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办辎重研究班时,蔡宗濂就当过班主任,以后该校并入交辎学校,蔡又担任该校辎重兵科的教育处处长。抗日战争时,蔡宗濂任陆军辎重兵汽车一团的团长,参加过滇缅公路的运输任务。1943年4月,蔡奉命飞印度筹建战车训练班,在兰姆伽河畔成立了训练班的班本部,继而于6月成立了两个军官大队,战车训练班第一期能够如期开班,蔡宗濂将军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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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装甲部队的早期历史是一部痛苦的历史,在孟关之前几乎没有胜利的记录。图为一辆远征军T-26坦克的残骸被用做哨所。
蔡宗濂为人低调,本人又专心于教育,基本没有做过一线战斗主官,所以声名不显。但是,解放战争时期,蔡宗濂因是东北人兼军运专家,被调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随军调部的副参谋长钮先铭赶赴东北,任国方副首席代表,负责与共方协调日俘遣返、国军出关接收等事项,并曾先后出任沈阳、长春军调小组国方组长,一度是报界争相追逐的对象。旧日的新闻报道中,有《蔡宗濂将军陪中方顾问李敏然会见杜长官》这样的标题。
蔡宗濂没有名气,这位李敏然却是大大的有名。当时东北的共方谈判代表,是日后鼎鼎大名的饶漱石、伍修权、王首道等人,他们个个对李敏然毕恭毕敬。蔡宗濂等人对这个李敏然到底是谁很是好奇,最后,终于弄清了。原来,这位李代表,就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李立三。
能和李立三的名字列在一条新闻里,蔡宗濂少将也算出了一次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