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看到《坦克装甲车辆·新军事》上连载的远征军征战纪实一文后，又找到笔者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一书中关于孙立人将军的文章，而后给笔者来信的。

张女士在信中写道：“在孙将军麾下，远征军的战士为了抗击敌寇，血战异域。艰苦难言而胸怀故国之状，一笔‘军心似箭’道尽其中辛酸。六十载之后，国家还记得他们，实在让人感激莫名。”

惭愧，一部纪实文章，如何敢称“国家还记得”。

随信附来的，是一张光碟，标题是《常胜将军的悲剧故事——孙立人三部曲》。

打开片头，一段起于哀婉而渐渐雄壮的乐声，仿佛中伤之虎不失威严；一行“异域孤忠”的红色片头，仿佛归国之战中远征军弟兄们心底的声音。一幅幅老照片，令人难抑激情。

孙立人临终的话，“我对得起国家”。在那个家天下的时代，忠于国而非忠于一家私利的孙立人，一个清清白白的“忠”字，已经写尽了这位抗日名将的悲剧。

在一个国家政治昌明、国势强盛的时候，爱自己的国家是一种美德；在一个国家残破凋敝、政治昏暗，甚至随时可能让你“功到雄奇即罪名”的时候，依然用自己的心去爱这个国家，那就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一种牺牲。

和张女士通了一个电话，获知了更多的情况。张女士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原是中学教师的父亲已经投笔从戎，其间偶有家书，对战争之后阖家团圆、晴耕雨读的日子充满憧憬。但是，张女士却从未见到自己的父亲归来。张少云先生是安徽淮阴人，从军于新编第38师，1942年追随孙立人将军入缅作战，1944年参加反攻缅甸之役，1944年7月在密支那之战中阵亡。张女士在成年以后才开始了解当时远征军作战和她父亲牺牲的经过，可惜由于年代久远，除了在记录远征军阵亡将士的《流芳录》中可以见到她父亲的名字，其他的情况已不为人知。

孙立人将军在前往台湾担任编练司令时，曾将若干阵亡部下的遗孤带到台湾，意图让他们能够进入“抗日遗族学校”，完成教育。将军因兵变案，被监禁数十年，不再是让日军望而生畏的远征军新编第一军军长，而只是四个孩子沉默的父亲。再出门，一代儒将已是耄耋老人。而遗孤们靠自己，胼手砥足，也走出了今日的一片天。张女士的家族如今已经经营起一家大电子元件公司，她的儿子刚刚在福州投资兴办了第三家与大陆的合资企业。

孙将军从监禁中被释放后，第一件事就是让老部下潘德辉寻访阵亡在仁安羌战役中的张琦营长家人，将其所获勋章转交。

恍然间，忽然想起了郝梦龄将军给家人的信：“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既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

2005年秋，中国驻缅甸大使馆领事来到缅北密支那的云南同乡会馆，向李锡全等四名流落异域的中国远征军老兵颁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章上刻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几年后，李锡全回到湖南常德故乡。他说，我贴身只带两样东西，这枚纪念章，和一本翻烂了的中国地图。“我想家的时候，就会拿出这本地图来看。”李锡全说。

这位国民党老兵所获得的纪念章附文写道：“本纪念章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题写章名，颁发给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

忠于国家的人，国家没有忘记。

曾有人疑惑过——纪念远征军，是不是有一种给国民党翻案的危险？

应该并非如此吧！我们纪念远征军中与日军血战到底的中国男儿，只因为他们在那个时代曾以生命和鲜血捍卫自己心中的国家，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国民党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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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落异域的远征军老兵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抗战纪念章

我想，这是一个超越党派和时代的纪念。

这一刻，才忽然感受到，笔下那每一个地图上枯燥的战役，背后有着一个民族在灭亡边缘怎样的怒吼挣扎！那些伤亡数字背后，是怎样一张张鲜活的面孔——和我们一样黑头发黄皮肤的面孔！

瓦鲁班之战打断了日军在胡康河谷布防的脊梁骨。根据日本防卫厅整理的史料，日军对这段时间的作战记载是这样的：

3月5日，进攻师团正面的敌人侵入了孟关镇。（笔者注：这应该是廖耀湘所部新22师部队的攻击，在孙立人和梅里尔努力拦截撤退的第18师团时，绰号“中国虎”的廖耀湘乘机率领所部在第18师团背后紧紧追击，连续击败第18师团的后卫部队，顺利攻占孟关。梅里尔回忆，日军狼狈撤退时曾在孟关放火，但因为本没有撤退的准备，破坏很不彻底，连孟关城内宝贵的大批粮食都落入中国军队手中。）

从孟关到瓦鲁班的距离不过12公里，果真能够在这样短的距离内重新建立起师团的防卫态势，而不会遭到背后敌人追兵的攻击吗？……师团的转移行动进行得十分谨慎，到正式开始转移行动之前，还有充裕的时间，师团下达了以下命令：

一、相田部队：即师团步兵指挥官相田俊二少将指挥的步兵第55联队（欠第二大队）及临时编制的菊大队，不走大道（即孟关至瓦鲁班的简易公路，连接日军前后方的主要干线），直接走凌库卡村小道，渡过南皮尤河，之后做好对瓦鲁班攻击的准备，必要的时候掩护师团主力转移。（笔者注：看来日军主将田中新一也推测到了美军将在南皮尤河口严密布防，试图迂回到渡口后方直接攻击瓦鲁班。）

二、其他的师团主力则沿着简易公路转移，然后夺取南皮尤河渡口点，对瓦鲁班的敌人发起攻击。

各部队按照以上命令，在不被敌人发现的情况下，悄悄地开始进行转移准备。3月3日的晚上，各部队依次秘密地开始转移。出乎预料的是，在相田部队要走的那条路上，已经有数辆敌人的坦克在活动。（笔者注：这应该是远征军战车第一营的一部。此前，这支战车部队奉命配合新22师向胡康河谷重镇孟关进攻，战车一营与新22师第66团第一营组合，从3月3日到8日进行了一系列战斗。这也是中国驻印军装甲部队第一次实战，中国官兵们虽然技术还不成熟，却表现了巨大的战斗勇气，不少官兵伤亡，他们的英勇气概，使得事前以“娃娃”评价他们的美军官兵刮目相看。进攻瓦鲁班时战车第一营兵分两路，副营长赵志华带领第一、二连迂回瓦拉邦北面，插向敌人背后切断公路，很可能就是此时日军看到的坦克部队。）相田少将认为，要想突破这些敌人向南前进，确实太困难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相田部队也只好与师团主力一起，沿着本道转移。这样一来，师团的全部主力就都沿着孟关至瓦鲁班这条路，排成一条纵队向前推进。

万一在没有夺取南皮尤河渡口点之前，天就亮了的话，那么，聚集在渡口点的整个师团主力就将成为敌人飞机最好的食饵，果真那样的话，师团必将陷入到一种无法收拾的尴尬困境之中。

面对这样的情况，师团长也感到愕然。而且此时也容不得有片刻的犹豫，师团长立即命令并亲自督促前卫部队司令官，步兵56联队联队长长久竹郎大佐加速向南皮尤河前进，争取快速夺取南皮尤河渡口。于是，作为前卫先头部队的步兵56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吉田武司大尉）快速赶到了南皮尤河渡口，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勇猛地突破了渡口点，并于4日拂晓，顺利地进入了瓦鲁班。前卫部队主力也紧接其后，通过由工兵架设的浮桥，来到南岸，追上了先头部队。

接到以上快报的田中师团长，又觉得有了一线希望，命令师团主力快速赶到渡口渡过南皮尤河。4日白天，他努力将师团主力集结在一起，傍晚即令长久联队主力向瓦鲁班附近的敌人发起了进攻。（笔者注：由此可见，5日整天和美军作战，并于夜间在瓦鲁班郊外与中国远征军交战的日军部队，正是这个长久联队，也就是日军步兵第56联队。）

后续的相田部队则被派去占领南皮尤河渡口点以北的地区，对师团主力的后背进行掩护，并负责对从孟关方面过来的敌人进行阻击。

师团长也在南皮尤河南岸设置了司令部，在那里进行作战指挥。第二天（3月5日）早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坦克在飞机的掩护下，对师团发起了攻击。很快，这些坦克就插到了师团司令部与长久联队的中间。

师团长抓住敌人行动中仅有的一点空隙，带领部队勇敢迅猛地冲破敌阵地，艰难地到达了瓦鲁班。但是，紧追在师团身后的敌坦克群，不久也出现在了瓦鲁班，并与长久联队的一部分及独立速射炮大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实际上，由于中美联合部队始终控制着瓦鲁班，田中新一并没有机会把自己的司令部放在瓦鲁班。尽管按照他的计划，孟关失守后，瓦鲁班应该是下一个坚守的据点。日军的这个新司令部，根据中方调查，应该是设在瓦鲁班附近的大班村。

这个紧追在敌军师团部后面的坦克群，就是赵振宇营长指挥的远征军战车第一营所部。他们是新22师追击部队的刀锋。

赵振宇营长所部追击并不轻松。由于其第一、第二两连已经被副营长赵志华带走执行迂回任务，他身边只有该营营部、第三连和工兵部队。

在前面孟关的战斗中，战车第一营已经表现出了相当强悍的战斗力。但是，也暴露出了一定的弱点。

中国远征军战车部队最大的问题还是对装备和战术不够熟悉。算起来，这支战车部队，已经可以算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装甲部队的第三代主战部队。但是，中国装甲部队的第一、第二两代主战部队在此前的战斗中损失很大，能够保留下来的人才不多。抗日战争中，中国第一代装甲部队的主体是杜聿明指挥的装甲兵团，主要装备德国马克-I型轻型坦克、英国维克斯六吨半战车等，在淞沪抗战中因为没有步坦协同的演练而损失惨重，特别是南京战役中所有德国战车均损失殆尽，使这支部队濒于解体；中国第二代装甲部队的主体则是苏联援华物资中的一批T-26型坦克，主要装备第5军。这支部队在昆仑关经历了实战的考验，但是在入缅作战中遭到英军刁难，不提供及时的运输，T-26战车未能出现在前线就被迫作为路障丢在了滇缅路上，人员也由于部分进入野人山而损失惨重。所以，出现在缅北战场的战车第一营等部队，完全是由新军组成，训练时间短而且没有实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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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北战斗中的中国坦克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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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驾驶技术的中国远征军战车兵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装甲部队人员的勤奋好学使他们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战场，而美军的顾问人员也起到了较好的帮带作用。不过，美军人员对中国装甲兵的一个传统深感不能理解，那就是中国官兵过惯了穷日子，轻易不愿放弃损伤的重装备。实际上，抗战初期中国装甲部队还有弃车丢命的规矩，驻印远征军虽然阔气多了，但一直以来的习惯还是在起作用（志愿军时代的中国官兵也有类似情况，在战斗中往往尽量不破坏对方装备、补给，心存缴获后自用之念，以至于有时候反帮到对方）。在装甲部队第一天的战斗中，就牺牲了两个排长，究其根源，就是因为不舍得放弃起火的战车。

不过，这种情况也常常让美军顾问为之感动。补给连司机毛成有，在首日战斗中胸部被弹片炸出一个洞，弥留之际，却向照看他的战友询问道：我的车怎么样？前面需要弹药啊。

首日战斗中，受到损失的中国战车，主要是遭到了日军47毫米反战车炮的攻击。而日军长久部队的所谓速射炮中队，正是装备了这种反战车炮，专门对抗装甲部队的一支炮兵。当赵振宇营长率部攻击到大班村日军第18师团师团部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敌军的指挥中心。但是中国装甲部队的攻击却吓坏了担任警卫的日军，他们不但将速射炮中队拉了出来与赵振宇营长决一死战，而且把师团部仅有的几部战车也开了出来，力求将中国战车部队挡在师团指挥所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