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装甲部队的参战,给日军不小的震动。
当年英军防卫马来半岛的时候,认为在热带雨林中坦克根本不能使用。于是将自己的装甲部队全部撤出了这一地区。结果日军的坦克比英国的还糟糕,却依然能够在半岛上使用,并且给英军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在缅北,日军犯了和英军同样的错误。
由于认为在这片崎岖潮湿的土地上不适于使用战车,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都没有保留中队以上规模的战车部队。原来准备改为战车部队的第18师团骑兵第22大队被解散撤编。这个决定使缅北日军的装甲部队根本无法与中国远征军抗衡。
在第18师团方面,除了师团直属和侦察部队的少量战车外,曾经预备编制一个搜索联队,其中包括一个战车中队,两个机械化步兵中队和一个机械化辎重中队。所谓搜索联队,实际就是后来的所谓摩托化步兵部队,以机动性见长。事实上,许多日军其他师团都有搜索联队的编制。例如,后来在八莫被远征军歼灭的就是日军第2师团搜索联队(原好三大佐指挥)。但是,由于牟田口中将忙于组织英帕尔会战,大量车辆和兵力都被调到他那一方面,第18师团的搜索联队迟迟不能编成。
不过,一部分战车还是就位了。这支不多的装甲部队在中国装甲兵奔袭第18师团总部时,曾为掩护田中师团长的逃走起到重要作用。
云南方面的第56师团情况与第18师团相似。情急之中,日军把中国第一次远征军丢弃的若干苏制T-26坦克修理后使用,却给中国军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伤亡。
除了数量,在质量方面,日军装甲部队也无法和中国军队相比。考虑到道路情况,在缅北日军使用的战车,主要是九五式和九七式轻战车,其中最多的是九七式。
九五式战车重量7.7吨,装甲6~12毫米,装备37毫米炮一门,机枪两挺。由于中国军队普遍装备的捷克式轻机枪穿甲能力为7毫米,这意味着如果打中薄弱部位,用轻机枪就可以打穿这种坦克。与之相比,九七式轻战车更为寒酸,仅有4.25吨,装备37毫米炮一门。
结果,这些战车在与中国装甲部队的战斗中,多半不是一触即溃,就是干脆被作为堡垒使用。
在孟关的战斗中,中国战车队初次参战,日军一天就阵亡两个大队长。这对第18师团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那么,第55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冈田公中佐,是不是日军到此为止在胡康河谷之战中阵亡的最高级别军官呢?
在中方对于胡康河谷战斗的资料中,对击毙日军军官的军阶有着混乱的记载,被击毙的军官在日军的作战序列中常常查无此人。在一些资料中甚至出现了打死某“副联队长”的报道,实际上日军根本不存在这种职务。联系到和红军作战时期朱德和贺龙都有若干次被“击毙”的经历,不得不感叹尽管新一军的训练是美式的,但国民党军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
在日方记载中,到孟关一战为止,日军阵亡官兵中职务最高的,是第55联队联队长藤井小五郎。
藤井小五郎,1894年生,兵库县须摩浦人,日本陆军大佐。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8期。考虑到这个时候大多数他的同学还是大队长级别,此人可算升官甚快。中国方面的资料,认为此人在于邦之战中被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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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康河谷中日军的合影
关于藤井的战死经过,中日双方的记载并不一致。中方对藤井之死的描述极简单,说他战死于胡康河谷。然而,按照日方的说法,藤井并不是死在中国军队的大反攻中。在大反攻开始前夕,刚刚升任联队长三个月的藤井一意孤行,深入前沿“视察”,不知隐蔽,结果被恰好前来探路的中国侦察兵狙击身亡,可说死得十分窝囊。
事实究竟如何,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从藤井的后任山崎四郎大佐就任第55联队长的时间看,似乎日方的记载更为可靠。这简直像世界杯决赛刚刚开场不到一分钟,一方就进球一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可惜的是,那名中国侦察兵没有机会因为击毙一个日军联队长向上请赏了。
如果日方的记载真实,这位藤井大佐应该说死于骄横。
刚刚和中国远征军交手的时候,哪个日军不骄横呢?在孟关之战已经过去65年之后,井上咸等日军第18师团的幸存官兵,谈起遭到中国军队战车部队的攻击仍然余悸未消。他们的看法是,在当时中国军队战斗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田中新一师团长仍然固执地采取攻击姿态,是导致整个战局失利的重要原因。
其实,作为日本陆军一名优秀的参谋型将领,田中新一在胡康河谷的防卫战中,始终认为中国军队不过是纸老虎,一直试图以进攻代替防守。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日本陆军中将是怎样在胡康河谷组织防御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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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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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咸绘制的地图
根据日本防卫厅1968年整理的日军在缅战史,胡康河谷之战,当临滨日军(第56联队第二大队第6中队)1943年10月底首先和中国军队发生战斗时,田中新一师团长正在密支那召集会议,讨论迎战中国远征军反攻的作战方略。
当时,日军第18师团的形势,正是各个部队均处于分散状况下而显得最被动的时期。作为师团步兵主力的五个大队(步兵第114联队的第一、二大队,步兵第55联队的第一、二大队,步兵第56联队的第一大队)都位于密支那及密支那以东地区,而且其中大部分刚刚在滇西和向怒江以西渗透的中国71军发生了激烈战斗,正在向密支那返回的途中。另外,还有一个步兵大队被部署在通往云南的要隘腊戍一带(步兵第114联队的第三大队)。实际能够使用的兵力只有步兵第56联队的主力(第二、第三大队),和步兵第55联队第三大队。
这些兵力,相对孙立人和廖耀湘的两个师,就算中国远征军没有经过美械化训练,双方的力量也不能说相等。尽管如此,田中依然制定了“趁敌军主力从印缅国境侵入之机,将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他认为,虽然中国军新38师已经攻入大龙河畔,但中国远征军主力仍在新平洋以北的山区地带。所以,田中师团长决定,将师团主力部署在临滨至新平洋一带的狭路口附近,并采取积极的攻击,力图在那里阻断史迪威的反攻。
为此,田中新一仍然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将分散于各地的部队向胡康谷地集结,率领这些部队沿胡康谷地西进,迎击中国远征军的部队。他的计划是派遣长久竹郎大佐指挥步兵第56联队主力以及山炮兵第二大队为右翼,冈田中佐的第55联队第三大队为左翼发动进攻,师团战斗司令部于11月上旬从密支那出发,开始向胡康谷地前进。
胡康—孟拱河谷的日方入口孟拱,到两军正在激烈交战的新平洋等地,距离120多公里。这对于没有什么机动能力的日军步兵来说,意味着必须在雨季末期恶劣的道路上艰苦跋涉。由于原始森林中的道路泥泞难行,第18师团部队前进的速度特别缓慢。
在前线,遭到士气高昂、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远征军部队不断攻击,特别是中国军队迫击炮的猛烈射击,日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损失十分惨重。
然而,这是一个带有积极进攻精神的决定。田中的判断准确,到达新平洋的中国军队,实际只有陈鸣人的第114团一个团。这样,日军一度打得有声有色,将第114团压缩在胡康河谷谷口不能动弹。田中随即派出步兵第55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室积忠少佐),加强对第114团发起攻击,大有一举将第114团吃掉的架势。
为这种情形所激励,第18师团又将前线司令部进一步从原来孟拱河谷中的加迈向前推进到了孟关,师团二线部队各部主力,开始迅速向孟关附近集结。计划在新平洋方向发动一场猛攻,将远征军赶回印度。田中预定的进攻时间是12月15日。
应该说,田中这一部署,反映了刚刚和远征军交手时日军的嚣张。即便是在于邦战败之后,田中仍然在报告中声称,假如和中国军队一对三,自己有取胜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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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咸所绘撤退时所见迂回中战死美军在丛林中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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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咸所绘胡康河谷作战中日军的生活:上左:1943年12月,日军坑道中挂了晾干的河鱼(双人坑道)。上右:1943年11月日军地下工事,可生火,上覆帆布(双人用)。下:1944年新年,井上咸与岛日共同为新的一年所挖地下工事,上有新年装饰物“门松”,内有烟道,墙上装竹制壁板,用弹药箱制成桌子,上覆竹面,有可开合的入口。左下方为其感言:灌木林中的阵地,笼罩在大奈河蒙蒙的雾气之中。
然而,这一举动却遭到日军驻缅甸第15军军部的反对。
第18师团在发动攻势的准备中,每一次都将所做出的作战计划和部队部署情况,上报到第15军军部。而且,一直以来,军部对师团所采取的方略都是同意的。
然而,随着日军前线战况的不断恶化,特别是久攻拉加苏和“李家寨”都不能将其拿下,日军上层对第18师团的作战计划产生了怀疑。在于邦附近作战的长久联队(第56联队)搜集到了许多珍贵的情报和资料。通过这些情报和资料,日军渐渐对中国远征军的作战企图,以及部队编制装备情况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特别是,长久联队还缴获了中国远征军一个班长的日记,日记上详细记录了这个中国军人在印度受训以来的所有事情,日军从中对中国军队的士气、战斗意志、训练程度等诸多情况有所了解。
据此,日军意识到,在缅北的中国军队战斗力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于是,12月上旬,在位于缅甸的第15军军司令部,军参谋长久野村向第18师团参谋长大越兼二大佐传达了军部的如下命令:“命令第18师团中止现在的进攻,在孟关周围迎击入侵之敌,必须确保加迈一线的安全。师团如要对大奈河北岸在现有兵力的基础上继续增兵,必须经军部予以认可,方可行事。”
按照军部的这个命令,第18师团欲在中国远征军最难发挥兵力的胡康河谷谷口一带将其击破的作战方案夭折。田中新一后来回忆:“为此感到愕然,并对军部做出这样的决定,感到万分的遗憾。”他认为,在中国军队反攻前,第18师团就制订了这个作战计划,并于8月份对各部队主官进行了战前教育。当时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什么意见都没有提。在这战事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军部却突如其来地命令师团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军部的这种做法,是对这一作战计划的胜利失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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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
除了这一点,田中新一还有一点不满的,就是军部要求其后退到孟关一带与远征军交手。他认为,“如果在军部所提到的孟关周边地区与敌进行决战的话,有下列一些不利因素:第一,孟关,包括孟关的北方地区,是胡康谷地中地形最平坦、最宽广的地区。敌人一旦占领孟关以北平原,并在那里建立起据点,那就如同放虎归山一样,敌人占绝对优势的强大战斗力,就能得到非常自如充分的发挥。
第二,如按照师团的作战方针,选择新平洋的狭路口作为战场,那么对于打洛盆地的安全来说,几乎就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但如果退到孟关地区,师团现在只有五个大队的基本力量,如将这些兵力分散使用在孟关平原和打洛盆地两地,就会陷入战斗力分散的被动局面中,不可能确保完成任务。
第三,孟关地区与新平洋地区地形不同,周围都是水田。要想有效地阻止占绝对优势的敌军飞机和战车,像孟关这样既平坦,又开阔的地形,对师团来说,显然是极其不利的。”
他分析牟田口中将不支持对新平洋反攻的原因是这样的:“牟田口司令官曾经是第18师团的师团长,他对第18师团有着很深的感情,特别是在他担任了军司令官以后,对师团的挚爱之情就更加浓烈了。当他看到大龙河畔和打洛平原的战斗如此艰难险恶,尤其是看到长桥部队在打洛平原受到的损伤如此惨重时,感到特别痛心,但又没有什么办法。每每谈话时,只要涉及这些话题,他的眼泪就会禁不住地流下来。为此,他内心真实的思虑是:第18师团是否可以远离这些艰苦的战斗?第18师团是否必须立即向新平洋突进?再离远一点,进行一些轻松的战斗不是更好吗?所以,才下达了中止第18师团按既定方针行动的命令。”
看起来好像田中新一的看法颇有见地,远征军的战车部队,的确是在孟关才开始发挥重大作用的。在其计划发动攻势的12月中旬,远征军主力尚未赶到前线,胡康河谷谷口的部队正处于最为虚弱的时刻。战机稍纵即逝。由于第18师团的第二线主力留在孟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远征军兵力也随之不断地增加。12月28日,室积大队反而被中国军队包围,前线日军陷入到了艰苦的围困战之中。此后的作战结果,不但日军谷口前线全面溃败,打洛等据点丢失,连孟关也没能守住。
牟田口廉也在战后的回忆录里,对当时为什么要阻止第18师团在新平洋的进攻,令其准备孟关会战,也做了说明:“田中师团长为了将敌各个击破,决心用师团的主力在新平洋进行攻击,并把进攻的时间预定在12月15日的电报我看过了。看了这个电报后,我对敌我双方的主力一旦在新平洋发生冲突的情况感到十分担心。我身边的参谋对在那种情况下部队的补给问题进行过研究,结论是:如果把战场设在大奈河畔,就必须再增加数个中队的汽车部队……第18师团企图在新平洋附近各个击破敌人,仅后方的物资装备就无法同敌军相比。敌人可以利用飞机迅速得到补充,特别是面对敌人的空中势力确实已占了绝对优势的现实,田中师团长的计划是很难实现的。
通过对军队物资补给能力的计算,军部制定了以孟关作为战场的作战方针,并一致达成这是最合理的选择的结论。”
看到这里,如果了解战史的朋友多半会有些惊讶。这是因为,牟田口廉也,在日军中被称作“猪突猛将”,所受最大指责就是不重视后勤。他在组织进攻英帕尔的作战中,甚至预先把攻克英军阵地后的缴获也算进了后勤物资之中,导致第15军高级参谋片冈衷大佐拍案而起,认为这样的计划干脆就是“无谋”。实战中,日军的确直接败在补给中断上,最后大批官兵病饿而死,其惨景恰似中国第一次远征军翻越野人山的翻版。
就是这样一个不重视后勤的将领,居然也要指责第18师团作战计划中补给方面的漏洞,可见这个漏洞有多大。实际上,围攻拉加苏时,日军士兵已经到了冲进中国军队厕所中捡拾米粒充饥的地步,假如第18师团继续向前线增兵,单单粮食一项,就可以把日军的进攻活活扼杀。
难道田中新一也在打孙立人手中物资的主意?按照日军一贯轻视后勤的作战思维,多半还是根本就不重视吧。
田中新一的作战构想虽然颇有见地,但只能说是纸上谈兵,参谋出身的主官,大多有这个毛病。
于邦—腰班卡的战斗让日军士气大减。但是,在孟关之战打响后,田中新一依然试图向中国军队背后迂回,以进攻代替防守,结果,直接导致了冈田和宇生两名大队长的阵亡。这可能一方面是日军长期形成的骄气仍有余焰,另一方面,大约也是田中新一认为孟关的地形确实不适合死守。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上司要求在不适合死守的地方死守时,日军军官通常会选择自杀时的行为“玉碎”,但田中新一显然是个另类,所以他一面部署部下死守,一面却对万一死守不住做了些准备,这种准备,事后证明可算这位师团长在孟关之战中最正确的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