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拉加苏之一(1 / 2)

长桥和深泻两支日军共同发起的夜袭,可以说给双方都带来了很大的震惊。

对日军来说,尽管荒木和原两中尉的死,让他们认识到中国远征军的战斗力与以往交手的中国军队很不相同,但日军指挥官长桥的脑子里,仍然还带有些类似“足球是圆的”这样的侥幸心理。

从两个方向同时发起突击的日军从两百米距离开始大步慢跑,冲向中国军队阵地,尽管确实打了中国军队一个冷不防,却依然在面对面的距离迎上了雨点一样的冲锋枪子弹和手榴弹弹片,伤亡惨重。措手不及的中国军队工事修得有板有眼,在顶住了最初的混乱之后,用远为出色的自动武器给日军造成大量杀伤。长桥的部下是作为特遣工作队执行任务的,所以人数虽然不多,级别却都比较高,这样的编成给中国军队送去了意料之外的丰硕战果——白天的战斗中,消灭了两百名日军,最高级别的只是中尉;在日军送上门来的夜袭中,却击毙了两个大尉(山下、井泽)和一个中尉(早川),那嘎特遣队的番号都在这一仗给打没了。

这次战斗,本来是日军主动发起,这意味着他们随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撤出战斗,但却一直狂攻不止,打到把番号都干掉的程度,可以理解日本人这一仗较了多大的别扭劲儿。

幸好,白天和搜索营交过手的第11中队中队长深泻尽管人微言轻,不能指挥整个战斗,但总算有些心理准备,见到形势不妙,率部发起一次近乎疯狂的冲锋,总算把长桥中佐救了下来,但深泻自己也负了重伤。

日军的记录中这样形容这次战斗:“那嘎特遣工作队和波索中校指挥的缅甸义勇军一旅,共同向大奈河西岸拉加苏的敌军发动反攻,夜袭取得了巨大战果。但是,也付出了深泻大尉负伤,早川中尉、井泽大尉、山下大尉阵亡的惨重代价。”

拉加苏夜袭的结果,证明足球虽然是圆的,但越南队和巴西队交手,那球儿还是不会往巴西队的球网里跑。

尽管如此,中国军队方面也对此战耿耿于怀。这一仗与日军交手的是新38师第112团先遣营第一营,中方称该部“沿塔奈河谷西岸向新平洋迂回,行至拉加苏高地附近遭到日军伏击,损失一个连。”此战中国军队阵亡了一个连长,人员损失不在日军之下。令人恼火的是,阵亡的中国军队大多数竟然不是死在日军手下,而是被波索中校率领的缅甸伪军在夜袭中砍杀。历史学家黄仁宇当时是远征军的一名军官,他在给国内采写的稿件中提到过此战,称战斗中还有一名美军军官被日军俘虏。当时远征军在暂时撤离阵地时要带他一起走,他不肯出隐蔽部,结果被日军俘获。

日军没有记录在这一战中活捉过美军,只提到“在夺取的敌军阵地中,发现了身着夹克的白人军官尸体,看来是美军的顾问人员。”

说来令人哭笑不得。驻扎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部队,是史迪威按照美军标准进行训练的,技战术修养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可说首屈一指,但是也不由自主沾染了美军当时的致命缺陷——回避肉搏战和白刃战。

波索中校的缅甸伪军人人一口缅刀,在深夜摸进中国军队阵地进行的突袭中,造成了比“武士道”的日军更大的损失。

此战以后,时任新38师师长的孙立人,下令吃了窝囊亏的远征军士兵人人背一口大刀,严格训练白刃战技术,这一口大刀可以砍人,也可以开路,竟然成了印缅战场中国军队的一种标志。这以后,像拉加苏夜袭这样的便宜,日军再没占着。

天亮了,日军到底火力上吃亏太多,被迫后撤。此时,日军第55、第56两联队已经乘坐汽车赶到战场。井上咸大尉隶属的这批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前线以后,战局开始发生逆转,在日军第55、第56联队主力的猛烈反击下,中国军队开始陷入守势。

主动发起反攻,而且进展顺利的中国军队为何会进入守势呢?原因竟然是兵力不足,中国军队在前线的部队只有一个陈鸣人的第112团,其他中国和美国在印部队都在休整训练,根本没有出动。

以一个团发动这样一场反攻,是不是有点儿近乎儿戏?

中国远征军从印度发起的归国之战,起因竟然有些偶然。1943年10月,史迪威去重庆开会,代理指挥的美军参谋长柏特诺认定,日军在胡康河谷谷口只有少数指导官和缅甸伪军,因此命令以第112团分散攻击临滨、拉加苏等日军据点,因为觉得敌人不多,柏特诺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派出援军。然而,新38师师长孙立人审问俘虏时,发现日军至少两个大队的番号,认为情况不对,与柏大吵,要求立即派出援军。双方争论到史迪威不得不提前飞回,询问孙立人为何不尊重参谋长,孙道:“日军可不是你们美国人,不会因为没有公路就无法使用炮兵!”

史迪威等美国军人都很恼火,双方争执不下,而此时前线中国军队的主力已经转攻为守,被包围在拉加苏和“李家寨”两个要点。陈鸣人奋勇死战,日军几次猛攻都无法将第112团打垮,也无法越过这两个点夺回新平洋。无奈敌众我寡,第112团这样打下去难免全军覆没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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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的一名普通士兵,中国的绑腿,英国的钢盔,美国的冲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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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渡河前进。在史迪威的努力下,论武器装备,远征军的水平,当时堪称世界先进。

好在史迪威不是个糊涂人。他自己到拉加苏看过,不得不承认孙立人说的有道理,于是命令孙率新38师主力驰援,一仗打下来才明白——当面的日军竟然不是两个大队,而是第55、第56两个完整的步兵联队!一个第112团竟然和日军两个联队打得平分秋色,这回,感到吃惊的不仅是美国人,连孙立人自己都有点儿不敢相信了。

中国军人得到良好后勤后的强大战斗力就此得到承认。

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写到这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的反击已经如火如荼,也许,我们应该站到战场更高的地方,看一看这支从印度向故国冲杀而回的军队,到底是怎样一支部队。

一支优秀的部队,往往都有一个它的灵魂。

孙立人,就堪称从印度出师的这支中国蓝鹰部队的灵魂。

孙立人,抗日名将。字抚民,号仲能。安徽省庐江县金牛镇人。清华大学、美国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感于国家内忧外患,投笔从戎,曾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抗战爆发后屡立战功。1941年担任新38师师长,随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在远征军兵败时率部进入印度。他指挥的新一军为远征军驻印部队(X部队)主力。1943年10月开始反攻缅北,经过两年苦战,1945年率部打回国内。抗战胜利后孙一度参加内战,后在台湾练兵,因“孙立人兵变”事件被软禁,大批部下遭到清洗和迫害。1988年孙立人恢复自由。2001年,“孙立人兵变”案被证明毫无依据,得到昭雪,其时孙立人已经去世十年之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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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的孙立人将军早年头像

说起孙立人,在国民党军中堪称一名独特的将领。怎样独特呢?这样说吧,还有哪个国民党将军和梁实秋是大学同学呢?而孙立人的确和梁实秋都是清华大学1923届毕业生,五四运动的时候,同在清华预科(Tsing Hua College)读书的两个人还并肩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参加过五四运动呢!

甚至,说孙立人是“国民党将领”,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些偏差。孙立人加入国民党是到台湾做陆军训练总监的1947年,此后他再未指挥过作战,直到1955年因为“孙立人兵变案”又被开除出国民党。在孙立人最辉煌的军事生涯中,他竟然始终不是国民党员。

说起远征军从印度的反攻,曾经参加过这场战争的老兵,几乎都要提到孙立人这个名字。老部下曾为孙立人写书,名叫《小兵之父》。正是这位“小兵之父”,带着弟兄们一步一步打开了返回故乡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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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孙立人将军在缅北战场。身穿毛背心,钢盔扣在下巴上,是孙立人独特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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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人将军与中印公路的策划者皮克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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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一辆德国突击炮战车上的孙立人将军

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这位远征军的灵魂,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将军吧。不了解孙立人和他的部下,远征军的战斗,就没法下笔。

孙立人在国民党军事体系中,一直以刚而犯上著称。意料不到的是,从部下对孙立人的描述中,我们竟然能感到一缕柔情。

孙立人在缅北反攻中,极重部下生命,每战不急于求进度,总以猛烈炮火开路,被史迪威责怪进展不够快他也不改初衷。孙军中没有死刑,最高刑罚是“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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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孙立人将军率远征军凯旋归国,1946年参加世界军事参谋首长会议时在美国留影。

孙立人其人,中西学贯通,尤其一口英语极为流利,是史迪威最为器重的中国军官,认为他与一些满脑子封建思想,没见过外面世界的国民党将领不同。但有趣的是,这位精通英语的中国将军,与史迪威相处,大多时候却是在吵架。这一点是美军参战军人回忆的。有一次,“梅支队”指挥官梅里尔准将曾迷惑地问孙立人,说你和乔(史迪威的绰号)哪里有那么多的架要吵?

孙立人回答:“如果我不和他讲,他永远不会明白中国人怎样想。”史迪威虽然坏脾气,但他是一个优秀的将军而且为人正派,他反而钦佩孙的率直。所以,他和孙立人吵得厉害,吵过之后只会配合得更好。这是斯利姆将军在<i>From Defeat to Victory</i>(直译为《从失败到胜利》)里面提到的。

有人认为孙立人熟悉美国,想当然地认为他唯美是从,这种说法固然不对;也有人夸大孙与史迪威的争吵,认为越吵越体现民族气节,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在缅北反攻中,中美双方是盟友关系而不是敌我关系,孙、史的争执,都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

孙立人为人机敏而荣誉感极强。一次在印度,美国记者采访他,可能为了打一打这个年轻将军的傲气,故意说:“加尔各答出了好几次汽车被盗案件,都是中国人干的,孙将军知道吗?”

熟悉美国的孙立人应声答道:“美国各城市丢汽车的案件都很多,是否也是中国人干的?”

到台湾后,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当时国民党军中,陆军待遇不如空军海军,孙极为不满,追着蒋介石要求改善,蒋袒护海军空军。孙一向看不起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夫人公馆派)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外号“睡虎”),情急之下喊道:“总座,我们可以比啊!国文也行,英文也行,数理化也行,操练也行,作战也行,来比好了!”

哭笑不得的蒋介石道:“孙立人不懂政治。”

孙立人在部队中选拔干部总是先看学历,一如今日大公司招聘,这在国民党军中绝无仅有,被视为十分的书生气。奇怪的是,“书生气”的孙立人,选拔干部却非常有眼光,经他手提拔的人员后来几乎都是“上马杀贼,下马露布”的优秀将领。在台湾,曾有一名孙的部下也算很有才能,但孙每次给他评分都是B-(孙立人给部下独特的评分方法,其中唯一得到过A+的,是现任台北市长郝龙斌的父亲郝柏村),结果此人一直不得升迁。人事部门对他深表同情,有人悄悄给他的评分上加了一竖,变成B+,才让他得以升官。却不料此人后来忘恩负义,抛弃发妻,被同僚称为“丧心病狂”,始知孙识人之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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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1951年的孙立人,我第一次见到,你说他是不是很男人呢,白发也丝毫不减眉宇间的英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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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军军徽“鹰”

孙确实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好,他喜欢运动(在清华曾因运动受伤休学一年),在大学期间打篮球很出色,于是选拔入校队,后来竟然作为国家队成员参加了1921年第三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一路过关斩将,决赛中击败日本获得冠军。报纸评论:“中国在篮球场上把东亚病夫扔进了太平洋”。孙因为在场上表现出色,动作迅捷,被冠以绰号“飞将军”。因为孙喜欢篮球,到台湾后,成了台湾篮球运动发展的一大助力。中国将军当国家队运动员的,一个是孙立人,一个是西北军名将孙连仲,后者曾为国家足球队队员。

孙立人修养好,交往的大多是冰心一流的文化好友,为军中同僚侧目(侧目?的确是侧目,觉得看不惯这个满口洋文的丘八呗)。他亦爱好文艺,支持军中唱歌提升士气。当时远征军中流行三支歌:孙立人父亲做的《新一军军歌》、《青年军从军歌》,还有一首十分特别,竟然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孙很喜欢它的旋律,直到后来发现解放军定其为军歌才停止让部下唱这首歌(注:《八路军军歌》原始歌词没有“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这样敏感的内容)。

但是孙立人情绪激动时也经常骂人,口头禅带“他妈的”三字,这是长期在一线作战养成的习惯。他的英文秘书黄文美曾责他这个习惯不好,孙说:“我们当兵的,‘他妈的’三个字就代表了一切喜怒哀乐。”

孙立人廉洁,一生没干过贪污军饷、喝兵血这种事情,亦不动用公费,薪饷常接济阵亡袍泽家属。因此担任陆军总司令后家中清贫如故,菜金都要限制,若来客人添菜,只有咸蛋、皮蛋或炒蛋,家人背后有“三蛋轰炸”之说。家中特别处唯经常举行舞会,也没有固定舞伴,是为了和美军社交。孙因兵变案被软禁后,没有薪水,妻弱子幼,无以为生,只好自己种玫瑰花托人来卖补贴家用,竟然卖得极好,台中人称为“将军玫瑰”。新38师老部下回忆,孙喜欢养吊兰,驻军广州时,军务之余常亲自浇水,凝视欣赏。

孙立人晚年说,最敬仰的两位长官,一个是宋子文,一个是郑洞国。

孙立人被无辜囚禁33年。恢复自由后,民进党多次找他联络,让他出来揭露蒋介石的残暴,都被孙拒绝。以将军而言,并非不在意自己的遭遇,而因为蒋是长官,不肯言长官之过。实际上,他对此耿耿于怀。孙去世时,最后一句话有三个版本。

医生记录的是——我对得起国家。

他的亲属记的是——还我清白。

他的部下记的是——我是冤枉的啊。

时人评价,孙立人被囚禁太久,与社会隔绝,别人早已不当回事的一些东西,他还如金科玉律般看得很重。

有什么样的指挥官,就有什么样的部下。孙立人在远征军中的骨干部下也很有特色,堪称“八国联军”。

因为孙提拔部下注重学历,而当时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多有留学经历,或在国外服务过。结果他部下的新一军中,喝过各种洋墨水的军官甚多,这就是所谓“八国联军”的由来。

让我们来看看,究竟是哪“八国联军”吧,了解了他们,也就对这支远征军有了一个比较感性而全面的认识。

第一,是美国。

中国驻印度远征军的总指挥是美国人史迪威,训练、联络、指挥、后勤都少不了美国人。所以孙立人部下,正宗的美国兵不在少数,比如两名联络官斯立尼上校和费利普上校。

但是从纯粹的远征军角度说,新一军中带有美国背景的军官,以孙立人(新一军军长)、齐学启(早期新38师副师长)和贾幼慧(后期新一军副军长)三人最为典型。

之所以将他们三人并列,是因为他们的经历十分相似。这三位将军都是出身于清华中学,随后入读清华大学,随后考取官费赴美留学,入美国普渡大学(梁实秋同行),而到了美国后又一同投笔从戎,改学军事,最后共同指挥远征军作战,这种友谊和经历,在当时堪称罕见。

三人学习军事的选择各有侧重。孙立人是到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指挥,齐学启去了诺维琪骑兵学院,贾幼慧去了丹佛炮兵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