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荒木是一个身先士卒的侦察员，却不是一个好的指挥官。他被击毙的直接后果是，一开战日军第18师团搜索队就失去了统一的指挥，面对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凶猛火力只能各自为战，无法作出统一的应变。中国军队的蛇形阵从三面包围了还没有展开战斗队形的日本兵。

猝不及防的日军伤亡惨重，他们的反击却显得软弱无力——日本兵的三八式步枪打出一发子弹的时间，中国兵的汤姆式冲锋枪足够打出十发。

让日本兵惊讶的是，面对软弱无力的反击，中国兵的勇气却好像差一点，他们并没有乘胜猛冲上来，而是一遭到反击立即后退。

不等日本兵庆幸，中国军队密集的迫击炮弹就落在了他们的头上。面对这些头戴英国钢盔，手持美国冲锋枪，却打着中国绑腿的对手，日本兵显然感觉会有些怪。然而他们很快发现，在如此近距离又没有工事掩护的情况下，中国人的迫击炮弹几乎弹弹咬肉，而中国兵的炮弹似乎是无限的，一打起来就是一个钟头。

等炮击结束，趴在地上的日本兵，已经没有几个能站起来了。此时，新38师112团的一个连也前来参战，200名日本兵的最后命运就此决定。

这实在是一个不平等的较量。这次战斗的后果是中国兵顺势冲向山下的新平洋镇，镇子里少数日军猝不及防，在深泻大尉带领下放弃兵营，匆忙向山林中逃避。

新平洋这个地方实际上颇有些特别，它又名欣贝延，位于缅甸实皆省（Sagaing）和克钦邦（Kachin）交界之处，居民主要是被称作“山头人”的缅甸少数民族克钦人。在此地驻扎的日军曾经挖出一块刻有中英两国文字的石碑，这块碑在中国远征军打到这里时还在，有老兵回忆碑文已模糊不清，但依稀可以看出立碑的中方代表是一名姓刘的御史。所谓新平洋之名，据说也是云南马帮所起，含义是“新发现的平原”。这一切都形象地说明了，此地在历史上身处中印缅三国交界之处的特色。1942年中国远征军从缅甸向印度败退，一度也曾经到过这里。如果把胡康河谷南北两条谷地加上其间错综复杂的小道，形容为一把扇子的扇面，新平洋则正是这柄扇子的扇柄。

新平洋易手，为中国远征军在归国之战的路上，打下了第一根钉。井上咸在随第55联队第三大队赶到前线的时候，曾和幸存下来的日军谈起过这次战斗，把战斗的失利归结于武器——“尽管双方的兵力和装备并不能说有着绝对的优劣之分，但在茂密的丛林里，中国兵使用可以连续射击的自动步枪和迫击炮，显然比掷弹筒加上又笨又长的三八枪威力更大。”

这句话有些道理。由于日军强调肉搏战，因而三八式步枪设计得异常修长，加上刺刀后在茂密的丛林中确实有些回旋不开。而各国老兵在二战后总结的经验叫做：“冲锋枪加手榴弹，打近战金不换”。不过把战败的原因仅仅归结于武器，显然还不太充分。

还有一个原因，这支日军碰上的，是一支归心似箭的复仇之旅。

新38师搜索连从官到兵，都是1942年初从云南入缅的老远征军，他们奉命从云南出师远征援缅，却在战败后被迫翻越野人山撤退到了印度。离开故乡，已经将近两年了。他们的家，就在山的那一边。

很少有外国人能够理解中国人对故乡的那种深切情怀。一声“打回老家去”，让无数关东男儿热血沸腾。东北军，就是因为这种深切的情怀，不惜一切地造成了“西安事变”。对于这些老兵而言，为了准备这次反攻，他们已经在兰姆伽训练营进行了整整一年的严格训练。

更让这些老兵分外眼红的是，1942年他们败退入印的时候，在身后紧紧追赶的，正是眼前这个第18师团。

根据老远征军们的回忆，那一次，弟兄们的仗打得并不差。

这一点，在日军的文献中也有清晰的记载。井上咸就曾经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了1942年4月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战斗。他当时是随同日军步兵第55联队于4月9日开抵缅甸战场的。按照井上所说，当时“代号‘森’的第15军在1月突破了泰缅边境攻入缅甸。第15军所属代号‘盾’的第55师团，代号‘弓’的第33师团强渡西棠河，在3月8日攻占仰光。但随即在同古附近遭到来自重庆的中国远征军的顽强抵抗。他们是匆匆自云南南下而来的。中日两军打成胶着，胜负难分。”（《死谷胡康的持久防御战》，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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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师团从新加坡开赴缅甸时上层指挥官的合影，第一排从左到右为第56步兵联队联队长藤村大佐，第55步兵联队联队长木庭大佐，第23旅团旅团长垞美少将，第18师团师团长牟田口廉也中将，第18师团参谋长武田大佐，第18炮兵联队联队长高须大佐，后排为工兵、骑兵、辎重各联队指挥官。

根据中方战史记录，由于远征军匆匆入缅，兵力未及集中，在同古与日军激战的，实际只有戴安澜部一师孤军。但戴安澜的第200师，是国民党军中后来号称“五大主力”的第5军最精锐的部队，所以，虽然面对日军两个师团，仍然打得毫无惧色。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大本营紧急调遣代号“菊”的第18师团和代号“龙”的第56师团，从新加坡赶往缅甸增援。

井上咸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战斗：

联队最初的战斗发生在叶达西（靠近缅甸斯瓦的小镇，也翻译作耶达谢——笔者注），当发现对手是中国军队时，官兵们纷纷叫了起来，‘中国兵？不，不要啊。’他们这样叫，是因为第55联队此前几个月一直在和英军、美军、澳军作战，双方的肤色、毛发相差很大，容易分辨。现在和中国军队交战，由于彼此形象过于相似，很多人担心在近距离的丛林战中，将因为无法分清敌我而造成误击。当时，对于中国兵的战斗力倒是不担心的，第18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以来，在大亚湾和华南等地多次和中国军队交过手，对手大多不堪一击。

但是这一次有些不同。我们大队在进攻叶达西以北中国军据守的白塔高地时，遭到敌军出乎意料的猛烈的集中迫击炮射击，炮战中一发炮弹正中行进中的大队部，击伤大队长津川少佐。整个大队陷入一片混乱。此后的战斗双方都陷入苦战，时值旱季盛暑，酷日如焚。我们见到中国兵携带着大量水壶从山顶冲向水源，双方为了争夺山麓的水源随即展开苦斗。战斗中很多人中暑倒下，我的同乡、会计长中山说，他当时不得不靠喝自己的尿支撑过来。

黄昏，中国兵撤退了。松了一口气的我站立起来，却忽然发现自己身边的芒果树上，挂着一条青黑色的大蜥蜴，近在咫尺。我的惊呼让很多人以为中国兵又打回来了。

在继续向曼德勒方向攻击前进的路上，井上发现道路两侧不时可见日军官兵的尸体，他推测是前一天晚上突进的第55师团遭到了中国军队的伏击。而他所在的第三大队在攻占一座铁路桥的时候，也受到一记拖刀计式的反击，井上的通信员上等兵前田在这次战斗中战死。

根据战史资料，中国军队在这一带的部队，属于新编第22师廖耀湘所部配有部分战车的三个团。在同古失守后，他们奉命迟滞日军攻击，掩护远征军主力集中。这位留学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湖南籍将军因此战一举成名，他指挥所部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虚虚实实，逐次抵抗优势敌人的攻击，打出了一场教科书式的“滚筒式后撤”。此战，新22师第66团从3月27日起曾与日军反复争夺叶达西，最终在4月8日凌晨向北撤向斯瓦。从井上描述的内容看，白塔阵地应该在叶达西与斯瓦之间。在那里据守并击伤了津川少佐的中国军队，应该是新22师第65团，团长熊笑三。

说起来这个熊笑三堪称名人，他是黄埔军校六期生，和国民党特工天才戴笠同届。此人半生戎马，始终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官至中将军长。在淮海战役中，他曾与陈毅、粟裕掰过手腕；他也是此战战败后，少数逃出重围的国民党军将领，后去了台湾。电视剧《亮剑》播出后，网上曾有人推测，熊笑三可能是剧中国民党将领楚云飞后半段生涯的原型。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熊笑三的父亲却是共产党人，而且，还是个大共产党。这位国民党中将军长的父亲，名叫熊瑾玎，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时期的财务负责人，人称“红色大管家”，抗战期间担任《新华日报》总经理，在党内长期被称为“熊老板”。“文革”时有人要打倒熊瑾玎，周恩来却抽空跑到他家喝酒，并为他写证明材料曰：“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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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在徐州会战中被日军击毁的一辆中国军队意制CV-33菲亚特战车

亲生父子，两个阵营，泾渭分明，这大概就是当时中国令人不可思议的现实。唯有抗战中，他们是站在同一阵营的——父亲在重庆用笔和算盘，儿子在缅甸用子弹和鲜血，为了同一个民族的生存而战斗。

这次战斗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中也可以找到描述。原远征军第65团第2营营长邓军林回忆：“4月9日上午，敌集中炮兵火力向第65团第2营第6连阵地连续发射数百发炮弹后，步兵继向第6连阵地攻击，被击退后，立刻又第二次冲到我阵地前，第6连发起出击反攻，打退了敌人，当场俘虏敌士兵三人。”

因为当时没有翻译，邓军林还清晰地记得，自己曾与其中一名俘虏用笔进行交谈以了解情况，这个大个子俘虏说，他是大学毕业后被迫征到部队当了上等兵，不愿意打仗，并表示抗议，说他是投降，不是被俘。

这样的日本兵，也算罕见吧。值得一提的是，在叶达西周围的战斗中，中国战车部队曾英勇参战，在战斗中有四辆战车中弹损毁。根据记录，这几辆战车曾配合新22师步兵与日军争夺叶达西南阳车站。

根据原64团参谋长施林先回忆，在叶达西战斗中配属新22师的战车曾突破日军左翼，起到重要作用。第二天，在推进了两个林空之后，遭到日军战车防御炮的伏击而损失数辆。

这四辆战车属于什么型号呢？据查，叶达西战斗中，第5军战车1团第6连连长魏成禄战死，损失的战车应该属于该连。战车第6连同时装备苏制T-26/B坦克和意制菲亚特CV-33战车。由于根据记载苏制T-26/B坦克没有在前线参战，故此，在叶达西损失的中国战车，似为意制菲亚特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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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画家描绘的中国军队CV-33战车

这种意大利制CV-33菲亚特战车是一种小型战车，乘员两人，重不过3吨，仅装备9毫米或者7.62毫米机枪。这种战车和日军称为“豆战车”的九四式轻型坦克属于一个级别，火力和装甲方面还要弱一点，面对日军的战车防御炮难以抗衡。CV-33战车在欧洲战场毫无建树，但在当时装备简陋的中国军队中，堪称一种新式武器。

仗打得不错，让下层官兵不理解的是，忽然一下就撤了。

怎么就撤了呢？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的原因，至今依然是一个罗生门。大体上，是中英美三国各怀心腹事，勾心斗角，“不遗余力”地互相拆台，最终酿成了一场灾难。

4月29日，日军攻占远征军与国内联系的后方基地——腊戍。

杜聿明不再服从名义上的上司史迪威，决心率军撤退，返回国内。但撤退途中，得到消息，日军已经攻占了回国的要隘——缅北中心密支那。

混乱中有人报告史迪威已经逃跑，杜聿明一面愤怒地派人去捉史迪威，一面下令孙立人的新38师断后掩护，除了日军攻占腊戍时向国内溃逃的部队外，全军向野人山撤退。

野人山，是远征军老兵的噩梦，是每个老远征军难以面对的伤心之地。

在新平洋全歼日军搜索队的这些老兵，都曾经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一个个在野人山中因为饥饿或恶性疟疾倒下。

未来的诗人穆旦当时在远征军中担任翻译。翻越野人山的过程，使他几乎精神崩溃，自此性格大变。在远征军中任团长的杨励初写过这样一段记述：

“一营第3连连长蒋志诚，四川永川县人，中央军校15期毕业生，我的外甥，是一个23岁的好青年。他吃了牛皮引起肠结，腹部绞痛得在地上翻滚挣扎，无医无药，一筹莫展……他惨痛的呻吟声逐渐微弱，最后面色惨白，泪水直流地向我说道：‘舅舅！我不行了，我不能照看你了，为什么你不令我死在沙场，而让我这样惨死在野人山上……’”

杨团长只能抱着外甥的头，眼看着他含恨死去，终于无法回答他临终的质询。

由于日军抢占密支那，第一次入缅的十万远征军，除了战场上损失的人员，大多被迫进入人迹罕至的野人山，试图觅路回国。有五万名中国官兵在这条路上病饿而死，大量随同中国军队撤退的华侨几乎无人生还。我想，他们中间很多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心中都和蒋志诚连长有着同样的问话。

其实攻占密支那的日军，只有一个大队，满打满算1045个日本兵，其中一部分还在向密支那前进的路上。

从野人山走出的远征军副总司令、第5军军长杜聿明，悔恨交加，痛不欲生。他第一后悔的，大概是把弟兄们带进了死路；第二后悔的，大概是最终也没能把大家带回国去，而不得不去了印度。假如再让杜聿明选择一次，我想他一定会带着那些化作白骨的袍泽们，向密支那杀出一条血路，和那1045名日军拼他个鱼死网破。

十个换一个，也值了。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20世纪80年代，杜聿明将军曾说：“英军在仁安羌的一师及装甲旅约七千余人就被敌人一个大队包围，实为战史中的最大笑话。”

那么，仅仅因为一个大队日军拦路，使五万名远征军官兵葬身野人山，这又该算是怎样的笑话呢？

“为什么你不令我死在沙场，而让我这样惨死在野人山上？……”

在探索远征军归国之战的历程中，我有了一个看法。当时的中国人，非常不愿意打仗，我们老家冀中的农人是这样，入缅作战的四川兵、广东兵也是如此。在国民党军中，当逃兵、开小差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

可是，冀中农家子弟到战争后期，可以骄横到冲着日军炮楼做操，而从印度发起归国之战的远征军，则是国民党军中唯一没有逃兵的部队。

我的看法，是大扫荡的苦难，把冀中的子弟逼成了凶悍的豹子，而野人山的惨痛磨难，则把远征军的老兵变成了恶狼。

是不是也可以说，越是老实人被欺负狠了，他迸发出的反抗会越发强烈？！

300名手持美制冲锋枪的中国恶狼和240名使用三八式步枪的日军交手，结果可想而知。

新平洋战斗的结果，日军第18师团搜索队和第55联队第11中队几乎全军覆没。

这次战斗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日军匆忙调动步兵第55联队、步兵第56联队、炮兵第18联队的一个大队，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胡康河谷设防。

事实上日军早已料到中国军队即将反攻，做好了预案。由于雨季无法保障大部队在胡康河谷的补给，日军并未在那里部署大量兵力。但是，只要中国军队的进攻开始，第18师团主力将以最快的速度，沿着上一个旱季修建的简易公路迅速进入胡康河谷既设阵地，全力阻击中国军队的进攻，并寻机歼灭中国军队的反攻主力。

这次战斗产生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听说新平洋失守，日军那嘎特遣队指挥官长桥中佐狼狈地结束了在野人山麓的渗透作战，匆匆率部后撤集结，试图夺回新平洋。

第18师团搜索队被歼灭当天，长桥和从新平洋逃出的深泻中尉在新平洋以西相遇。他们惊讶地发现，取胜以后的中国军队摆了个奇怪的队形——胡康河谷的西口处，屹立着险峻的万塔格山，把谷口切成南北两路，现在中国军队的左翼已经深入到北路深处，沿着大龙河几十华里的范围内都在与担任防卫的日军发生战斗；它的右翼，则伸展到谷口南路的入口处，正占据了拉加苏高地在大修工事。左翼右翼张开，足有60华里。这样一个相互通信都困难的阵型，怎样能做到分进合击，起承转合呢？

尽管想不明白中国军队的用意，长桥依然决定对拉加苏的中国军队进行夜袭。这一仗，日军再次败退下来。但是长桥等人发现了一个意料不到的现象——对付这支中国兵，好像威胁最大的倒不是日本兵。

在长桥手下，还有一支古怪的队伍，就是他们，给拉加苏的中国部队造成了相当大的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