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没有人会记得这些学生的名字——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
或许，还会有人争论他们姓共还是姓国。
写到这里，我想到的一句话，是在另一篇关于志愿军的文章中写过的——
“尊严，不是无代价的。”
事实上，潘毓桂对二十九军的叛卖，这还不是最后的一次。南苑激战之后，军部给佟赵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赵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联队长萱岛的手里。这次的叛卖，直接导致了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的阵亡。
潘毓桂的这次叛卖，很容易看出和上次有着微妙的差别。如果说上一次他是为了“理想”，这一次，他纯粹是为了保护自己。潘借此青云直上，此后在华北伪政权中历任北平警察局长、天津市市长。
潘因何要保护自己？这是因为日军攻占南苑的战斗，陷入了异乎寻常的苦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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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下午，牟田口联队向南苑行军途中，状似秋游。
原以为可以轻取南苑的日军，首先发动进攻的并不是川岸师团，而是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此人后来升任中将职务，负责日军从缅甸对印度的进攻，在日军中被称作“猪突猛进”的蛮将）。27日深夜，在川岸师团40门重炮的掩护下，牟田口联队率先突击潘毓桂描述的守军软肋——南面的学兵团驻地。第一线的指挥官正是在卢沟桥挑衅的一木清直。
在卢沟桥事变一周年的座谈中，一木清直提到，他的部队冲向南苑守军阵地的时候，守军显然训练不佳，阻击的火力既不猛烈，也不准确。但是，日军却遭到了另一样兵器的打击。
<h3>四</h3>
南苑本质上是一个兵营，兵营的外墙在日军第一批炮弹的打击下就轰然倒塌，守军的阵地，就在院墙外面的战壕里。
一木清直所部的日军冲进南苑守军的阵地，却在最后一瞬间遭到重大伤亡。
就在南苑守军阵地前极近的地方，日军纷纷踩上了地雷，损失惨重。训练有素的日军虽然受到重创，依然嗥叫着向前猛冲，跃进战壕和迎上来的学兵团展开了肉搏，一部分日军冲进了南苑兵营。此前日军多次对南苑的侦察，都未发现这里有布雷防御，这意外的打击使日军队形大乱。一木清直在回忆中写道，他身边的炮兵协调员被炸昏了头，对着话筒大叫打近了，打近了……原来他把地雷的爆炸当成了自己的炮火，认为是日军炮兵打得太近了。
这种昏了头的事情比比皆是，加上学兵团宁死不退的抵抗，冲入南苑的日军各自为战，失去了统一的指挥。所以，当佟麟阁率领军官教育团和特务旅一部赶来反击时，指挥混乱的一木清直大队未经激烈战斗，就又被从阵地上赶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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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南苑中的日军炮兵。重武器和空中支援，是当时中国军队最渴望和最缺乏的。
也有人说一木清直对这段战斗的描写文过饰非，更大的可能是他在白刃战中被二十九军用最擅长的大刀夜战给砍了出来。二十九军的老兵都专门练就破日军刺刀的刀法，每人一口厚背鬼头刀近身格斗极有威力，包括学兵队都人手一口大刀。从此，一木到死都抱定了白刃战威力无边的观点，甚至率部下用刺刀拼美国坦克。由此来看，二十九军凶猛的冲杀可能的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如何，日军的第一次攻击失败，日军记载时间是28日凌晨4点钟。
这一仗的时间一部分中方记载与日方略有不同，比如学兵团原北大学生王俊峰（从北平脱险后依然投身军旅，最后的职务是国防大学副教育长）回忆是早晨6点钟打的，但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的王君奎（当时和同学刘国柱在帮助二十九军研制防毒面具）则回忆日军确在凌晨开始进攻。
关于这批日军始料不及的地雷，据二十九军的老人讲，有两个说法。一说这批地雷还是七七事变之前，佟麟阁带军官教育团进行演习时候埋下的，因为此后局势一日三变，也就没有来得及将其拆除，仅仅在地图上标出了雷区了事，却不料有此收获。另一个说法是前一天晚上刚给学兵团发枪（有一部分学兵团，第三大队冯洪国——冯玉祥的儿子所部，七七事变以后就发了枪），学兵们兴奋得睡不着觉，听着枪声纷纷要求去团河增援。营中有个参谋是南京军校出来的高材生叫王汝厉，看到这种情况，就让他们在阵地前埋地雷，免得他们自行出动。没想到第二天日军恰好选择这里突破。
随便抓个参谋就是军校高材生，二十九军好阔气。
但有时候太阔气了也不是好事。小小的南苑居然挤了一个副军长（佟麟阁）、两个师长（赵登禹、郑大章），还有好几个旅长，部队加上机关人员不到七千，番号却分属三师一旅的八个团（三十七师的两个团、一三二师一个团、军官教育团、教导旅两个团、骑三师一个团，还有学兵团。实际上三十七师的两个团是原来的守军，奉命和一三二师交接防务，这时在南苑其实只有团部，主力已经奉调北上。教导旅也有一部分离开了南苑，军部的机关人员倒很多），互不统属。这个仗指挥起来不乱套才怪。
更乱套的是人事的安排。
27日，二十九军得到潘毓桂转来日军的通报后一面通电守土并要求中央军火速北上，一面急令南苑守军加强防御，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受命担任总指挥。赵的确是猛将，可是这位在喜峰口和日军拼过大刀的猛将刚到南苑还不到一天，无论对部队还是对布防情况，都来不及掌握。他的身边还有佟、郑两位更熟悉情况，而且级别不比他低的军官。二十九军是军阀部队，其他师旅的部队会不会听一三二师赵登禹师长的调度很成问题。
宋哲元的考虑是一三二师即将接防，接防后赵登禹是最合适的指挥人选。他没有想到潘毓桂向日军报告了二十九军的调动计划。日军发动袭击的时刻，正是南苑守军接防开始，尚未完成，最混乱软弱的时候。
此时赵登禹真正能调动的人马还是他一三二师的一个团而已。他所能做的，一个是给学兵团匆忙发枪准备战斗，一个是把自己这一个团带起来夜间向团河发起攻击，试图把被围的两个团接应出来，他自己也到团河前线指挥作战。但由于日军是有预谋的伏击，装备火力优势太大，团河的一三二师部队迅速覆没，赵登禹的支援部队也受到不小损失。天亮时，赵率部撤回南苑，立足未稳，即遭遇日军的第二波冲击。
事实上南苑之战中二十九军的部队，佟、赵、郑各部，彼此联络不畅，是在各自为战。二十九军的老人后来都承认南苑打得很“乱”。
虽然乱，但南苑之战打得堪称顽强，二十九军有长城抗战的老传统，绝不缺乏抗日的勇气。
一木清直所部攻击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其他日军的策应。从日军的部署看，这次攻击配合得不好。当时日军第二十师团步兵主力还没有就位，一木清直的上司牟田口廉也可能是想抢在朝鲜来的二十师团之前独立拿下南苑，以维护“华北驻屯军”的荣誉，才做出用一个大队的日军强攻的决定。而其他的日军没有接到命令，根本不知该如何配合，只能看着一木轰轰烈烈冲进去，再轰轰烈烈被赶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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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到前线指挥的川岸文三郎，因为没想到中国军队的抵抗如此强烈而面目严峻。
日军第一次攻击失败后，有些意外的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赶到前线接替了指挥。8点，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这是一场那个时代标准的正规攻防战，所谓堂堂正正之师的打法。
日本方面的资料后来记叙，南苑之战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堪称教范。当然，以当时中国的国力而言，这个“教范”不可能是钢筋水泥，只是碉堡战壕而已。日军认为换了自己，也不能比二十九军在工事方面做得更好。但是南苑还是丢了，这除了国军指挥混乱、兵力不足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南苑不过一个兵营，无险可守。南苑的失陷，表明了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面对优势火力和掌握制空权的日军，靠死守的办法，工事做得再好也难以支撑。在上海，中央军也吃到了同样的苦头。到了此后的南浔线、武汉战役时期，国军就聪明多了，懂得了依靠地形和日军周旋，以至冈村宁次发出了“敌非敌，山水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的感叹。
清晨，日军飞机也赶来助战，没有防空经验的二十九军守军损失惨重，通讯系统完全被摧毁。攻击的日军迅速攻占了二十九军的第一线阵地，南苑阵地的外壕外墙被日军多处突破。
但是，南苑二十九军的工事，的确有独到之处。日军发现原来二十九军的防御工事是双层布设的，第二线阵地比第一线阵地地势稍高，火力配备几乎没有死角。守军虽然番号驳杂但都是老兵，抵抗十分猛烈，日军寸步难进。这一仗二十九军装备的捷克ZB-26机枪大展神威，直到2006年，日本NHK电视台作节目的时候，还有一个百岁高龄的日本老兵回忆这一战，依然对捷克式机枪凶猛的火力记忆犹新。
因为从没有遇到这样顽强的中国军，第二十师团日军一度发动强攻。南苑，此后的通州之战，和随后一周的追击中，日军报道损失一千三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损失在南苑。而南苑之战中，日军损失最大的，就是这次进攻。
从抗战中的经验看，中日双方都是老兵、都使用轻武器的时候，双方战斗力相差并不大。比如一个四行仓库，日军屡次攻击都拿不下谢晋元的“八百壮士”（实际不足三百），就是因为四行仓库背靠租界，日军不敢动用重炮的原因。
据分析，也就是这次进攻中日军的损失，造成了潘毓桂对二十九军的第二次叛卖。
战斗进行到上午10点，日军司令部忽然得到一个“噩耗”。
随二十师团前进拍摄战斗影片的日本著名战地记者、《每日新闻》社华北特派员冈部孙四郎，在战斗中被二十九军击毙。
<h3>五</h3>
冈部孙四郎，战前就是日本知名战地记者，时年29岁，原《朝日新闻》驻汉城采访主任，7月中旬奉总社命以“华北特派员”的身份随第二十师团到达北平前线采访。他能写文章，也能摄影，是《朝日新闻》社著名的多面手。南苑战斗之前两天，他在战斗的最前线所写新闻稿——《敌弹，在勇士们的头顶爆炸》一文，真切描写了二十九军炮火下的丰台日军伤员为了避免被俘试图用手枪自尽的场面，给日本国内民众极大的震撼。
这一次，冈部再次大胆地随第二十师团冲锋部队行动，在第一时间突入南苑。没想到的是，日军陷入意料之外的苦斗。冈部在他的笔记本上记述道：“敌人的伤亡显然很大，但是战斗精神依然旺盛，有的机枪手被打倒几次，依然带伤站起来射击。” “敌我双方的炮声殷殷，我心中不禁想——这可能是‘北支事变’（日军对卢沟桥事变的称呼）以来最激烈的大战吧！” “我们的伤亡也在不断上升，我的身边，已经有40人高贵地战死……”
文字到此结束，因为这路日军发现自己所处位置遭到两处中国军队阵地的交叉射击，开始后退躲避。撤退中，中国军队的一发机枪子弹命中了冈部的头部，这发盲贯的子弹，当时就要了他的性命。
日军战后分析，冈部可能是此前摄影时就被中国军队的机枪手注意到了，认为他是日军的高级军官（当时日本记者的服装与士兵很难区分，头上也戴着日军的战斗帽），于是对他集中射击。
惊悉此信的川岸文三郎连忙命令日军在炮火掩护下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冈部的尸体——这可是日军在对华战争中死于前线的第一个记者，还一死就是名记，要是抢不回来尸首实在难以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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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部的尸体。这张照片被日军报道部注明不得发表，可看到照片上的红叉。
日军突然掉头抢尸的行动，让南苑守军更坚定地认为自己打掉了敌人一个大人物，但是不知生死，于是冒着炮火猛烈射击抢尸日军，以免冈部被“救走”。日军历尽艰险，才用一台大车将冈部的尸体载了出来。
冈部后来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是非军人而在此被“供奉”的第一人。
由于遭到意外顽强的抵抗，川岸下达了两条对南苑之战结果至关重要的命令。第一条是命令从承德起飞的轰炸机部队，全力加强对南苑的轰炸和扫射。这一条是川岸看清了二十九军防空火力几乎为零的弱点，决心充分扩大空中优势所能带来的战果。他的眼光极为毒辣，日军飞机没有遭到任何像样的抵抗，所以攻击极为肆无忌惮。南苑在炸弹爆炸声中变成了一片火海。实际上，参加过南苑战斗的二十九军官兵的回忆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日军轰炸的惨烈后果。南苑守军基本没有防空经验，在这种只能挨打无法还击的情况下，军心迅速动摇，是南苑失守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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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轰炸南苑的航空照片
而另一条，则是川岸注意到此时南苑守军已经遭到北、南、西三面围攻，他命令日军驻扎在通州的预备队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萱岛联队）从通州南下，自侧背的东方夹击南苑守军。这路敌军有些画蛇添足，其实在南苑周围的日军，无论兵力还是火力，都已远远超过守军，完全没必要增加兵力。川岸只是因为初次和华北中国军队交手，不免小心过度才做出这条要求。在他们到达南苑之前，南苑的守军已经撤退了。
但是，这条命令却带来了两个意外严重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直接造成了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的阵亡。
这里面有一段战斗，中日双方记录不一。中方的资料显示，日军加强轰炸以后，曾经派出伞兵空降，占据南苑部分营房，里应外合，造成了南苑守军的极大混乱。据二十九军参战老兵袁鸣玉回忆，战斗打到上午10点多钟的时候，日军飞机在南苑上空放下空降兵。这样在南苑城墙内外，日军同时发动了进攻，守军因此大乱。
但是，日军的记录中，南苑之战并没有出动伞兵的内容。日军记载，他们第一次采用空降作战，是1942年在印尼的巴腊巴板，使用伞兵夺取该地的油田。七七事变期间，也确有一次动用空降部队的作战，但是并没有跳伞。当时另一名北方将领傅作义，眼看平津危急，挥师从绥远前来增援，试图切断日军关内关外联络。傅部挟百灵庙战役余威，很快攻克商都（全面抗战中收复的第一个县城），继续东进。为了阻止这支中国军队，日本关东军火速派出一支空降部队，乘坐“满洲航空”的民用飞机，落在傅作义后方建立据点。发现自己后方出现敌人的傅作义，因为敌情不明，只好收缩撤回绥远。这和南苑之战并无多大关系。
而且，中国方面也没人记得看到过日本伞兵的空降伞。
事实上，很可能是从守军的缝隙中钻入南苑内部开花的日军步兵突击队而已。
以当时的布防而言这完全可能。前面说了，二十九军负责南苑防御的总指挥赵登禹对当地情况还来不及熟悉就投入了战斗。尽管日军方面强调守军的阵地坚固，但颇有二十九军旧人回忆南苑战斗时并没有什么工事可以依托。南苑作为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地，七七事变又已经过了三个星期，若是守军连工事都不做未免太不正常。其原因就在于当时南苑混乱的布防状况使部分部队未能充分利用既有工事。
各自为战的部队难免留下给日军突入的缝隙。上午两次打退日军的进攻，已经使二十九军守军元气大伤，难以做出更积极的防御。因为这些敌军的渗透，本来在日军轰炸之下已经处境艰难的守军阵地逐渐支离破碎，难以支撑。坚持到下午1点，赵登禹下令突围，以郑大章所部骑兵开路，向北平撤退。骑兵不适合防守，郑部在上午的战斗中夹在佟赵两部之间只能挨打，异常窝囊，因此突围时十分踊跃，而日军围攻部队并未进行特别猛烈的阻击，二十九军部队分南北两路突围而出（南线为孙玉田率教导旅一部，当天在永定河与当地守军会合，后撤保定，北线为军部主力，佟、赵、郑均随此路突围）。因为激烈的战斗，且部队中夹杂了大量非战斗人员。突围后向北平撤退的二十九军部队队形混乱，争先恐后，各部长官实际已经难以掌握部队。从后来的资料看，突围中佟、赵、郑之间也都失去了联系。有人评价国民党的军队在抗战中进攻的时候亦堪称英勇壮烈，前仆后继，但最怕撤退，往往一撤就溃不成军，淞沪如此，忻口如此，南苑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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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苑前进的萱岛联队，其机械化装备使其运动迅速。
而一个更险恶的敌人在路上正等待着他们。
那就是萱岛的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这支从通县赶来的日军，中途改变了行军路线，在南苑守军撤退的路上设下埋伏。他们把机枪架在了道路两边的田地和村庄中，静候着退下来的南苑守军。
下午4时，南苑撤退下来的守军在大红门一带落入日军伏击圈，在公路上行军的二十九军部队遭到萱岛联队用机枪和迫击炮等各种兵器的猛烈攻击，日军飞机也于此时投入轰炸。由于缺乏遮蔽，又没有组织，战斗很快演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皆殉国于此。有二十九军人员战后经过此地，回忆当时路上到处是二十九军的死人死马，其中夹杂着两辆汽车，赵登禹将军（此前战斗中腿部负伤）就阵亡在前面的黑色轿车中。因为车辆目标大，遭到日军的集中扫射，所以将军死状极惨。而佟麟阁副军长则是先被击伤落马，带伤指挥部下突围时头部再次中弹而牺牲。南苑守军七千多名，最后伤亡五千，大部分就是在这里损失的，残部以郑大章为首突出重围退回北平。是为二十九军平津抗战最为惨烈的一幕。
这也是南苑保卫战的最后一幕。次日，宋哲元下令放弃北平，二十九军全线南撤。
不过，萱岛联队的参战，也引发了另一个意料不到的后果。由于该部离开通州防地，通州日军防卫力量锐减。29日，早与二十九军有联系的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傀儡政权伪军张庆余、张砚田部乘机发动起义，消灭通州日军，逮捕汉奸殷汝耕，史称“通州兵变”。两张所部后编为国民革命军一○八师，也有部分人员加入地下组织继续在华北活动，刺杀日本天皇特使高月保的军统特工麻克敌就是两张所部。
说到南苑守军遭到伏击，在抗战之中，曾有多次类似的事例。比如第二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精锐第五十八师救援长沙，行军中就遭到日军拦腰袭击，损失惨重。若非日军掌握准确情报，实无法想象其设伏能够如此巧妙。
南苑守军遭到的伏击，正是被叛卖的结果，叛卖他们的，又是潘毓桂。这个细节，直到解放后再次逮捕潘进行审讯的时候，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原来，赵登禹下达撤退，并非擅自行事，而是根据北平宋哲元军长的命令行事。二十九军原定8月1日对日军发动反攻。7月27日，张自忠三十八师实际已切断了丰台和廊坊日军之间的通讯联络，并且试图借此诱歼日军一部，不料日军已经增兵，护卫一个电话线维护小队的兵力就达二百余名。三十八师没能顺利吃掉日军，二十九军上层已经警觉情况有变。随后日军的突袭打乱了中国军队的计划。28日南苑遭到袭击，宋哲元料守军难以支撑，当日上午下令赵登禹率部撤离。但是，由于南苑通讯系统都被日军摧毁，命令通过最近的三十八师部队派员冒死送达南苑，已经是下午1点。
而此时，这一命令的内容，包括赵部的撤退路线，早已被潘毓桂以最快的速度转给了日军，日军立即下令萱岛联队转而前往大红门方向，伏击撤退中的赵登禹部。
关于潘毓桂的叛卖，颇有些耐人寻味的内容。
首先，潘毓桂作为著名的亲日派，为何在战役中一直能够接触二十九军最上层的机密呢？这就要涉及到宋哲元的特点了。在对日问题上，宋一直摇摆不定，潘正是宋对日表示亲善时候的窗口。在宋看来，打，是要靠冯治安、何基沣他们的，和，还要靠潘毓桂等人。宋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旧军人，极重封建理念。潘与宋为两代相交，宋的父亲原为潘父幕僚，因此宋对潘信任不渝，视作亲信。在机密问题上，宋也绝不背潘。或许他的潜意识里认为要让日军能够真正信任潘，显然要付出一定代价，这上面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不过宋可能认为潘无论怎样总是二十九军的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于哪些能够用来和日军作交易，哪些不能，心中应该有数。
宋哲元就是没有想到，潘毓桂却没有把自己与二十九军的利益绑在一起的兴趣，他有自己的“理想”。如果说他有一个效忠的对象，一定不是宋哲元，而是“大日本帝国”。自然，哪些可以卖，哪些不可以卖，他的理解与宋哲元完全不同。所以，宋对潘的期待，显然是没有弄明白潘的屁股坐在哪里。
其次，如果说潘将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出卖给日军是为了自己的“理想”，那么，这一次叛卖则无疑将山穷水尽的南苑守军送上了死路。都是同僚同胞，潘何以如此冷酷绝情？
要说潘是汉奸不假，但汉奸也有汉奸的逻辑，绝不会为坏而坏，潘这样做，最大的目的是为了自保。
解放后审理潘的材料表明，从南苑战斗打响，潘就处在一种非常“自危”的状态。因为日军通过潘把进攻计划转告二十九军，其目的是为了吓退南苑守军。谁知结果却是南苑守军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相当大伤亡。作为传话人的潘毓桂深感恐惧——他认为是自己把这件事办糟了。日本人是不大讲理的，如果伤亡过重要找个出气筒，自己无疑是最佳人选。就算因为有交情不会责怪，自己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无疑会大大下降。如果是这样，他将来的前途如何呢？难道跟着没有出路的二十九军南撤？
因此，潘毓桂一了解到南苑撤退的命令，马上就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立即将其交给日军，作为自己将功折罪的礼物。至于这样会造成多少将士的牺牲，就不是他会考虑的了。
事后，潘果然因为与日军的“精诚合作”分得北京市警察局局长的职务，不久升迁天津市市长。
鲜血染红的顶子，不知道潘某人夜深可能安卧？
战后，潘被逮捕，从北平押解南下途中，身挂写着自己名字和“汉奸”二字的布条，一路遭到万人唾弃。由于潘家上下打点，并请动著名律师进行辩护，法院以潘1939年离开伪职，有悔悟之心（实为汉奸之间的内部矛盾——投日的汉奸来头越来越大，潘这样的老牌汉奸地位也就不断下降）为由，从轻判处并很快保外就医。
不过，国民党的法院虽然将其放过，但共产党却未放过他。1951年，人民政府认为潘毓桂所犯罪行远未清算，以汉奸罪名将其再次逮捕。潘毓桂1961年死于狱中。
今天，北京还有三条街道是用二十九军在抗战中牺牲的将领命名的，它们的名字分别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和张自忠路。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也许，会让人想起南苑那血与火的日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