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萨苏)_血斗南苑 ——北平陷落前二十九军的最后一拼（1 / 2）_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1937年7月28日，从长辛店通往卢沟桥方向的路上，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在行军。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反攻卢沟桥，夺回前一天失去的阵地。

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正是这支部队在卢沟桥的一声怒吼，打响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一枪。谈到抗日战争，二一九团和卢沟桥的名字，都不应该被忘记。

二十九军的老兵马步先回忆，当时“到了晚上，大概走到桥西边二三里地时，旅长何基沣坐着吉普车来了，说：‘二一九团向后转。’他接到了上边来的命令，不上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时南苑已经丢了，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牺牲了，大势已去，所以就撤了”。

大势已去。

7月28日南苑之战，是平津抗战的转折点。这ー战，中国军队不但折了两员大将佟麟阁和赵登禹，而且南苑的失守，迫使二十九军当晚开始撤离北平。从此，北平和天津开始了八年的沦陷生涯。

而按照日军参战官兵的回忆，整个平津，打得最惨烈的，也正是南苑之战。连日军中著名的“勇将”，当时担任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大队长的一木清直（后曾担任日军登陆中途岛部队大佐指挥官，因为日军未能登上中途岛就遭到惨败，转而率一木支队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因为轻敌被美军歼灭，是死在美军手中的日军第一个旅团级高级军官）在第二年接受朝日新闻采访的时候，都不得不对二十九军在南苑的英勇奋战表示钦佩——“面对面地死战也不肯退却”，“中国兵甚至负伤几次依然冲上来拼杀”（朝日新闻《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座谈会》)。

当年读抗战史，曾经对七七事变前后二十九军的抗战有两个误解。第一，对7月29日二十九军忽然全部撤离北平，放弃大好古都感到不解。不明白为何打着打着忽然中国军队就撤了，当时日军不是还没有攻城吗？不免怀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是汉奸；第二，我曾一直以为卢沟桥在北京的北面——日军从北方来，自然战斗应该首先在北边展开喽。

直到后来有机会去卢沟桥旅游，才发现这个著名的地方其实是在北京的西南面。而看当时平津之战的作战图，更有一个发现——此战中日两军争夺最激烈的南苑、宛平、丰台等地，都是在北京的南面！

这个现象曾经让我感到奇怪。于是，询问一位在军校任教的朋友，他回答我说这一点也不错，当时双方的战斗，主要在北平的南方进行。这是因为，在长城抗战之后，日军势力已经明目张胆地进入冀北平西各地，并在冀东扶植了殷汝耕伪政权，北平东西北三方的交通都被日军控制。所以，当时驻扎在平津地区的二十九军部队，其实已经处于三面受敌，能够和后方联系的通道，只有南方一途。战斗集中于北平以南，正说明日军在发动攻势，试图全力切断第二十九军的退路，而其可以随意深入中国军队后方，又反证了两军战斗力的差别。

从战后的情况来看，七七事变的爆发，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时日军并未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日军直到20日才做好全面占领平津的军事部署。但是，此事又有必然性，因为地处北平南方咽喉的卢沟桥和宛平县城，一直是日军窥伺的重点。日军多次挑衅，以图控制这个要点。

日军最终攻占宛平城，此时已经是7月29日，迫使宛平守军放弃阵地的原因，也是南苑的失守。

日军控制宛平，意味着切断北平守军最后一条自己控制的对外交通，此后，北平的中国军队无论补给还是调动，都必须在日军的刺刀下仰人鼻息。那样，宋哲元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只在北平部署象征性部队，主力南撤，其实是将北平、天津拱手让出。那他这个失去地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也就当到头了。要么，依然在北平做“土皇帝”，条件自然是做日本人的傀儡。四面无路的二十九军那时即便想反抗也不会有机会。

当然，以日军的想法，能够制造摩擦，发个声明吓退中国守军是最佳结果，九一八的成功使日军对此很有信心。这也是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二等兵志村菊次郎，10点30分被认为失踪，12点15分归队，此人1944年在缅甸被新一军孙立人部击毙）为由挑起冲突，而丝毫没有收敛意识的原因。日军未作全面战争的准备，不是它不想获得北平、天津，而是它认为根本无须兴师动众。

但是，日方后来承认，对二十九军敢于反抗的思想准备不足。

日本方面的资料是这样评价的。据田中新一《支那事变记录》,7月8日早晨5点54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10点20分得到详细报告。下午，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与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决定派遣三个师团前往增援。次日，陆相杉山元即批准了这个计划。河边虎四郎的《北支事件回忆》同样记录了类似的情况，可见日军对扩大对华战争的积极态度。日军认为，第二十九军抗战热情的高涨，无疑是受到了早些时候傅作义部队在百灵庙方面的胜利影响，认为日军并非不可战胜。如果这种概念被中国军队树立起来，日军将没有征服中国的可能。

所以，日军无论如何也要“教训宋哲元”，同时实现占领平津的目的。而这时中国方面也不再肯作退让。于是，全面抗战就此爆发。

意识到和中国军队的战斗不可避免，日军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北京的南方。

日军绘制的当时华北地区中国军队布防图（重绘）。其中实线部分是二十九军所部，虚线是其他北方军阀部队。按照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记录，当时的二十九军，共有兵员七万八千三百多人，但因为装备的原因，总的战斗力不及日军一个师团。事实上，战斗打响以后，其他北方军阀部队始终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二十九军成了孤军奋战。

实际上，当时二十九军主力四个师的部署宛若一枝巨大的三叉戟，西侧是张家口的刘汝明第一四三师，东侧是天津的张自忠第三十八师，中央，包括北平和北平以南直到保定，是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这是三叉戟的三个刃，前面还有一个独立第三十九旅作为屏障。三叉戟的柄，则是河间、大名一带担任预备队的赵登禹第一三二师。

从上面的部署可见，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颇通兵法，并没有把兵力完全集中于北平。这个布局中央相对较弱，两翼较强，后方也有强力的预备队。如果日军先取中央冯治安部，则可能遭到两翼和后方刘、张、赵三路夹击，若是先取两翼，其威胁对宋部核心的北平地区又鞭长莫及。外围还有其他北方军阀万福麟、冯占海等部，一旦开战也可期待获得他们的策应。

可惜，布阵虽好，但天下没有必胜的阵法。宋哲元的这个三叉戟阵法，在七七事变以后，可说纯粹被他自己搞得七零八落。

要说宋哲元没有与日军作战的勇气是不正确的，二十九军上下的抗日热忱，与这位军长的默许有密切关系。但是，他确实缺乏和日军决一死战的精神。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哲元迟迟不肯从乐陵老家的“守孝”中返回任上，只是让部下与日军委蛇。到任后他又拒绝中央军北上增援，一再向日军表示欲让步求和解，即便作战，也是“只应战，不挑战”。这些做法都使第二十九军领导层思想不明，严重影响了对日作战的全面展开。张克侠回忆，当时南京方面向宋哲元要对日的作战计划，宋根本拿不出来。

与宋哲元千方百计与日军和谈不同，日军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川岸二十师团、关东军的两个旅团利用谈判期间纷纷就位，对二十九军形成了战略的切割包围。而日军的眼光，也就瞄在了二十九军三叉戟戟头与戟杆相连接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南苑——战前二十九军军部机关的所在地。

南苑，在北平正南，是二十九军在北平南方的大本营。如果说宛平城是北平南方大门的锁，卢沟桥是开锁的钥匙，那么，南苑，就是这扇大门的门枢。所以，卢沟桥失守后二十九军并不十分惊慌，依然有何基沣旅反击的后手。因为即便丢了宛平，只要南苑这个门枢还在，二十九军依然有可能看住自己的南大门，也就是说，依然有和日军继续周旋的本钱。但一旦丢了南苑，整个大门就会轰然倒下——日军在北平东南西南的部队打成一片，北平便成为日军的囊中之物了。

所以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作出的总攻计划，将主力整整一个第二十师团加一个步兵联队，都用来攻打南苑。

从中日双方的记录来看，可以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在日军进攻南苑之前，曾经给第二十九军预先通了气。

日方当时的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通回忆，在预定27日开始进攻南苑的前两天，香月清司授意属下便装到和二十九军关系密切的中国要员家中，转达了日军即将发动攻击的消息。

所谓兵贵神速，兵行诡道，怎么会进攻前预先通知敌人呢？这在战争中实在是令人费解的行为。

但是，日方的评论认为，这正是体现了香月清司是一名“中国通”的地方。

香月清司作出这个决定，首先，是他认为南苑之战没有悬念，如果打，日军会以轻微代价拿下这一要地。因此，让二十九军知道他要攻打南苑，对日军整个行动并没有多大风险。

他有如此把握，和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这一阶段的表现大有关系。

七七事变后的两三个星期里，虽然二十九军与日军战斗不断，宋哲元却始终忙于“政治解决”，军事布防上毫无变化，更无主动部署。战场上和日军对抗的，仅仅是一个三十七师，另外三个师按兵不动，三叉戟根本就没有舞起来。宋哲元的想法是愿意做出一定的让步妥协，但是不能交出宛平。日军威胁宛平他是要打的，而且三十七师一直打得不错。如果日军同意停战，可以把责任推到三十七师身上，用三十八师或者一三二师和三十七师换防，就可以达到不伤筋骨保住地盘的目的。

日军也派出代表虚与委蛇。这是穿中国服装的日军谈判人员，中间为特务机关长松井，右边为日军驻二十九军顾问樱井。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宋用心良苦，一方面和日军不断交涉，达成一个一个停火协定，又一个一个被日军用枪炮推翻（日军则说统统是中国军队挑衅造成的……那宋哲元忙着搞这些协定干什么？）。另一方面，对来挑衅的日军，二十九军又坚决还击，决不让日军占到大便宜。与此同时，谣言却漫天飞舞，不一而足。比如卢沟桥事变是共产党搞出来的；比如三十七师和三十八师不和，想和日军开战的只有三十七师；比如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并不是二十九军打的，而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干的。同时，他又阻止中央军北上参战……

一连串万花筒般的动作让人目眩神迷，搞不清这位军长心里到底是什么主意。

宋哲元对日军的态度十分微妙，他是1933年长城抗战与日军死战杀出来的，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和抗日精神，所以他和部下一样对日军有着深深的敌意，投降，他是不肯干的。但是，他又是一个典型的军阀，地盘和军队都是他的命根子。和日军火拼，会使他的军队伤筋动骨，与日军的实力差距，又会使他有很大可能丢掉华北的地盘。抗战当然是光荣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丢了地盘和部队，单光荣有什么用？九一八后依兰镇守使李杜是奋起抗日的，全国舆论皆呼英雄。结果呢？打到弹尽粮绝，仅剩一个勤务兵用爬犁将他送过黑龙江，回上海只能作个寓公，谁认得他李杜是谁？出于保地盘的心理，宋对日军百般妥协，竭力争取将七七事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所以才有这万花筒般的表演。

要说这样的表演一点用处没有也是不对的，至少，日军华北驻屯军总司令田代皖一郎就被晃晕。这位中将本来年事已高，指挥作战力不从心，加上宋哲元这眼花缭乱的表演，实在让人琢磨不清，结果心力交瘁——心肌梗塞发作了，躺了三天后7月15日见天照大神去了。田代成为抗战开始之后死在中国的第一个日本将军，虽然不是打死的。香月清司就是接他的职务。

然而，宋哲元的表演，更大的受害者则是中国方面。

宋哲元，有人说他是英雄，有人说他欺世盗名，无论如何，当时那一副担子，对他来说，实在是有些重了。

因为他没有弄明白，无论他怎样表现退让和无辜，日军早已决定痛击二十九军。在宋哲元忙于“政治解决”的时候，日军则在源源不断增兵和调整作战部署，到20日，其作战部队，已经把宋哲元的三叉戟死死按在地上。其中，刘汝明的一四三师，遭到从长城外威逼的日军关东军东条纵队的威胁，动弹不得，张自忠三十八师后有海光寺窝着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前面和三十七师之间被廊坊的日军截断。北面，日军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构成了巨大压力，而日军的主力，包括第二十川岸师团和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则被香月集中起来作为机动兵团，专门准备从南面切断二十九军的退路。日军如此强硬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华北志在必得（1935年日军就曾策动白坚武、石友三发动建立“华北国”运动，此后又大肆推动“华北五省自治”，其野心不言自明），另一方面是和中国军队多次交手，如二十九军这样强硬的对手十分罕见，日军认为这是中国军方抗日情绪高涨的表现，必须予以猛烈打击，杀一儆百。特别是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说，表示和平根本绝望，便只有抗战到底。同时下令中央军北上，更让日军感到如不加以阻止，就会进一步引发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一定要予以扼杀。从全局角度认识这一点，作为地方军阀的宋哲元是远远没有这种战略眼光的。

于是，当香月清司即将以二十师团为主力（还有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牟田口部）进攻南苑的时候，在他看来，南苑的守军根本不堪一击。

此时南苑的守军，包括三十七师一部（这里本来是三十八师的防地，后转交三十七师）、佟麟阁副军长率领的军部机关人员和军官教育团、特务旅孙玉田部两个团、骑九师郑大章部的一个骑兵团，还有一二九运动之后，热血学生组成的一个学兵团（还没有发枪）。其中，特务旅所部和骑兵部队比较有战斗力。这之前，佟麟阁副军长也不断指挥骑兵和特务旅出击骚扰周围日军，颇有战绩（佟本人就是一个优秀的骑手，很欣赏骑兵，而特务旅的装备在二十九军中首屈一指，一个班两挺捷克式机枪、两具掷弹筒）。日军进攻南苑前夕，原二十九军文书关经谦从北平到南苑送信，路上就看到被骑兵击毁的日军装甲车，当时还很激动（二十九军骑兵用什么武器打的日军装甲车，就不清楚了）。不过，这支部队总的来说兵员虽然不少，但番号混乱，非作战人员较多。与第二十师团相比，无论装备、训练、人数上都不成比例。

北平当时周边的地图。南苑与宛平，正是夹着丰台日军的一个钳口，不过对消极防御的二十九军来说，再有利的夹击态势也利用不上。

所以，日军一方面公式化地向二十九军发了最后通牒（这种通牒多了，二十九军已经有点儿麻木），另一方面，又悄悄让人通知二十九军自己即将进攻南苑的消息。香月的看法是认为二十九军属于军阀部队，作为“中国通”，他知道军阀部队作战很少拼死力，多以“政治仗”敷衍了事以免损伤实力。得知日军兵力，中国军队大半会自动撤离南苑。这样，日军可以兵不血刃取得这一要地，同时，给二十九军卖一个面子，为将来收服二十九军为己用打下伏笔。

根据双方材料推测，这个在日军和二十九军之间奔走的中间人，就是当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潘毓桂。

但是，香月这次的算盘有点儿没打对。二十九军得到这个消息后，没有决定放弃南苑。相反，看到日军部署的宋哲元，终于明白此战日军不可能让他像以前一样保留平津地盘，于是下定了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即刻部署对日军进行全面反攻，试图夺回战场的主动权。

其实，二十九军在7月下旬制定了一个反攻的计划，但一直被束之高阁。说实话，日军完成增兵计划后，此时反攻，二十九军已失先机。但是，宋哲元这个决定，依然有着重要意义。因为没有了地盘的二十九军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宋哲元有两个选择，要么和日军拼死一战，要么俯首称臣，在日方羽翼下未必不可以做第二个殷汝耕。

但是，宋哲元最终选择了一战。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宋哲元毕竟是一个爱国将领，另一方面，由七七事变在全国引发的抗战潮流，已经不容阻挡，这时屈服于日军，恐怕宋哲元连二十九军都会指挥不动！

可惜的是，这次反击，计划在8月1日发起，尚未完全展开，日军的攻击就已经率先打响，而攻击的要点，正是二十九军的要害——南苑。

当27日，日军开始进攻南苑的时候，南苑的守军，正是最薄弱的时候。当时宋哲元已经认识到反攻时南苑的防御不足，因此命令预备队赵登禹一三二师迅速进驻南苑，以新锐之师阻击日军的进攻。同时，鉴于三十七师战线太长，原驻守南苑大营的三十七师部队，调往北平方向以缩短三十七师的战线。不过，鉴于前几天双方的激战，二十九军方面认为日军还要休整四到五天才能真正发起进攻。

27日，赵登禹到达南苑，急于赴战的他身边只带了一个团，一三二师的另两个团刚到团河，主力尚在涿州，而三十七师原驻防南苑的主力兵员已经离去。

正在此时，日军的攻击打响了。

第一个日军的打击目标，就是团河一三二师增援过来的两个团。这两个团，直接撞入了日军早已设好的包围圈，激战之后全部被歼，只有一个团长只身逃到南苑向赵登禹报告。

他们来增援的路线，兵力日军早已掌握。

出卖他们的，就是潘毓桂，潘在参加完二十九军的军事会议以后，把二十九军反攻和军事调动的全部计划都交给了日军。甚至，潘毓桂还给日军出谋划策怎样打二十九军。

潘毓桂书画皆佳，人称才子，在当时被视作极会享受生活的人。他还是伪满著名电影明星李香兰（川口淑子）的义父，李香兰称他是非常和善的人。

他在1935年就和白坚武、石友三共同筹划了“华北国”，白、石都受到二十九军极严的监控，唯独他不但可以接触二十九军的机密，而且和日军打得火热也丝毫不受怀疑。甚至，他在战后受审的时候，还坚称是受宋哲元的派遣和日本人“周旋”，所谓出卖二十九军，是为了“和平”。

他居然还真的讲出了一番道理来。

台湾出版的《光复除奸录》一书中，记录了潘毓桂面对审判人员的自辩。潘果然是才子，在审判人员面前镇定自若，侃侃而谈，毫无愧疚之色。他认为，自己做“汉奸”，是做得有立场的。

这立场就是自己将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交给日军，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利益，指点日军进攻南苑时集中攻击缺乏训练的学兵团驻地，也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利益。

日本画家宫本三郎所绘的南苑攻击

在他说来，为宋哲元周旋于日军之前，是真心为华北谋一出路。潘称当时国民党政权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都不是二十九军和华北民众可以依靠的支柱。华北当时唯一出路就是和日军合作，可免生灵涂炭。而且，日本文明开化，中国当时如果与日本合作，就不会有后来的八年战争，反而可以和平发展。他的理想是与日本合作，将华北变成没有军阀，政治开明的地方，为整个中国的开化建立楷模。所以，他一直为此而奔走，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

他对二十九军的所谓“出卖”，就是为了能够让二十九军中的反日力量尽快失败，以免“战事蔓延，祸及生民”，以使自己那个伟大的理想得以实现——所谓卖国，乃为了爱国是也。

而潘毓桂的一番说词，亦引起不少人的共鸣，有人写信给国民政府，称潘毓桂虽然误入歧途，但终是名流，本心可嘉，被捕后不卑不亢，大有“国士”之风，当恕而用之。

这些人都忘记了，由于潘的出卖，一三二师两团弟兄在团河的全军覆没，也都忘记了，南苑之战中惨死在日军刀下的学生兵们。

28日凌晨，日军总攻南苑。战斗一打响，其炮火就集中于南苑阵地南面的学兵团驻地。随后，日军突入中国军队的阵地中，残存的学兵们宁死不屈，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在佟麟阁率教导团赶来增援之前，几百名学兵死于此役，伤亡十倍于日军。

这些死在肉搏战中的学兵，都是北平各大学、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来投笔从戎的（学兵团的主官，也是原黄埔军校北平分校的学生）。当时中国有多少大学生，有多少中学生呢？宋哲元舍不得让他们当兵，所谓的学兵团，是想将他们培养成二十九军未来的地方干部。他们的驻地在南苑兵营的南部，也是日军攻击可能性最小的地方（佟、赵匆忙的布防主要是向北，防止日军切断其与北平联络）。当日军扑向南苑的时候，学生们领到枪才刚刚几个小时！

他们年轻，所以他们不懂国士的风度和深谋远虑，所以他们尽管很多人连枪响要卧倒都不知道，却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拼了刺刀。

十条中国大学生、中学生的性命换一条日本兵的性命。

他们换了。

学兵团的白刃战详情已经不可考，只有两点值得记住。第一，他们虽然伤亡惨重，却没有后退，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少帅几十万大军从关外跑关内的日本兵，在他们的阵地上，没能打开缺口；第二，他们的牺牲只不过使这道阵地在中国军队手中多保留了几个小时而已。

几个小时，几百条年轻的生命，十比一的代价，值得吗？

他们也都是才子，如果活下来，也许他们中会出新一代的鸳鸯蝴蝶派，或者成为梁思成、巴玉藻。

可是他们死在了南苑这块土地上，如同轻烟消逝，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学兵团1700人中，活着回到北平的，不过区区600人而已，战死的学生，没有多少留下姓名。

也许，过些年，还会有人谈起潘毓桂，谈起他的诗，他的画，他照顾李香兰的无私父爱，甚至，他的伟大理想……

墙上的几个字有什么可怕吗？为什么几十年后看到这张照片，还有一种肃然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