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高高地悬在天心，像一炉熔化了的钢水，发射出炙人的高热。阳光洒在美丽的漓江面上，江水闪烁着万道金光，静静地向前流动。
这天，是阴历的六月十五。按照当地的习俗，每逢二、五、八日成圩，人们正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向着漓江北岸的一个圩镇走去。高低不平的石道上，崎岖难行的山径上，沿江的黄沙小路上，江边的沙滩上，到处是人们行进的行列。赶圩的人，有的挑着箩筐，里面放着土特产和瓶瓶罐罐，准备卖了土特产，买回一些油、盐、酱、醋之类的调味品；有的手里提着各种颜色的小布兜，准备买一些牙刷、针、线、电池之类的日用品。许多妇女，用一条条绣着精致图案的宽大背带，把孩子背在背上，尽管肩上还挑着箩筐，也走得快步如飞。孩子睡着了，小脑袋歪向一边，流着口水，妈妈也不去理他。因为太阳很猛，好多人都举着当地出产的、涂绘着色彩鲜艳图案的油纸伞。远远望去，人群中五光十色，很是好看。山乡里，显示着沸腾的生活景象。
圩场在镇子中间的大街上。两座险峻的石山，一南一北地屹立在镇子的前后。南边的一座，紧紧地靠着江边，它那宏伟的身躯像一个巨人一样，弯着身子，插入江心。就在这座山的下面，碧蓝深邃的水面上，渡船来来往往，从南岸过江的人，走下渡船，沿着青石阶梯，通过一个幽雅的凉亭，再向前走几十步，转个弯，进入一座小圆门，就是圩场了。
人们一进小圆门，大都要停下脚步，抬起头，踮起脚尖，不知张望着什么；前面的人没走，后面的人又上来了，于是，畅通的街道给堵塞了。
原来前面是一座古庙。庙门顶上，有着已经褪了色的、斑驳点点的三个大字：“天后宫”。大门和墙壁上的颜色不知经过多少年的风吹雨打已经剥落将尽了，留下一片紫一片红的碎块。年纪大一点的人，长年从这里经过，曾经千百次地看见过它，现在令人觉着新奇的是：在天后官的门口，多了一块崭新的、油得耀眼的黄木板，上面用鲜红的颜色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第二区人民政府”。人们一面张望一面惊异地说：“上个圩还没有哩！”“是刚刚挂上的！”“真神气！”消息灵通的小伙子，用着得意的神情，向人们传播着：“听说来了个新区长啦！”
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黄木板上时，也就很自然地会发现：木板旁边的石狮子门枕上，坐着一个人，他二十三四岁，身材高大，穿一身带有油污的灰制服，抱一支三八式大枪，精神饱满地在吸着旱烟。随着人们的注目，他也不住地仰着头，睁大双眼，满意地看着面前的人群，间或看看木板，现出一种喜形于色的自豪感来。他对这块因新任区长的到来才挂起的木板招牌，也同别人一样感兴趣。不同的是，他比赶圩的人心里更愉快，因为只有他才清楚：这块木板招牌，标志着二区的历史进入了新的一页。由于新任区长的到来，区政府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不是吗？要不是新区长来，他，一个整日钻在厨房里的饮事员，有什么资格拿起枪来呢？一想到这里，他就不由自主地高兴起来，忙收起烟袋，郑重其事地拿好大枪，摆好姿势，像一个解放军那样守卫着区人民政府。他很想把自己的心情，向着议论纷纷的人们叙说一番，但，他想起了，区长曾经向他讲过，一个革命战士，要懂得保密的道理。于是，他警惕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双目炯炯有神地巡视着四方。
大街上，赶圩的人拥来挤去。人群中，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干部，从东边圩场走来。她上身穿一件合身的黑细布便衣，下身穿一条灰色的土布西式裤子，脚上穿一双草鞋。身上挂着一个不大的紫色小口袋，口袋中鼓鼓囊囊地装满了本子、文件和一些牙膏、口盅之类的日用品，袋口露出一本卷成圆筒的书，似乎是刚刚才塞进去的。最惹人注目的是，她肩膀上挂着一支用花灯芯绳子系着的光闪闪的驳壳枪。她的右手紧紧地抱着枪柄，走得很快，头发迎着微风掀动，拍打着像被露水润泽过的红苹果似的脸儿，显得英姿勃勃，威武异常。
围在区政府门口的人们，被这位女同志匆匆走来的脚步声惊动了，纷纷转过头来，望她一眼，闪开了路。有几个认得她的人，向她打着招呼。女同志笑嘻嘻地答应着，但一步未停地穿过了人群。走到门口，她却停住了步，望着门口的青年人。
不等她开口，青年人就抢前一步，迎着她喊了一声：“徐翠！”徐翠用手巾抹了一下脸上的汗，随口问一声：“老胡！你在门口做什么？”说着，她眼睛忽地瞟向黄木板，一种新奇的感触，轻轻地爬上她的心头。
老胡说：“区长要我在这放哨。”说完，又很神秘地凑近徐翠，低声说道：“新来了一位区长，你知道吗？”
徐翠一听，更加压抑不住她心头的激动了。忙问：“什么样子？”不等回答，又问一句：“区长在哪？”“在他屋里。”老胡的话还没有落音，徐翠就一面迈开大步，跨上石阶，一面说着：“我去找他！”
徐翠在解放前，是桂北农村一个地主家中的丫头，参加过桂北游击队，解放前夕入的党。解放后不久，地委派她到县妇联工作。二十天前，因为主力部队集中剿匪，代理二区区工委[2] 书记、机枪连的冷指导员随连队离开了二区；而当时的区长不是党员，县委才决定派她到二区担任妇女主任的。在党内她负责支部书记的工作。她到这里不久，就到靠近土匪活跃地区的莫家山村去，领导那里的民兵与群众，监视着敌人的活动。
昨天，她收到区里叫她回来研究工作的信。从信中她知道新来了一位区长，名叫王群，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这消息，使她激动得一夜没睡好觉。她猜想着：新来的区长，一定是一位三四十岁，很有经验的老同志，这样一来，工作可就好搞了。她反复地思考着：见着这位区长时，区长将会问她些什么，她应如何回答，应该提出些什么问题要求区长指示？她的脑子一直在翻腾欣喜中交并着希望、焦急与惶恐。这种特殊心情，使她迫不及待地要看到区长。
进了大门，左边，也就是靠河的一边，是一排陈旧的房间，这便是干部宿舍。中间有一间小小的会议室。徐翠就住在紧挨会议室的房间。右边是一个大殿，大殿旁边，是一座残破的大房子改修的四间小木板房，其中与徐翠住室斜对门的一间，就是区长室。
徐翠一到院中，没有顾得上回自己的房间，就跑向区长室。她敲了敲白杉木板房门，里面回答一声：“请进来！”她轻轻地推开了门。就在这一瞬间，徐翠惊呆了：在她面前，除开十来个农民外，连个老干部的影子也没有。她的目光，迅速地落在一位伏在窗下办公桌上写字的青年干部身上，因为他面向窗户，只能看到他的侧面。他像一位姑娘似的，脸皮白中带红，柔和细腻，看去最多不过二十一二岁。当对方放下笔，转过脸时，她更加清楚地看出，这位年轻的新任区长，有一双精明闪光的眼睛，黑亮整齐的弯眉，椭圆形的脸，显得十分清秀。尽管是炎热的夏天，他的衣服仍然穿得很整齐，甚至脖子的风纪扣也紧紧地扣上了。当她的目光与他的目光碰在一起时，不知为什么，她刚刚那股活泼热情的劲儿，突然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阵心跳。热血骤然涌了上来，她的脸上感到一阵热辣辣的。
王群一回头，只见面前站着一位女同志，不由地也怔了一下。他匆忙地打量了对方：一张丰满红润的圆脸，衬托着一双正向他注目凝视的大眼睛，颊上潜伏着的两个酒窝，忽隐忽现，乌黑而厚实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从头到脚，给人一种朴素、泼辣、活泼而美丽的印象。这副脸型多么熟悉啊！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不！没有见过。他想起了前两天在县委会听过徐政委的详细介绍，莫非她就是徐翠？于是，他立即站起来，走上前去伸出了手：
“我是王群，你……”
“我是徐翠。”徐翠答应着，心情慌乱地伸过手去。
“来，这边来！”王群请她到里面坐。
为了不打乱王群与农民的谈话，也为了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她没有向里面迈步，只是说：“你们先谈，我把东西放下再来。”随着，拿起东西，回转身去。
她刚刚走了两步，就听到王群在说话了。她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倾听着那刚毅坚定、与他的相貌不十分相称的声音：“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这些地主老爷们可能是看到国际形势有了点变化，想跟我们捣蛋。不用怕，政府一定给你们做主……”
她站了一会，才慢慢地走近自己的房门。这时，几个农民已从王群房中走出。她不由地回转头来，只见手拿草帽和雨伞的农民，正一步一回头地要王群止步。王群把他们送到院中，又最后一次地嘱咐着：“回去讲给地主听，就说是我讲的：政府的法令要保护佃权，坚决不准退佃！”他用手狠狠地向下一劈，表示他的话是不可动摇的。几个农民点着头走了出去。
新任区长与徐翠的想象距离太远了，她心目中的老干部，一下子变成了一位英俊的青年。由于变化得太突然，她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心里感到一阵阵的惶惑：他是那么年轻，仅仅比自己大一两岁，他能担负起自己心目中的老干部的重任吗？……
徐翠走到自己房门口，房门没有锁，想必里面有人。她用手推开了门，一位十五六岁，生得小巧玲珑，穿着一身短小的士林布学生装的小姑娘，笑嘻嘻地跳过来，伸手搂住徐翠的脖子，发出清脆的叫声：“徐翠姐！你回来了？人家正想你哩！”
小姑娘名叫石屏，是解放后才从学校出来的初中三年级学生。她是第一批参加青年团的，对实际革命斗争的向往，促使她离开了仅仅差几个月就要毕业的学校，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不久前，她被分配在二区担任青年团的干事。她和徐翠同住在一个房里。在政治上，徐翠是她的老师，在文化上，徐翠又是石屏的学生。因此，两人感情很好。
石屏松开手，继续说道：“徐翠姐，来，帮我们评一评，看谁的观点正确。我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能打起来，李奇却说很难讲。”石屏说着话，就跑到窗前去倒开水。
石屏一闪开，徐翠这才清楚地看到：床边还坐着财粮助理员李奇。这时，他已站起来与徐翠让座了。徐翠接过石屏递过来的开水，放在桌上，与李奇打着招呼，同时，仔细地打量着李奇的表情，思考着如何回答石屏提出的问题。
引起徐翠深思的是：坐在她面前的这个个子矮小、脸胖胖的财粮助理员，是一位留用人员。解放前，他是国民党乡公所的干事，与我们地下工作同志有过联系，供给过情报。解放后，虽然工作表现还老实，可是政治上不开朗，胆小怕事，旧职员的作风太严重。因此，徐翠和石屏是不大喜欢他的。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他们往往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每当双方的意见发生矛盾时，总是李奇先让步的。徐翠很清楚，他的低头认输，并不能说明他的思想已经通了。现在，她听了石屏的话后，为了不使李奇太难堪，便很婉转地说：
“是很难讲，只要蒋介石、美帝国主义这些反动派存在一天，就不敢保险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她边说边放下自己的雨帽、口袋，“不过，目前是打不起来的，因为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帝国主义还不敢发动大战。”
李奇揣摩着徐翠的意图，顺水推舟地点着头说：“对！对！徐翠同志的分析挺正确！”
石屏却以轻蔑的口吻重复着李奇的那句话：“对，对，徐翠同志的分析挺正确！”然后紧迫地追着问：“你不是刚刚还说朝鲜战争的爆发，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先声吗？怎么又改了口？”虽然，她的态度显然是在开玩笑，但李奇却感到十分难堪。
徐翠一听，就情不自禁地接上去说：“那是敌人造谣，不要信那一套！”说到这里，她忽然转过话头问道：“你们近来听说过什么谣言吗？”
李奇眨巴眨巴着眼睛，没有作声。石屏却一本正经地接着说：“我刚从乡下回来。谣言可多啦！讲得最多的就是刚才我和李奇争的这个问题，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打起来，国民党就要反攻大陆了；还有人说，李宗仁、白崇禧要回来过中秋节哩！哼，我才不信那些鬼话！还有……”
徐翠掏出了小本本，记录着石屏的话，心中不住地打着算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做了反复的宣传，怎么还有不少人担心呢？现在，像李奇的见解，说明了我们的干部也受到谣言的影响。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但，采取什么措施呢？对目前形势究竟应该如何估计呢？从国际形势联系到下面的工作，应作出什么样的正确结论呢？她一时还有些模糊。如何回答这个难题，不由地使她想起了王群。于是，她翻开小本本，在准备与王群交谈的问题中，加上一条：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言问题。
徐翠经过与李奇和石屏的交谈后，初见王群时的那种紧张心情，已慢慢安定了下来。此刻她又去找王群。一进屋，还没坐下，就和王群同时抓住了桌子上的热水瓶。
王群说：“我来！”
徐翠说：“我自己来！”
王群开玩笑地说：“这里我是主人。”
徐翠仍不放手，闪动着两只大眼望着王群说：“从时间上讲，我是主人，你才来三天，我来二十天了。”
在这简单的对话中，王群很敏感地觉察到，站在他面前与他争辩的这位女同志——他今后工作中的助手，有一种与自己很相像的性格。于是他让步了，伸手接过杯子，用和解的口吻说：“是的，我们都是主人！”
两人面对面坐下来，望了一阵开水杯上袅袅上升的白汽之后，王群就开门见山地说：“怎么样，谈谈下面的情况吧！”因为，他刚刚听到一些农民反映地主有退佃、不遵守减租法令等行为，微微地感觉到，下面有一种不平静的空气在波动着，所以急于想听听刚刚从乡下回来的徐翠的意见。
徐翠早已掏出了自己的小本本在翻动着，听见王群问了，忙抬起头来，用征询的语气问：“从哪里谈起呢？”
“随便谈吧！”王群说。
于是，徐翠又望了一眼小本本上写有“基本情况”几个大字的那一页说：“我在的那个行政村[3]，是由三个自然村组成的，离这里三十五里[4]。主村叫莫家山，在三个村的最南边。这个村，三面靠山，东面是一条小河，形势十分险要，因此，农会就设在那里。靠西北角的一个自然村叫巢山，东北角的一个自然村叫黄山。巢山问题不大，黄山是土匪出山必经的路口……”
王群感到徐翠的神情有些拘束，就从中插上一句：“这样说，你是在虎口里住着啦！”
徐翠随口答道：“说在虎口里住，有点过火。不过，我常想，住在莫家山这鬼地方，真是同在悬崖上行走似的。”
“那么，你讨厌这个地方吗？”
徐翠感到对方似乎误解了自己，就忙辩解说：“不，不，你把我的意思弄错了。我只是说有危险，丝毫也没有讨厌它。相反，我很爱这个地方，才二十天，我和很多干部、民兵都搞熟了。”她见王群满意地笑了，又高兴地说下去：“其实，说危险，也并不太危险。这个村是我们区的老重点了，一解放，解放军的机枪连就驻在那里，那里的民兵、农会，是全区组织得最早，也是最好的。”她一时忘记了工作中的困难。
王群问道：“除了农会、民兵外，还有其他什么特点呢？”他加重了语气，“我说的是特点——在工作中，我们一定要抓住特点，抓不住特点，就会迷失方向。”
徐翠稍微想了一下，回答道：“我想，莫家山的特点是三多……”
王群顿时情绪高涨起来：“三多？嗬，有意思！”
徐翠接下去说：“第一，干部、民兵多；第二，地主恶霸多；第三，土匪家属多。”
“有具体材料吗？”
“有！你讲吧，要什么材料？”
王群说：“请你谈谈有关的数字——全村有多少人口？多少户？你说的‘三多’各有多少？民兵的枪支弹药的配备情况如何？敌我思想动态怎样？”
徐翠根据王群的要求，边翻着小本本，边讲着。从她的叙述中，王群清楚地感觉到：莫家山的确是个敌我矛盾十分尖锐、复杂的地方。全行政村有一百七十三户，除去六十二户军、工、烈属与经常参加活动的民兵、干部，有四十四户是土匪家属，十三户恶霸地主，剩下的五十四户，有的家里没有年轻人，有的是通过匪的。莫家山基本情况虽很复杂，但谈到目前的敌我思想动态时，徐翠却谈不出太具体的东西来，似乎那里是风平浪静似的。王群觉得奇怪了，便又追问下去：“据你看，现在莫家山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徐翠不假思索地答道：“这还用讲，当然是敌我矛盾！”
王群又问：“除了上面谈到的，还有什么情况吗？”
徐翠说：“我们的民兵离不了部队。部队一来，民兵、干部情绪就高涨，意见也容易统一；部队一离开，干部、民兵情绪就低落，分歧意见也就会多。干部、民兵是这样，群众更不用说了。”
王群站了起来，习惯地在房内走动着。经过一阵思索后，他若有所悟地停下来说：“是不是也同别地一样，干部与民兵队伍，组织还不大纯呢？”
为了回答王群的疑问，徐翠介绍了莫家山的干部情况：“主要干部是这几个：民兵队长黄干，佃农出身，解放前杀过地主黄维心的父亲和弟弟，现在表现很积极，村上的工作主要是靠他；妇女主任苏凤姣，也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干部，只是她的历史情况我还没弄清楚，这个人工作表现虽还不错，就是爱与黄干吵架；村长黄蝠，解放前当过几个月伪甲长，是个懦弱无能的人；农会主任莫威，很少讲话，但工作很踏实。这些干部，在过去的减租退押斗争中，都是主动接近部队和工作队的，除苏凤姣外，他们家中也都很穷……”她还想谈谈出席过省农代会的妇女代表黄容的情况，但考虑了一下之后就没有谈了。因为，黄容虽是个出身很穷苦的农民，本质上是好的，但目前表现并不太积极，究竟能不能在短时期内把黄容发动起来，她还没把握。这样，就很难表示自己的肯定意见。在一位新到的领导同志面前，谈出自己不能表示明确看法的情况来，似乎不太必要。
听了徐翠对莫家山干部情况的介绍后，王群进一步看出，情况很不简单。同时，他也从中认识到：徐翠不仅有着顽强的性格，而且，她的工作是深入、细致，并能正确分析问题的。这使他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丫头出身、入党与参加革命的时间都不算长的女同志的成长过程。但由于初次见面，他没有问她私人的事。现在，他继续询问黄干与苏凤姣的历史情况。
徐翠说：“黄干，没有问题，我已了解得很清楚了，讲起他的历史，话长；苏凤姣名义上是苏老寡妇的女儿，可是解放前，她有十多年不在家，一时还搞不清她在这段时间干了些什么。不过，也初步了解到一些。现在，我详细谈谈这两个人的情况吧！”
“好，谈得越详细越好。他们的历史情况，一定要弄清楚。”王群说。
太阳已经偏西了，阳光照在窗子上，一缕光线穿过薄薄的绵纸，溜进了房内。她正轻快地翻着小本本，准备讲述黄干与苏凤姣的情况时，门外面的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起来。王群忙站起身，走了出去。
王群听完了电话，把听筒放下，见徐翠已站在他的身边，问道：“你猜是谁打来的电话？
徐翠说：“徐政委。”
王群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对吗？徐政委说些什么？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指示？”
王群边走边说：“是的，有很重要的指示。”他们走进了房门，继续方才的谈话：“徐政委说，敌人以为朝鲜战争的爆发，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要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因此，这几天，省内不少地方土匪闹暴动，打农会，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昨天，我们县西山区的土匪也在暴动，机枪连已经调到那里去了。我们这里，从目前情况看，也可能不会例外。因此，县委决定，为了避免干部损失，暂时把区里的干部全部从乡下调回区来，等候县委指示再下乡，并要求我们加倍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
这消息，对徐翠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她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在她的心目中，尽管躲在大山中的土匪，还威胁着莫家山的安全，但那不过是个暂时的现象罢了，土匪很快就会被解放军消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言，虽然扰乱着人心，但，那也只不过是谣言而已，一经揭发，也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了。她绝没有想到，土匪竟敢搞什么暴动！因此，她不安地问道：“是真的？”
王群十分认真地答道：“徐政委讲的，还会有假？”
徐翠抱着难以理解的心情说：“过去几个月，虽然土匪仍很猖獗，但除了山区与接近山区的一些村子，大部分地区还是平静的。我想，土匪很快就会被我们全部消灭，怎么他们还敢发动新的暴动呢？你们老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一提到家乡，王群滔滔不绝地说：“拿我们河南来说，土匪活动似乎有这样一个规律：刚解放，大军一过，他们还摸不到我们的底，就都潜伏了下来，地方上一时显得风平浪静。但这种平静是不正常的，过了一些日子，他们以为有机可乘了，就又开始活动了。看起来，广西的土匪也有这个特点。不过，广西与河南有它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山多、洞多，反动势力也比较雄厚，同时，解放前夕，敌人布置了特务转入地下进行捣乱。因此，广西的对敌斗争，要比河南复杂、艰苦、困难得多。比如说，说不定我们区政府内部就有暗藏的敌人，他们是以各色各样的面目出现的，很难一下子被发觉。因此，在这里工作，就必须树立长期的敌情观念，丝毫也不能麻痹轻敌。而且，不仅要时刻准备着应付土匪的突然袭击，还得严防暗藏敌人的阴谋活动。刚才，我要你弄清楚黄干与苏凤姣的历史，就是为了这个，以便确定：我们应该依靠谁，打击谁？”
由于一种好奇心，徐翠一直虚心地注视着王群那种精力充沛、自信心很强的谈话神态，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对方的叙述与论断。她深受感动，现在完全相信：站在她面前的，并不是一位懦弱无能的白面书生，而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朝气蓬勃的领导同志。由于这一情况的变化，她准备要提出研究的问题，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是当王群又一次提起黄干时，她才又犹犹豫豫地问一声：“那么，现在继续谈黄干与苏凤姣的情况吧？”
王群说：“不，回头在工委会上再谈。等民兵大队副、公安助理员一回来，立即开工委会。现在，我们要立刻采取行动，按照县委的指示，把我们的干部调回区里来。这样，力量一集中，土匪就啃不动我们了。如果敌人真的暴动起来，那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那样一来，潜伏下去的渣滓就会浮在面上了，我们就可配合部队，集中力量，来个一网打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