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受了伤。

他只记得自己向后一仰栽倒了。“我的脑袋像敲锣一样当当直响，”后来他回忆说。“就像有人把一桶石头砸在我脸上一样。我感到右颊上在流血，热乎乎的带有咸味。接着我看见密集的小石块雨点般砸在地板上。我伸手摸了摸耳朵，摸得手上黏糊糊的，尽是血。我的伞兵服上到处是血。在最初的震惊之后，我开始感到疼痛，火辣辣的，像针刺一样。我控制住自己的呼吸，并开始进行伤情评估。我肩膀上的脑袋还能自由转动，没有动脉血管出血的迹象。所以说，我肯定只是被碎石和弹片擦伤。”

他的半边脸很难看，但他伤势不重。他当时只觉得一股怒气油然而生。

当机枪火力转向下面几个楼层时，辛格劳布向那所学校看了最后一眼。就在这时候，他第一次发现，在70米开外的灌木篱中，有一根覆盖着伪装的37毫米炮的炮管在转动。炮手们身上都披着伪装，钢盔上有用线穿在一起的树叶。不过从现在的视角，他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

这个机会太好了，决不能错过。

他毫不犹豫地从楼梯上跑下来，冲进后园。法共游击队队员见他满脸是血，急忙跑上来替他包扎，那伤势看起来比实际严重得多。在这种时候，实际上也无法让他下火线。他用很不地道的法语含糊不清的作了几句解释，然后就端起他们的布伦轻机枪，抓起一个装有30发子弹的备用弹匣，头也不回地走到园子的边缘，然后沿着那条街向前跑出30米，利用那里一棵被炸倒在地上的梧桐树作掩护。从那里到灌木篱只有60米，是扫射那个炮阵地的有效距离。

等他到了树下，他的大多数伤口已经不流血了——这对他的情绪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他很快绕到树干的一侧，把布伦式轻机枪端平，对准灌木丛和里面的德国人打了4个长点射，弹匣里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他又换上一个弹匣。那门炮四周的德国人手忙脚乱地投入战斗，想把炮口调转过来对准这个疯狂的袭击者。可是他们连炮还没摸着就被撂倒了。一个德国兵用步枪瞄准梧桐树方向，可是被打得向后一仰，连枪都从手上飞了出去。

1辆装甲车和6辆卡车

第二个弹匣打光之后，辛格劳布跑回花园的掩体里。在跑动过程中，他觉得有人在向他射击，不过没有伤着他。

回到园子里之后，他把布伦式轻机枪还给那些敬畏有加、目瞪口呆的法共游击队员。他是上帝派来的。他们并不习惯于那样。有个人拿起一块布，把它往水桶里蘸了一下，热情地为他清洗伤口。这时候，这位年轻的美国中尉坐下来，靠在石墙上，把脸对着下午的太阳和天上的浮云，使自己那颗狂跳的心逐步平静下来。

攻击进展顺利：院子里大多数德国人已经被赶进学校那幢楼里。沃捷上尉的空军特勤队小分队的布伦轻机枪小组从学校右侧向前推进，已经到了一处可以用火力压制学校院子的阵地上。虽然多米尼克还没有找到安东尼，安东尼手下的几位连长都愿意接受沃捷的领导。当晚，沃捷用无线电请求伦敦发动一场空袭。空袭目标是散兵坑里配备了迫击炮和反坦克武器的德国人，最好能再次把他们赶进学校大楼。在空袭之前，法国人将后撤一两条街，由英国的蚊式轰炸机对那所学校进行俯冲轰炸。

棘手的问题是，抵抗组织的行动与当时盟军高层的首要任务并不吻合。例如，休伯特还没有得到他所要求的空投武器。此外，还有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考虑，那就是，当天早晨由亚历山大?帕奇将军指挥的对法国南部的进攻。盟军高层希望在法国南部和中部的所有抵抗运动组织都能支持这次进攻行动，这就意味着他们所提的空袭要求有些过分。

那天夜里，学校大楼里的德国人曾企图进入院子里的阵地。到了上午，福克伍尔夫飞机再度出现，进行了一番疯狂的扫射和轰炸，扔下了燃烧弹和高爆弹。

当天下午，在计划中的蚊式轰炸机攻击时间即将到来的时候，迫击炮炮弹再次落入学校大院。空军特勤队收紧了包围圈，并动用了皮亚特反坦克武器。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德国人退入学校大楼。可是，蚊式飞机没有来。天上只有福克伍尔夫和海因克尔式飞机。他们没有办法，只有隐蔽等待。

当天晚上，科廖兰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第一条，抵抗组织突破了于塞勒的德军防线，德国兵营已经投降。第二条，在蒂勒和布里夫两地比较大的德国兵营已处于帕特里克的部队以及休伯特的其余部队的包围之中。他们已经同意投降——但是有个条件。现在已经答应他们提出的由一位美国军官去受降的条件。

这就意味着辛格劳布将乘坐一辆农用卡车去完成这项任务。在蒂勒和布里夫，辛格劳布签署了制作精美的文件，向德军指挥官承诺：只要德军同意放下手中的武器，他们将受到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保护。缴获的武器真不少——步枪、机关枪、一箱箱的手榴弹，还有一门75毫米的野战炮。蒂勒的德军武器直接交给休伯特的部队，这也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签字仪式结束之后，休伯特和辛格劳布爬上农用卡车回到埃格勒通。

尽管德国人的3个兵营已经投降，但形势并不乐观。德国人的飞机对所有的移动目标进行扫射（辛格劳布和休伯特在进城的最后几公里途中，不得不步行）。德国飞机几乎把埃格勒通炸成了一片废墟，尤其是他们用作指挥部的那个谷仓。即便如此，在谷仓遭到炸弹袭击的时候，无线电员托尼?邓诺仍然留在角落里，向伦敦发送信息。在他身边的墙上和天花板上有数不清的弹痕。在辛格劳布和休伯特走进遭到严重破坏的谷仓之后，沃捷上尉微笑着用法语说，“的确很可怕。”

多米尼克在街道那头安东尼的指挥所。令人惊讶的是，那个性格刚毅的小个子安东尼也用威严但又很睿智的声音说了同样的话。

辛格劳布找到他们的时候，安东尼和他的参谋人员都很紧张，因为有谣传说蒂勒的德军并没有投降，而是已经突围，正前来解埃格勒通的围，对自由法国抵抗运动的后防构成威胁。

虽然辛格劳布仔细地解释说，蒂勒德军投降的整个过程他都在场，安东尼对这个信息还是将信将疑。他从原来就不多的部队中派出一些小分队，去通向蒂勒的公路设置埋伏。

与此同时，科廖兰带来消息说，德国人的救援部队——2000名携带大量武器装备的德军，分乘150辆卡车，在2辆配备自动武器的装甲车的掩护下——已经离开克莱蒙费朗。

有必要说明一下，蒂勒在埃格勒通的西面，而克莱蒙费朗在它东面。抽调围困埃格勒通的兵力去追击根本不存在的德军，就有可能使埃格勒通的局面变得非常危险。更加重要的是，在于塞勒和埃格勒通之间的公路上出现了伏击德国援军的极好机会。安东尼的军队等于为这样的行动增加了力量，并对埃格勒通的德国兵营保持着压力。可是安东尼不同意。他相信蒂勒的德军正一路赶来准备袭击他的后方。他要阻止他们。

傍晚时分，这座小镇静悄悄的。多米尼克和沃捷已经离开，到公路沿线设置埋伏去了，同时还带走了游击队的伤员。此时留下来的只有辛格劳布和邓诺，加上休伯特和安东尼部队剩下的人。

在听说所有的平民已脱离危险之后，辛格劳布命令法共游击队和秘密部队游击队退回森林中。虽然他知道多米尼克和沃捷将对德国救援部队造成伤亡，可是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阻止那股德军的前进。

辛格劳布和邓诺抓起他们的密码本、电台、一些应急口粮、几捆100法郎的钞票、部分斯特恩轻机枪的零部件，和抵抗组织游击队队员一起离开了正在燃烧的埃格勒通的街道。很快他们就穿越高处的牧场，进入林中小道。他们在黑暗中徒步前进，并听见了远处的地雷爆炸声和重机枪的哒哒声——多米尼克和沃捷搅乱了德国人的夜晚。

第二天，辛格劳布和多米尼克与沃捷在一个被毁的教堂里接上了头。果然不出所料，游击队的这次伏击并没有阻止德国人的前进，但拖延了他们的行动。他们击毁了1辆装甲车和6辆卡车，至少歼灭25个敌人。

黎明时分，德国援军到达埃格勒通。他们把兵营里的人都装上了卡车，然后缓缓向蒂勒方向驶去。他们希望在那里也照此办理。当然，他们已经晚了一天。接着他们准备回到克莱蒙费朗。

当天下午，出现了8架经过伪装的蚊式轰炸机（二次大战中最漂亮的飞机）。它们做着各种漂亮的向下猛扑和俯冲的动作。它们投下的炸弹把那座学校的大楼彻底摧毁，可惜那已是一幢空楼，里面已经没有德国人了。

很遗憾，它们来得太晚了。这时候，德国人在科雷兹的好几个兵营已被攻占，埃格勒通已被包围，游击队不断出击，数以千计的德军投降，他们的武器被缴获，再加上在公路沿线的激烈的伏击战，科雷兹的德国人已经失去了战斗力。这一地区实际上已经解放——但并不是说在随后几个星期内形势就不紧张了。

在公路上设置埋伏

第89号公路依然保持畅通，希望仍然盘踞在法国西南部的德国第一集团军群继续把它作为一条逃生的通道。多米尼克和辛格劳布训练安东尼和休伯特的部队，教他们如何使用缴获的武器，同时派出保护分队摧毁非主干道上的桥梁。休伯特的部队依然在公路上设置埋伏。

这时候休伯特提出一项计划，想利用他缴获的卡车和巡逻车组建一支机动的攻击部队，用以骚扰从科雷兹和卢瓦尔省之间向北退却的德军，使他们无法对巴顿将军在卢瓦尔河两岸的部队构成威胁。

自由法国指挥部同意了这个计划，虽然休伯特还没有得到他很久以前就要求得到的武器（正式调拨给抵抗组织的上千吨弹药，还躺在英国的仓库里，这是战争时期混乱状态的典型；游击队在起义的时候提出了许多要求，而且非常紧急，分配系统在这样的压力下崩溃了）。休伯特不得不从设置埋伏的部队中抽调部分武器，以装备他的机动部队。多米尼克和辛格劳布帮助他弄到一辆1939年生产的、前轮驱动的雪铁龙，同时为他进行了一系列闪电式的侦察行动。德国人的车队是交错行进的，为的是防止盟军的空袭，不过他们的间隙节奏是可以预测的。杰德堡小分队只要等候这个间隙，就可以进行有效的攻击。结果非常奏效。连续几个星期，休伯特的部队使德国人惶惶不可终日。

与此同时，安东尼的法共游击队退出了战斗，全力准备投入德国投降之后即将出现的政治斗争。共产党人占领了蒂勒，包括那里的兵工厂，使它恢复了生产（他们不得不迫使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为他们工作）。领导安东尼的政治委员们希望得到战后发动革命的武器。这比进一步参与解放法国的斗争更为重要。

9月26日，巴黎和法国大部分被解放。詹姆斯小分队返回英国，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对于杰克?辛格劳布来说，这意味着受命前往东南亚——这是我们后面将要谈的内容。

杰克?辛格劳布在杰德堡小分队的经历无疑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然而它的意义却不仅于此。这个故事不仅说明特种部队的军人需要什么样的技能，而且为非常规战争的各种因素提供了一个模式。它是所谓特种部队教范中的主要课文之一。

它所表明的是如下一些比较突出的因素和技能：

●特种部队的军人要准备越过正式的战线，深入敌后地区去作战。那些地区并没有明显地受到一方或另一方的控制，或者是受到某一方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很难分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根据一个领导人、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派别的正式名称或者政治隶属关系，他无法判断自己所面对的是谁或者是什么。

●他要准备在一个高度危险、高度紧张的环境中作战，而且得不到或几乎得不到派遣他的组织的支持。

●他必须具备军人的所有基本技能，不仅要能作战，而且要能教别人作战。他还必须熟悉许多外国的武器和系统，应当是各种徒手格斗的行家。

●他必须比较精通他正在作战的国家的语言，了解那里的文化、政治形势以及那里人民的实际状况。

●由于他将在敌后作战，他必须能够在掩护的身份下生存，必须掌握能在秘密状态下活动所需的其他方面的技能。

●他必须具有应付各种压力的心理承受力：独立生存，没有支援，不可避免地被别人把事情搞乱，以及面对由于缺少支持而造成的更大困难。

●他必须足智多谋，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表现出高度的心理、政治和军事敏感性。对于那些不喜欢他、不信任他、总是反对他的人，他必须使他们了解他，对他们进行说服，加以诱导，施以威胁，使他们相信自己。在这种斗争中，他最好的武器往往是他的实际能力，这样他的对手/朋友不得不开始相信他。

●他所面临的威胁很大。他和他的小分队本身就代表着他们国家的政策。在如何贯彻这些政策的时候，他们往往面临多种选择，但却没有或者基本没有来自上级的指导。他必须有能力作出正确的选择。与此同时，他们的选择不仅直接影响到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游击队员的生命，而且——也许更加重要——影响到那些“无辜的”或者“被卷入的”平民百姓的生命。

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这些因素和技能都变得非常重要——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阿伦?班克上校。班克的这些技能也是在辛格劳布所在的那所学校里学到的。他后来成为美国特种部队的创始人之一。他是绿色贝雷帽们心目中为数不多的英雄人物之一。

阿伦?班克

阿伦?班克是1944年空降到法国南部的另一个杰德堡小分队的队员，在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活动。他在那里的体验和杰克?辛格劳布的非常相似：袭击战略设施和车队，为抵抗组织提供指导和训练，与共产党人发生冲突。法国解放之后，战略情报局的首长要求会说德语、当时已是少校的班克去组织一支由反对当局的德国军人组成的特种作战部队。他们的使命——由比尔?多诺万亲自下达指令——是活捉希特勒，如果希特勒和他的死党准备逃往巴伐利亚深山里的纳粹党徒所说的“国家地堡”去藏身的话。欧洲战事结束时，那座地堡依然是个谜，班克的使命被终止。

后来，班克被战略情报局派往印度支那。他在那里曾经和胡志明一起有过一两天共同的旅行生活，还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几个月，懂得了有关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的知识。

非常规战争

1945年9月，战略情报局被解散，班克不情愿地回到陆军部队。他非常怀念昔日的杰德堡小分队，因为当时杰德堡小分队随时随地都在准备战斗，而且可以自由地在敌后作战（虽然他知道有些墨守陈规的人们不喜欢给像他这样的人以太多的自由——他们称之为不严格的、非军事的行为）。他是一名优秀的军人，历来服从调动，从来没有公开发过牢骚。

更加重要的是：他确信在解散战略情报局杰德堡小分队与其他战斗分队（后者为30人的小分队，可以分为每组15人的两个小组——这是特种部队A级小分队12个人编组的前身）时，如果不继承那支部队丢弃的作战能力，陆军将失去一些非常有用的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和亚洲（主要是缅甸）的敌后，都派遣过这样的战斗小分队，他们起到了直接行动的战斗作用，从事像杰德堡小分队那样的破坏设施、与游击队取得联系等活动。

班克认为，战后的陆军需要有类似的部队，但是这样的部队应当受到更好的训练，得到更好的装备，有更加充分的准备并配备更好的军官。在他看来，特种作战部队的宗旨是组织、指导并装备抵抗运动和游击运动，在重要性方面，它毫不逊色于美国武装部队中任何一支常规战斗部队。

1947年成立了中央情报局，其任务是重建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工作。它也被赋予从事秘密的、特种行动任务，以便与抵抗运动和游击队组织打交道，可是它从来没有干好这项工作。中央情报局创建之后，班克依然认为陆军很有必要承担起战略情报局特种作战行动的全部任务。

他的这种想法得不到陆军大多数人的认同。常规的军人往往认为，非常规战争主要起辅助作用，对真正的军事行动无关紧要。也就是说，真正的军事行动要靠正规的步兵、航空兵、坦克、大炮——远非一些隔靴搔痒的行动。班克在他的回忆录《从战略情报局到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诞生》中写道：“在正统的传统军人看来，它是令人恶心的、卑劣的、非法的、缺乏教养的行为。不符合职业军人正大光明的做法。”

在过去的岁月里，美国军人都特别容易受这种态度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我们的陆军在传统上是不喜欢精英的。他们认为它是全体公民的部队——都是一些普通人。出类拔萃的军人和出类拔萃的部队固然很好，可是他们不应当过于引人注目。就他们的特点而言，特种部队自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在美国特种部队组建之后的若干年里，分配到特种部队并没有被看成是一种特别幸运的职业流动。

美国陆军对于古怪的人和崇尚改革的人就像它对精英一样没有好感。它受到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对革新感到不安，变革的动作缓慢。革命者是不受欢迎的。然而，阿伦?班克知道，陆军也不是铁板一块。它是一个有数百个房间的大房子。改革派是得不到鼓励的，但是精明的、勇敢的、有政治头脑的人则在耐心地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并且愿意以职业生涯去冒险。这些人在试图进行改革——特别是当一些受到鼓舞的人也产生相同看法的时候。

在战略情报局解散之后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班克就在做准备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读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关于非常规战争的书。非常规战争是什么呢？它与“常规”战争有什么区别？历史对常规战争是怎么说的？我们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特种”战争？

非常规战争

非常规战争是很难界定的，可是在过去这些年中，形成了一个可行的解释。这种解释并不完整，在许多细微的区别上很不明确，但它不失为一个好的开端：

非常规战争主要包括那些不同于运用常规火力和大规模的部队、装甲车辆、火炮和空中力量的军事行动。在通常情况下，非常规战争是由小规模的、受过特种训练的部队进行的，它发生在普通军事分界线的后方，所涉及的活动包括侦察、破坏、小规模突袭、大规模袭击、暗杀，尤其是训练和支持友好的游击队。这些都属于直接行动的范畴。

直接行动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喷灯-暴力美/加联合别动队，即所谓第一特别勤务部队（FSSF）。它被官方确定为今天的特种部队的前身。组建那支特勤队的目的，是对在挪威的德国重水生产厂、在罗马尼亚的油田之类的目标发动闪电式的突然袭击，但后来主要被用于攻占在意大利的山区要塞（它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但是非常规——“特种”——战争也存在其他的方面，这是每个杰德堡小分队都知道的：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就是一个方面。帮助困境中的人民——提供医疗援助，提供组织建议和咨询，建造桥梁和道路，取得干净的水——也是一个方面。“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被称之为心理战或者叫心战（在阿伦?班克的年代被称为心理战争）。

“帮助人民”通常属于民政事务。在特种作战的工具包里，这是一个和心战具有同样长历史的工具。介入民政事务可以有不少理由，其中包括简单的做好事，但它主要是军事模式：对你友好并体验到你的善意的人们，也许就不会对你的敌人有好感——不会帮助或者支持他们。

激烈争论的焦点是，“特种”部队最纯正的模式是什么——是像别动队或者突击队那样的、采取直接行动的规模比较大的部队，还是像杰德堡小分队和A级小分队那样的、更专门地从事训练当地的武装力量。

后来的结果表明，“最纯正的”是一个死胡同，最好的答案是“与上述一切有关的”。

从历史上来说，在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这两者的历史渊源都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早在耶稣生活的那个时代，自由战士就与罗马占领者进行了长期、持久的游击战。一千年之后，北欧海盗从海上或者河上展开突击队式的袭击。19世纪初，在拿破仑占领西班牙期间，西班牙游击队使法国军队对自己的征服行动感到后悔（西班牙人把这种形式的战争称为游击战，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小规模战争”）。罗宾汉和他的人都是游击战士。Ｔ?E?劳伦斯是个半自由战士式的特种部队军官，指导当地的阿拉伯人摆脱压迫他们的占领军的斗争。

打特种战争的办法

从传统的意义上说，抵抗运动、武装起义或者游击活动都起源于用其他方式无法从外国占领者手中获得自由的人们，或者无法从他们自己的实施高压或暴政的政府那里得到自由的人们——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他1832年出版的《战争论》中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战争只不过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虽然善于思索的军事家们从来没有忽视克劳塞维茨这句至理名言，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在制定战略和战术的时候，却往往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无非是把平民百姓看成障碍，或者看成支持者，或者看成潜在的威胁（“把他妈的那些老百姓统统给我撵走！”）。

近年来这些态度已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反映在最近非常时髦的用语“最终状态”中，例如：我们希望什么样的最终状态？我们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最终状态”反映的是冲突结束后理想的军事和政治形势。现在仍然是这种情况：大多数军事领导人通常不会考虑到，他们的手下人怎么可能影响到政治形势，而政治形势反过来又会怎样影响战争的结局。

对于从事非常规战争的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特种部队的军人不仅要意识到他们的军事行动的政治含义，而且要意识到他们的政治行动的军事含义——实际上，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都可能对他们受命去帮助与指导的人们产生影响。成功远非只是达成军事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心理战和民政事务民政事务一度被看成军事治安的辅助——战斗结束、秩序恢复之后，显得非常有用。一场战争结束后，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警察的保护。后来人们意识到，民政事务不仅在冲突中（在入侵巴拿马的时候，卡尔?斯廷纳就动用了民政事务资源，产生了很大的效果），甚至在冲突之前还能起到防止冲突的作用。历来是特种战争工具箱里的重要工具之一。这也是为什么灵活性、足智多谋和政治头脑对于杰克?辛格劳布、阿伦?班克以及其他杰德堡小分队的人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政府终于发现，具有这些能力和相关能力的军队越来越有用处。他们是精确的工具，而坦克、大炮以及其他主战武器相比之下要愚钝得多——虽然它们的杀伤力强大得多。

换句话说：特种作战所针对的是用其他方法无法攻击的战略和战术目标。在一般情况下，战略和战术目标与敌人的重心有关（克劳塞维茨的另一个术语），而重心可以是物质的、心理的或者经济的。如果常规武器无法对付它……特种战争则有可能。

如果一个国家发现其自身不断需要这种力量，那么它就会把这些力量组织成特种作战部队。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知道他们绝对不可能与德国军队面对面地决一雌雄。他们的特种部队目的在于给他们一个能与敌人打个平手的杠杆。

相比之下，德国人并没有采取打特种战争的办法。其原因至今仍是个谜。他们的军队被打败之后，他们没有组织游击队来抵抗盟军对他们国家的占领，这同样也是个谜。虽然德国人在苏联、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和其他地方有丰富的反游击队的经验，而且亲自体验到游击队如何能使占领者感到头疼，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组织这样的活动。

这一点特别令人费解，因为德军指挥部对突击队的运用是最大胆、最有智谋的。例如，1940年，在比利时南方默兹河与阿尔伯特运河交汇处的埃本埃马尔要塞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要塞——地面上有装甲坚固的炮塔，被掏空的地底下是纵横交叉的坑道，由1200名军人把守。马其诺防线上的任何要塞都无法与之相比。如果德国人希望向西进攻，攻打运河上的港口，或者向南逼进法国，他们就必须拿下埃本埃马尔要塞。

一支由80名德国工兵组成的突击队在一名士官的指挥下，在模拟该要塞的场地上进行了6个月的滑翔机作战训练，然后乘9架滑翔机在埃本埃马尔要塞的屋顶上降落，实施了一次经过周密计划的攻击行动——这次行动的一个闪光点就是在战争中首次运用了聚能装药技术——结果是，这个固若金汤的要塞只花了30小时就被攻克。聚能装药技术的重点是爆炸效果，其目的是穿透装甲，现在这项技术在所有的反装甲和深度穿透型武器中已经得到广泛的运用。

但是在这次行动结束之后，这支工兵突击队又回到德国陆军的战争机器中。德国人没有看到反复使用一支常备的特种作战部队的必要性。

1943年，盟军入侵意大利之后，意大利人把墨索里尼赶下了台，并把他流放到一个位于山顶、戒备森严、与世隔绝的大饭店里。据说没有任何一支部队能够把他营救出去。进入那里的惟一通道是一条索道缆车。9月13日，另一批敢死队式的德国滑翔机突击队，在一位了不起的特种作战指挥官奥斯特里安?奥托?斯科曾尼的率领下，在离该饭店仅100码的地方着陆，击败了守卫部队，并调来一架小型菲斯勒施托希飞机，把这个恶魔送进飞机运走了。

这支突击队后来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部队。

在荒郊野外

从1946到1951年，美国陆军对于重建非常规作战能力的兴趣丝毫未减。虽然他们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却没有带来多少实际的变化。鉴于以前有过突击队的先例，有一项研究探讨了建立一支既能执行杰德堡小分队那种教学训练使命，又能实施突击作战的组织的可能性。另一项研究提出建立一支特种部队，利用脱离苏联的东欧卫星国的军人组织一支特种部队，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有过与纳粹进行非常规作战的经验。这些人可以在《洛奇法》的条款下汇集到一起，因为这项法案允许外国人参加美国军队，而且在2年之后可以获得美国公民资格。这将是一支美国特种部队的外籍军团。

遗憾的是，最多只有3000人能够应征加入这样的部队，这个数量不足以完成这项工作（虽然《洛奇法》的志愿者后来确实成了早期特种部队的成员）。

这些提案都没有任何结果。

就像所有杰德堡小分队的人一样，阿伦?班克对心理战技术也有所了解，例如，散布谣言以涣散人心，或者散布错误信息。然而，班克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被调到心理战部队。他根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这是1951年初发生的事情。当时班克已经是一名上校，正在朝鲜的一个战斗部队，美军第187空降团战斗队任职。他接到的命令是：返回美国，到华盛顿报到，到罗伯特?麦克卢尔准将的手下当心理战参谋。

麦克卢尔是个很了不起人。他在欧洲的时候就为艾森豪威尔策划过心理战（说得更准确些，是白手起家搞起来的），战后他为在德国的盟国军政府主持了清除纳粹主义的计划。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他明白了重新建立心理战作战能力的必要性。

麦克卢尔在艾森豪威尔手下负责心理战，他经常与战略情报局的人协调他的作战行动，这样也就与战略情报局特种作战部经常有联系。他所看到的情况给了他很深的印象，等到时机成熟，他自己重新开始心理战的时候，他成功地提出在他的部队中要有特种部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麦克卢尔请来了班克和另一个能人，那个人就是才智过人，精力充沛的陆军中校拉塞尔?福尔克曼。他们两人的工作是在陆军中重新组建特种部队。

在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日本人占领了菲律宾。福尔克曼成为英勇无畏、没有投降的美国人之一，他和菲律宾的军人以及在吕宋岛上的少数几个美国人一起组成了抗日的游击队。用班克的话来说：“当麦克阿瑟将军说‘我会回来的’这句话的时候，还是一名上尉的拉塞尔作出的回应是‘我愿意留下来’——麦克阿瑟给了他祝福。”经过3年的战斗，他们那支原先很小的武装已经发展到15000人——大致上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打死或俘虏了数千名日本人。当日本人终于投降时，接受日本司令官山下将军投降的不是麦克阿瑟，而是游击队。

为了表彰游击队对胜利所作出的贡献，麦克阿瑟在正式受降的签字桌上留了一个座位给福尔克曼——他当时已经是上校了。

班克、福尔克曼、麦克卢尔把他们的经验和研究收集在一起，坐下来试图解决许多长期以来使特种作战专家感到困惑的问题：别动队和特种作战/游击队的支持模式；指挥与控制、人员配置、后勤供应以及实际运作问题；如何利用《洛奇法》中规定的侨民问题，等等。在今后的50年里，这些问题将继续困扰特种作战的专家们另一个有名的菲律宾游击队战士是温德尔?费尔蒂格上校。他在菲律宾的棉兰老岛与日本人英勇作战，后来成了班克和福尔克曼的参谋。20世纪50年代有一部非常好的关于费尔蒂格上校的电影，我们的朋友W?E?B?格里芬的小说《战斗在敌后》写的就是他的事迹。。

与此同时，陆军自身也把别动队问题暂时从台面上撤了下来，逐步停止了当时存在的别动队的活动，建立起一所训练别动队的学校，对战斗人员和被挑选的其他人员进行别动队方面的训练，然后让他们各自回到原单位。阿伦?班克认为这是件好事，因为他倾向于战略情报局的模式而不是别动队模式的特种作战。由于陆军仍然需要深度渗透、长期作战，减少别动队的活动将为他们释放出更多的人员。

此后不久，班克和福尔克曼受命拿出一个组织装备表，这是创建一个军事单位所需的最后一个步骤。现在的问题是：在非标准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军事单位以灵活的方式、充足的资源进行运作？作战部队的规模应当有多大？他们应当如何组成？

班克倾向于把一些训练有素的人集中起来，把他们编成以完成具体使命为目的的单位。由于陆军里有种种繁文缛节的手续，这是一个行不通的选择。这时候，战略情报局提供了两个已经受过检验的模式：以3人为单位的杰德堡小分队模式和以30人为一个战斗分队的模式。战斗分队模式虽然不像杰德堡小分队那样灵活、那样“隐蔽”，但它能够对敌后纵深处困难目标进行直接袭击，在没有本地游击队的区域进行游击活动。这样的战斗分队能一分为二，成为两个15人的小分队，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这就使得班克产生了另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建立一支核心的特种部队，使它的作战单位比杰德堡小分队大一些，战斗力强一些，但是比战斗分队直接行动突击队小一些呢？

这个想法导致特种部队A级小分队（或者特攻队）的建立。小分队起初由15个人组成，人员只有战斗分队的一半，但很快就成了今天的特种部队这样12个人的编制。它的指挥官是一个上尉，由一名中尉军官当他的副手（后来是准尉军官），而有经验的士官则在其中起到平衡作用。每一个队员都是高度专业化的，但是——为了增加灵活性，减少冗员——这些专业特长都是配对的：2名武器方面的行家、2名通讯方面的行家、2名卫生兵，等等。每个人都接受交叉训练，但在紧急情况下也能干其他人的工作。每个都具有伞兵和别动队员的手段。

在组建初期，能够流利说未来目标国家语言的人不多。后来每个特种部队成员都接受了高水平的强化语言和文化方面的训练。

A级小分队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很小的单位，它自身并不具备很强大的火力，可是在这个人数有限的群体中却有许多不同级别和经验的人。它还具有高度灵活的安排：一分为二，就接近杰德堡小分队的形式。把两个A级小分队合起来，就组成了一个战斗分队。

A级小分队将在目标国家的某个具体地区展开野外活动。一支B级分队通常由一名少校指挥，辅助他的是2名军官和9名士官。他负责领导三个A级小分队，往往是从一个主要城镇或地区首府之类的中心位置进行管理。

特种战争中心学校

一个C级分队具有数量相同的军官与士官配备，下辖三个Ｂ级分队，通常从目标国家的首都实施管理。C级分队的首长是一名中校，他的副手是一名少校。

三个C级分队组成一个大队，由一名上校指挥。大队过去有（现在也有）一个地区性的方向。组织装备表规定，特种部队的使命（的本质）是：“从空中、海上或者陆地进行渗透，深入敌人控制的领土，并留在那里组织、装备、训练、控制并指导当地潜在的武装力量进行特种作战。”特种部队作战的界定是：“组织抵抗运动，运行他们所组织的网络，指导游击战争、战地情报收集、谍报工作、破坏活动、颠覆活动、逃避和规避行动。”

所有这些人员都要有地方睡觉，有地方办公、学习和训练。他们也需要一个中心，供他们学习、讨论和开发特种作战和非常规战争的理论与实践、政策和条令、技术和战术。如果阿伦?班克和拉塞尔?福尔克曼有什么希望的话，那就是希望有一个专门用于这个目的的设施——特种战争中心学校。然而，自从特种部队暂时被划归特种战争分部，特种战争中心学校就将是心理战中心的附属部分。这是麦克卢尔准将为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设计的。这一中心于1952年3月得到批准。他将暂时由班克领导。他也将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担任把重点放在欧洲的第一支特种部队——第10特种作战大队——的司令。

接下来就是招募人员。在初期阶段他们把目标锁定为空降兵、别动队以及《洛奇法》所规定的志愿者。

1952年6月19日，班克组建了第一支部队并担任它的司令。他后来写道：“当天上午前来报到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几个士兵、一名准尉和我。”

很快这个数量就扩大了。

到那一年的下半年，第十特种作战大队转移到德国慕尼黑南面的巴德托尔兹，但这时它已被一分为二。留下来没有走的成了新组建的第77特种作战大队。

麦克卢尔、班克和福克尔曼——和许多曾经帮助、支持过他们，给他们提供建议的人一起——真正地组建了美国特种兵部队。

然而，这在当时还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确很小——的外围核心。直到1961年，美国特种部队才有了明确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