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德本
1944年7月13日——9月16日
“这一次，陆军把事情做到了点子上，我感到这是惟一的一次，”戈登·卡森说，“让我们上了那些坦克登陆舰，带我们进了南安普顿，又带我们回到了奥尔德本，发给我们两整套全新的军装，还发了欠我们的薪饷——150美元或者再多一点，还给了我们七天假。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去伦敦的路上了。”
E连的弟兄们对在伦敦度过的那一星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美国伞兵是最早从诺曼底返回英国的军人；报纸上登满了他们的英雄事迹；城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请他们吃顿饭或喝杯啤酒——不过也许只是第一天罢了。但年轻的英雄们表现得有些过火。他们喝得太多了，打坏了太多的窗户和椅子，与伞兵这外的人之间也发生了过多的打架事件。这是伦敦历史上最为失控的星期之一。一家报纸把美国兵们造成的损失比喻成一次闪电式的突袭。一个广泛流传的笑话是这样说的：在伦敦的宪兵队将会受到总统的嘉奖，因为他们在101师在伦敦的这段时间付出了超常努力。
并不是所有的弟兄都去了伦敦。哈里·韦尔什去了爱尔兰探亲；温特斯留在奥尔德本休息、思考，并给死伤弟兄的父母们写了信。戈登和利普顿伤愈后去苏格兰观了光。
戈登从诺曼底撤离后被送进了医院，接受了皮肤移植，他的一条腿从臀部到脚趾都打上了石膏。在他住的病房里，他是惟一一个因为战斗而负伤的人，其他人要么是生病要么是在英国因意外事故受的伤。因此，他成了“极受尊敬的人物，他们都敬畏我”。整整3次，军官们来到这儿把紫心勋章别在他的枕头上。“我总是谦逊地低垂着眼帘，轻轻地对来看望英雄的那一小群人道谢。”然后他会把勋章藏起来等待着下一枚。
在医院里住了8个星期后，他回到了E连。（把康复的弟兄送回到原先的连队是空降师的政策；而在步兵部队，伤兵身体复原后，将被派往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所有的伞兵都把前一种做法看成是空降部队最英明的举动；而后一种做法在每个人看来都是陆军做出的最愚蠢的决策。）
塔尔伯特中士是和戈登同时回到E连的。由于他是被二等兵史密斯的刺刀刺伤的，而不是被德国人打伤的，他失去了获得紫心勋章的资格。戈登叫他别难受，他可以把他额外获得的一枚紫心勋章给他。3排的弟兄集合起来为塔尔伯特举行了一个专门的仪式。在这之前，戈登和罗杰斯已经写了一首诗，想使塔尔伯特、史密斯手“插到他俩之间的那把刺刀”的故事永远流传下去。诗名为《刺刀之夜》；值得后人庆幸的是，这首诗并没有流传下来（也许是因为该诗的作者不想让我在此书中发表吧）。愤怒的塔尔伯特宣称，“这小杂种刺我的时候我本可以朝他开6枪的，但在那时，我想我们应该饶他一命。”
一些伤兵担心自己会终身残疾。马拉其发觉了这点。有一天，他和唐·穆尼坐在食堂里，利普顿刚好经过。“嗨，残废。”马拉其喊了起来。利普顿转过身抓住他俩的脖子，把他们从椅子上拎了起来，并宣称他会一次解决他们中的一个或一块儿解决。他俩脸都吓白了，赶紧说他们只是开个玩笑，没有任何其他意思。过了一会儿，利普顿又回来了，红着脸说他很抱歉自己发了脾气，但他确实害怕手上的伤会造成终身残疾，使他再也无法在大学里打橄榄球了。
尽管伦敦之行使紧张气氛有所缓解，尽管戈登有时候试图说点笑话逗逗乐，但是，弟兄们想着曾经面对过的现实，想着将要面对的现实，气氛仍然被压抑和忧虑所笼罩。
从诺曼底回来后的第一天晚上，马丁中士四处看了看1排的驻地，1943年9月到1944年5月住在这儿的弟兄有一半已经不在了。他对瓜奈若说：“哎呀，比尔，现在我们只剩半座营房的弟兄了，可我们还没有开始打仗呢。看来我们不可能活过这一仗了。”
“如果说我们在诺曼底这个该死的小行动中就失去了一半的兵力，”瓜奈若回答，“算了，别再说啦，我们再也回不了家了。”
他们去苏格兰休了假，在那儿他们文了身，什么都不在乎了，“打一次仗就死了这么多弟兄，还有整个战争等着我们去打，为什么不呢？”
二等兵戴维·凯尼恩·韦伯斯特曾在D日和2营营部直属连一起空降，几天之后受了伤，被送到英四，在2营前面回到了奥尔德本。当“那些瘦弱、疲倦的幸存者的队伍行军到这个地区时，”韦伯斯特躲在红十字会所的不大亮的地方，不想有人看到他的脸。他们问，“韦伯斯特，德国佬在卡朗唐的另一边发动大反攻，F连撤退，E连的侧翼暴露时，你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韦伯斯特虽然挺尴尬，还是很高兴看到朋友回来。“营里的弟兄即使不知道名字的，看着也面熟，”他写道，“你感到自己是大家庭里的一分子。你和这些弟兄们之间的关系远比和任何平民百姓都亲近得多。”
韦伯斯特申请调回E连。他在营部直属连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当弹药手，因此在诺曼底，只打过一次机关枪，然而“我渴望战斗。我想尽快把战争打完；我想在前线连队中作为一个步兵去战斗”。于是，他成了1排的一员。
韦伯斯特的看法正如他给父母的信中写的那样，“我每活一天都觉得是赚来的。我从不认为地在下次空降中幸存。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们要想开点。我希望能说服你们，让你们和在战场上的我们一样把死亡看得淡一些。在战争的硝烟中，你可以预料到伤亡，预料到某人被杀，当你的战友被机关枪打中脸部时你不会觉得惊讶。你只能继续。这和平民的生活不同，平民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死亡总是让人觉得出乎意料。”
他的母亲回信给他，对儿子这种看法感到大为惊慌（她还为韦伯斯特的弟弟感到担忧，他的弟弟刚刚加入了伞兵部队），韦伯斯特给母亲的回复非常直率：“你难道更希望别人的儿子死在泥泞中吗？你希望我们赢得战争，但很显然你又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流血牺牲。这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态。”
“总得有人去打仗、杀敌；总得有人在步兵或伞兵部队。如果整个国家的人都是你这种态度，就没有人会去打仗了，每个人都想呆在后方勤务部。这个国家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利普顿感到“弟兄们处在战斗中时，出现不可避免的事是没有办法的。人在战场上，既然无力改变这种现实，那就只得接受。一下子，他们对死亡、尸体、毁灭、残杀、危险就都变得习以为常了。敌人的死伤对他们的情绪不构成影响。自己人的死伤也只是给他们留下短暂的印象，这种印象里夹杂着一种转瞬即逝的庆幸和成功感，庆幸死伤的并不是自己。（当他们的战友倒下时，对许多战斗着的军人来说，‘感谢上帝是他而不是我’是一种普遍的想法；不过，过一阵子，可能会生出一种罪恶感。）许多事还等着去做，仗还要靠他们去赢，他们考虑的是这些。”
利普顿继续评说：弟兄们一旦离开前线，回到军营休整时，“他们开始思考。他们想起战友们是怎样受的伤或送的命。他们记得有多少次他们自己就与死亡近在咫尺。远离战斗了，死亡与毁灭已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可能结束，任务可能被取消。带着这些想法，弟兄们开始害怕重返前线。然而，他们一回到战场，那些疑虑和紧张全都不见了。冷漠、无情和镇定又重新回到他们身上。又一个任务等待他们去完成，过去的自信重现了，战斗的兴奋感回来了，渴望优秀和胜利的欲望又会再次占上风。”
这听起来有些理想化，但却的的确确是事实；利普顿和E连的许多其他弟兄，空降师的许多弟兄，乃至整个美国陆军——甚至德军和苏联红军中的许多人在这场战争中就都是这样的。但这决不是说利普顿的分析适用于所有的军人。二战中参战的军人成千上万，一个人的话不可能代表所有的人。然而，利普顿对参战军人情感状态的洞察依然能够对试图理解弟兄们如何忍受战争提供了参考依据。
自诺曼底之后，E连的许多弟兄拼着命与德军作战，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同盟国将取得战争的胜利。“我希望能快点回到战场上去，”韦伯斯特告诉父母，“因为我还要偿还德国人不少子弹，我还要尽可能多地向他们扔手榴弹。”德国人抓住还穿着降落伞背带的伞兵，割断他们的喉咙，用刺刀刺他们，剥光他们的衣服，朝他们开枪，还摧毁了一座救护所。因为这些暴行，“我们决不会打算对他们手下留情。”至于战争结果，“在看到了滩头阵地，看到盟军那种令人振奋的军事力量以后，我知道我们不会输。对伞兵来说，他们就是来流血的。我想回到与敌人的厮杀中去。”
不少弟兄得到了提升。韦尔什和康普顿从少尉升到了中尉。团里需要年轻的军官来接替伤亡的军人，温特斯推荐詹姆斯·代尔接受战时军官委任，因为他在诺曼底时就已经是连里的二级军士长。辛克上校批准了，于是代尔成了少尉并被委派到506团的另外一个连里。温特斯利普顿取而代之，当了军士长。利奥·博伊尔升为连部的上士。比尔·瓜奈若也成了上士。唐·马拉其、沃伦·穆克、保罗·罗杰斯和迈克·兰尼从二等兵升为中士（兰尼原先就是中士，但在索贝尔兵变中被降为二等兵）。帕特·克里斯坦森、沃尔特·戈登、约翰·普莱莎和拉文·里斯从二等兵升为下士。
韦伯斯特是个极有抱负的小说家，英国文学名著贪婪的读者，哈佛大学的学生，战争老兵。他在个人观察和敏锐的洞察力基础上对陆军有表扬有指责。他写给家里的一封封长信提供了E连打过第一仗后一些弟兄的真实写照。
二等兵罗伊·科布在诺曼底上空在哈里·韦尔什的飞机中被击中，因此没有空降，“他是一个老兵，拥有值得称赞的9年军旅生涯。他曾参加过一次容易的空降，这在陆军里很长时间内一直罕见。截至此时，他那曲折多变、丰富多彩的战时经历包括：1、和第1装甲师一起在非洲实施过突击空降；2、受到黄疸的长期折磨，在他的运兵船被鱼雷击沉后，他被用驱逐舰送回美国；3、在伞兵学校接受了几个月的训练；4、在诺曼底的上空非常合时宜地高射炮炸伤了腿。他又高又瘦，爱喝酒，有着始终如一的温顺性情。”
1排1班“由约翰尼·马丁领导，他是个杰出的军人，又是最会逃避勤务的懒汉，他思维敏捷，作战和驻守中无论出现什么难题都能处理，总有有装备、食物和好的住宿条件。”
2班长是“大牛”兰德尔曼，他总爱发牢骚，但又是个“很照章办事的人，这是我从一件小事中看出的，那次他在食堂叫我把我的羊毛帽摘下来，我朝他嘻皮笑脸，于是他就把我交给了军士长。军官们都很喜欢#039;大牛#039;，他们对马丁中士轻率的态度却是大皱眉头。”
韦伯斯特所在班的班长是罗伯特·雷德。“我想雷德从未偷懒逃避过勤务；他是理想的守备兵，他熟悉密集队形训练的所有口令，对手中武器使用娴熟并以此为豪，对称病逃避夜间勤务者非常反感。”
副班长是威廉·杜克曼、帕特·克里斯坦森和唐·胡布勒。“他们总让最下层的士兵干活。杜克曼有办法逃避夜间勤务，每个周末都能溜到伦敦去，让人看人觉得不可思议。”克里斯坦森做兰德尔曼的助手，韦伯斯特认为这是一项“容易的工作”，因为兰德尔曼和雷德一样，非常认真负责。克里斯坦森“中等个儿，运动健将般的体魄，一头金色的鬈发，是E连惟一的帅哥。无论从哪方面看，胡布勒都与克里斯坦森相反。胡布勒是我遇到的惟一一个真正喜爱打仗的人；他从战斗中获得了乐趣。战时的巡逻和守备时的危险任务这个镶着金牙的乐天派总是自愿承担。他是连里最好、最受欢迎的弟兄之一。”
在韦伯斯特看来（他在营部时曾接触过不少人），E连1排的成员“比其他任何连的人都更年轻、更聪明”。让他感到高兴的是，他在部队里头一次发现准备战后去上大学的弟兄，有这一打算的有下士杜克曼和中士穆克、卡森、马拉其。
韦伯斯特称这些人为“新型陆军军士”。他们的平均年龄21岁，他们对陆军法规不能倒背如流，对这本“支配着如此多常备军人生活的书”也不关心。他们与自己弟兄打成一片，他们没有在巴拿马、夏威夷或菲律宾服过役。“他们是平民军人，是美国的拯救者。”
一些军官也给韦伯斯特留下了颇深的印象。他这样描述温特斯：“他是个大块头，具有强健的体魄，他相信军体操在守备部队的作用，相信进取精神在战场上的作用。”韦尔什当时是温特斯的主任参谋，在韦伯斯特的眼里，他“又小又黑，还懒，但思维敏捷，2营军官中只有他才能做出既风趣又令人大开眼界的时事新闻讲座。”韦伯斯特觉得2排排长康普顿友好亲切，最受每个人的喜爱。他让想上大学的弟兄们相信，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是惟一真正能接受教育的地方。
1排由托马斯。皮科克中尉领导，他是个替补进来的军官。韦伯斯特写道，“他对命令总是不进行思考，不提不同意见，一味地严格执行。”韦伯斯特感到皮科克“深爱上级军官的器重，但却受到自己手下弟兄的深深厌恶。他太死搬教条了。”一次，排里弟兄在结束了10小时的越野行军后回到了奥尔德本，皮科克叫弟兄们打棒球，原因是计划表上是这样规定的。“皮科克迷信书本，他在诺曼底当营军需官的时候得心应手，但作为排长，他的弟兄们甚至看都不愿意看他一眼。”
皮科克的助手是鲍勃·布鲁尔中尉，他很年轻，是块当运动员的好料，韦伯斯特说他“块头大，孩子心”。
1944年夏天，E连住在条件优越的兵营里。军官们住在公共绿地旁边称心如意的砖瓦房里。砖瓦房的后面有一排马厩，清理干净以后，弟兄们住了进去。马厩由一排分格间组成，每格里住四个弟兄，是一个受到大家欢迎的黑暗的隐蔽之处。他们可以在这儿隐藏起来，很多弟兄都这样干了，夜间训练重新开始后，温特斯不得不形成挨个查看马厩的习惯，以保证没有人躲在铺后面或躲在挂着的衣服中。除了隐蔽和躲藏的功能，每个分格间都有一个炉子，一扇又大又厚、隔音良好的门和一个通风的、高高的天花板。空间很大，挂了军装和行军包以后，还有足够的地方打牌或赌博。
娱乐消遣方面，弟兄们可以收听武装部队广播网的无线电广播，早上7点到晚上11点都有节目，偶尔还会转播喜剧演员鲍伯·霍普的演出。每小时都能收听到BBC新闻，还有旋转舞曲。比起BBC来，弟兄们更喜欢听武装部队广播网的节目，尽管他们不得不忍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多次告诫，包括要求他们保持清洁，多敬礼和不要打架。（“弟兄们，如果你在找架打的话，请等着和德国人打吧！”）
当他们不喜欢武装部队广播网的调子时，他们可以拨到德国广播听阿克西斯·萨利和哈哈勋爵的节目。这些宣传家们演奏那些受欢迎的曲子，间或插上几句粗制滥造的对白，常常惹人发笑。
除了广播，还有一星期两次的电影供兄弟们观看，放映的通常都是牛仔的惊险故事，很少有新片。美军慰问协会偶尔会来到该地，但大明星们通常都只去伦敦。
格伦·米勒却是个例外。在马拉其看来，7月25日是“那个夏天最令人激动的一天”。那天，米勒和他的空军乐队在纽伯利举办演奏会，马拉其是连里六个得到演奏会票的弟兄之一。47年后，马拉其依然记得当时的曲目，米勒以《月光小夜曲》（此曲在马拉其看来是有史以来最发人深思的主题曲）开场，紧随其后的是《在情绪中》。
周末，弟兄们只要不要集结待发区域内或没有担任警戒任务，就可获得外出许可。马拉其和莫尔常常跳上摩托车向南方海岸——布赖顿、伯恩茅斯或南安普敦开去，在那儿他们可以游泳和晒日光浴。一次类似的短途旅行回来后，他们俩从索贝尔上尉那儿得到了个口信。索贝尔告诉他们，他早就知道他们有摩托车，而且车是偷来的，但他不会对车采取什么行动，不过，下次重回战场的时候他将把车没收。对索贝尔这一还算合情合理的态度，马拉其认为那是因为索贝尔不想和温特斯上尉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