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这么一个异族皇帝与董小宛这么一个汉族美女又是如何被联系在一起的呢？

误会还起源于大文豪龚鼎孳《贺新郎》中“难倩附书黄犬”这句词。《贺新郎》这首词是龚鼎孳读冒襄《影梅庵忆语》而作的观后感。人们认为“黄犬”就是清廷太监，据此推测出董小宛曾入宫。其实“黄犬”最先出自《晋书·陆机传》，“初，机有骏犬，名曰黄犬，甚爱之”。所以“黄犬”也只是一个典故罢了，根本不是指太监。

其次，生于公元1638年，六岁继位的顺治皇帝，由母亲孝庄文皇后亲自教养，在摄政王多尔衮的主导之下，把孝庄文皇后的侄女、蒙古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册立为皇后。但是小两口的感情并不好，时有摩擦发生。后来顺治与常到后宫入侍的董鄂氏相恋，董鄂氏因此被封为皇贵妃。人们把董小宛与顺治联系起来，可能是由于董鄂氏与董小宛同姓董，而且都是才色双全的美人。但是，冒襄《如皋冒氏严书·家乘旧闻·亡妾董小宛哀辞》记载，“痰涌血溢，五内崩舂”“脾虚肺逆”，也就是说董小宛死于疢疾，即肺结核。冒襄在《如皋冒氏严书·家乘旧闻·亡妾董小宛哀辞》的前文小叙中记载：“小宛自壬午归副室，与余形影丽者九年，今辛卯献岁初二日长逝。”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董小宛的确死于冒襄家中。而壬午就是明崇祯十五年，亦即公元1642年，辛卯系清世祖顺治八年，亦即公元1651年。所以董小宛于1642年嫁给了冒襄作妾，1651年因肺结核而死于冒襄家中。

根据两人的生卒年月，生于1624年的董小宛比生于1638年的顺治皇帝整整大了15岁。而董小宛1651年去世之时，顺治皇帝才13岁。那一个13岁的少年天子如何与一个28岁的成熟女人相恋，还谱出了一曲生死恋曲？

之所以把顺治与董小宛连接起来，只不过是好事者们进行的文学想象罢了。

建宁公主其实是康熙的姑姑

在古代平民百姓看来，贵为皇室公主，金枝玉叶，荣华富贵享之不尽，风光无限。然而，这不过是她们光鲜生活的表面而已，其实，这些光环的背后藏匿着鲜为人知的惨淡与痛苦。清太宗皇太极的小女儿建宁公主就是一位颇具代表性的可怜人，因其公公吴三桂，一生痛苦不已。

众所周知，驻防云贵的吴三桂作为三藩之首，位高权重，连万人之上的皇帝也畏惧他三分，坐立难安。为了清除吴三桂这块心病，一统海内，顺治十年（1653），顺治帝将妹妹建宁公主许配给了平西王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封吴应熊为十四额驸，并生得一子吴世霖。本以为利益联姻可以稍稍牵制吴三桂，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吴三桂的嚣张气焰不降反涨。

为了阻止吴三桂叛乱，免得形势进一步恶化，吴应熊和建宁公主都试图劝阻吴三桂安分守己，心向朝廷，以免弄得家、国都不安宁，但于事无补，吴三桂最终还是主演了“三藩叛乱”。

康熙十二年（1673）春，康熙皇帝做出撤藩的决定。吴三桂首先于当年十一月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提出“兴明讨虏”的口号，将矛头指向朝廷。吴三桂的军队由云、贵开进湖南，几乎占据湖南全省。进而进犯四川，四川官员纷纷投降。福建、广东、广西、陕西、湖北、河南等地都有藩王或将领响应。

为了打击吴三桂的气焰，康熙于1674年四月十三日下令处死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吴三桂在起兵反叛前，曾派人到京城去秘密接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去昆明。虽然不可能劝说自己的父亲放弃起兵反叛的罪恶之念，但吴应熊也绝不会为了苟全性命而犯下叛逆之罪。按照大清的律例谋反大逆是要株连亲属的，作为吴三桂的儿子将被处以极刑，这一点吴应熊心知肚明。即便这样，也宁愿留在京城接受惩处，到死也要做大清的子民。

“为叛寇所累”的额驸及其子吴世霖为三藩之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顷刻间建宁公主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家庭。这一年她才33岁，其悲伤和心碎之痛可想而知。在此后其独自支撑的30年中，虽然康熙多次下诏安慰在三藩之乱中受到巨大伤害的姑母，然而，这又怎么能够治愈建宁公主心灵的创伤呢？

康熙不可能爱苏麻喇姑

在《康熙大帝》里，贯穿整本书的就是康熙和大他几岁的美貌少女苏麻喇姑之间缠绵忧伤的爱情故事。在很多电视剧里，都把苏麻喇姑塑造成康熙帝的初恋，是康熙帝的忧伤情人。特别是《少年康熙》里面，那个皎皎如白玉兰一般的苏麻喇姑，那个立在一树白花下微笑和铰发时断然坚定的苏麻喇姑，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但是，苏麻喇姑和康熙真的有过一段如此唯美的爱情吗？

其实，对比一下他们的年龄差距，就知道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姐弟恋。

苏麻喇姑，蒙古族人，出生在科尔沁大草原一个贫苦牧民之家，出生年大约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前后。原名索玛勒，意思是毛制的长口袋，自幼在蒙古科尔沁贝勒宰桑家当使女。公元1625年二月，年仅13岁的孝庄文皇后嫁给皇太极的时候，她作为贴身侍女，一同被带到宫中，此后在皇宫中一住就是80年。顺治晚期或康熙年间改称苏麻喇姑，意思是“半大口袋”。康熙四十四年（1705），苏麻喇姑以九旬高龄在清宫作古。

康熙，清圣祖玄烨，清入关后第二位皇帝，姓爱新觉罗氏，顺治帝福临第三子。母佟佳氏，汉军都统佟图赖之女。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八日生于景仁宫。顺治十八年，福临去世，以八岁孩稚继承皇位。改次年为康熙元年（1662）。康熙二年二月，生母去世，由祖母博尔济特氏（孝庄文皇后）抚育。康熙自幼苦读，好学不倦，身体强健，骑射娴熟。14岁亲政，在位61年，一生勤奋治国，开创了一代盛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英明帝王。

根据历史事实可以看出，苏麻喇姑1612年左右出生，康熙祖母孝庄皇后1613年出生，苏麻喇姑和孝庄是同辈人，即是康熙的祖母级人物。康熙1654年出生，比苏麻喇姑小整整42岁。康熙即位时虚龄只有8岁，此时苏麻喇姑已经50岁了，怎么可能还是如花少女？试想，一个八岁的孩童怎么可能与一个跟她祖母一样年龄的人发生暧昧关系？

再者，苏麻喇姑在生活上有一个与人不同的特点：终年不浴。只有到年终最后一天即除夕之日，才用少量的水洗一洗身体，然后再把这些用过的脏水喝掉。试想，一个普通人都难以接受这样的习惯，更何况是九五之尊的皇帝？

其实康熙幼年曾经患上天花绝症，根据当时的规矩，他避痘离宫，离开亲人到福佑寺里养病。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正是苏麻喇姑一直守在康熙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直到他彻底康复。

因此可以说，苏麻喇姑是康熙的生命守护神，是康熙一辈子都感激的人，他们之间有的是类似亲情的东西，但绝对不是爱情。

华佗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史载他生于公元108年，卒于公元208年，享年近100岁。他是古代著名的医学家，精通内科、针灸和外科手术，并发明了一种麻醉药剂“麻沸散”。还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创造了健身操——五禽戏。

因为他医术高超，所以千百年来，他一直深受人们的崇敬和爱戴。

然而，国学大师陈寅恪宣称：华佗并不是中国人！陈寅恪一生以“治学严谨”著称，他的证据主要为以下两点。

第一，他认为，天竺语（即印度梵语）“agada”是药的意思，旧译为“阿伽陀”或“阿羯陀”，为内典中常见之语。“华佗”二字古音与“gada”相对应。“阿伽陀”省去“阿”字者，就好比“阿罗汉”可以省略仅称“罗汉”一样。华佗的本名为“敷”而非“佗”，当时民间把华佗比附印度神话故事，因称他为“华佗”，实以“药神”视之。他的意思很明显，“华佗”这个字和音均来源于印度神话，是当时中国的好事者将印度神话在民间传播，以致最后被陈寿等拿到了中国的历史之中。

第二，他认为，华佗的原型可能曾在中国存在，也可能真是沛国谯县一带人，甚至也有可能“通晓”一些养生之术。但此人后来变成了“华佗”则完全是将印度之“佗”（药王神）强加给了这位中国人。这位中国人搭上了顺风车，成了人们敬仰的神秘人物。

陈寿的《三国志》记载，华佗治病时，会对不同的病症施以不同的治疗，比如病人必须动手术的，便让他服下麻沸散，然后再破腹取出患结。病患如果是在肠子里，就切开肠子进行治疗，再把腹部缝合，在伤口敷上药膏，四五天后伤口便痊愈了，不再疼痛，病人自己也没有感觉，一个月左右，伤口就会完全长好。这个故事其实来自于耆域治拘闪弥长者儿子的病。

又如，华佗治广陵太守陈登的病时，他让陈登服了两升汤药，吐出了大约三升虫。虫被吐出体外时，它们红色的头还在蠕动，半截身子像是生鱼片。这个故事其实和神医耆域的故事也有类似之处。

而日本学者松木明知则认为，“华佗”二字是波斯文“XWadag”的谐音，其含义为主或神。所以华佗不是人名，而是主君、阁下、先生的意思，引申到华佗个人的职业应是“精于医术的先生”之义。同时，他指出，波斯（古称安息，今之伊朗）国人经“丝绸之路”而东渐，华佗可能是经此路而游学徐土（今徐州）的波斯人。波斯人经丝绸之路入中原有据可依。根据这些，松木明知先生断言：华佗是由丝绸之路过来，游学徐士（今徐州）的波斯人。

关于华佗的身世众说纷纭，但他是中国历史上被神化、被理想化的神医，这一点是没错的。

谁是第一个到西天取经的僧人

《西游记》中的唐僧是以玄奘为原型塑造出来的。历史上的玄奘是一位有着多重贡献的高僧。他把梵文佛经翻译成汉语，又把汉语著作介绍到外国，丰富了我国佛经，也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所以，他的名气是很大的。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还有比唐僧更早的去西天取经之人，而且不止一人。

历史上第一位去西天取经的人是高僧法显，他是现在的山西襄丘人，俗姓为龚，在家中排行第四。当时父母怕养不活他，就把他送进仙堂寺去做小沙弥，希望他能得到佛祖的庇佑。

几十年的修炼，使他对佛学的研究和探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当地学问最深的僧侣。当他发现现存经书有很多错误和残缺时，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年近古稀的他萌生了西行取经求法的念头。

一天，他在洗脸时，突然看到自己映在水中的衰老面容，便长叹一声道：“若再犹豫，我的夙愿就要化为泡影了。”于是，在东晋隆安三年（399）的三月，年已62岁的法显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一起，从长安动身，向西进发，开始了漫长的西行。次年，他们到了张掖（今甘肃张掖），在这里又有一批僧侣加入。

他们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西出阳关，进入白龙滩大沙漠。法显一行不畏艰苦，冒险前行，经过17个昼夜，行程1500里，终于走出了这片死亡之海。

之后，他们沿塔里木河向西北行进，到乌隶国（今新疆北部），又折转南下，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法显在回忆这段行程时写道：“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行之苦，人理莫比。”

公元404年，法显和道整终于来到了印度佛教发祥地。相传这里是佛祖释迦牟尼生前居住说法最久的地方。公元410年，法显踏上了归国的征途，他的最后一个同伴道整留居印度不走了，他却大志不改，孤身一人前行。回国后，他被当时江西庐山东林寺的著名高僧慧远接到南京讲经和译经。他历时五年译了经典六部，共63卷，计100多万字。后来，已近暮年的法显迁往荆州，于公元422年圆寂，享年86岁。

第二位取经人是高僧昙无竭，他本姓李，幽州黄龙人（现辽宁省朝阳市）。据《高僧传》记载，昙无竭很小时就在龙翔佛寺出家，他潜心修炼，遵守戒律，在众多僧徒中表现得出类拔萃，很快就成了龙翔佛寺僧众中的佼佼者。

在修行的过程中，他常慨叹佛经残缺不全，又听说山西有僧人法显等躬践佛国，从古印度取回真经，于是他立下誓言，决心亲赴西天取经。

公元420年，昙无竭和僧猛、昙朗等25人，携带法器、食钵等物，从燕都龙城出发，向西行进。他们先到今天的青海，再出甘肃的河西走廊，穿过新疆吐鲁番东等地，翻越雪山大漠、绝壁深渊。同行取经的25名东北和尚中，有12人坠崖而亡，有8人中途饿死，最终只剩下昙无竭等5人。

历经数年，最终到达现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地。昙无竭在印度各地礼拜佛陀圣迹，寻访名师，学习梵文经典数年后，从南天竺搭乘商船，过印度洋、南海，一行人安全抵达广州。回国后，昙无竭住在江南弘扬佛法，直至去世。他将在西天寻求的梵文《观世音受记经》译成汉文后，广泛流传于南北各地，后收录于《大藏经》中，为古今世人所传诵。昙无竭将在西天取经的游历与见闻写成《历国传记》，欲传后世，可惜此书早已失传。

他们西天取经回来，法显带回并翻译的佛经有6部24卷，昙无竭带回一部佛经，玄奘带回并翻译的经、论有75部1335卷，他们为我国佛教文化发展和古代中印文化交流而作出的贡献永远值得称颂。

明朝“隆庆开海”的真正目的

自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开始，标志着明朝持续200多年的海禁政策确立了下来。该诏令一经下发，全国所有海船悉数改为平头船，出入须有官方正式手续，而民船则是不能从事海运。然而，当这个禁令还在大发神威的时候，隆庆皇帝年间竟然出现了开放海禁的现象，不禁叫人称奇。为什么一向施行海禁政策的明政府突然解除了海禁呢？这一切的根源可以从倭寇那里追溯起来。

倭寇不仅仅是日本武士和流民，其中也包含元末时逃亡日本的中土武装组织。而倭寇之所以能在明朝时于中国东南海岸大肆横行，也与陆地上一部分奸商里应外合的行径有关。由于国家强制禁止海上商贸，一些民间商人遂通过走私来与外界通商，其中大的走私商贸团伙与倭寇相互勾结，劫掠船只，甚至引倭寇直接深入内陆抢劫，或与倭寇进行商贸往来。另外，这些走私商团也拥有大量的武器装备，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

为了阻止倭寇继续侵犯沿海边境，解除沿海商人的武装力量，明政府几代朝臣都曾向帝王提出实行开放沿海、与外通商的建议，但均被否决。直到明穆宗隆庆皇帝时期，皇帝欲重振朝纲，对内实行了一些安抚政策，同时也下达诏令，开放漳州月港一带地区的海禁，准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

这一举措一经实施，明朝的海上贸易事业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为国家带来丰厚的财政收入，同时也有效地遏制了走私集团的发展，倭寇也因此大大减少。然而，我们应当意识到，对于偌大的中国海岸线，仅仅是漳州月港开放，就能够满足海上贸易的需要了吗？当然不是。而且明政府也不是真正打算开放沿海地区，只不过通过开放一个点状地区而遏制整个负面势力。明政府的目的从“隆庆开海”的“出海船引”制度就可以看出。

所谓“出海船引”，就是凡可以在月港出海的商人，根据规定首先要在自己所在地邻勘报保结，然后向所在道府提出申请，经由海防机构核准后，发给商人船引。一般来说，担保人多是牙商（俗称商贸中介）和洋行（专门经营海外贸易的中介商人机构）。这道手续看似简单，实则要将商人的祖宗、亲戚全部录清楚，然后把自己所贩货物丝毫不差地交代明细。除了这些手续之外，商人还要交“引税”，相当于关税性质的钱财。

关于申请海外商贸的商人户籍，政府也有严格规定。除了漳州、泉州二府商人外，其余地区商人申请出海的手续更加严格，广、浙、福州、福宁等地商人，如若没有买通关系，几乎做不了海外生意。对于海外贸易地区，明政府也有明确规定，诸如禁止与日本进行贸易往来等。

明政府的所谓“解除海禁”，表面上开放，实则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海上贸易。隆庆时期福建巡抚许孚远曾言：“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一语点破了明廷真正开海目的，不过是在有限开放基础上更好地实现“海禁”政策。

可是，明朝政府忽略了一点，越是被严格控制的事情，越容易向白热化发展。从事海贸的商人们想尽办法、绞尽脑汁出海做生意，谋取暴利之心从未消泯，倭寇虽然渐渐淡出历史的视线，但中国却逐渐招来了觊觎东方财富的西方的野心狼子。

“公主坟”葬的是哪位公主

北京西郊复兴门外，复兴路和西三环路交界处的街心花园，有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叫公主坟。对于这个公主坟，民间自古传说颇多。自从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播映后，人们对京西公主坟内埋葬的公主是谁，引发了高度的关注。

公主坟里埋葬的到底是谁呢？民间主要有以下三种传说：

1.降清明将孔有德之女孔四贞。这是最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传说因明将孔有德降清后屡立战功，顺治六年被封为“定南王”。在顺治九年，孔有德在桂林被明将李定国围困，受伤后自杀身亡。顺治母亲孝庄皇后收养其女孔四贞为义女，并封为和硕公主，成为清朝唯一的汉族公主。她死后就埋葬在北京西郊。

2.元帅金泰的妻子。传说汉人金泰从小被满族人收养，因立下战功被封为元帅。在游园时与公主相遇，一见钟情。但是朝中老臣却从中作梗，令皇帝流放了金泰，贫病交加的金泰上书公主，说见信时我已不在人世了。公主见信后从容服下毒酒，追随爱人而去。皇帝无奈，于是将金泰草草葬于香山，而将公主远远地埋在了今天的公主坟。

3.乾隆的义女。相传，有一年乾隆与刘墉、和珅到民间微服私访。行走中不知不觉天色已晚，乾隆感到又累又饿，于是便在一个小村庄向一农户借宿。农户家就一老汉和小姑娘，老汉心地善良，让乾隆他们免费食宿。乾隆很喜欢这个小姑娘，第二天出门时对老人说：“老人家，你要乐意，就让您的女儿给我做干闺女吧！”老人一听很高兴，就让女儿过来拜见了干爹。乾隆掏出一块黄手帕，递给姑娘，“孩儿如遇急难，可拿它到京城找我，只要一打听皇……”，这时刘墉哼了一声，接着说：“打听皇家大院！”乾隆忙改口：“对！对！皇家大院。”

几年后，赶上连年闹灾荒。父女俩实在过不下去了，只好到京城来找姑娘的干爹。父女俩找遍北京，也没找到干爹的黄家大院。不久，老汉就去世了，姑娘情急之下来到护城河边，想寻短见。就在这时，正好遇到刘墉，于是刘墉就将姑娘带进了宫。乾隆自然是忘了这回事，但是有刘墉作证，怎么赖得掉？于是便将姑娘留在宫中。可是姑娘在宫中没住多久就患病去世了。乾隆就准备草草埋葬了，可是刘墉却说：“这位公主虽说不是万岁亲生，可却是您自己认的干女儿啊！并且留有信物，就这么草草葬了，万岁脸上可不光彩呀！”于是乾隆只好传旨，按公主的葬礼，把姑娘葬在了公主坟。

虽然对公主坟里埋葬的公主的传说有很多，而且说法各不一样，但公主坟内的公主是谁，早在1965年北京市政府修建地铁一号线时，文物部门就对公主坟进行了考古挖掘，并参考历史资料考证，谜底早已揭开。

原来公主坟内葬的是嘉庆皇帝的两位公主（满族称为格格）。两位公主分别葬东西两边，东边葬的是庄敬和硕公主，她是嘉庆的第三女，是和裕皇贵妃所生，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她于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下嫁蒙古亲王索特纳木多布济。嘉庆十六年三月卒，年31岁；西边葬的是庄静固伦公主，是嘉庆第四女，为孝淑睿皇后所生，生于乾隆四十九年。她于嘉庆七年下嫁蒙古族土默特部的玛尼巴达喇郡王。嘉庆十六年五月卒，年28岁。

由于清朝的祖制，公主下嫁以后，死后不得入皇陵，也不能进公婆墓地，必须另建坟茔，所以北京郊区有很多公主坟，有的地方现仍叫公主坟。因和硕公主和固伦公主是同年而亡，仅隔两个月，所以埋葬在一处。两个墓葬都是夫妻合葬墓，陪葬有许多珍贵物品。墓地原有围墙、仪门、享殿等地面建筑，四周及里面广植古松、古柏和国槐、银杏等树木。地宫均为砖石结构，非常坚固。之后，由于年久没有人打理，才逐渐没落，遂不为外人所知晓。

揭秘北洋海军的工资

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后，小皇帝同治继位，因为年幼无力，慈禧与慈安两位太后垂帘听政，辅佐政事，清朝进入了女人当家的时期。在这以后的20多年里，中国社会还算是稳定和平，但在1885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时候，这短暂的安逸被打破。

当日在福建海面的马江，法国海军与中国的北洋舰队作战，仅仅40分钟，中国舰队就被击沉，这件事情对于清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举朝上下一片愤慨，众大臣提议重建海军，重振声威。

一遇到重大状况，女人总是显得慌乱无章。慈禧当时既想出口恶气，又害怕得罪外国人，变得矛盾重重。此时，一个男人坚决地站了出来，力抗此事，替慈禧解了燃眉之急。他便是鼎鼎大名的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

李大人的办事能力一流，不过三年时间，便将海军风风火火地建立了起来，而且还排到了世界的第七位，亚洲第一位。这支北洋海军成立不久，便出现了满员，甚至超员的问题，许多绿营兵，甚至是八旗子弟，都纷纷要求去当北洋海军。有些人为了能进入海军系统，不惜砸锅卖铁，请客送礼，很是下血本。

不过区区一个北洋海军，居然能吸引这么多兵源，其中还不乏高干子弟，个中缘由恐怕只有李鸿章自己能够解释——北洋海军的薪水高。

军人是用来打仗护国的，以生命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所以，要有足够的动力，才能让他们奋勇向前，不退缩败阵。而海军的要求也是更为严苛一些，不但需要懂得打仗，还需要懂得航海技巧。

所以，想要进入北洋海军，都必须是正经的水师学堂毕业，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科班出身。想要加入北洋海军，不但要会读书识字，还需要掌握舰艇知识，更需要懂得作战技巧，可谓是文武兼备，这样的人难以寻觅。所以，高薪的制定，也是为了能吸引到综合性人才来为海军所用。

李鸿章在这一点上还是很有远见的，他力主高薪养兵，希望能以此加强海军的战斗力。所以，在一开始制定海军的章程时，他就明确下达了指令，北洋海军的薪水要高于其他军种。

针对此，北洋海军的薪水进行了提升，军官的年薪分为两部分：一是“年俸”，二是“船俸”，也就是基本工资和年底分红。不但如此，还取消了其他军队里那些乱七八糟的薪、蔬、烛、炭、心红、纸张等薪水分类的名目。

这样下来，北洋海军的薪水就很可观了，根据记载，大概标准如下：

海军提督一年收入大概为8400两白银；

海军总兵一年收入大概为3960两白银；

海军副将一年收入大概为3240两白银；

海军参将一年收入大概为2640两白银。

这都比其他军种里，同级别的官兵多个三两倍，而且不止如此，北洋海军还有其他的额外收入，例如，军舰的维修费用也可以有部分划入海军的薪水中，叫作“行船公费”，大到煤炭装卸，采购物资，小到购买油漆，更换国旗，都能让海军捞到油水。

这笔费用根据舰艇的吨位大小各不相同，吨位越大，油水就越多。例如北洋舰队的几支主力舰船“定远”“镇远”的行船公费每月各有850两，而其他一些小吨位的舰船就会少个二三百两。

这些费用都是政府买单，李鸿章为了弘扬海军，不惜大下血本，令北洋海军成为名噪一时的“不差钱”部门，人人挤破头皮都想进去捞一把。因为，不仅军官的工资高，就连士兵们也是薪资丰厚，当时的北洋海军士兵的薪水按等级来分是这样的：

一等水手月薪10两白银；

一等炮手月薪20两白银；

岸上勤杂人员月薪3两白银；

鱼雷匠月薪24两白银；

电灯兵月薪30两白银。

不论是打杂兵还是技术兵，就连在岸边当差的人，一个月工资也有三两白银，要知道当时的人均收入可都不高，一般地，一家农民的年收入大概为40两白银，一个工人的年收入大概为50两白银，两相对比，就充分说明了北洋海军官兵的高薪已经远远高过了平常百姓的年收入。

李鸿章想通过高薪制度，吸引人才，打造一支与国际接轨的高科技水军，但天不遂人愿，这支海军轰轰烈烈进行到1895年的时候，便消失在了世界上，有着最好的武器装备，最精良的战舰设备，最高昂的官兵薪资，却在中日海战时，几乎没有击沉一艘日本战舰就全军覆灭了。

强大的军队需要用钱来完善，但仅仅有钱，也是买不来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的，李鸿章不明白的正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