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歆真的是利欲熏心之人吗

说到华歆，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因为一则“管宁割席”的故事，再加上京剧《受禅台》（又名《献帝让位》）中的精彩片段，给世人留下了贪慕虚荣、为虎作伥的奸臣形象。然华歆真是为虎作伥的奸臣贼子吗？

《世说新语·德行》中记载：“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者过门，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然而人活于世，德行高低的标准本就尚无定论，见到片金拾起，遇到热闹观望，在今天看来可谓人之常情，实难因此而说华歆贪慕虚荣。

京剧《受禅台》中，献帝刘协，挂白须，着素衣，手捧玉玺，满怀亡国之痛，唱腔凄惨；太尉华歆，金冠玉带，翎羽高挑，按剑逼帝，挥来使去，一副奸臣模样。正是这副“盛气凌人、气焰嚣张”的奸邪模样，使得华歆被世人认定为助魏篡汉、助纣为虐的千古罪人。翻查正史，却并未找到关于华歆如何逼献帝让位的记载，而是在《三国演义》中有“华歆诌事魏，故草次诏，威逼献帝降之”的描述。舞台形象取材于此，岂不冤哉。

事实上，《三国志》注引华峤《谱叙》时说，华歆在曹丕受献帝禅位时，并非气焰嚣张，而是面露忧色。曹丕对此不满，问尚书陈群：“我应天受禅，诸侯群后，无不人人喜悦，其形尽现于声色，唯独相国（指华歆）和你脸有不豫，这是为了什么呢？”陈群答曰：“臣与相国曾为汉朝之臣，内心虽为陛下感到喜悦，但在义理上，臣等的神色实应畏惧，甚至憎恨陛下才对。”曹丕遂打消疑虑。

华歆归附曹操后，曾任议郎、尚书、侍中、尚书令，赤壁之战时任军师，于曹丕即位后拜相国，一路官运亨通，并非趋炎附势，而是乱世之中不可多得的治世之才。他主张重农非战，重视文教德化。太和初年（227），魏明帝派兵攻打蜀汉，华歆上疏坚决反对，并指出：“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应先治理好本国事务，“以征伐为后事”，“兵不得已而用之”，切不能舍本逐末。时值秋雨连绵，不利于战，明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华歆位极人臣，却始终廉洁自奉。当年他受曹操征召将行，“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赠遗数百金”。华歆推辞不过，就暗自在礼品上做记号，事后一一送还。魏文帝时，华歆官拜相国，但“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

华歆无论在做人还是做官方面，都并非大奸大恶，一切骂名皆因参与了汉禅位于魏的改朝换代并易其主。史书《三国志·武帝传》注引《曹瞒传》中记载，皇后伏氏曾写信给父亲伏完，言及曹操“残逼之状”，并“令密图之”。此事泄露，曹操大怒，派华歆“勒兵入宫”。华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华歆因此遭世人非议。

身逢乱世，帝王之位有能者居之，治世之才如良禽择木而栖。若有才不为国家所用，有力不救民于水火，只顾清高，明哲保身，又岂能为世人敬仰、万代流芳？华歆本是一代名相，结果却落下一世骂名，实在是冤枉。

建成太子是无能之辈吗

史书记载中，大唐太子李建成是一个不光彩的失败者，而我们对建成太子的印象则建立于《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这类书的基础上。相反，李世民却是一个顶着历史光环的贤明君主。可是这个所谓“贤明”君王的英明之处，不在施政方面，而在于他修改了历史史实。据记载，李世民曾经先后三次要求亲自观看高祖李渊和他本人的《实录》。然而，粉饰的历史终究掩盖不了真相。翻开各类史料，从各种自相矛盾的记载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建成太子并非史书所说的那番不堪。

从人品修养上来讲，史书将李建成丑化成“喜酒色游猎”之徒，无疑是为了粉饰李世民夺位的合理性。事实是怎样的呢？《资治通鉴》里说，李建成“性仁厚”，这一点倒是平实可靠。其实，若真提到好酒色、游猎，李世民倒是有些这类事迹。据史书所载，有一次，李世民随李渊到齐王府，李元吉暗伏刺客欲于席间击杀李世民。反而是李建成心地仁厚，怕因此而惊骇了李渊，及时制止了他的行动。事后李元吉埋怨说：“我不过是为大哥你着想罢了，这对我又有什么好处？”这一句话很妙，从上文的语气来猜测，此时李元吉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说的，完全是一派“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情景。这就令人不得不疑心他深层次的动机。而在玄武门事变前夕，又是李元吉向李渊进言，要求诛杀李世民。而李建成的反应，史书却没有记载，若他有比李元吉更激烈的主张，史书一定会大书特书，以显示他是何等不念兄弟之情。但却从未出现李建成欲杀李世民之事。这只能说明，李建成远不像李元吉那样，急于要置李世民于死地。因此，说李建民是个宅心仁厚的太子可谓有理有据。

说到军事才能，用史学者何木风的话说：“作为李渊的长子，李建成在唐帝国未建时所立功勋是卓著的。可以这样讲，如果李渊没有李建成，就很难成为唐高祖。也就是说，有了李建成才有了后来的唐帝国。”建唐初期，晋阳起兵，定西河、下绛县、驻永丰、入长安等军事活动中，李建成冲锋陷阵，战功卓著。攻破长安也是李建成所为，这奠定了唐朝号令天下的军事基础。

除了在军事上卓有成效外，李建成也擅长玩政治，且不逊色于李世民。李建成招贤纳俊，一度网罗了魏征、王珪等人才，这些人后来也成了贞观年间的一代名臣。他在第二次对刘黑闼作战中，采纳魏征的建议，以怀柔为主，武力为辅，更显示出他的政治和军事完美结合的才能。李建成当上太子之后辅佐李渊处理政务，可谓有条不紊，也表明他有较强的处理政务的能力。

与李世民相比，李建成并非如史书所说的那样不堪，他与李世民都是人中之龙，都有经天纬地之才，而李建成更是名正言顺的开国太子。只是，谁够狠谁就可以活到最后，李世民先下手为强，以下犯上，以臣逼君，最终杀了亲哥亲弟，登上皇位。假使没有李世民，李建成可能同样会给唐王朝铸造一个盛世，甚至不会比李世民差，然成王败寇就在一念之间，李世民胜在占了先机，李建成则败在不知防人。

“潘仁美”的历史原型

说起潘美，也许不太有人知道。但说起《杨家将》里的潘仁美，估计就耳熟能详了。这是一个在文学艺术里塑造得相当成功的大奸大恶之人，其陷害忠良、卖国求荣的恶行，令世人发指。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潘仁美”的原形，却是北宋开国功臣潘美，绝非奸佞之臣。

潘美字仲询，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北）人。初事周世宗柴荣，补供奉官。因与赵匡胤交情匪浅，当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时，拥立其称帝。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开国诸将的兵权，唯独潘美例外。可见，赵匡胤对潘美信任非常。其后，潘美率兵南征北战，先灭南汉，再灭南唐，后伐北辽，屡立奇功，对北宋的统一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颇受赵匡胤的赏识与器重。

潘美不仅战功赫赫，而且宅心仁厚。宋人王铚在《默记》中有记载，某日赵匡胤看见太监带来周世宗柴荣的两个儿子，便命左右拉去斩首。当时潘美手掐殿柱，低头不语。赵匡胤看出其心事，便问：“汝以为非也？”潘美回答说：“臣岂敢，但于理未安。”赵匡胤便放还二子，并把其中的一个赐给潘美，即潘美的养子潘维正。可见潘美的确具有仁爱之心，品格忠厚。

如此一位开国功臣、大宋良将，为何在《杨家将》中竟成了卖国求荣的奸臣了呢？恐怕还得从宋辽之战说起。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辽军以十余万兵力大举入侵北宋。宋廷兵分东西两路迎击敌人，东路军由曹彬统帅，战败于涿州。西路军由潘美统帅，杨业为副帅，与辽兵接战于朔州。杨业便是《杨家将》中佘太君的丈夫，杨继业。宋辽之战，辽兵实力强大，杨业深知硬攻不可取，但随军监军王侁、刘文裕等邀功心切，主张强取，更下令逼杨业出战。杨业就是在力谏不成，被逼强攻而后援接应失误的情况下，兵败被捕，绝食身亡的。

史实如此，是否应该说是王侁害死杨业？可为何陷害忠良的罪名最终却落在了潘美头上？仔细推敲，身为统帅的潘美，历经数年征战，对其时的敌我形势应该心中有数，竟然眼看着副帅杨业被逼出战而不力保之，这恐怕就是潘美被后人非议，甚至被塑造成反面人物的根源所在吧。但潘美是故意任杨业送死而不顾，还是因有心无力、有所顾忌，仍未可知。

之所以说潘美有心无力，有所顾忌，是因为王侁的监军身份。太宗皇帝在兵制上采取了收权的措施，在军中设监军，往往由其亲自指派的宦官担任，对在外将领进行监督，负责将士的功过赏罚，甚至有权处死意图不轨的将帅。后来竟演变为监军有权处理军机，并且能使将帅服从命令。这就造成了精通军事的将帅无权而不懂用兵的宦官发令的混乱局面。王侁恰恰就是一个刚愎自用但又深得皇帝信任的监军，也难怪潘美可能会心存自保之念而不敢与之作对，唯有眼看着副帅杨业“英雄一去不复还”了。

岁月沧桑，终不能磨灭潘美在北宋王朝建立初期的丰功伟绩。然而人言可畏，世代相传的文艺作品，致使多少历代忠臣良将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被世人唾骂？这恐怕比杨业之死，还要令人心痛吧。

吴三桂降清的历史真相

吴三桂归降清朝，使清军不费一兵一卒占领山海关，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吴三桂忠明叛明，联李破李，降清叛清，因此吴三桂是大汉奸的盖棺定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但是，学术界对于吴三桂降清还有颇多争议。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放弃山海关，引清兵入关击退李自成。清政府成立之后，吴三桂被封平西王，管理云南贵州地区。吴三桂因此也被贴了叛臣贼子的标签。

近年来，经史学家考证，当年李自成十万大军到达山海关下，吴三桂确有向清朝求援的举动，但是吴三桂是否降清，还有待商榷。

广为传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历来被人们认为是吴三桂降清的主因。其实，吴三桂降清与否的疑点还是颇多的。大多数人认为吴三桂主动投降清朝，依据主要在于：清政府成立之后，给了吴三桂王爵。吴三桂作为明将，为何会被清政府封为平西王呢？极有可能是因为吴三桂投降，献出山海关，让清军能顺利通过山海关，入主中原。吴三桂的投降对清朝统一天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清政府以封王来奖励吴三桂。此外，明朝灭亡以后，南明政权曾多次要拉拢吴三桂反清复明，吴三桂却采取了追杀南明永历王的举动，这无疑成为吴三桂背叛明朝的铁证。

但是，也有不少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吴三桂并未降清，而是形势所迫。吴三桂的确向清政府借过兵马以攻打李自成。关键在于他所借兵马的人数——一万人。为何只是区区一万人呢？难道吴三桂因为多了这一万清兵就能打败李自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战场何等残酷，并不是区区一万人就能改变形势的。况且，李自成十万大军兵临山海关下，虽然吴三桂只有五万兵马驻守山海关，但是这并不代表吴三桂怕了李自成。因为吴三桂这五万兵马都是长年南征北讨而组成的精锐之师，李自成虽然在人数上占优势，可是他的大军战斗力并不强。所以，从战斗力上来说，吴三桂的大军并不输给李自成。既然吴三桂并不害怕李自成，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向清军借兵呢？他又是如何借的兵呢？这就涉及与吴三桂、清朝都有密切关系的两个人，即降清明将洪承畴和祖大寿。洪承畴是吴三桂的老上司，祖大寿则是吴三桂的舅舅。当初洪承畴降清时，被俘明军有3000人，而祖大寿降清之时，被俘明军有7000多人，两组人数相加正好是一万人。与吴三桂借兵一万正好吻合。在祖大寿与洪承畴的配合之下，吴三桂想要借得这一万人马也极有可能。然而，吴三桂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借兵，而是要收回这一万兵马，并借此摆脱清军的威胁。吴三桂能想到的，多尔衮当然也能想到。即使如此，多尔衮还是必须要拉拢吴三桂。吴三桂与多尔衮商定，清军由中协入关，与吴军配合，两面夹击李自成。当战役开打之时，清军14万援军却直扑山海关而来。形势对吴三桂极为不利，吴三桂不得不让出山海关。换一个角度，如果吴三桂一开始就有意降清，那么他也没有必要向清军借兵，甚至发动对李自成的战役，最后还让本来已经落入自己圈套的李自成逃走，而害死了自己的亲人。

其次，吴三桂打退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之后，南明小朝廷曾经为了表彰吴三桂打退李自成的功绩，特封吴三桂为蓟辽王。如果吴三桂降清，南明朝廷也不可能封赏一个背叛自己的叛将。这也说明吴三桂当年并未降清。

从吴三桂刚直的性情来说，他也不可能降清。山海关之战，多尔衮背弃了与吴三桂的信约，让14万大军直扑山海关而来，吴三桂与多尔衮双方已经失去信任的基础。因此在多尔衮执政期间，吴三桂根本不可能降清。吴三桂真正降清也应该是在多尔衮去世之后。

收复台湾的施琅是叛将还是忠臣

施琅，福建晋江衙口人，祖籍河南省固始县方集镇，字尊候，号琢公，生于天启元年（1621），卒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施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人们对他的看法往往存在这样的分歧：施琅是收复宝岛台湾，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爱国将领；他是背弃明朝，投靠清朝的叛臣。

从小生长在海边的施琅，拥有一身技冠群雄的武功。顺治三年（1646），施琅加入郑成功的抗清队伍，不久成为郑成功旗下最为得力的骁将。

早年时的施琅，性格十分要强，常与郑成功擦出不和的火花。顺治八年（1651），施琅对郑成功“舍水就陆”、掠夺军饷的举动提出了异议，引发了彼此间强烈的不满。之后，施琅的部下曾德因犯罪而逃至郑成功处，并在郑军中得以重用。施琅不顾郑成功的意愿，杀了曾德，因而再次得罪郑成功，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郑成功下令将施琅父子三人（施琅及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逮捕起来，投入大牢。施琅用计逃到大陆，可是其父和弟弟却惨遭杀害，施琅被迫降清，任福建水师提督，与郑成功为敌。

康熙二十二年（1682），施琅率领清军东征，攻克澎湖。当时，经过多次的谈判都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而施琅对完成清朝的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清奠定现代中国版图，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作出了贡献。

在清军入澎湖之时，有人认为施琅可以借此机会为亲人报仇，施琅却以其宽广的胸襟告之：“我们的作战是为国为民，而非私事。”他还示意他的手下，不能公报私仇。

收复台湾后，朝廷内部对是否留台的问题产生了争论，在施琅等少数大臣的力争下，康熙转变了之前“弃台”的观点，认识到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采纳了施琅的意见，决定治理台湾。

忠，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即要尽心尽力，真心实意，没有二心。而对辗转于明清的施琅，人们的看法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视施琅为“叛徒”，作为一臣子，他必定要忠于其主。本是明朝将士的施琅，就得臣服于明朝，臣服于郑氏，乃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台湾本是他的故土，而他却引狼入室，带领着清廷军队攻打台湾，这是对国家的不忠；明清之争乃满汉之争，施琅投身强大的清政府而欺凌弱小的台湾，是对民族的不仁；施琅进攻台湾，背叛了曾经的君主，是对君主的不义，由此可见是个十足的“汉奸”。

但也有人认为郑成功杀害施琅的父亲和弟弟，是不义在先，那么施琅的降清也就不是不忠。而此时清朝的建立和强大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郑氏坚守的台湾与清朝政府不再是两个民族、两个帝国之间的斗争，而是关乎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不管是满族还是汉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收复台湾，是从大局出发，从整体利益出发的。他维护了中国大一统的版图，维护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所以说施琅是个忠国忠民的有功之士。也有人认为，评价施琅，不能够因为他投靠清军，就给他背上“叛臣”的罪名，而否定其作出的贡献，也不可因为收复台湾而一味将其尊奉为“忠义”的圣贤，忽视他易主的事实。

历史已然逝去，对于施琅的评价，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施琅到底是不是忠臣，也自有后世来评说。

柳下惠并未“坐怀不乱”

古人以“坐怀不乱”一词，形容男子在两性关系方面作风正派。所谓的“坐怀不乱”者，指的便是春秋时期鲁孝公之子公子展的后裔柳下惠。事实上，“柳下”是他的食邑，“惠”则是他的谥号，所以后人称他“柳下惠”。

柳下惠曾被孟子尊称为“和圣”，因其道德学问深厚，名满天下，在当时受到很多名门贵族的推崇。有一段时间，柳下惠任鲁国大夫，后来遭人排挤，仕途蹭蹬，遂隐遁成为“逸民”。有许多贵族招揽他，但都被他拒绝。《孔子》曾记载过他不再出仕的理由：“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言下之意是说，自己在鲁国之所以屡被黜免，是因为坚持了做人的原则，如果不改原则，到了哪里都会遭到黜免。倘若真的可以委曲求全，何必舍近求远，在鲁国就能够得到荣华富贵。

柳下惠如此德行，自然深受诸子推崇，也正因为其品德谦厚，对礼学深有研究，于是在《诗经·小雅·巷伯》的西汉毛亨传本里，记载了这样一段与柳下惠有关的故事：

鲁国有男子名为颜叔子，独居一室，邻居独居一寡妇。一天夜里，暴风雨大作，寡妇的房子被摧毁，遂来到颜叔子这里请求庇护。颜叔子不让妇人进门，妇人问何故？颜叔子说：“我听说男女不到六十岁不能同居一室。如今我年纪轻轻，你亦如此，我怎可放你进来。”妇人说：“你为何不像柳下惠那样，用身体温暖来不及入门避寒的女子，而别人也不认为他有非礼行为。”男子说：“柳下惠可以开门，我不能开门。所以我要以‘不开门’来效仿柳下惠的‘开门’”。

看罢该则典故，人们应当发现，柳下惠“坐怀不乱”是从西汉学者毛亨传《诗经》的本子中提及的，且“坐怀不乱”典故出于颜叔子之口，而真正的春秋时期并没有关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实际记载。直到元代时的胡炳文（1250～1333）在《纯正蒙求》卷上才记录道：“鲁柳下惠，姓展名禽，远行夜宿都门外。时大寒，忽有女子来托宿，柳下惠恐其冻死，乃坐之于怀，以衣覆之，至晓不为乱。”

从春秋到元代，时隔一千多年的时光，纵观整个春秋史，根本没有柳下惠“坐怀不乱”之说。此乃西汉始有提及，元代方才形成真正的故事。原来人们对柳下惠在男女关系上正派的想法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那么，究竟是谁杜撰了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呢？有人认为，元人应当是受了宋代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影响，为了彰显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世人洁身自好，所以借古人引话题。而柳下惠因为是古代著名的道德学者，素有“以礼治邦”“执法以平”“治国以德”的美名，再加上西汉毛亨传《诗经》本中提到了柳下惠的有关内容，自然就被元人拿来大大地夸耀一番。不过，西汉的毛亨作为著名的训诂学者，为何也会讲柳下惠“坐怀不乱”呢？

或许，是柳夫子高贵品行给了世人过多美好的想象，才造成了后世诸多的误解，不过这个误解尚算理想，也算是评价男子品性的标准之一。

赵高根本不是太监

赵高，一个在秦始皇魂归西天之后篡改诏书逼死长子扶苏、拥立幼子胡亥称帝的秦朝官吏，由中车府令一路升迁至当朝丞相。他操纵傀儡皇帝，玩弄皇权，巧取豪夺，陷百姓于严刑酷法、赋税徭役的水深火热之中。为官十数载，赵高处心积虑陷害忠良，苦心筹谋篡夺王位，其结果是——他在距离王位一步之遥处，死于非命。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坏事做尽的奸佞小人，居然也有被人冤枉的时候。世人的误读给赵高扣上了“宦官”的帽子，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亡国的第一人。然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并没有赵高列传，而是在《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李斯列传》中零散地记述了一些赵高的生平行事，即便如此，也没有提及“赵高是宦官”之类的说法。遍寻东汉以前的史籍文献，也没有明确指明“赵高是宦官”。那么，赵高究竟是如何成为“宦官”的呢？

说赵高是宦官，一是出于对“隐宫”一词的曲解，二是出于对“宦”字的误解。

《史记·蒙恬列传》中有记载：“赵高兄弟皆生隐宫。”“隐宫”一词，语义并不明确。东汉以后，一位为《史记》作注的刘姓人士不知从何得知此词的含义，竟将“隐宫”之“宫”解释为宫刑，进而说赵高的父亲受了宫刑，母亲与他人野合生下赵高兄弟。后因赵高兄弟冒姓赵，也受宫刑而成了宦官。如此以讹传讹，“赵高一家都是宦官”逐渐成为“事实”，唐代以后几乎成了一种固定的说法。

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曾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指出，“赵高兄弟皆生隐宫”的“隐宫”，实际上是“隐官”的误写。《张家山汉墓竹简》出土后，“隐官”的意义清楚明了，即“刑满人员工作的地方”，同时也用来指称“刑期已满的人”。此词无论如何都与宫刑毫不相干。除此之外，从句意上看，倘若将“隐官”注释为“宫刑”，那“皆生隐官”的解释将牵强拗口。相比之下，若注释为“刑满人员工作的地方”，则句意清晰，一目了然。由此可见，此说有其合理性，并非标新立异的突兀之说。

除“隐宫”一词使赵高蒙冤外，最致命的要数后人对“宦”字的误解了。《史记·李斯列传》有记载，说赵高是“宦人”，有“宦籍”。根据新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宦”，意为“在宫中内廷任职”；“宦人”，就是“任职于宫内之人”，相当于皇帝的亲近侍卫。“宦籍”，即“用来登记出入于宫门者的登记册”。秦汉时代，被施以宫刑去势的男人称为“奄（阉）人”，在宫中任职的阉人被称为“宦奄（阉）”。由此可见，赵高是任职于宫中的宦人，即皇帝的近臣，而不是后人所理解的“太监”宦官。

字词上的误解，只是赵高蒙冤的源头，而源远流长的骂名，则依附于历朝历代接连不断的由宦官专权、扰乱朝纲引起的改朝换代、亡国灭族的祸患。无论是朝臣抑或百姓，都对宦官的恶劣行径痛恨不已。在文献记载的误读之下，联系史籍中赵高的所作所为，“赵高是宦官”的流言经久不衰，也可谓之“情理之中，意料之内”了。

武松没有上过梁山

大家都知道，武松是个英雄，功夫也十分了得，他的故事至今让人津津乐道。“赤手空拳打虎”“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等，每一个故事都脍炙人口，让人拍手称快。他的行侠仗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水浒传》是一部小说，所以大家可能会把武松当作小说中的人物，认为武松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他的英雄事迹是作者杜撰出来的。

其实不然，历史上确实有武松这样一个人。经历史学家考证，武松是今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人，生活在北宋年间，身怀武艺、有勇有谋。他是一个下层侠义之士，崇尚忠义、快意恩仇。

虽然他在小说中的事迹是杜撰出来的，但他的确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

《临安县志》《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史籍中都有关于武松的记载：武松，原系浪迹江湖的卖艺人，“貌奇伟，尝使技于涌金门外”，“非盗也”。杭州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高强，才貌出众，就邀请他来知府当督头。不久，因功被提升为提辖，成为知府高权的得力助手。后来，因高权得罪权贵，被奸人诬陷而罢官。武松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赶出衙门。

继任的新知府是太师蔡京的儿子蔡鋆，是个大奸臣。他倚仗其父的权势，在杭州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百姓怨声载道，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蔡虎”。武松对这个“蔡虎”恨之入骨，决心拼上性命也要为民除害。

一日，他身藏利刃，躲在蔡府附近，等到“蔡虎”前呼后拥回府的时候，便箭一般地冲上前去，向蔡鋆猛刺数刀，当即结果了这个坏蛋的性命。官兵蜂拥前来围住武松，武松终因寡不敌众被官兵捕获。后惨遭重刑死于狱中。

从这里可以得知，武松除害后在狱中“遭重刑”而死，并没有上梁山。

杭州的老百姓“深感其德”，为了纪念这位好汉，将他葬于杭州北山街西泠桥畔，面对着秀丽的西湖。后人立碑，题曰“宋义士武松之墓”。

如此侠义之人自然成了小说家笔下完美英雄的化身，其中尤以施耐庵通过艺术加工，将他塑造成了《水浒传》中的武松的形象，至于武松最后的结局，《水浒传》也写到他成了清忠祖师，得享天年，实在是一种符合老百姓心愿的、美好的艺术处理。

岳母从未刺字

孟母三迁，岳母刺字，这些都是民间流传下来的小故事，有很深的教育意义。听这些故事不禁让人觉得，凡是一心为国的大英雄，都必然有一位深明大义、知书达理的母亲。那么，岳飞的后背上是否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呢？如果有，真的是岳母亲手刺上去的吗？

很多史书都对岳飞背后的刺字做了记载。首先来看《鄂国金佗粹编》中第九卷《遗事》中的一段文字：“先臣天性至孝，自北境纷扰，母命以从戎报国，辄不忍。屡趣之，不得已，乃留妻养母，独从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沦失盗区，音问绝隔。先臣日夕求访，数年不获。俄有自母所来者，谓之曰，‘而母寄余言：为我语五郎，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姐为念也。’乃窃遣人迎之，阻于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后归。先臣欣拜且泣，谢不孝。”而在《宋史》第三百八十卷《何铸传》中描写岳飞被审问的时候提到的：“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深入肤理”这四个字说明尽忠报国四个字已在岳飞背后多年，结合上面一段古人留下的文章，岳飞的母亲要求他为国家效力，其间托人转告，勿念家中老小，并未提及刺字一事。转而到了岳飞被审问，背上的尽忠报国就已经“深入肤理”，刺字的时间上首先出现了疑问。

其次，就刺字这件事而言，岳飞之母虽深明大义，但毕竟只是一名村妇，中国自古讲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要说刻字，可能连字都不识。对于刺字这门手艺，也不是谁都可以的，这一点从《水浒传》中就可以得到证实。《水浒传》第八回中说到林冲要被在脸上刺字发配充军的时候，有这样的文字：“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第十二回说到杨志被判刑的时候也提及“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可见，刺字这件事的确不是谁都会的。

那么岳飞背上“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到底是谁刻上去的呢？

明朝末年，冯梦龙所撰写的《精忠旗》一书给了我们确切的答案。书中第二折“岳侯涅背”就告诉了我们岳飞背上的字到底是谁刻上去的。后人摘录出这样的文字：生说：“张宪，你把刀来，在我背上深刻‘尽忠报国’四字。”生“解袍露背介”，末说：“怕老爷疼痛。”生大怒介，说：“唉，我岳飞死且不惧，怕什么疼痛！”末说：“既如此，小人大胆动手了！”作刻介，末说：“刻完了。”生说：“与我以墨涅之。”末应涅介，外与生穿衣，末说：“老爷固然立志报国，何苦忍此疼痛？”生说：“张宪，如今为臣子者，都则面前媚主，背后忘君，我今刻此四字于背上呵，唤醒那忘主背君的，要他回顾。”这里的“生”指的就是岳飞，而“末”指的就是张宪，也就是说，岳飞背上的“尽忠报国”并不是他的母亲刻上去的，而是张宪刻的。刻这四个字的目的也不是像后人流传的那样，是岳母为了时刻提醒岳飞要尽忠报国，而是岳飞要给背主忘君的人敲一个警钟。

而岳母刺字的传说则是直到康熙五十三年，《如是观传奇》的问世才出现的。这本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岳母为岳飞刺字的情节，说岳母刺字是为了提醒岳飞要时刻记得助君主击退胡酋，并且这时已将先前的“尽忠报国”讹传为“精忠报国”。

此后清朝与岳飞相关的各个版本的书籍都会以此为依据，添加岳母刺字这一段，场面描写也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激昂悲壮。自此，岳母刺字的故事就这么被大家误传开来。

倭寇主要是中国人

戚继光带领戚家军抗击倭寇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现代人几乎都以为，倭寇就是指来自日本的海上盗贼，其实不然，只因为日本古称倭奴国，而最早的一批海盗来自倭奴国，所以人们才有这样的误解。

公元13世纪开始，倭寇频繁出现在中国、朝鲜沿海，直到16世纪才渐渐消泯，前后历时达三百年之久。这些倭寇并非纯正的海盗，虽然他们曾经被归类为海盗一脉，但其实际劫掠的对象不仅仅是海上船只，有时还直接深入陆地，劫掠海边城镇，杀害大量平民百姓。这也就决定了倭寇不仅是海盗那么简单，还包括内陆上与之勾结的盗贼和奸商。他们最主要的成员是日本武人、浪人（不同国家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

在这里，浪人这个概念需要解释一番。元朝末年，不少民间的武装力量被朱元璋打败，因为无法在中土立足，所以有很多逃亡日本，以日本周边的海岛为根据地，联合部分不受政府控制的浪人和武士，返回中国海岸抢劫。也就是说，日本的浪人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本是中土人。所以说，倭寇仅指日本人，显然是不正确的。

再者，倭寇的侵扰行为并未受到日本政府的指使。13世纪至16世纪时期，日本正值软弱无能的室町幕府统治，后又逢战国时代，天皇形同虚设，根本无力管理地方藩镇和武士，四分五裂的日本国无暇顾及是否有倭寇出海横行。不仅如此，由于倭寇会从中国、朝鲜等地抢掠大量珍贵物品回到日本兜售，间接刺激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所以日本政府对倭寇横行事件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不纵容，也不控制的态度，令明朝政府无法直接指责日本，只能自行解决。

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国沿海的一些不法分子进行走私活动，他们不仅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还会时而勾结无业的日本武士在中国沿海贩私抢劫。其中，李光头、许栋、汪直、陈思盻等大走私贩闻名一时，令中国沿海居民闻风丧胆。真实的历史就是，十寇倭者三四，其余皆是本地豪强霸王。

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于“望海埚”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敛迹。但随着明政府海防逐渐薄弱，倭寇再次泛滥。直到1563年，戚继光、俞大猷等带领家将大破倭寇，同时整顿内陆奸贩，才强硬地遏制倭寇活动。1567年，明政府终于解除了长达两世纪的海禁，允许中国商人到南海通商，随着商贸活动的频繁，四邻皆能获得优惠，倭寇活动才大大减少。

董鄂妃不是董小宛

明末秦淮名妓的爱情故事不知被后世演绎了多少次，故事被民间加工得跌宕起伏却又极具传奇色彩。比如引得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陈圆圆；跳水殉情的柳如是；还有一位更戏剧化的人物董小宛。董小宛如此有名，除了她本身作为秦淮名妓艳名远播之外，最重要的是后人还把她与清世祖顺治皇帝联系在了一起，认为董小宛就是清史上记载的与顺治帝情投意合的董鄂妃，即那个让少年天子顺治出家的女主角。

与顺治帝倾心相爱的董鄂妃，真的是董小宛本人吗？其实把顺治帝与董小宛联系起来实属无稽之谈。

董小宛是明末秦淮名妓，名白，生于公元1624年，卒于公元1652年。是冒襄（辟疆）的妾。冒襄是当年江南的四大公子之一，他曾经与秦淮河畔的另外一位风云美女陈圆圆有过一段风花雪月的交往。但是最终也随着陈圆圆入宫无疾而终。后冒襄又同与陈圆圆齐名的董小宛交往，董小宛虽然是秦淮河畔的美女，才色双全，但是她的出身也注定了她为妾的命运。冒襄曾作《影梅庵忆语》以及《如皋冒氏严书·家乘旧闻·亡妾董小宛哀辞》来描述董小宛，这是历史上唯一有关董小宛的记载。

至于顺治皇帝，《清史》等正史之中有详细的记载。顺治帝即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皇太极去世之后，皇太极长子豪格与皇太极之弟多尔衮陷入帝位之争，但是双方实力相当，最后在不得不妥协的情况下选择了年仅六岁的福临继承帝位。称帝后的福临在摄政王多尔衮的帮助之下，从满洲汗国的汗王一跃成为中国皇帝，少年皇帝的名字可谓实至名归，上天的确给他两个贵人，多尔衮和吴三桂。多尔衮代替他征战南北，吴三桂一怒为红颜，使多尔衮的部队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越过山海关，占领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