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刘伯温的死因，同样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谜。洪武八年正月，刘伯温生病在家，朱元璋派胡惟庸前往探视，还给他送了补药。刘伯温吃过补药，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日益严重，不久之后病逝。刘伯温与胡惟庸，当时早已是死对头，朱元璋眼看着两虎相争而不动声色，尽显帝王权谋。虽然“下毒谋害刘伯温”也是后来胡惟庸的罪状之一，但以胡惟庸当时的权势和处境，实难如此嚣张跋扈，这不得不让人猜想，他是受了朱元璋的默许，甚至这就是朱元璋的本意——借他人之手，除心头大患。

以上种种，也许不过是笼罩在阴霾之下的臆测。事实如何，恐怕再难考量，就留待有心之人的考证吧。

朱棣人生的最大秘密

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第三代皇帝，他统治的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朱棣生于应天，恰逢战乱，被封为燕王，后发动靖难之变，起事攻打侄儿建文帝，夺位登基。死后庙号“太宗”，一百多年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成祖”。

明成祖的生母到底是谁，至今还是个谜，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的确如此。关于他的生母是谁，数百年来一直扑朔迷离。

中国古代正妻生的儿子称嫡子，非正妻生的儿子称庶子。正妻被称为嫡母，其他的妾则被称为庶母。对帝王家来说，嫡子和庶子在名分上有重大差别。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帝死后，皇位要由嫡长子继承。即使嫡长子死得早，如果嫡长子有儿子，也要由嫡长子的嫡长子来继承，其他庶子不得觊觎。明成祖自称是马皇后所生，自然也就是所谓嫡子了。但经历代学者考证，明成祖的生母并不是马皇后。成祖的生母问题，不只是关系到他的身世，更是深刻地影响到他一生的行为。

有人说朱棣、朱橚的生母是高丽人，姓“碽”（音“wen”）。是高丽国进贡给朱元璋的妃子，她生下朱棣未足月，即被马皇后折磨而死。“碽”妃生下朱棣一月即死，照此推断朱棣与朱橚为一胎同胞。但是朱棣生于1360年，朱橚生于1361年。朱棣出生之时，朱元璋割据江南，尚未称王，元朝仍旧统一北方，刘福通未死，陈友谅、张士诚未灭，怎么会有高丽国进贡妃子？所以，此观点并不符史实。

另有一说，朱棣根本不是朱家血脉，而是遗元后代。蒙古《黄金史纲》中说大都城破时，元顺帝的妃子弘吉剌氏已经怀孕三个月，没有来得及逃出，躲在一个大瓮中避难。被明军搜出后被朱元璋纳为妃子，称为翁（瓮）氏。弘吉剌氏当时心想：“如果七个月后产子，则必然会被朱元璋当作野种所杀。如果分娩在10个月后则会被朱元璋当作他自己的亲儿子抚养。”于是向天祈祷再添三月孕期。果然怀孕13个月才分娩，产下一子，就是朱棣。当时朱元璋梦到东西二龙相斗，西龙被东龙打败。解梦的巫师告诉他这代表他的两个儿子争位。西龙是汉后的子孙，而东龙是翁妃的子孙。朱元璋听后认为翁妃来自蒙古，本属自己的敌人，让她的儿子继承大统不好，于是就把朱棣贬去边疆镇守。

然而《明史》上的说法，朱棣是朱元璋的正妻马氏所生，生于元末至正二十年。因为明初朱家皇室娶蒙古人为妃有很多。例如朱元璋就给自己的儿子秦王朱樉娶扩廓铁木尔的女儿为妻。可能朱棣的母亲早死，由马皇后代为抚养成人。至于这个蒙古皇妃是否以前属于元顺帝则大可存疑。如果朱棣真的是蒙古人，那么也就是说，历史上曾经统治中国差不多300年的明朝皇帝，其实从第三个皇帝起就已经是姓弘吉剌的蒙古人了。

尽管至今仍然不知朱棣生母是谁，但他不是马皇后亲生是大多数人认同的。虽然朱棣反复修改了史书，并消灭了许多证据，但破绽还是存在的。明史《黄子澄传》中，记载：“子澄曰，周王，燕王之母弟。”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一个事实，那就是燕王朱棣和周王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永乐实录》中也记载了他们两个是同母兄弟，但问题在于，他们的亲生母亲是谁？这一谜题还有待细细考证。

知识分子的悲剧：救得了国家，救不了自己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缺少力挽狂澜的气质，尤其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在明朝就有这么一位从平民阶层走出的硬朗人物。如果不是他在蒙古瓦剌部进犯京师的守城保卫战中大喊“主张南迁者，罪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便去”。或许明朝的历史就得重新书写了。但是这样的英雄人物最终却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秋，由于蒙古瓦剌部侵犯大明江山，英宗采纳宦官王振的建议御驾亲征，由于组织不周且前线指挥由宦官独断导致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败，英宗被俘。这时人心惶惶，于谦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持“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扶持郕王即帝位，为明景帝。之后，瓦剌挟持英宗偷袭大明计谋不成，于谦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

景泰元年（1450），瓦剌部向大明请和，并归还英宗。八月，明王朝接回英宗，但是一朝不能有两个皇帝，于是英宗就成了“上皇”，由于英宗的归来，各地政局产生了一些动荡，后都被于谦平定。

景泰八年，将军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发动宫廷政变，拥立英宗重登大宝，就在当天于谦就被传命逮捕。于谦的罪名是迎立外藩、图谋不轨，罪至当诛。石亨曾是于谦的部下，经于谦提拔才至将军位，在京师保卫战中也曾立过战功，但是此人经常藐视大明律法且多行不义，于谦曾就此参劾他，他由此对于谦恨之入骨。徐珵，即后来的徐有贞，在京师被围的时候他就是力主迁都的一派，京师保卫战后，明景帝罢免了徐珵的官职，为此他托于谦替自己向景帝求情，无奈景帝对徐珵极为反感，复官不成，他将这笔仇怨就记在了于谦头上。

明英宗在当石亨等人力主要杀于谦的时候，他公正地说：“于谦实有功，不忍心杀害功在社稷之人”。这时力主要杀于谦的人就把当年其“社稷为重，君为轻”不顾英宗死活的主张告诉了英宗，甚至还强调：“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刚刚拥立你做皇帝，要肃清朝野，名不正则言不顺，不杀于谦，有谁会承认新皇帝？”这样英宗才痛下决心杀了于谦。

与于谦一同被逮捕的王文受刑时不停为自己辩解，于谦却高声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英宗在下令搜查于谦家的时候才发现，于谦的家里除了打仗用的盔甲和剑器外竟再也没有值钱的东西了。

据史料记载，于谦“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京郊妇孺，无不泣洒”。石亨、徐有贞等要赶尽杀绝，宦官裴某救于谦的儿子逃过奸党的追杀，还有人不顾个人生死，收殓于谦的遗骸。

成化初年，于谦的儿子于冕被赦免，他上疏为父申冤，这才得以恢复于谦的官职和赐祭。皇帝的诰文里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使其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这诰文在全国各地传颂。弘治二年（1489），明孝宗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赠给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万历中，改谥为忠肃。杭州、河南、山西都是历代奉拜祭祀不止。其实于谦并不需要皇帝的所谓嘉奖，因为这些所谓的天子似乎并没有评价于谦的资格，明英宗之前有过无数的皇帝，在他之后还会有很多，而于谦是独一无二的。

没背景的努尔哈赤靠什么逆袭

一代英杰努尔哈赤是明末建州女真族的首领。他凭借13副祖传铠甲闯天下，马上征战40余年，于1616年建立后金，即汗位。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努尔哈赤是如何统一建州女真各部落，脱颖而出，建立后金政权的？

努尔哈赤本出生于建州女真一个贵族家庭里，祖父和父亲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也是明朝封的建州左卫官员。努尔哈赤从小就练习骑马射箭，有一身好武艺。10岁那年，母亲死去，他的继母待他不好。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和当地小伙伴一起在山林打猎、挖人参、采松子、拾蘑菇，然后将这些山货带到抚顺卖掉，挣钱过活。努尔哈赤就是在那里接触到了许多汉人，并且学会了汉文。

建州女真的部落总是互相攻杀，因此明朝驻军将领也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努尔哈赤25岁那年，建州女真部土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带引明军攻打古勒寨城主阿台，而阿台的妻子是努尔哈赤的妹妹。当时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去古勒寨探望努尔哈赤的妹妹，不巧正碰上明军攻打古勒寨，在混战中两人都被明军杀害。

努尔哈赤悲痛不已，他跑到明朝官吏那里说：“杀我祖父、父亲的人是尼堪外兰，只要你们把尼堪外兰交给我，我也就甘心了。”然而明朝官吏只把他祖父、父亲的遗体交还他，却不肯交出尼堪外兰。由于念及自己的力量太小，不敢得罪明军，于是努尔哈赤满腔悲愤回到家里，翻出了他父亲留下的13副盔甲，分发给他手下兵士，向土伦城进攻。努尔哈赤英勇善战，尼堪外兰不是他的对手，狼狈逃走。努尔哈赤攻克了土伦城，继续追击，趁机又征服了建州女真的一些部落。尼堪外兰东奔西窜，最后逃到了鄂勒珲（今齐齐哈尔附近），请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也追到那里。明军看他不肯罢休，怕因此引起战争，就让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

自从努尔哈赤消灭了尼堪外兰之后，就名声大噪。又过了几年，努尔哈赤就统一了建州女真。这就引起女真族其他部的恐慌。当时的女真族，共有三部，除了建州女真之外，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海西女真中的叶赫部最强。公元1593年，叶赫部联合满蒙九个部落，结成联盟，合兵三万，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听说九部联军来攻，事先做好迎战的准备。他在敌军来路上埋伏了精兵，并且在路旁山岭边安放了滚木石块。一切安排妥当，他安安稳稳睡起觉来。他的妻子看了很着急，把他推醒，问他：“九部兵来攻打，你怎么睡起觉来，难道你真的给吓糊涂了？”努尔哈赤笑着说：“如果我害怕，就是想睡也睡不着。”

第二天，探子回报敌兵人数众多，将士们听了也有点害怕。努尔哈赤就告诉将士们：“别害怕，现在我们占据险要地形，敌兵虽然多，不过是乌合之众，一定互相观望。如有哪一个领兵先攻，我们就杀他一两个头目，不怕他们不退。”

九部联军到了古勒山下，建州兵在山上严阵以待，先派出100骑兵挑战。叶赫部一个头目冲来，马被木桩绊倒，建州兵上去把他杀了，另一头目看到这情景也吓昏过去。这一来，九部联军没有统一指挥，四散逃窜，努尔哈赤乘胜追击，击败了叶赫部。又过了几年，基本统一了女真族各部。

多尔衮生前不称帝，死后却谋逆

多尔衮少年得志，一生战功显赫。他带领满洲士兵攻入北京，帮助年幼的顺治帝一统中原，开启了清朝入主中原的历史篇章。开国定制的多尔衮位高权重，却在正值壮年时突然发病去世，死后不久便被朝廷全面清算，削爵、擢宗室、籍家产、罢庙享、断其后嗣、掘墓、开棺、鞭尸……这些鲜血淋漓的残杀，都是政治舞台上权力争斗的结果。

多尔衮是个文武全才，一生却跌宕起伏。他为何会在争夺后金汗位时失败，他是否有意夺取大清帝位，他与孝庄皇太后的关系如何？多尔衮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个不解之谜。

多尔衮死后获罪，遭到残酷而血腥地反攻倒算，至于获罪原因，史书归罪为他想当皇帝。但是乾隆帝却认为这是“诬为叛逆”。那么多尔衮是否真的有叛逆之心？

少年得志的多尔衮在努尔哈赤死后，与皇太极争夺后金汗位失败，其母阿巴亥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所谓的太祖遗命而自尽殉夫。得宠于努尔哈赤的多尔衮本是最有可能继承汗位之人，却被皇太极代替，内心的不甘可想而知。但多尔衮通过卓著的战功，逐渐获得皇太极的信任，也正是通过这种信任，他开始逐渐削弱昔日曾打击他与母亲的敌对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所做的几项决定就可以看出他是否对帝位有野心。

第一，多尔衮拥立了年仅六岁的福临继位。这是他权衡各方力量后做出的决定。因为皇太极死后，与多尔衮争夺帝位的最大对手就是皇太极长子豪格。综合各方面条件来说，豪格与多尔衮势均力敌，但是豪格却在争夺过程中取得了代善和济尔哈朗的支持，这给多尔衮造成了更大的威胁。权衡利弊，选择福临继位，就可以有效地阻止豪格夺得帝位，而且年仅六岁的福临，在多尔衮看来也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很容易掌控。这样的做法是不得已的选择，毕竟把皇位给一个孩子总要好过给一个强劲的对手。对多尔衮而言，福临也只是暂时替他保管皇位而已。他需要争取更多的时间来打击自己强劲的对手。

第二，福临继位之后，多尔衮对小皇帝的态度很放任。福临无法亲政，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多尔衮开始逐渐培植自己的势力。一方面，多尔衮放任福临玩乐，不为他选择老师来教导，也可以说是多尔衮并不希望其成材，以此来减少福临对自己的威胁。另一方面，多尔衮也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顺治七年，多尔衮还以自己的正妃元妃去世为由，强行要求小皇帝到摄政王府向他请安，这显然就是在向小皇帝示威。此时的多尔衮几乎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下皇帝。

第三，多尔衮对待曾经的敌人豪格和舒尔哈齐的态度。多尔衮对共同主政的舒尔哈齐怀恨在心，因为舒尔哈齐曾先主张立豪格为帝，而后又同意立福临，就是没投多尔衮的票，多尔衮早就对此耿耿于怀。于是多尔衮巧立各种罪名，最后把舒尔哈齐挤出了权力中心，由自己的胞弟多铎取代了舒尔哈齐。同时多尔衮也向着自己的主要政敌豪格开刀，将豪格废为庶人。虽然有小皇帝为豪格求情，但是豪格终究没有逃出多尔衮的手心，冤死狱中。豪格死后，出于政治上的报复心理，多尔衮将豪格的正妃娶入王府之中，成为自己的继妃。

多尔衮相继除去两位主要政敌之后，顺治五年，代善去世，多尔衮又减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其后不到一个月，多尔衮便称皇父、摄政王。在此之前，顺治为了安抚多尔衮，已经赐封其为皇叔父摄政王。现在由皇叔父摄政王到皇父摄政王，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意义却相差千里，现在就相当于两个皇帝，多尔衮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多尔衮死后下葬之时，还偷偷将生前准备的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等放入棺内。而这些东西，也只有皇帝才拥有使用权。

多尔衮生前没有公开称帝，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其实力不能与皇权相抗衡，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他确实是有谋逆之心。

康熙选中乾隆的历史真相

乾隆是在12岁那年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爷爷康熙帝，他自然不知这次见面将会完完全全地改变他乃至整个王朝的命运。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跟自己12岁的孙子弘历在圆明园“偶遇”了，殊不知这一次偶遇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纯粹。弘历的父亲雍亲王并不是等闲之辈，他看得出自己的儿子弘历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就找了机会闲聊般的跟康熙提起：“您还有两个孙子打生下来都还没有机会一睹圣颜呢。”自家的人，康熙并没有想太多，况且见见自己的孙子一享天伦，对于此时的康熙也算心中欢喜之事。其实，老康熙并不是看不出雍亲王想要引荐两个孩子的意图，只是眼前这个人也非平庸之辈，临时布置给他的任务从来都能很好地完成，他想推荐的人，肯定有值得一见之处，所以便欣然应允。于是便约定了时间、地点，见见自己的孙子。

三月十二日傍晚，皇帝驾临牡丹台，把酒临风，心情愉快。一见到这两个孩子，老皇帝不觉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弟弟弘昼没有给皇帝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哥哥弘历却让康熙过目难忘。这个孩子身材颀长，容貌清秀，的确与众不同。特别是两只秋水般澄澈的眼睛里流动着不同寻常的灵气与沉静。刚才行礼的时候，康熙帝注意到他一举一动敏捷得体，一点也没有这个年龄段孩子常有的紧张局促，跟在他身后的同岁的弟弟弘昼就明显拘束得多。

凭着丰富的阅人经验，老皇帝确信这个孩子与众不同。他慈爱地招招手，让弘历站到自己面前，询问起他的功课。弘历落落大方地背了几段经书，从头到尾清晰地讲解了一遍。这更让康熙倍加欣喜，确信这是他见过的所有孙子当中最出色的一个。

康熙毕竟是一朝明君，不会依靠自己的感觉行事。当时人们比较迷信生辰八字，康熙不但迷信这个，甚至还比较认可一个算得很准的“罗瞎子”。所以牡丹亭见过弘历后，便命雍亲王写下弘历的八字给自己审阅。

不出康熙所料，这孩子的八字也与众不同。1929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首批公布的内阁大库档案中，有乾隆生辰八字及康熙六十一年时写的批语。内容如下：“乾隆八字，辛卯（康熙五十年）、丁酉（八月）、庚午（十三日）、丙子（子时）。此命贵富天然，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柱中四正成格祯祥。”中国古代的命相之理，有一套固定的推算方法。按命相理论，乾隆八字，天干庚辛丙丁，火炼秋金，是天赋甚厚的强势命造，术语称为“身旺”；地支子午卯酉，局全四正，男命得之，为驷马乘风，主大富贵。

又过了几天，康熙再次驾临圆明园，吃了一顿饭后，宣布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要将弘历带回宫中养育。在此之前，康熙只见过这个小孙子一次而已，他给自己的印象的确与众不同，处事不惊慌，不争夺，容貌清秀，充满灵气，但这些都不足以让老皇帝下定决心带他回宫。真正促使他做出决定的，也许应该是弘历这与众不同或者说具有帝王之相的八字。

慈禧为何不废掉光绪帝

慈禧发动政变以后，将光绪帝囚禁在西苑的瀛台，它四面环水，实为一小岛，唯一通向陆地的通道是北部的木桥。光绪被软禁后，服侍光绪的太监，均由李莲英亲自挑选，对光绪帝名为服侍实为“管教”。据说某年冬天，南海水面已经结冰，一日光绪帝微服出行，孰知刚走不远，便被守门人发现，即被“跪阻”。慈禧太后得知此消息后，居然命人将冰凿开，以防其逃走。这似乎还不足以泄愤，在政变后的几天里，慈禧又陆续把过去侍奉光绪帝的太监全部发落，对珍妃更是痛下狠手，将她囚禁在冷宫中，就是今日珍妃井西边的山门里。

虽然慈禧已经将光绪帝变为囚徒，但她依然心存隐忧。毕竟自己垂垂老矣，而光绪帝只是几近而立，一旦自己百年，光绪帝就可以名副其实地成为大清皇帝。因此，她有了废掉光绪帝的计划。

首先，折杀光绪帝在大臣面前的威严。慈禧指挥镇压了变法运动以后，多次组织大臣围攻、训斥光绪帝，为光绪帝罗织罪名。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政变当天光绪帝被围攻和惨遭训斥的场面。

其次，大肆制造皇帝患病的声势。这让朝野上下极为震动，光绪帝四月份还在雷厉风行地主持变法，此间未曾听说身体不适，缘何慈禧在镇压变法的同时突然昭示天下：皇上已患有重病，连太医都不可医治。

第三，选择宗室近支之子立为大阿哥，为同治帝立嗣。要废黜在位的皇帝，就必然要确立一位新皇帝。

光绪帝患“重病”以及立溥仪为大阿哥的消息传出后，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慈禧企图废帝的阴谋也随之被人看穿。但两种势力的反对，使慈禧陷入被动的泥沼，也迫使慈禧终止废掉光绪的计划。

首先，国内工商界人士联名致电慈禧反对罢黜光绪。

慈禧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仪为大阿哥”的谕旨颁发以后，上海于次日下午获悉，将诏谕刊登在日报之上。于是上海一时人声鼎沸，上海的电报总办经元善联合上海绅商市民1200余人，立志谏阻慈禧废黜光绪帝的企图与行为，力求保皇。经元善之举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响应，因此，给慈禧施加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其次，各在华列强反对强烈。

变法失败以后，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迅速壮大势力，全面控制了朝局。出于维护在华利益的需要，在华列强认为，支持光绪帝建立一个较为开明的政府对自己在华利益更为有利。于是，当获悉光绪帝“患重病”的消息后，他们一再要求觐见光绪帝，力图摸清光绪帝病情的真伪。在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这天，一位名叫多德福的法国使馆医生，提着自己的药箱，走进了紫禁城皇宫大门，此行非比寻常，他不仅仅以西方医学之代表的身份来为清廷皇帝检查身体，更代表了在华列强对当时的清廷应由谁来主政的意愿。不过，这样的行为也是不合常理，史无前例的。没有史料记载慈禧为什么会同意西医来给光绪帝诊病，但多半是出自于她对列强在华势力的无奈。

多德福诊病的结果是光绪帝病情无大碍，唯患血虚之病。

自此，慈禧感受到了列强的强硬态度，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暂且收敛了废帝活动。

能干的奕䜣，无为的咸丰

道光帝在69岁时，肺病加重，御医们无力回天。公元1850年2月25日的中午，道光帝逝世于圆明园的慎德堂，这位一辈子碌碌无为的皇帝终于寿终正寝了。《清史稿》称“宣宗春秋已高，方有疾，居丧哀毁，三十年正月崩”。

既然皇帝死了，那么就要有新接任的君主，其实道光皇帝早在五年前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按照清朝当时秘密立储的方法，新接任的君主早就尘埃落定了。道光帝死前的六个小时，他有气无力地宣布了大清国下一任君主的人选。

当时，在慎德堂内，灯火辉煌，所有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近支亲贵、皇子皇孙们都守在道光皇帝身边，等待着最后谜底的揭晓。太监捧来了长宽厚为32×16.7×8.7厘米的谲匣，这是一个楠木匣子，里面放着的正是关于继承皇位人选的文件。

这个匣子上没有上锁，只是贴着一个封条，封条上写着“道光二十六年立秋”八个字。这是道光亲手封上的，如今，这个匣子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开，撕掉封条，将封藏的秘密展露出来。

盒子里有两道用朱笔写成的十分简练的密旨，咸丰帝拿起其中一道注着满文的密旨宣读：“皇六子奕䜣封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

而后他又宣读了第二道旨意：“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

奕䜣是个有作为的皇子。他重用湘淮军阀，引进西洋长技，曾使得清王朝出现过短暂的“同光中兴”。这样一个皇子，却最终没能成为皇太子，原因何在，耐人寻味。在立储之事上，道光皇帝也是十分为难的。他一共有九个儿子，这九个儿子都有可能继承大统。

但如果从年龄、样貌、德智体美等种种方面考虑，只有四子奕詝和六子奕䜣两个人能够胜任。二人均为庶出，在年龄上仅差一岁，同在一起读书习武，而且聪明的奕䜣更加受到道光的宠爱，但为什么最终奕䜣却没有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对此，史料有一段隐晦的记载：道光二十六年三月，皇帝校阅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䜣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

奕䜣收获虽多，但奕詝却能够意识到生命的价值，认为春天是鸟兽孕育的季节，他不忍杀生。这正是一个君王需要的仁慈之心，也正是看到这一点，道光皇帝的天平便倾向了后者。不过，仔细分析，奕詝有可能是自己无能，打不到猎物，便说出这样一番强词夺理的论调，也有可能是奕詝性格软弱，不够强硬。

但不管怎么说，道光皇帝选择了奕詝继承大统，却是让清政府日后的发展陷入了不可逆转的沉沦之中。奕詝的资质在清代诸帝里虽是中等偏上，但是他身体很弱，却纵情声色，在31岁的时候便去世了。

而后的清朝便一直走下坡路，倒是奕䜣，虽然没有当上皇帝，却大权在握，之后的垂帘听政、帝后党争之类的变动他都参与其中。假使当日奕䜣当上皇帝，也许清朝历史会被改写，也许，这些将清朝推向灭亡的活动都不会发生，那么大清朝也就能苟延残喘更多些时日了。但这也不过是“也许”罢了。

杨秀清“逼封万岁”是真是假

清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曾经盛极一时，然天京事变使得太平天国由盛转衰，进而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彻底失败。东王杨秀清成为天京事变的牺牲品，多数人认为是因为他在变乱18天之前的“逼封万岁”之举激怒了洪秀全，从而招来杀身之祸。

对于杨秀清的死因，本就众说纷纭，而关于他“逼封万岁”一事，更是争议非常。在史学界几乎已成定论的杨秀清“逼封万岁”之说，现如今遭到越来越多人的批驳，甚至有人认为，“逼封万岁”之说可以被彻底否定。

首先被否定的便是记载此事的史料来源。最早记载“逼封”事件的是知非子的《金陵杂记》与张汝南的《金陵省难纪略》，书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逼封万岁”的经过及之后发生的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冲突。然而所述内容不仅多有荒诞之处，而且“此卷系近日情形，告闻之于遇难播迁之人，及被掳脱逃之辈，方能知之最详，言之最确，复为成一编，参以己见”。不仅不是亲眼所见，还加上了自己的看法，如此叙事，岂可尽信？此外，太平天国的后起之秀，忠王李秀成写的《李秀成自传》中，也提到确有此事。然而“天京变乱”发生时，李秀成正在句容一带作战，对于在此之前的“逼封”之事，只能是道听途说，更难以此为据。与上述史料来源相比，无论是太平天国的内部文书还是清朝的官方文书，均无关于此事的记载，由此不得不令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

其次，若杨秀清真的曾经“逼封万岁”，那他是为了什么？此时的杨秀清，已经集神权与军权于一身，只要他“代天父传言”，就连洪秀全都不得不从，为何不直接借天父之言命令洪秀全让位于他，反而多此一举地“逼封万岁”，这既没有改变他与洪秀全的实际地位，又暴露了他意欲夺权的野心？杨秀清并非泛泛之辈，此等权谋策略，他不可能不知，更不可能做出如此愚蠢之事。

第三，在杨秀清死后没多久，洪秀全便大张旗鼓地为其平反，甚至将杨秀清被杀之日定为东升节。洪秀全在《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中说道：“爷遣东王来赎病，眼蒙耳聋口无声，受了无尽的辛战，战妖损破颈跌横。爷爷预先降圣旨，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由此可见，洪秀全也认为杨秀清之死是遭人陷害的。如此一来，杨秀清“逼封万岁”激怒洪秀全而招来杀身之祸的说法，便被彻底否定了。

最后，若真无“逼封”之事，那么此说从何而来呢？既然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史料记载，也没有合情合理的事实依据，就不能不说这只是谣言。而这个谣言的最大受益者，便是因“逼封”而“受尽委屈”的洪秀全。杨秀清不仅曾因“代天父传言”而杖责过洪秀全，而且在朝中独揽大权，自恃功高盖主，飞扬跋扈。以他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权谋，足以威胁洪秀全的统治地位，洪秀全要除掉他是必然的，只是需要一个合理的说法以稳定军心、安抚民意罢了。而“逼封万岁”之举足以让杨秀清“死有余辜”。

如此看来，“逼封万岁”的确子虚乌有。然而，对上述批驳有所怀疑的，大有人在。

其一，太平天国的内部文书中没有关于“逼封”事件的记载，很可能是因为此事涉及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纠葛，不宜载入史册。而且天京陷落时天王府被大火烧毁，导致文书档案付之一炬，所以无法找到相关记载。

其二，天京事变时，李秀成已是地官正丞相，后又被封为忠王，在太平天国后期与陈玉成同掌军政。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对天京事变的内情必有所了解。虽没有眼见为实，但也不至于信口开河。

其三，洪秀全在杨秀清死后不仅不揭露他“逼封”之罪，反而为其平反，并深表怀念之情的做法，并不足以证明“逼封”之事子虚乌有，而是洪秀全施展的政治手段。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撇清他指使韦昌辉杀害杨秀清的罪名，而且可以拉拢东王党羽为他所用。之后洪秀全掉转矛头直指韦昌辉，便可看出他笼络东王党羽的高明之处，起码能够免除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