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为何没有取代周成王

说起周公，似乎总与“解梦”纠缠不清。然而周公生平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执政六年后让位于成王，实现权力的和平过渡。于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当危难过后便毅然让位，周公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受万代称颂，同时也引发了后人对其让位之举的质疑。

有人指出，《荀子·儒效》和《淮南子·记论训》中都说周公想要夺取天下。《礼记·明堂位》和《韩诗外传》卷三也有记载周公想要坐上天子的位置。《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要位，管理着天下的大事。

又有人考证说，《尚书·大诰》中出现的“王”，把周文王称为“宁王”，也称作“宁考”。而“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所以这个“王”应是周公。《尚书·唐诰》中也有记载：“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的弟弟康叔，名“封”，《康诰》中的“王”称康叔为“弟”，显然这个“王”也是周公。如此说来，周公的确自称为“王”。

根据以上证据，便有人认为，周公在武王去世而成王年纪尚幼之时，便有谋权的意图。之后以“王”之名义，行“王”之权力，虽说东征西伐、治国安邦功不可没，但也不能掩盖其意欲以权夺位的野心。

至于周公最后没有取成王而代之，实乃应变形势的无奈之举。因为遭到当时地位举足轻重的召公、太公的怀疑，而成王也对周公起了疑心，并且周公的两个兄弟管叔鲜、蔡叔度又与纣王之子武庚联合起兵，关中局势动荡不安，形势对周公极为不利，周公不得不还政于成王，以平息众怒。

此番质疑，给世人心目中周公无畏无私的形象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更多的人仍坚持认为，从周公临危受命而勤勉摄政之举，从他在武王病危之时愿意以身代死的决心，便可看出周公对国对君的一片赤诚之心。如此忠君爱国之人，绝不可能做出僭越夺位之事。

无论是无奈还政，还是真心让位，不过是后人充满感情色彩的想象。而周公心中所想，早已随他而去，深埋黄土之中。

“秦晋之好”是为了战争

在过去的一些文章中，时常会出现“秦晋之好”一词，来形容两户人家几代结亲，亲上加亲。“秦晋之好”看上去寓意了一种亲密关系，其实不过是政治婚姻的幌子。政治婚姻是建立在“互为所用”的基础上，所以其中很难排除阴谋的成分。而“秦晋之好”这一典故的来源，更是充满了龌龊的算计。

春秋时期，秦晋两国间的相互嫁娶已成惯例。秦穆公刚刚登基为王，有睥睨天下的野心。当时晋国占据中原宝地，乃大国之一，所以穆公向献公求亲，娶了献公与齐姜的女儿伯姬。

晋献公老来昏庸，被美色所困，为了立最小的儿子卓子为王，讨好自己的年轻妃子，竟然杀了太子申生。献公的另外两个儿子夷吾和重耳见状心寒，生怕下一个死的就是自己，所以就逃往别国避难。夷吾直接投奔了姐姐伯姬，得到姐夫秦穆公的庇护。

晋献公死后，夷吾联合里克、邳郑等臣子将九岁新君卓子摔死在宫中，派人通知重耳回国，但重耳忌讳夷吾的狠毒手段，拒绝了回国的邀请。不过，夷吾想要自己回国称王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只好请求秦穆公出兵助自己返国继位，事成之后送穆公秦河西五个城池。穆公为了得到地盘，便命大将公孙枝率三百士兵，送夷吾回晋国，成为晋惠公。

哪知道晋惠公不守信用，当上君王便毁了之前许诺秦穆公的五城，秦穆公恼羞成怒，决定与晋国断绝往来。不久，晋国突然遭逢旱灾，颗粒无收，难民四起，晋惠公没办法，只好再次找秦穆公这个姐夫帮忙。秦穆公考虑到晋国对自己还有用处，便借粮给了晋国。不料第二年秦国大旱，晋惠公不但不帮忙，竟反过来讽刺秦国。

秦穆公不甘受气，遂令闻名遐迩的宰相百里奚攻打晋国，将督战的晋惠公俘虏过来。伯姬见自己的弟弟被俘虏，生怕秦穆公杀了他，于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终于令秦穆公改变初衷，要求晋惠公割地求饶。晋惠公无奈之下只好将土地奉上，还把儿子公子圉送到秦国做人质，这才使两国的关系修好。

公子圉在秦穆公眼里，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利用的夷吾，于是穆公便将自己的女儿怀赢嫁给了公子圉，让外甥成了自己的女婿。几年之后，晋惠公病了，公子圉怕父亲将国君的位置传给别人，扔下怀赢逃回晋国，果然坐上了皇位。没想到公子圉也是忘恩负义之人，竟然定下国策，与秦国老死不相往来，妻子也不要了。秦穆公一看这个女婿是个不义之徒，决定要帮重耳重夺晋国国君的皇位，遂把怀赢再次嫁给了重耳。论关系，重耳本是秦穆公的大舅子，但如今又成了秦穆公的女婿；怀赢一女嫁二夫，从前夫的妻子变成了前夫的叔母。

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耳赶走了公子圉成为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但谁也料不到，秦穆公扶持三代晋国国君，都遭到了背叛。晋文公拒绝与秦国往来之后，发愤图强，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秦穆公直到晋文公死后才借机打败中原霸主的晋国，终修得正果，称霸一方。

一段称霸的历程，充满了可笑的婚姻关系。两国统治集团之间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互相联合，互相利用，彼此通婚，结成密切关系。而实质上亲家之间钩心斗角，争夺霸权，兵戎相见。似乎“秦晋之好”这段“佳话”更适合用“秦晋之争”来表达。

巫蛊夺命，谁之错

西汉巫蛊连环案，诱因是汉武帝沉迷黄老巫蛊之术，引发了妃嫔之间的斗争。但其实质却并非简单的后宫纷争，而是整个朝廷势力的斗争，最终引发了“太子谋反”的惊天大冤案，导致汉武帝晚年妻离子散、众叛亲离，在后悔与沉痛中死去。

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汉武帝大半生所行功德可抵黩武之过，然而一个小小的巫蛊之术，却令武帝千古功名毁于一旦，难道巫蛊之术竟可怕如斯吗？其实真正可怕的应当是人心才对。

巫蛊连环案的事情源于汉武帝的一场幻觉。征和元年（前92）三月，赵敬肃王彭祖去世，夏季又逢大旱，宫外尚未安定下来，内宫就出现了妃嫔以巫蛊互相攻击的事件。本来妃嫔用厌胜之术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当时武帝也未放在心上，哪知道妃嫔们的斗争愈演愈烈，最后竟互相诬陷对方用巫术诅咒皇上。汉武帝见状很是不满，一怒之下处死了大量宫人和一些外戚臣子。但他总是梦见有人在用木人诅咒他，一时间寝食难安。有一天他正坐在建章宫内养神，忽然看到有一男子持剑走进中龙华门，本来应该有重兵把守的中龙华门却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止。

汉武帝心想那男子莫非是来刺杀自己的不成，于是大声叫喊，哪知道男子扔下剑隐遁而去。吓出一身冷汗的汉武帝大叫侍卫护驾，并派人到皇宫内搜查却一无所获。其实武帝一生杀人多多，很可能是因为心理原因，产生了有人欲找自己报仇的幻觉。但彻查的结果令他很失望，刺客没有找到，反而在后宫和京城百姓家中翻出大量的木偶和咒符。汉武帝以此认为有人用巫术制造神魔来刺杀他，于是下令严查此事。“巫蛊案”就这样掀开了帷幕。

君主身边最不乏的就是小人，“巫蛊案”本来可以很快地过去，但是有人却诬告当朝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施用巫蛊之术诅咒皇帝。公孙贺的夫人君孺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所以汉武帝与公孙贺关系素来亲密，公孙敬声也因父亲的关系担任太仆一职，负责掌管皇帝的舆马和马政。可是偏偏公孙敬声不争气，骄奢淫逸，贪财好色，收受贿赂，结果被关了起来，公孙贺于是抓了到处劫富济贫的阳陵侠客朱安世，想要借此立功，帮儿子将功赎罪。

朱安世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就托人上书汉武帝，称公孙敬声和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并派遣巫师在天子所驰的马路上埋木偶人诅咒天子。天子马路本来就是公孙敬声的管辖范围，朱安世这一告发有理有据，汉武帝立刻相信此事，就逮捕了公孙贺一家，交给了当时著名的酷吏杜周查办。杜周公报私仇，不但杀了公孙贺父子，还将阳石公主和跟本案没有什么关系的诸邑公主一起杀了，只因诸邑公主与卫子夫弟弟卫青之子卫伉是表亲，而卫伉与杜周结了怨。

虽然死了一群人，但汉武帝老来竟然多疑，认为还是有人想要害自己，于是将“巫蛊案”交给了自己的宠臣江充查办。江充靠裙带关系取信武帝，他的“公正无私”是故意装出来的，但武帝却相当放心地将巫蛊案交由他来做。在调查此案的过程里，江充完全将个人恩怨融入其中。在朝廷中，他最想扳倒的人就是太子刘据，因为他曾经抓了刘据的亲信，刘据向江充百般求情，江充却一意孤行，结果因此得罪了刘据。其实刘据对于此事早已经忘到脑后，他也并不是记仇的人，但江充小人之心却不这样认为，只想着借巫蛊案诬陷太子和皇后卫子夫。不过汉武帝对刘据疼爱至极，江充几次陷害刘据都没有成功，倒是刘据看出江充的歹心，一怒之下发动政变杀了江充一干人等。

已经深居简出、在长安城外甘泉宫养生的汉武帝不明就里，只知道太子杀了自己的近臣。恰在此时有人在武帝耳边不断吹风，说太子想要谋反。一开始武帝并不相信，便派了侍从去长安城探听情况。侍从到城外转了一圈，发现守备森严，没敢进城，转身便跑回甘泉宫禀告武帝，太子的的确确是造反了。或许是刘据倒霉，也可以说是汉武帝昏聩，就这样听信了小人之言，相信自己的儿子有谋反之心，于是向丞相刘屈牦发布敕令：立即发兵出击，对造反者一律杀无赦。刘屈牦本来无心害太子，无奈天子之命不能违抗，便派兵攻打长安城。

刘据根本没有造反之心，所以哪里有重兵抵抗宰相的军队，只得发动百姓死守长安。但百姓只知道“太子造反”之事大逆不道，所以刘据大失人心，最后兵败如山倒，逃离了长安。没过多久便被找到，而那时的刘据已经自缢而死，其母卫子夫早在他之前已经上吊自尽。

一年以后，汉武帝才查清楚原来是奸臣搞鬼，害死了自己的皇后和太子，除了为太子平反、追封刘据，再没有什么能够挽回的。

小小的一桩巫蛊案，在皇帝的疑神疑鬼和小人的借机发挥下，使汉王朝的宫廷内外掀起了长达数年的血雨腥风，其实到头来发现只是误会一场，却没有任何人对此承担责任。

杀光百名侄子的冷血皇帝

谈起十六国那段历史，北燕当属重点。这个本是属鲜卑族统治的朝代，在后来的发展中却被一个姓冯的汉人统治了。慕容家统治北燕，一直到慕容云时期，发生了变故。慕容云本姓高，是高丽人，虽然他当了皇帝，但他认为自己并非鲜卑人，内心十分自卑，为了收买人心，让大臣们都对他服气，他便天天大开府库，赏赐文武百官，想着能够拿金钱来笼络人心。

其中冯跋是慕容云的拥立者，但慕容云却对他心怀戒备，为了防止自己被刺杀，慕容云养了一帮武士在身边，他吃睡都与这些武士在一起。可没想到，这些武士中有两个名叫离班、桃仁的人，却为了谋求皇位，将慕容云刺杀。

慕容云被杀后，冯跋带领卫兵，将离班、桃仁立斩于殿前。而冯跋为众人所推，成为继任慕容云皇位的人选。从他开始，北燕便改姓冯了，开始了由汉族人统治的时期。冯跋继位后，依然没有得到安宁，他的堂兄冯万泥、侄子冯乳陈两人不服，想要夺取皇位，幸好冯跋的二弟冯弘率兵把他们镇压了下去。

冯跋看到冯弘功劳甚大，便任冯弘为骠骑大将军，晋封中山公。冯弘的权力从此与日俱增。冯跋在位22年间，国泰民安，他轻徭薄赋，崇尚儒学，很是为国家做了一些好事情，让那个乱世呈现出了少有的安宁。

但是公元430年秋，冯跋病危之时，争夺君主之位的战争再次上演。冯跋宠妃宋氏为了立自己的儿子为君主，便想谋反，而这件事情被冯弘得知，他率领卫兵冲入皇宫之中，囚禁了宋氏母子，控制了大局，而病重的冯跋便在一片慌乱之中惊吓而亡。

冯跋死后，冯弘自立为天王，废杀太子冯翼。他不念旧情，为绝后患，将大哥的一百多个儿子通通杀光。无论是十几岁的少年，还是刚刚出生的婴孩，冯弘都一个不留。自古篡位嗜杀前任后人的君主不在少数，冯弘却能够斩草除根，一个不留，也的确是历史上罕见的血腥帝王。

杀掉所有冯跋的后人后，冯弘便霸占了大哥的貌美妃子，此举令他一继位便失掉了人心。众叛亲离之下，冯弘的几个儿子为了不被自己的父亲杀掉纷纷逃亡北魏。而当时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便乘机发兵，想要一举歼灭北燕。

战争开始以后，冯弘连连败退，为求自保，他不得不向南朝宋文帝求援，遣使称藩。有利益可得，宋文帝当然愿意帮忙，他封冯弘为“黄龙国主”，并答应出兵助北燕。但因为南宋距离北燕路途遥远，远水解不了近渴，北魏很快将北燕的城池攻破，冯弘流亡到高丽，被高丽王安置在北丰。

从高高在上的君主沦落到寄人篱下，冯弘的日子并不好过，高丽王与冯弘相处得也并不融洽，后来冯弘又求助于宋文帝，求宋文帝将他接走。得知此事的高丽王勃然大怒，他当即下令诛杀了冯弘全家。

得到如此下场，冯弘是咎由自取。

玄武门之变是被逼政变，还是野心篡位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皇帝。在位期间，他勤于政事，举贤任能，体恤百姓，减轻刑罚，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因此，在后人眼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中国历代帝王的表率。但即使是这样一位英明圣主，他的一生仍有很多瑕疵，“玄武门兵变”的历史实情一直让后人迷惑，而他后来修改国史的行为也让人议论纷纷。

贞观三年（629），太宗下令在中书省特别设置秘书内省专门负责修撰前五代史。但是同年闰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将史馆移入禁中，设于门下内省北面，由宰相监修。从此之后，史馆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的一个常设机构，不再具有修史职责而是专门负责修撰当朝国史。唐太宗究竟出于何种动机要重置史馆，修改国史呢？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仍没有确定的答案，因此成为历史上的一桩疑案，并引发后人对此的诸多不同观点。

一种说法认为唐太宗修改国史，是为自己杀兄逼父篡位辩护。这种观点认为，李世民的皇位并不是合法继承而来，是其弑兄逼父的结果。这一行为并不符合封建法统和道德伦理，就在李世民自己看来，也是不能贻示子孙、垂为法诫的。所以，为掩盖这种残暴的行为，也为了确立他登基的合法性，李世民决定撰修国史，下令创立了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这就使史官很难做到秉笔直书，只能按统治者的意图撰写历史。

李世民在位期间，曾不止一次违例要求亲看国史和起居注，并称是“使得自修改耳”。其实，作为帝王原本是不可以随便看史官写的起居注的。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史官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李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成为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给人民造成皇位本属于他的印象，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如此一来，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合理多了。

还有种说法认为李世民之所以要修改国史，抬高自己在太原起兵中的地位，贬低李渊的功劳，乃是出于当时政治统治的需要。他要求贞观史臣把太原起兵中李渊由主动起兵变为被动起兵，目的是为了把李渊描绘成一个忠臣的形象，从而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李世民将李渊描绘成是在隋炀帝要下令逮捕他，李世民和刘文静等又设下圈套逼得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不得不反的形象，而且在起兵时李渊还曾号称“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这样一来，李渊就成了大忠臣了。很明显，这种刻画有利于维护李世民的统治，防止人们以此为例，起兵谋反。

以上说法多是各家的推测，并没有明确的史料依据。但是李世民继位后修改创业国史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他为何要修改国史，其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判断了。

唐宣宗装疯卖傻，不容易

唐宣宗李忱，是唐宪宗的儿子，武宗的叔叔。他原名李怡，做皇帝后才改名为李忱。唐宣宗在位期间勤俭治国，减少赋税，注重人才选拔，体贴百姓，人民生活日渐富裕，使腐败的唐朝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宣宗在位期间曾经烧过三把火，一把火使“权豪敛迹”，二把火使“奸臣畏法”，三把火使“阍寺詟气”，遂被称为“小太宗”。

然而这样一代明君，在他登基之前却一直被视为傻子，这是为什么？难道唐宣宗真的是傻子？

其实不然，唐宣宗虽然表现得糊涂，其心里却如明镜一般。可他为什么要装傻呢？

这还要从他的身世说起。

李忱是唐宪宗庶出的儿子，其母亲郑氏是一名身份卑微的宫女。由于庶出和母亲身份卑微的原因，李忱本当不了皇帝。后虽被封为光王，却一个人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孤独成长。他从小就显得郁郁寡欢、呆滞木讷，与其他亲王相处往往终日不发一言。在宫中，多数人都讥笑李忱呆笨，唯有他的哥哥唐穆宗知晓他的聪明，曾抚着他的背说：“这是我家的英物。”

李忱长大后，痴呆情况愈发严重。人们纷纷猜测，这可能和他在穆宗年间遭遇的一次惊吓有关。当时李忱入宫谒见太后，不料刚好撞上有人行刺。虽然此事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但从此以后光王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于是皇族宗亲们认定，这个本来就呆头呆脑的人一定被吓傻了。此后无论大小场合，李忱就成了专门被人取笑和捉弄的对象。

其实李忱不傻，他知道因为自己的出生背景注定不能称帝，唯有在乱世之中才有可能夺取政权。穆宗继位后庸庸碌碌，党派之争、藩镇势力和宦官势力使得唐王朝统治岌岌可危。李忱装傻让宦官对他放松警惕，他在等待时机，等待一个可以让他夺取政权的机会。

当唐武宗发觉出这位皇叔有问题时，想要置他于死地。可是就在这时，宦官仇公武救了他，并将他送出宫。

会昌六年，唐武宗病危，李忱就在宦官仇公武、马元贽等人的簇拥下，出人意料地回到了长安。仇公武等人决定拥立李忱做一个傀儡皇帝，然后顺理成章地掌控朝政。但是当李忱开始着手处理政务时，仇公武就傻眼了。因为对他来说，傻子李忱忽然变得无比陌生，他神色威严，目光从容，言谈举止沉着有力，决断政务有条不紊，和从前简直判若两人。

直到此时，仇公武才恍然大悟，明白当年武宗为什么要把这个“傻子”皇叔置于死地，那是因为在他愚痴木讷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常人莫及的才干和韬略。可惜仇公武明白得太晚了。

“金匮之盟”，杜太后难道有超能力

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后，皇位由其弟赵光义继承，正史认为赵光义乃合法继位，因为他是奉太后“金匮遗诏”之命行事。但后来有人对“金匮之盟”一事提出质疑，使得这一事件变得扑朔迷离。

《宋史》有好几处提到“金匮之盟”，《杜太后传》里面记叙：“建隆三年（962），太后病，太祖始终在旁服侍不离左右。太后自知命已不长，召宰相赵普入宫。太后问太祖：‘你知道怎样得的天下吗？’太祖曰：‘我所以得天下者，皆祖先及太后之积庆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统治天下耳。假如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所拥有乎？汝死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国家之福也。’太祖顿首泣道：‘敢不如教诲！’太后转过身对赵普说：‘尔同记吾言，不可违背也。’赵普于床前写成誓书，赵普于纸尾写‘臣普书’。藏在金匮（同‘柜’），命谨慎小心的宫人掌之。”

在司马光《涑水纪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著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历史上人们虽然相信有所谓的“金匮之盟”，但却找不到盟约的原文。一千多年来，没有人怀疑“金匮之盟”的真实性，这一盟约就成了宋太祖坦荡无私的例证。直到清代，古文学家恽敬对盟约内容提出了疑问。

21世纪40年代初，张荫麟曾作《宋太宗继统考实》，后收入《张荫麟先生文集》，认为“金匮之盟”是赵普伪造的，全盘否定此事。除此之外，邓广铭、吴天墀、李裕民、顾吉辰、王瑞来等学者也持相似观点，或怀疑此事的真实性或断定“金匮之盟”实属赵普伪造。

其理由大致如张荫麟所言，建隆二年（961）杜太后病重时，宋太祖只有34岁，正值年轻力壮之时，赵光义才23岁，而太祖长子德昭也已经14岁。当时太祖身体健康，没有短寿夭折之象，即使太祖只能再活20年，那时，长子德昭也已30多岁，怎么会有幼主之说？杜太后凭什么猜测太祖早死、幼子继位，而宋朝重蹈五代的覆辙呢？实在没有道理！如果确如杜太后所预料宋太祖中年夭折，人们还可以推测，也许杜太后凭经验或灵感有超前的洞察力，尚可勉强解释。但是，太祖活到50多岁，并没有出现因自己早逝而使得幼子主政的局面。如果真有遗诏，太祖临终前应该命人打开金匮，就算是突然死亡，皇后也应该知道此事，掌管金匮的宫人同样也知道此事，为什么要等到太祖死后六年才由赵普揭露出来呢？即使公布遗诏，赵光义也应该把全文都公布出来，因为这是他合法继位的有力证据，但实际上却只说了一个大概的内容，而且内容还多有含糊之处。更何况，太祖并未遵守遗诏办事，传位给他的弟弟，而是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

但对“金匮之盟”持肯定观点的学者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证据。关于立此盟约的条件，持肯定论者认为它符合常理。杜太后亲身经历过五代的动乱，这是一个王朝更替频繁的特殊时期，五代君主13人，在位超过十年的绝无仅有，有7人死于非命，杜太后凭什么肯定宋太祖一定可以摆脱前任帝王的“宿命”，不会重蹈周世宗英年早逝、最终幼主执政失国而终的覆辙呢？杜太后在赵匡胤刚当上皇帝时说出了“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这一段话。杜太后认为刚刚建国，根基未稳，随时有可能成为短命的“第六代”。尽管当时太祖正值壮年，但政治风云变化无常，哪里知道宋太祖会不会暴死？哪里知道宋太祖不会被人杀掉？假如真的发生了，十多岁的德昭显然是不足以应付之后的复杂局面的，而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赵光义，自然就是理想的继承人。

“金匮之盟”疑案属于皇家禁宫疑案，否定也好，肯定也罢，都是根据当时历史事实、政治背景所作出的推断。比较双方的观点，其资料和推断均偏向于对己方所持观点有利的一边，因此越争论疑点越多。

夺皇位，宋孝宗只用了十个女人

皇帝是古代竞争最为激烈的职业，这个职位待遇高，权力大，而且还是终身制，可以世袭，所以前赴后继的竞争者有如过江之鲫，但胜利者却寥寥无几，毕竟皇位只有一个，想要从这么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没有点非常手段是不行的。

宋孝宗赵昚所使用的手段便是十个貌美如花的处女。作为南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赵昚并非嫡出，他本来的名字叫作伯琮，不是前任宋高宗赵构的亲生儿子，而是赵匡胤的后人，是赵匡胤次子赵德芳的六世孙。

自从赵光义当上皇帝之后，宋朝的皇帝便没再从赵匡胤的后人中出现过，按道理，赵昚没有机会登上皇位。但从1127年，宋钦宗胁迫宋徽宗困守东京汴梁时，局面才有了转变。当时刚刚灭掉辽国的金国一鼓作气，攻进了宋朝的首都，将这两个皇帝全部俘虏，同时还抓走了宗室、大臣、后宫嫔妃共计300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耻”。对于宋王朝来说是耻辱，但对于赵昚来说却是一个机会。

当时侥幸逃过一难的康王赵构在河南商丘登基称帝，创立了南宋，赵构即日后的宋高宗。但宋高宗安稳日子没过几天，就遭到了叛乱，他唯一的儿子在这次叛乱中丧命，而后在建炎二年，金兵攻入了宋高宗所在的扬州城，当时他正和一名妃嫔温存，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受到惊吓，从此便失去了生育能力。

眼看着香火难以为继，为了保住赵家的香火，宋高宗从老赵家后人中千挑万选，选出了一名候选人，即赵昚。为了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宋高宗为赵昚安排了最好的老师，之后在赵昚成年后对他又是不断地加封，但就是不肯将他封为太子。因为宋高宗始终不死心，他试遍各种偏方，想要生出自己的子嗣，但20多年过去了，却毫无效果，宋高宗也只得把心思放在了赵昚身上。

而不立赵昚为太子还有一个原因，宋高宗的母亲韦太后十分喜欢一个名叫赵琢的人。他从小在宫中长大，深得韦太后喜爱，所以韦太后想立他为太子。这令宋高宗十分为难，为了更清楚这两个人谁才是帝王之才，宋高宗想出了一个测试的办法，他派人挑选了20名绝世美女，分别给赵琢和赵昚送去，想测测这两个人的人品和定力。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当宋高宗将这20名美女重新召回的时候，结果出乎意外，他发现送给赵昚的10个美女还是货真价实的处女，而送给赵琢的则已经不是了。通过这件事情，让宋高宗最终立了赵昚为太子。

其实，并非是赵昚的定力好，而是他有一个好老师史浩，此人深谙帝王之心，他告诉赵昚千万不要碰这10个美女，这很可能关乎他将来一生的前程。听了老师的话，赵昚自然不敢轻举妄动，最后赵昚就这样赢得了宋高宗的青睐。

绍兴三十一年（1619）九月，金国再次南下进犯，受到南宋的抵抗后，金兵退去。但此时，宋高宗一直奉行的求和政策受到了军民的一致声讨，迫于压力，宋高宗终于将皇位让了出来，赵昚才算正式坐上了龙椅。

这个用10个女人换来皇位的男人可以说是南宋一朝最有作为的皇帝，他36岁登基，大力重用主战派，积极备战，一心想要收复失地。但可惜那时的南宋早已朝中无人，几次征战相继失败。面对残酷的现实，赵昚不得不放弃收复失地的想法，转而将精力放在内政治理上。他从政府、农业、军事等多个方面同时入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南宋焕发出了难得的生机。

在赵昚的积极治理下，南宋颓废的气象一扫而光，后世将他治理的这段时间称之为“乾淳之治”。国富兵强后，赵昚还是想要收复失地，可惜天不遂人愿，他所看重的大将军虞允文病死四川，此后他手下再也没有能够北伐的大将，于是，赵昚也就一直致力于内政，直到去世。

朱元璋杀刘伯温，原因不复杂

刘基，号伯温，心思缜密，足智多谋，是朱元璋夺天下、建明朝的第一谋士。战场上，刘伯温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在许多重要的决策中，他极其准确的判断力起到了制胜的关键作用。

然而，明朝开国后，刘伯温只得了个次一等的伯爵封号，并且俸禄还是众伯爵之中最低的。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刘伯温最终命丧黄泉，竟与朱元璋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仔细品评个中因由，不难发现，刘伯温那身料事如神的本事，使他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但在助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同时，也将他推向了生命的终点。

朱元璋是个很重乡土观念的人，而刘伯温却是个外乡人，这在情分上已经有失亲密。何况刘伯温料事如神，对事情的判断往往比朱元璋准确。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能想到的，刘伯温也想到了，而朱元璋想不到的，刘伯温还是想到了。朱元璋本就嫉贤妒能，又岂有如此宽广胸襟，容得下比他强的人长期留在身边？加之刘伯温的那些计策并非安民之计，而是权谋之策，用在阴谋政变的风起云涌中必有一番作为。这更令朱元璋心存猜忌，不仅要防患于未然，更要除之而后快。

刘伯温最致命的失误，验证了“祸从口出”的箴言。朱元璋曾就谁更适合出任丞相一职的问题找刘伯温谈话，言语之中暗藏试探玄机。刘伯温并非等闲之辈，但最终难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朱元璋故作意味深长地说出只有刘伯温能担此大任的时候，刘伯温说道：“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

此话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深意，使得朱元璋自此之后彻底与刘伯温决裂，始终是个难解之谜。或许是朱元璋的偏见，或许是后人的误读，总之它被看成了刘伯温的催命符，为其后来的突然病故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