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一日，豪格被废为庶人后，他们已经知道吴三桂撤离宁远，多尔衮立即开始着手准备对大明的新一轮进攻。
四月初四日，在盖县温泉疗养院养病的大学士范文程星夜赶回沈阳，并先后上书多尔衮，指出大局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成就大业在此时，贻误良机痛悔莫及也在此时，简捷明快地为在黑暗中摸索的大清王公贝勒们指明了方向——
当时，李自成攻取北京的消息尚未传来。范文程便告诉他们：大清虽然是与大明争天下，但以当前形势判断，应该立即实行工作重心的转移，未来的主要敌人是农民军。
在政治方略上，范文程建议他们：过去烧杀抢掠、唯金帛子女是图的做法，让人觉得胸无大志，不可能真心归附。必须改变已往的这种做法，严明纪律，秋毫无犯，官仍其职，民安其业，录用贤能，抚恤孤苦，由此，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矣。
在指导思想上，范文程郑重警告他们：自古以来，没有嗜杀而得天下者。要是只想在东北地区称王称霸就算了，要想拿下中华大地，就非安百姓不可！（《清史稿》卷二三二，范文程传）
当时，几乎所有大清王公大臣还都一片懵懂，没有人能够意识到范文程这些忠告的重要与及时。然而，史家评论说：“多尔衮深纳之。”就是说，他听进去，照着办，征江南之前也基本上做到了。于是，大明帝国就变成了大清朝。明清史学者孟森先生认为，范文程的这个建言，“于清之开国，关系甚巨”，而多尔衮的“明达足以听纳正论”，则是他侥天之幸，成其大功的重要原因。（孟森《明清史讲义》）
多尔衮紧急发布军令，命国中“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二年四月庚辰）
四月七日，举行誓师大会，多尔衮以大将军名义率军出征，意图取吴三桂撤离后的宁远，然后攻打山海关。
四月九日，大军开出沈阳。满、蒙、汉八旗共计十八万人。
多尔衮倾全国之众，真的是只有区区十八万兵马！
有学者统计，大清朝入主中原四年后，即顺治五年，满、蒙、汉八旗男丁总数为346931人。其中，汉军八旗男丁为262816人，蒙古八旗男丁为28785人，满洲八旗男丁为55330人。（安双城《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历史档案》1983年第二期。转引自高凯军《通古斯族系兴起的“递进重构”模式》）汉军八旗人数将近满洲八旗的五倍，是满蒙八旗合在一起的四倍。另有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估计，早在万历年间，大明朝的人口总数可能就已经超过了一亿人。历史幽深处之不可不察，真是令人惊心动魄。
四月十五日卯时，即早晨五点到七点之间，本来和朝鲜世子约好一起行猎的多尔衮，见到了吴三桂派来借兵的代表，并且第一次知道了北京城里所发生的一切。为了更准确地知道吴三桂借兵的含义，我们需要知道另外一个情节：在此之后，江浙一带抗清的人们也曾经出去借兵，他们真正是去借外国兵——日本兵。不同的是，多尔衮答应出兵，也真出了，虽然是另一种出法；而日本先是答应后来没有出而已。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借兵，和春秋战国时代申包胥七天七夜哭秦庭，借秦兵复楚国大体上应该是一样的，和大唐时代借西北部族之兵平息内乱也基本类似。
吴三桂很煽情，在写给多尔衮的信中“泣血求助”，曰：“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贼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所至，皆为所有，此又大利也。这种摧枯拉朽的机会，实在是千载难逢。”吴三桂请求并承诺说：“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合兵以灭流寇，则我朝不仅用财物报答，还将割让土地以为酬谢。”
吴三桂错了。他以为女真人还和以前一样，用割地赔款就可以满足。他不知道，在范文程的建议下，多尔衮想的根本就是登堂入室，拿下全中国，做天下的主人。
多尔衮当即下令召开紧急会议，全面接受了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进军所向，全部改用了为中原人民复君父之仇的名义。同时，以处死相威胁，严申不许扰民，并下令将行军速度提高一倍，兼程赶往山海关。
多尔衮回复吴三桂的信，写得特别技巧老到，对于借兵这同一件事情，有着意味深长的另一种表述：“……至于今日，唯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因此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期必灭贼，出民水火，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安慰吴三桂，“过去，虽然你与我为敌，今天却不需要有任何疑虑。为什么？就像昔日管仲射齐桓公，齐桓公反而以管仲为仲父，终于成就了霸业。今天，你能给我写信，我深为欣慰。你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进位藩王，一得以报国仇，二可以保身家，世世子孙长享富贵，永如山河……”
这里，既没有把门关死，说的又和吴三桂是两码事儿。此后，双方信使往来凡八次之多，吴三桂坚持借兵，多尔衮坚持自己的表述。随着李自成大军的逼近，吴三桂在火里，多尔衮则在清凉的水边注视着吴三桂，观察着火候。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领号称二十万大军开始攻打山海关。有记载说，城池的一角曾经险些被攻破。吴三桂终于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当夜，多尔衮则适时地来到了山海关外五里处的欢喜岭。
此时，在多尔衮面前，吴三桂已经大体上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格。在举重若轻、若有若无之间，多尔衮想必已经不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就完成了主客易位——吴三桂由主变为从，而多尔衮则由客变成了主。事者，势也。吴三桂应该知道了身不由己、求人真难的滋味。
第二天，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率关宁铁骑与李自成大军激战于一片石，多尔衮与八旗铁骑隐藏在侧，观察着战场形势。史书记载说，激战中，被优势兵力攻击下的关宁铁骑渐渐不支。突然，从海上刮起一阵大风，卷起漫天沙尘，咫尺不见人影。多尔衮指挥数万八旗将士齐声鼓噪，“声传十里”。据说，如此三次鼓噪之后，大风霾渐渐转弱。八旗铁骑遂在多尔衮之号令下，疾驰而出，向农民军猛烈冲击。一旁观战的朝鲜世子在给朝鲜国王的一份秘密报告中写道：“仅仅一顿饭的工夫，战场上便积尸相枕，弥漫大野。”农民军全线崩溃。吴三桂和阿济格二人率军一直追击到了永平。吴三桂派人提议以交出明朝太子为停战条件，李自成接受了这个条件，将太子送到吴三桂军营，吴三桂方才收兵。
这一仗打下来，对于吴三桂来说，一切就不太容易改变了。前方，是已经不共戴天的李自成；后面，是虎视眈眈的多尔衮；身边并肩作战的，则是只要一说起杀人放火抢东西就两眼放光、一脸色迷迷的阿济格。而这阿济格偏偏又是一员异常凶猛的战将。有一种说法认为，此次大战甫一结束，多尔衮立即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册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这种说法可能不是事实。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吴三桂封王是在多尔衮进入北京之后。事实上，这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除了按照多尔衮的旨意办事之外，吴三桂已经基本没有了辗转腾挪的余地。
后面所做的一切，多尔衮都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在进军北京的路上，他让吴三桂率关宁铁骑在前面开路，让阿济格以为中原人民复仇义兵的名义陪伴在旁，让范文程以自己的名字和汉官头衔发布秋毫无犯的安民告示。同时，再次重申动百姓一棵草、一粒米者即为违犯军法，当处死，相关长官一体问罪。因此，有记载说，尽管清军食品短缺，“人马饥馁”，但从未发生骚扰百姓的事件，甚至有路过州县的长官拿着慰问品前来献殷勤时，多尔衮仍然下令“不受所献”。（《沈馆录》卷七，《辽海丛书》第四册）
一路上，吴三桂以大明“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总兵官平西伯”的名义发布文告，准备拥立太子，复辟明朝。（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附记野史）于是，在进军北京的六百里大路上，他们真个是如探囊取物一般轻松且神速——二十五日军次抚宁，二十六日到达昌黎，二十七日屯驻滦州以南，二十八日过开平卫城以西十里，二十九日到玉田，三十日至蓟州，五月一日来到通州西二十里，北京城已是近在眼前。遥想当年的艰辛，此时的多尔衮可能在睡梦里都会乐得直冒鼻涕泡。
李自成四月三十日在紫禁城匆匆即皇帝位，然后便向陕西撤退。临走时，按照他那狗头军师牛金星的主意，为了仿效西楚霸王的千古豪气，在凝聚了几百年民脂民膏的紫禁城中放了一把大火。这把大火烧了三天，除一座武英殿尚完好之外，其余大体残破不堪。
而吴三桂，则接到多尔衮的命令，让他绕过北京城继续向西追赶李自成，不许他护送太子进入北京。就此，吴三桂借兵复国的如意算盘算是彻底落空了。
当时，北京城内外盛传吴三桂大将军已经夺回太子，将要拥戴太子回京登基。一批原明朝官吏准备了全套的法驾卤簿，出朝阳门五里前去迎接。结果，烟尘起处，大军浩浩荡荡蜂拥而至。只是，他们拥来的不是皇太子，而是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大清铁骑终于在大明皇家仪仗的“迎接”下，进入了北京城。随着多尔衮踏进朝阳门，中国封建历史进入了最后一代王朝——大清朝。
这一天，是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三日。这一年，多尔衮三十二岁。他比吴三桂年长约两岁。
两天后，五月五日，多尔衮发布了第一份政治宣言，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你们明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返辙。”显然，这是一篇话里有话，伸缩余地很大的声明，似乎并没有入主全国的意思。此后，他发表的一些文告和谈话也保持着这种姿态，一再声称“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甚至放出了可以考虑和南京弘光政权“南北分治”的空气。（谈迁《枣林杂俎》，仁集，《北使事宜》条）这种谈话，一方面可以理解成是对全国、特别是对南方广大地区心中无数，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稳扎稳打的政治策略。
在此同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入主中原而盘稳根基。他极为准确地抓住了那些最为敏感、最牵动人心的事项。
有一件小事，颇能表现他的作风：进京后，曾经调派三千名蒙古八旗将士协助守城。这些以军纪坏著称的大兵来到京城时，多尔衮命令他们把武器弓矢等全部包裹起来，运上城墙，以免惊吓百姓。据说，多尔衮住进武英殿之后，见到明朝人士时，曾经彬彬有礼地表示：“我们来作践佛地，实在是罪过。”（张怡《謏闻续笔》卷一）这种做派和朝鲜王室评价多尔衮温和有礼颇为吻合。记载这段故事的观察家是一位明朝官员，当时正在北京，他对大清并无好感，这样的记载或许是可信的。
多尔衮进北京时，有一个叫吴惟华的明朝侯爵首先出面迎接多尔衮，因此功劳，上朝时被排列在武将首席。据说，战乱中他收养了一些明朝勋旧子女。为了拍多尔衮的马屁，这厮从中选了二十个有姿色的女孩子，要敬献给多尔衮。多尔衮愀然色变，问那位侯爷：“明朝勋旧，不就和你我一样吗？把你我的子女送给别人做婢女侍妾，你会怎么想？”然后一个不留，下令为这些女孩子找良家子弟嫁之。（张怡《謏闻续笔》卷一）
崇祯皇帝死后，与周皇后的尸体一起被放在东华门外的施茶庵，允许明朝臣民前去祭奠，但很少有人这样做，后来被草草收葬。多尔衮进京后下令以礼葬之，并为其服丧三日。这种做法，对明朝遗民是个不小的安慰。大约就是在此前后，多尔衮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册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并认为洪承畴是个“特别清廉的好官”，予以重用。（《多尔衮摄政日记》闰六月十二日）同时，命令原明朝官员，一律以原有官职恢复工作，和满洲官员一道开始办公，从而，使中央政府部门的国家机器迅速运转起来。
有一个名叫宋权的官员，颇能代表当时这些明朝遗留官员们的心思。崇祯皇帝死前，这位宋权当过三天顺天巡抚。也就是说，他只当了三天河北省长，李自成就进了北京。随后，他投降李自成，并被任命为顺天节度使。李自成败走西北时，此人立即将京畿地区的留守农民军一网打尽，然后迎接多尔衮进城。据说，这位几个月间做过三姓家奴的人物曾经说得非常坦率：“我是明朝的大臣，大明亡了我无所归属，谁能为大明报仇，谁就是我的主子。”（宋国荣：顺治《归德府志》卷七，人物）无疑，这种情形肯定是多尔衮所欢迎的。
事实上，多尔衮在用人问题上表现得相当高明，使得帝国新官场呈现出了一派奇异的景象。他曾经说过：“凡我欣赏的人，花万金请他出山我都不心疼。”当时，在多尔衮的麾下，聚集了大明朝遗留下来的庞大官僚队伍。这些人，在崇祯皇帝甚至更早的时代曾经分属各个不同派系，互相之间掐得仿佛乌眼鸡一般，彼此恨不得一口就咬死对方，令崇祯皇帝牙根痒痒，恨不得也把他们一个个全数咬死。如今，在多尔衮这儿，他们争先恐后地表现着自己，仿佛个个从来都是忠诚且能干的好乌眼鸡，其变化之大，会让熟悉他们的人们错以为见到了一个不认识的新人。他们彼此似乎也很少再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党派之争了，在三十二岁的摄政王面前，大家全体就像一群成年乖宝宝。
在经济政策中，多尔衮采取的措施简洁有力。当时，有人建议他按照明末的标准继续征收赋税。范文程坚决反对，认为按照万历年间的水平征收，已经害怕摧残百姓了，哪里可以按照崇祯多次加派过的标准征收。多尔衮立即支持范文程，同意按照万历年间的标准征收赋税，将所有加派的苛捐杂税全部取消，百姓积欠的税款全部豁免。并下令，若有巧立各种附加税名目加收加派的，一律按照贪赃枉法处理。史书记载说，由是，“赋税负担一年减轻了数百万两白银，百姓的痛苦得以缓解”。（《清史稿》卷二三二，范文程传）
六月，多尔衮谕令官民周知，严禁行贿营私。命令中说：明朝之覆亡，皆由于贿赂公行，有钱财者不是个东西也能升官，不拿钱的虽然贤明也无用武之地。乱政坏国，罪莫大于此。因此，一经抓住，一定杀头示众。（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二，顺治元年六月丙子）当时的汉官认为：“摄政王新政比明朝好多了。蠲免钱粮，严禁贿赂，皆是服人心处。”（《多尔衮摄政日记》六月二十九日）
从史书记载看，在大清王公贝勒中，围绕是否迁都北京，曾经有过不小的争论。以阿济格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既然已经拿下了北京，就应该屠城，杀光北京人，杀他个痛快。然后，留下人驻守，大军回沈阳，或者退守山海关，这样可以万无一失。多尔衮搬出了皇太极，说太宗在世时曾经说过，拿下北京后就要迁都，然后再图统一天下。据说，兄弟两人为此吵得很凶。最终，多尔衮拍板决定迁都，并派人回沈阳去迎接小皇帝。
当时，北京城里流言四起，人们传说七八月间将要东迁，除了儿童，所有人都要杀光。为平息谣言，多尔衮下令加快将辽沈地区的人民迁往北京，并从沈阳提取白银一百余万两及各种物资运送至北京。京都局势趋于稳定。（《清史稿》卷一二八，多尔衮传）
就这样，多尔衮剑及履及，在几个月时间里，干净利索地把北京乃至北方地区换成了另外一副模样。真个是“大河以北，传檄而定矣”。由此，他很自然地开始谋取天下之大一统。
在向南方进军、定鼎中原的过程中，多尔衮及其指挥下的八旗军队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累累罪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江阴保卫战之后的屠城、湖南湘潭争夺战之后的屠城等等。
前三次屠城，发生在顺治二年，大体上是由豫亲王多铎等人主导。这是三座江南名城，尤其是扬州，历来是中国最为繁华的城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是中国人的人生乐趣或目标之一。那是一座很早就拥有了百万人口的美丽都市。有记载说，连续十天的屠城后，这座城市里剩下的人口大约不超过千人。
湘潭争夺战发生在大清朝定鼎中原四年多以后。当时，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军第二次拿下湘潭后，下令屠城，从正月二十一日开始，“屠至二十六日封刀，二十九日方止”。半个月后，一位名叫汪煇的读书人来到湘潭，看到的景象令他魂飞魄散——“但见尸首纵横满地”，“全城所余人口不满百人，受伤未死者数十人”。（《希青亭集》，汪煇《湘上痴脱离实录》）
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九月，皇太极死后一年，顺治小皇帝来到北京。
十月一日，举行第二次登基大典。前一次在沈阳，面对的是关东地区大清臣民；如今是在北京，面对的是全国人民。
晚明前清之际的改朝换代就这样大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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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包胥为楚国大夫，为救楚国赴秦国求救，在秦国庭墙哭七日，终感动秦哀公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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