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名叫福临，在皇太极的十一个儿子中排行第九，生于大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正月三十日。

据说，他的母亲庄妃即后来的孝庄皇太后怀上他的时候，有红光绕身，衣袖间如有龙盘旋状，女侍皆惊，近视之，不见。分娩前的一天早晨，这位庄妃一觉醒来告诉皇太极，说是自己昨晚梦见一个神仙，抱着一个男孩儿交给自己，说：“这是统一天下之主也。”皇太极很高兴，说：“这么奇异，这是子孙大庆之兆哇。”第二天孩子生下来，头顶上有一绺头发支起来，红光照耀宫闱，经久不散，而且香气弥漫数日。

我国古代典籍中，此类围绕帝王将相奇人异士的故事多至数不胜数。我们只有两个选择：相信这是真的，相信该人是肩负上天使命来到人间的；或者就像无数次验证的那样，知道这玩意儿是在装神弄鬼，骗权骗利骗钱骗色必居其一。然后，如古人就曾说过的：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清代的帝王中，努尔哈赤、皇太极和诸多皇帝出生时，都没有这种奇异的记载，唯独在顺治皇帝福临和康熙皇帝玄烨身上有此一说，而且这两个传说全部与孝庄皇太后有关，由此可知，这是一位心机极深的女士。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曾经对这个孩子格外高看一眼并给予过特殊关照，尽管给他起的名字叫福临，其满文是“天生福人”的意思。

大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即大清皇帝位，当时，他还不满六岁。按照推举制原则，本来他是没有可能继承皇位的。在他十四叔多尔衮和大哥豪格的紧张对峙中，为了避免两败俱伤的结局，多尔衮将他推举出来，令各方力量得到平衡，遂使他凭空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在这个过程中，上述天生福人的传说是否发生过效力，尚未可知。从这个故事被一本正经地记载进清代官方史籍《清实录》中判断，想必是有作用且功效不小。不过，从人性的角度和福临的一生情形看，这与其说是他的幸运，毋宁说是他不幸的开始更为恰当。

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九月十八日，多尔衮派人将福临从沈阳接到北京，是日午后从正阳门进入紫禁城。十月一日，福临以定鼎燕京，来到南郊告祭天地，举行了盛大的登基典礼，从此成为君临整个中国的大清帝国皇帝。该大典除拜祭堂子——爱新觉罗家族神庙——是满族人特有的节目外，其余一切礼仪均按照大明朝皇帝登基之仪式进行。

从这时开始，到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死，福临从未满八岁到未满十四岁，大清帝国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中。福临的皇位来自多尔衮的推举，福临的天下也是多尔衮为他打下的。从沈阳到北京，他所看到的一切，应该足以令一个孩子眼花缭乱，显而易见，他没有多少置喙的余地。在此期间，大清朝的一切德举善政应该归功于多尔衮，这个王朝初期的暴行恶政也是在多尔衮的指挥下所施为。

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月底，多尔衮发布文告，准备兵分两路：一路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率吴三桂、尚可喜等部，进攻西北地区的李自成；一路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大军下江南征伐南明。

这是大清入关之初，在军事上，我们所能看到的多尔衮最严重的一次战略性失误。

或是因为一切过于顺利的缘故，多尔衮有些忘乎所以，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于是，贸然决定：将战斗力虽强，人数却很有限的主力部队，投放到相隔数千里的两大战场上，同时发动规模巨大的两个战役。

这是一个会形成大危害的战略错误，在战争进程中，一旦受挫，势必呼应不灵。且大军一出，华北地区所余兵力将很薄弱，不可预见之祸不是不可能发生。偏偏这种战略考虑上的不周全，却由于他两大对手的失误而得到了及时的弥补与纠正。

李自成退居西北、杀掉李岩之后，方寸大乱。关中地区百二秦关，是所谓四塞之地，自古山川形胜，易守难攻。李自成若是收缩形势，在此苦心经营的话，将会给多尔衮带来很大的困扰。偏偏他在政治上一误再误、军事上一败再败之后，再一次未经周密准备，便在河南怀庆即今日河南省沁阳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战。这一次，除了一时间相当有力地打击了该地区的清军之外，却也一巴掌拍醒了多尔衮。假如多铎按照原计划南下，李自成完全有可能于怀庆得手之后，兵锋直指兵力空虚的河北京畿地区。那时，多尔衮可能就要陷入手忙脚乱的尴尬中了。

此时的南明政权真是让人不说也罢。他们对于北方地区，诸如当时多尔衮根本顾不过来的山东、河北一带，似乎全无感觉。除了忙于给弘光皇帝搞女孩子之外，就是忙着窝里斗，忙着给魏忠贤阉党翻案，忙着把权力捞到自己手里，忙着把异己排挤出去。就连唯一的中流砥柱、后来大名鼎鼎的史可法都在一心一意地希望联合清军，消灭李自成。

就是在这种时刻，多尔衮被李自成拍醒了，火速命令多铎改变行军路线，暂停南下，立即掉过头来，对付怀庆的李自成部队。经过一场大规模会战，清军大获全胜。取胜后的多铎，渡过黄河，进攻潼关。在潼关大战中，李自成再次失利，此时，阿济格于陕北一路节节进逼，李自成的老家米脂也告易手，由此，形成了阿济格、多铎两路夹击李自成主力的态势。李自成陷入进退维谷、两面受敌的困难境地。此后，他退到哪里，清军便追到哪里，基本丧失了发动大规模战役反击的能力。

当此时，南明政权中仅有的几位明白人建议，立即出兵空虚的山东、河北，“攻其不备，必建奇功”。（李清《甲申日记》，丝集）结果，被束之高阁。而史可法的建议更加离谱，他希望“悉简精锐，直指秦关”。（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七，史可法请恢复）也就是说，要主动出兵，帮助清军先灭了李自成再说。这个建议多亏也被束之高阁了，否则，史可法在历史上会是什么形象，真的就很难说了。

就这样，清军击溃李自成之后，多铎随即挥师南下，在很短时间内就将如痴如梦的南明政权一举摧垮。在此期间，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江阴屠城等暴行。

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退到湖北通城县九宫山之后便不知去向。此后，关于他的下落众说纷纭，一说他死于该地牛脊岭一个农民的镢头之下，还有人认为他逃到一个寺庙里做了和尚，从而演义出了后来极有名的“奉天玉和尚”的故事。

顺治三年正月，已经牢牢控制住朝局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多尔衮，任命在小皇帝第二次登基时恢复肃亲王爵位的豪格为新的靖远大将军，前往四川对付张献忠。当年十一月，在四川南充地区的凤凰山金山铺，张献忠主力被豪格击败，张献忠本人也被一箭射死。

从此，这两支号称具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大军的农民军，大体星散。李自成、张献忠的一部分部下与明朝残余力量合流，试图共同抵抗咄咄逼人的清军。无奈，强弩之末，不能穿缟，他们再也没有能够形成足够的力量。而多尔衮则十分顺利地实现了各个击破的总体战略目标。中国，在他的手里大局已定。

在此期间，清朝迅速完善各种规章制度，除军事上以八旗制度为根本外，其余几乎全部沿袭了明朝的制度设计。多尔衮率大军入关时，一再宣称自己的天下是得自李自成，而不是夺明朝之天下。与此异曲同工的是，顺治三年，以顺治皇帝的名义作序，将朱元璋的《洪武宝训》颁行天下，直截了当地自认明朝继承人，将与天下共同遵守大明祖训。这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时从未有过的景象，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收拾人心的功效。

这种情形也直接影响到了小皇帝福临的日常生活。譬如，按照大明祖制，皇家子女出生后，不能由亲生母亲抚养，要交由宫中女官、乳母、宫女、太监和师傅们养育辅导。到北京后，孝庄皇太后住进了慈宁宫，七岁的福临大约是住在位育宫，他只能和母亲分开来自己单独住。

多年以后，早已把死后的多尔衮修理得体无完肤的顺治皇帝，仍然充满怨恨地谈道：多尔衮摄政时，自己和皇太后要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宫室里，经常要几个月才能见上一面，以至于皇太后时时牵挂，特别难受。

顺治皇帝将此归罪于多尔衮，肯定有他的道理。从多尔衮的角度看，将他们母子隔开，固然有皇家制度的因素在，不过，他和孝庄之间的私情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知道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之间的情愫，究竟是怎样的情形。福临长大后，性情偏执强烈，形成严重的分裂型人格，和自己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关系也恶化到几乎无法弥补的程度。从一般心理学规律判断，这种情形，必定和他童年与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而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的关系，可能使他受到过极大的刺激。这应该是他切齿痛恨多尔衮的最重要原因。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福临可能日益感受到了多尔衮庞大权势的威压。

福临在北京第二次登基后，便颁布诏书，认为多尔衮的功德与辅佐成王的周公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命令为他立碑以纪念这些功德。福临还封另一位摄政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从此，济尔哈朗在名位和实权上处于多尔衮之下。

第二年初，陕西道监察御史赵开心上疏，认为“称号必须正名”。叔父摄政王是皇帝的叔父，只有皇帝可以这样称呼，若大家都这样叫，就没有了上下尊卑之别。因此，应该在“叔父摄政王”前面加一个“皇”字，以便让天下臣民知道，此“叔父”非彼“叔父”也。于是，帝国政府机器又紧急开动，规定：从今而后，一切形诸文字时，都必须称“皇叔父摄政王”，在一切仪注礼节上，皇叔父摄政王都只比皇帝略少一点点，而远高于其他王公大臣。

顺治三年五月，多尔衮将所有信符收到王府管理。这是调遣全国军队的唯一凭证，本来是唯有皇帝才有权力独握的军国至重之器。多尔衮的理由是，这玩意儿收藏在大内，一有调遣太不方便。于是，将其拿到了自己手里。

多尔衮死后，这件事被当成他心怀不轨的证据之一。其实，此事恰恰表明多尔衮真的没有谋夺皇位的心思。想想看，从拿到调动全国军队的兵符军权，到多尔衮死去，其间间隔了四年半时间。在这么长时间里，多尔衮要想夺位，恐怕是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的。有人认为，是因为代善健在，他的号召力及其两红旗导致了多尔衮不敢轻举妄动。其实，这个理由同样很难成立。原因是，代善是在顺治五年十月死的。这一年，豪格已经死去，济尔哈朗的辅政王之位也在前一年被多铎取而代之。即便在这种政治、军事势力完全一边倒的情势下，在两年多时间里，仍然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能够证明多尔衮曾有过谋取皇位的行动。

多尔衮死后，深受他信任和重用的苏克萨哈出面控告他心怀不轨，其实是一种为人所不齿的投机行为，迎合了福临对多尔衮的痛恨，从而开始了对多尔衮的清算。

对此，倒是福临的曾孙子乾隆皇帝看得更清楚。作为皇帝，他很明白：多尔衮要是想取皇位，早就在握有军权时做这件事了，哪里要等到死后去阴间来做？于是，我们就有机会看到一个特别熟悉的字眼：乾隆皇帝为多尔衮全面平反昭雪，并在他那个睿亲王中间，还加上了一个“忠”字。实事求是地说，多尔衮还真是当得起这个字眼。九泉之下有知，多尔衮多半会把这个重侄孙子引以为知己。

顺治四年底，接替济尔哈朗为辅政王的多铎，率领王公大臣们上奏皇帝和皇叔父摄政王：考虑到皇叔父摄政王劳苦功高、日理万机且患有风疾，为了不使他过于劳累而影响国家大政，像跪拜这类小事应该免去。从此，在皇帝面前，多尔衮“跪拜永行停止”。不久，据说为了避免皇叔父摄政王每天上朝过于劳累，文武百官陆续开始到摄政王府面请裁决政务。就此，多尔衮的府邸成了国家权力的中枢。

从史书记载上看，上述情况可能确为事实。在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多尔衮鞍马劳顿，应是伤痛不少。诸多史籍中谈到多尔衮身患“暗疾”，很难考证究竟是什么病。从此处所说的风疾和后来多尔衮的猝死看，有可能和心脑血管或高血压一类疾病有关。

从多尔衮的角度看，他有理由得到这样的礼遇，若从帝制传统看，对臣下的这种体贴只能出自皇帝，否则，就是标准的大不敬，是目无君上，是无人臣礼，是专横跋扈、专权擅政。这每一款罪名，都足够凌迟处死。

从实际情况判断，在百战归来的多尔衮心里，也确实没把这小皇帝太放在眼里，他对这位小皇帝很严厉，丝毫也不假以辞色。当多尔衮铁马金戈在血肉横飞的变幻风云中缔造大清帝国时，那乳臭未干的小毛头可能正拖着鼻涕赖在妈妈怀里撒娇呢。假如不是为了帝国利益，不是为了那位孝庄皇太后，多尔衮不干净利索地拿下皇位，已经算是太对得起他了。

而在内心深处，多尔衮极深的隐痛和愤懑并没有随着功成名就、位隆权重而消退。因此，他才会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这表明，他心中的天人交战从未止息。他对皇太极的恩怨纠葛，对豪格的切齿痛恨，对孝庄皇太后的情意，对帝国肩负的责任，两次与皇位失之交臂的遗憾，定鼎中原对大清帝国毋庸置疑的丰功伟绩，一切一切无不交相煎迫，至少在他心中可能是充满了焦虑和愤恨不平。

从史料中推测，多尔衮对这小皇帝只是冷漠而已，找不到他挟巨大权势威迫小皇帝的事例。相反，多尔衮还在许多场合坚定维护着小皇帝的尊严。有一次，济尔哈朗等人商议，要将对摄政王的礼仪提高到诸王之上。多尔衮说：“在皇上面前不敢违礼，其他可以像你们商量的那样办。”第二天上朝时，诸王公大臣在大殿门口跪着迎接多尔衮，多尔衮马上命令调头回去，并责问他们何故如此？史料中，不止一处记载着多尔衮“待皇帝长大后，就要归政给皇帝”的谈话。据说，多尔衮说过一段话，一百多年后，乾隆皇帝在实录中读到这段话时，曾经感动得潸然泪下。

当时，多尔衮召集王公大臣开会，对他们说：“现在大家只知道取媚于我，很少尊敬皇上。我岂能容忍这样？当年，皇太极死时，大家跪着请我继大位，我誓死不从，遂推举了现在的皇上。那个时候，我尚且不肯做这样的事情，今天难道能够容忍你们不敬皇上而来给我拍马屁吗？从今以后，凡是忠于皇上的，我就会爱他用他，否则，虽然给我献媚，我也绝不宽恕。”（《清史稿》卷二一八，多尔衮传）这种情形，显然和多尔衮在推举福临时的顾全大局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那一口恶气梗在心头，使他的一些举措暴戾失当，从而大大增加了皇帝对他的恐惧和憎恶，也大失人心，为他死后的悲惨遭遇埋下了伏笔。这些举措中，最重要的就是修理济尔哈朗和除去豪格。

顺治四年二月，多尔衮以济尔哈朗修建的王府超出标准为由，下令罚款两千两白银，并罢免了他辅政王的名位。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理由，其中还有两个真实的隐情：济尔哈朗曾经对一个高级官员巩阿岱谈道：“皇子福临继位是件好事，没什么可说的。唯一令人忧虑的是有人想篡位。”显然，这里针对的是多尔衮。这个巩阿岱当时如何表示不得而知。事后，他向多尔衮告了密，导致多尔衮罗织罪名，贬黜了济尔哈朗。还有一个原因是：多尔衮与同胞弟弟多铎的感情最好，打掉济尔哈朗是为了给多铎当辅政王腾出位子。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

第二年，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平定四川立下大功。返回京城后，不到一个月，多尔衮找来两个很可笑的罪名：其一，说他包庇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贪冒军功；其二，说他提拔重用了一个罪人的弟弟。然后，不由分说地将豪格幽禁起来。三月，幽禁中的豪格没有任何征兆地死去，时年仅仅四十岁。

同时，多尔衮兴起大狱：一批八旗高级将领控告济尔哈朗，说当初一些人谋立豪格为帝，济尔哈朗知情不举。就此，将努尔哈赤时代开国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等人的子侄牵连进来，许多人被抄家并关进了监狱。济尔哈朗则据说是从宽处理，被降为郡王。

这种情形充满了乖戾不祥的气息，表明多尔衮在权势的膨胀中，已经不再是那个富有远见、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当他不惜采用残忍下流的手段对付异己时，就和中国历史上那些阴狠低级的政客没有什么两样了。这是他的身后遭遇和失去历史尊敬的重要原因。

时年十一岁的小皇帝福临和那位比他大了近三十岁的豪格大哥感情甚好。豪格立大功回京，小皇帝十分兴奋，专门在太和殿设宴慰劳豪格。谁知，为大哥庆功的热乎劲儿还没有过去，就传来豪格的死讯。据说，听到这个噩耗后，福临的反应极度狂乱，几近疯狂，将身边的宫女太监们鞭打得鸡飞狗跳，一片狼藉。

大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一月初八日，时为冬至，大清入关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顺治皇帝在南郊祭祀时，颁诏大赦天下。诏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以前，在“叔父摄政王”前面加一个“皇”字，表示这位叔父是皇帝的叔父。如今，在“摄政王”前面加上“皇父”二字，在字面上理解，自然是表明这位摄政王是皇帝的父亲。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从来没有过。从而，引发出了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的疑案，成为大清朝前期的又一个历史谜团。

然而，不管真实情形如何，这顶大帽子戴在多尔衮的头上后，至少可以令皇家那忐忑不安的心，变得稍许安宁一些。因为自古以来，有儿子篡夺父亲皇位的，也有叔叔抢夺侄子皇位的，却从未有过父亲抢夺儿子皇位这一说。从当时的情形看，这个主意不管是什么人出的，但最终定夺的人，显然应该是孝庄皇太后。换言之，皇太后是否经过大婚而下嫁多尔衮就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皇父摄政王”这样一个称呼，只能让人做两种理解：其一，肯定了多尔衮与皇太后事实上的婚姻——夫妻关系，从而确定了多尔衮“皇父”的地位；其二，若多尔衮与皇太后之间没有事实上的婚姻——夫妻关系，就只能说，多尔衮被这位皇太后玩弄于股掌之间了。从当时的情势看，后一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在未来的岁月里，实事求是地说，英雄一世的多尔衮，的确有被这位皇太后玩弄的迹象，但应该不是在这件事情上。

后来，有学者极力要用中国文化传统来解释，认为这里的“皇父”，和古代的诸如“尚父”、“仲父”、“亚父”等等是一个意思，只是一个尊崇的称呼。譬如，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就持这种看法，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则无法接受这样的解释。就文化发展来说，有一个十分普遍的规律：政治制度的转换演变相对较快，而文化习俗的转换演变则要缓慢得多。对于入关不到五年、远远没有废止嫂婚制习俗的满洲人来说，上述的解释似乎太过煞费苦心了一点。结果，把明明白白摆在那儿的一件事儿，弄得复杂无比。

孟森先生对多尔衮的评价倒是不低。他认为：“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398页）

大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是多尔衮生命的最后一年。有记载显示，在这最后一段岁月里，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大体上是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据说，此人酷嗜烟草，每日烟袋不离口。今天的人们可别小看了这个嗜好。烟草是在大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的，时间并不长。当时，人们认为烟草可以“辟瘴气”，“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至以一马易一斤”。（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烟草）就是说，在当时的东北地区，一斤烟草的价格和一匹马相等，和野生的人参差不多了。不是富贵人家肯定是吸不起这玩意儿的，那是一种很高档很奢侈的嗜好。

多尔衮酷爱狩猎，饲养了三千多只各种名犬，还有不知数目的良马与猎鹰。当时，一位外国传教士目睹过多尔衮出猎时壮观的景象。在他的笔下，多尔衮一次出动的大型猎鹰就有一千多只。

除了纳娶自己的小姨子兼侄媳妇为夫人之外，多尔衮还在这一年命令朝鲜国王为自己选朝鲜美女侍候。